其他
少年丨王祥龙：温暖我一生的点灯人
作者简历
作者刚参加工作时
王祥龙，1963年出生，安徽铜陵人，1982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大学老师、市级党报编辑，主任编辑职称。曾出版人物传记一部，发表散文、随笔、杂文、专业论文等共百余篇。
原题
温暖我一生的点灯人
“小么小儿郎，背着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不怕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
这首名为《小二郎》的儿歌我自小就耳熟能详，歌词朗朗上口，曲调欢快流畅。上世纪70年代初，过了7周岁，我开始背着书包上学堂了。刚入小学时，母亲给我缝制了一个崭新的布袋书包。课本一拿回家，我就让母亲和姐姐帮忙，用厚厚的牛皮纸给每本书都包上封面外套。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乡下很多人虽然没有读过书，但对于课本对于知识，还是十分向往和虔诚的。我那时虽然不太明白读书意味着什么，但知道从此我面临的将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也有了更多年龄相仿、朝夕相处的小伙伴。
根据我后来上大学和参加工作的履历，我倒推了一下时间，把我从入学启蒙到高中毕业的时间线做了仔细梳理。
上世纪70年代，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整个中小学时间是十年。我从1970年春季入学，到1982年秋天去大学报到，期间总共是12年半时间。这多出来的两年半，有两年是我在小学一年级和高中二年级，分别多上了一年。小学一年级，因教室和教师不足，升学名额有限，于是1971年春我和很多同学一起，被学校留下来继续读一年级。1981年我高中毕业首次参加高考，达到中专录取分数线，但因某种偶然因素没有被录取，不得不复读了一年。还有半年大约是1977年我读初二时，春季入学改为秋季入学，延长了半学期。
我小学和初中都是在安徽省铜陵县老洲公社（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学校读的。学校是在村部附近的一个小院落，进入校园，周围一圈都是教室或者老师的办公室。学校距离我家所在的第十生产队不是很远，大约三公里左右，小孩子跑路快，从家中到学校不需要一小时。
我至今依然记得，当年小学一年级语文课本前三篇分别是配了插图的“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算术科目，随后又增加了描红、体育（当时叫军体）等课程。描红和大字写的好，老师会用红毛笔在字上画个圈。算术题做的好，不出错，老师会用红钢笔打五角星。这些都是老师对学生作业的肯定，回家拿给母亲看，往往会得到母亲的鼓励和表扬。
我那时特别在乎老师给的这些红圈圈和红五角星，为此，我很用心很努力。想一想，这就如同后来幼儿园的老师给表现好的孩子奖励大红花，对于年幼、童蒙未开的孩子，的确具有很大的诱惑和激励作用。每次作业本一发下来，我就和小伙伴们争先恐后地翻看比较谁的红圈圈和红五角星多。我记得，和与我同一个自然村的小伙伴相比，我算术本上的红五角星数量总是遥遥领先。
那个教算术的女老师是个下乡知青，姓翟，身材略胖。有一次她很偶然地从我家门前过，母亲请她进家来休息喝水。她当着母亲和其他村民的面，大大表扬了我，说我算术题做得又快又准确。我生性胆小、腼腆，怕见生人。看见老师来了，早就一溜烟跑得不见影子。但老师在母亲和其他村民们面前说的这些话，传到我耳中，我依然感到十分愉快和得意，它满足了我的小小虚荣心，让我这个从小就敏感内向、略显孤独的人，有了那么一点点的成就感。原来，会读书、学习好也能获得比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和肯定。毫无疑问，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播下了激励上进的种子。
光辉学校办学几十年，在那所学校进进出出任教的老师有很多，从那里毕业后务农、当兵，或者通过升学考试走进各行各业的学生更是数不胜数。如今，经过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光辉学校的教学点早已撤消，但它在我们这些学子的心里，依然占有非常神圣的一角。
2014年12月，我旧地重访，去老洲乡太阳岛和光辉村游览观光时，曾专门去探访这个40多年前我受教启蒙的学校，并在学校旧址门前照了一张像，以示留念。在那里，我有过很多一起学习一起玩耍的伙伴，度过了从小学到初中共9年快乐的学习时光。进学校时，我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儿童，离开学校时，我已经是十六七岁的花季少年。当时，作为一个长大未成年的青少年，我对未来和远方，似乎有了某种朦胧的憧憬。当然，同时伴随着我的，还有几分忧郁、留恋和彷徨。
我小学和初中都是在铜陵县老洲公社（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学校读的，在这里，我和许许多多小伙伴一起，度过了9年多快乐的学习时光，接受过很多老师的亲切关怀和无私教诲。
回想起来，在老洲光辉学校，从小学到初中，任课的老师大体分三类，一类是从县城中学下放到乡村学校的老教师，他们一般都是正规师范学校科班出身，由于某种原因被派到基层乡镇学校担当重任。第二类是回乡知青，本土初高中毕业的优秀学生，学校教师不足时，被选中当了民办代课教师。第三类，就是从下放知青中选拔的优秀青年，和第二类一样，进入学校弥补农村学校师资的缺口。
