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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丨王祥龙：右派父亲去世后，母亲走过坎坷多难的人生
作者简历
作者刚参加工作时
王祥龙，1963年出生，安徽铜陵人，1982年考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当过大学老师，做过市级党报编辑，主任编辑职称。曾出版人物传记一部，发表散文、随笔、杂文、专业论文等共百余篇。
柔弱善良的母亲，
走过坎坷多难的人生
（外两篇）
2022年1月8日凌晨，母亲走完了她坎坷多难的人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给她带来无数忧患、伤痛和苦难的世界，终年92岁。
母亲1930年11月出生在安徽省铜陵县大通镇（现铜陵市郊区大通镇），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姓罗，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姓佘。
外公家原本是一个殷实的人家，在镇上有加工、售卖糕点的店铺，家里常年雇有几个干活打杂的帮工。外公本家有个兄长，兄弟二人各自成家后没有分家，一大家子人口众多，日子过得井然有序，蒸蒸日上。
母亲的苦难人生从我外公去世后开始，并且连绵不断，接踵而至。在我母亲和她唯一的弟弟都还很小的时候，我的外公不幸因病早逝。按照乡风民俗，没有分家的弟弟家两个未成年子女，被大伯家领回去抚养，外婆则在罗家和自己的娘家佘家两边走动，希望儿女成人后好歹还有个依靠。可是偏偏祸不单行，上个世纪40年代，母亲仅有十多岁的弟弟在大通镇江边洗澡时，不幸失足淹死。外婆失去了唯一的儿子，也失去了守望和依靠的柱石，于是改嫁到铜陵县大通镇董店乡（现铜陵市义安区天门镇）大山深处的一个朱姓人家。
从那以后，母亲就孤身一人留在她的伯父家，和伯父家的子女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伯父家有3个子女，姐姐比母亲长6岁，妹妹比母亲小6岁，弟弟最小，当然也是一家人最为关心和疼爱的宝贝。他们4人虽然不是一母同胞，但毕竟从小就生活在一起，情同手足。大伯家的3个子女，也就分别成为了我们的大姨、小姨和舅舅。母亲在大伯家生活，力所能及地帮忙做一些家务活。
上世纪50年代初，母亲二十出头，到了该出嫁的时候了。伯父做主，陪嫁了一些嫁妆，把她嫁给了当时家在铜陵县城关镇的父亲。
据母亲说，他们的姻缘与当时父亲在大通供销社工作有关。那时，父亲担任大通供销社主任，常年乘坐轮船往返于铜陵县大通镇（现郊区大通镇）和城关镇（现义安区五松镇），偶尔还要去安庆和芜湖出差。一个偶然的机会，大伯看到了父亲手书的几封信，看到他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打听后得知他是县城一个王姓人家的独子，家庭是小土地出租出身，本人学生成分，初中文化。大伯觉得这个人有工作有文化，家庭情况也还不错，于是托人牵线搭桥，成全了他们的姻缘。
母亲嫁给父亲后，最初几年的日子应该还算称心。虽然父亲不太顾家，花钱大手大脚，但毕竟每个月有一些固定收入，我的奶奶、母亲和先后出生两个姐姐的生活费用，父亲总还是要按月给的。母亲说父亲给的钱虽不多，但她和奶奶节约着用，维持一家人的最低开销勉强可以度日。
父母的厄运，从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开始。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1959年，他带着全家下放到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1966年秋天的一个雨夜，父亲满含不舍与悲愤，丢下一家老小，撒手人寰，年仅40岁。母亲带着我们姐弟4个未成年的孩子，顿时陷入风雨飘摇、度日如年的艰难境地。母亲说，父亲生前曾嘱咐过她，他自己身体虚弱，恐怕活不了多久，你要把几个孩子好好带大。
其实，母亲原本是可以不下放的，她说当初有人做她工作，只要和父亲离婚，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可以留在城里。上世纪50年代初期，母亲就在街道参加过妇女工作，还先后学习认识了不少字。如果她愿意，留在城里找个工作是没有问题的。但柔弱、善良的本性，决定了她坎坷多难的人生。她不忍心抛弃落难的父亲，也不舍得离开相依为命的奶奶，更不舍得两个年幼的姐姐，小小年纪遭遇父母离异、孤独凄苦的命运。母亲怎么也不会想到，她的不舍，她的柔弱和善良，让她此后跌入更加深重的灾难，走进更加深不可测的深渊。