在我的记忆里，忘不了的老教师首先是陶惠恩、曹昌福两位老师，他们分别是我们初中高年级的语文和数学老师。这两个老师功底扎实，教学认真，据说当年都是从池州师范学校毕业的。我们读初二、初三的那两年，正赶上恢复高考，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陶惠恩、曹昌福两位老师及时建议学校开展晚自习活动，要求我们晚上到学校，他们给我们义务补课。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还根据学生的整体状况，物色了一批基础好的优秀学生。他们一起对这些学生一一进行家访，与家长沟通交流，说明中考、高考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意味着跳出农门、改变命运，希望家长和老师好好配合，一起促进有发展前途的学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机会。我当时就有幸与其他少数学生一起，进入了这两个老师的视野，被重点关照和培养。遗憾的是，当年中考时我发挥不好，英语底子差，直接就弃考了。后来只上了铜陵县一中（现铜陵中学），与考上了中专直接去外地上学，或者考入省重点中学铜陵市一中的其他几个同学相比，我让老师和父母都感到失望和遗憾了。
多年后我大学毕业到某省属高校工作，大约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某一天，我突然听说陶老师病危。打听消息属实后，那个周末我专程回了一次老洲乡光辉村，去陶老师家看了他最后一眼。当时，他已经躺在床上奄奄一息，见到我他极力起身伸出手，声音嘶哑地连声说：“你是我的好学生，你是我的好学生啊！”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喉咙哽咽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此情此景，我不忍目睹，终身难忘。想当年，陶老师在课堂上是那么气定神闲、神采飞扬，他的形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在光辉学校读书期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左惠芳、潘光升、徐光临和姚根来老师等。姚老师教我们初中低年级的数学。其他几位则先后担任过我们小学到初中的语文老师。
左惠芳老师是我同桌的妈妈，或许她知道我们家的特殊境遇，平常对我特别关注和关心。我在左老师身上，感受到的不仅仅是老师对学生的关爱，还有亲人般的温暖，以致于很多年后我都不能忘记她。
徐光临老师与我是一个生产队的，他高中毕业后学业成绩优秀，被学校挑选担任语文老师。后来，他和姚根来等很多年轻老师一道，通过考试转为正式公办教师，直至在教学工作岗位光荣退休。
潘光升老师，后来则和我有了更加亲密的接触。他是铜陵县老洲公社新庄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中心村）人，父亲是公社的领导。大约是1974年，作为回乡知青，他在光辉学校带过我们半年时间的语文课。高考制度恢复后，1978年他考上了安庆师范学院中文系，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天之骄子。
大学毕业后，潘光升老师先后在铜陵县一中（现铜陵中学）、铜陵县委宣传部工作。后来调到市级党委机关报从事新闻采访等工作。我1986年大学毕业后，先是在某省属高校工作15年，2001年也调到同一家报社从事新闻编辑工作。这样的因缘际会，我和潘老师就从当年的师生关系，发展成了同事关系。
2019年3月的一天，我与铜陵市疾控中心的汪科长、铜陵市一中的沈老师相约，邀请4位当年的任课老师一起见面聚谈。我们几位都是当年一起从老洲公社光辉学校考出来的发小和同学。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入读老洲公社光辉学校时，都还是七八岁的孩子，一转眼都过去近半个世纪了。那天应邀参加聚会的是当年的语文老师左惠芳、潘光升、徐光临，数学老师姚根来。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光流逝，我们依然难忘当年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和悉心指导。感谢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感谢引领我们成长进步的老师们！
无论什么时候，走得多远，我们都不要忘记来时的路。
在安徽省铜陵市铜陵县老洲公社（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学校读书时，教过我们的知青老师更换频繁，几乎每个学期都会调整。所以，对于知青老师，我印象深刻的不多。其中唯一让我难以忘却、埋藏在记忆深处的，就是最先插队在我们生产队，随后被选调当老师，最后又被抽调到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女知青袁老师。
袁老师身材匀称，方形脸，眼睛很大，皮肤白皙，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她和好几个女知青一起来我们生产队插队。那时候我们十三四岁，已经成为半大小伙子，周末和假期也参加集体劳动了。
因为在一个生产队，平常偶尔能见到袁老师，从父母和其他大人的口中，也能听到与她有关的一些事。本村一个和我一样大、属兔的同班同学，上学后一直叫周小兔。长大了父母觉得再叫这个名字不好听，就委托袁老师取个名字。袁老师给他取名叫周成，于是就这样传开，成为他的正式学名。还听大人们说，袁老师是干部家庭出身，父亲是市里或者县里某机关的一名干部。
有一次参加集体劳动，我刚好穿了一件新的海魂衫。袁老师和几个女知青在一起，不知道是谁看了后低声议论说：“他穿那件海魂衫还挺好看啊，就是人显得太瘦削。”那时我正在抽条长身体，乡下条件不好，营养肯定跟不上，身体单薄瘦弱很正常。但我听了有点不好意思，脸颊一红紧张地躲开了。
不久，袁老师被安排到学校当老师，还正好就是教我们语文课兼班主任。因为她对我比较熟悉了，班里有些事偶尔也会吩咐我帮忙做一些。那时候我语文、数学成绩都还不错，作文尤其用功。平常走在上下学的路上或在做一些不是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的事时，我总是会在心里对刚写的作文反复琢磨，不断推敲哪个句子哪个用词不太好，应该怎么改才更加顺畅，得空后就立即修改。
这样的习惯形成后，就一直改不掉。每次作文我都会尽最大努力改到不能再改为止。这样做，最大好处就是文从字顺，条理清楚。老师们给我作文的评语中，“语句通顺”“语言流畅”等词语出现的频率也最高。你想，每次作文几乎每个段落每个句子都在我脑子里反反复复默诵了几十回，早就不断推敲调整、烂熟于心了，怎么会不通顺呢？袁老师不仅常常在课堂上讲评我的作文，也在我母亲和其他村民面前表扬过。一些同学记不住她说的原话，在向其他人转述时，说我的作文写得特别好，“滚瓜烂熟”，老师经常表扬。我听了既高兴又好笑。“通顺、流畅”，到了他们嘴里就变成“滚瓜烂熟”了。
因为这些因素，我对袁老师渐渐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切感。作为父母下放农村后出生的一个特殊家庭的孩子，我天生就十分自卑，缺少自信，对于来自他人的鼓励、肯定和赞赏，总会不自觉地产生一种特别的感激之情。
这期间，有一次我们因为逃课去看电影，被袁老师知道后狠狠批评了一回。
那天，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去县城看正在播放的电影《刘三姐》。当时，这部电影重新公映，轰动一时，刘三姐的对歌一时十分流行。我们抵挡不住诱惑，查看课表趁着一天下午没有什么主课，上午一放学就走，过轮渡看完电影立即返回，正常放学时间回到家。
原本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结果不知道是任课老师发现还是其他同学告发，被袁老师知道了。第二天我们几个被她叫到办公室问话。知道错了，我们只能低着头挨训，一言不发。袁老师反复问：“你们胆子不小啊，竟然不上课结伴去看电影，说说你们到底怎么想的？”同办公室的一个男老师听了，阴阳怪气插科打诨地说：“怎么想的？左想右想，最后还是想想刘三姐啊！”
袁老师和我们一起都忍不住笑了。
后来，袁老师被抽调到公社的文艺宣传队，要经常排练或者去县城参加汇报演出，给我们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不久又隐约地听说，她很快就要离开学校了。一个对我特别关注和关爱的老师要走了，从此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失落和伤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沉浸在这个情绪之中久了，有一天我竟然做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举动。我从日记本上撕下一页，在家提前写好一段文字，趁教师办公室里没人，偷偷从抽屉缝隙塞进了她的办公桌抽屉。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请不要误会，我不是给老师写什么情诗，虽然那时候群众赛诗会很流行，我也写过一些“站在桥头望北京”之类的顺口溜，但写诗的才能我是没有的。仔细回想，这个纸条也就相当于新春来临之际，或者是老师临别之时，学生送给老师的贺卡，是十分正常的事。只是当年没有这类专用贺卡，恰恰我天才地创新了这一做法而已。纸条上写的应该是，我对袁老师给予我的关注关心，表示真诚的感谢，对她不久即将离开学校表达了一种依依不舍之情。面对一个对自己特别关爱的老师，想到她很快就要离开学校，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心里隐隐约约产生某种失落甚至更加复杂一些的情感波澜，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我从小生长在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环境，又来自那样一个特殊的家庭，内心极其自卑、脆弱和敏感。来自外界的点滴关心和爱护，都会拨动我的心弦。仿佛漫漫长夜，一盏微弱的灯火，就会照亮我的心扉，温暖我的内心世界，让我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特别感激和依恋的情感。
记得是袁老师调离学校前的某个周末，她和几个女知青一起从县城里演出回来。那天我们正好在路边的一块地里劳动，远远看到她们姗姗而来，几个伙伴都在猜是哪些人。渐渐走近，我认出了袁老师正在其中，心跳立刻加速，既想多看她们几眼，又不敢让她们发现我在偷看她们。目送她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恍恍惚惚、怅然若失的感觉。
我曾经想过，如果她回城后在本市工作，或许我们会在街头偶然遇见。那样，我可以大大方方地上前，叫她一声老师，感谢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曾经给过我这个特别孤独、寂寞的少年，一种特别的关怀。在那些特别的日子里，她如同一个点灯人，用那盏微弱的灯火，照亮过我的心扉，温暖了我的一生。
袁老师回城后，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过。据热心人多方打听告知，袁老师在安徽省铜陵县一中（现义安区铜陵中学）读书时是学校女子篮球队队员，下乡插队后曾在安徽省铜陵县老洲公社（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学校任教，后来随父亲调动去了安徽省滁州市，在滁州市工作直至退休。
王祥龙专题
乡村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