父亲去世后，母亲孤身一人要养活4个未成年的孩子，其面临的困境和内心的伤痛不难想象。当时，大姨和小姨也曾建议，把刚刚出生的遗腹子即我的大妹妹，送人或者由她们领养。送人母亲肯定不愿意，考虑到大姨、小姨各自的家庭也分别有好几个孩子，这个建议最后不了了之。正当风雨飘摇、一筹莫展时，经人介绍，继父张某来到我们家，承担了丈夫和父亲的职责。从此，我们家迎来了柳暗花明、获得新生的转机。
上世纪70年代，在继父、母亲和两个姐姐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家走过了一个从低谷到复苏的过程。那些年，继父、母亲和两个姐姐，都参加集体劳动，为家庭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汗水。大妹妹读到小学三年级，也主动辍学回家务农，在两个姐姐出嫁后跟着继父，在自家责任田里捡棉花、种油菜，什么活都干，直到我们的生父摘帽平反，落实政策，才回到城里上班。虽然我曾经在假期也和其他小伙伴一样下地挣工分，但毕竟时间不多。在我们家，只有我和同母异父的小妹妹一直读书，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时间比较少。
随着两个姐姐的出嫁，我去外地上大学，以及大妹妹进城工作，我们家的生活出现了新的拐点和曲折。上世纪80年代初，继父和母亲一起进城谋生，此后他们吃了不少苦头，度过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日子。
母亲去世那天晚上，我们姐弟几人在给母亲守灵时，儿子说的一席话，又重新勾起了我们的伤心回忆。他说，就在奶奶去世前几天的一个晚上，他和儿媳一起在步行街闲逛。儿媳要吃烤山芋，他买了一个，看到那个伫立在寒风中的老人，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多付了几块钱。儿媳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回答说，奶奶当年就是和这个老人一样，靠卖烤山芋，给爸爸付生活费支持他读完大学的。他说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无言的暗示。
听了他的这些话，我们既十分感动和欣慰，又平添了几分伤感。的确如此。我读大学时，继父和母亲刚进城，母亲在县城街头卖过稀饭，卖过烤山芋，继父则卖苦力，给人家送煤，他们就这样辛苦地赚取微不足道的生活费。从盛夏酷暑，到寒冬腊月，他们每天都是早早起床，很晚才收工。
无论何时，一想到当年他们走过如此艰辛的岁月，我就情不自禁地潸然泪下。母亲偶尔和我谈起早逝的父亲，责骂他心太狠，丢下我们早早去享福，让我们活在世上遭罪，我一般都不加阻拦，有时还附和几句。父亲对母亲和这个家庭的确是亏欠太多了，他的人生挫折和变故，带给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的苦难，实在太深重，对我们心灵造成的创伤和巨痛，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疗愈。
继父2001年去世后，母亲在安徽省无为县（现芜湖市无为市）二姐家居住了近十年，我和其他姐妹经常过去看望。2009年11月，在她八十大寿之际，我们把她接到市里，请他们老一辈的姐弟4人和家人一起聚会，吃了一次团圆饭。当时，大姨86岁，小姨74岁，舅舅也退休好几年了。经历过人生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几个一起在苦难中成长的亲人，身体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不同的状况。我们借这个机会，把他们召集在一起见见面，叙叙旧，也是筹划很久，用心良苦。
此后，母亲在我和大妹妹、小妹妹家轮流居住。最后六七年，基本是我一人陪同他在我的一套闲置房子里住着，姐姐妹妹得空或者周末轮流过来，陪同母亲，为她洗澡洗衣做饭。应该说，最后30多年，母亲过的还算舒心，老有所养，衣食无忧。看着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孙辈们健康成长，她深感安慰和满足。作为子女，我们在做好工作，照顾好孩子的同时，对于母亲也算是尽心尽力，陪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
对于母亲的去世，我们其实是有心理准备的。因为多年劳作，她很早就患有青光眼和白内障，前后两次手术效果不佳。医生说她的视神经萎缩了，达不到理想治疗效果。母亲晚年双目基本失明，长期卧床，最后几个月，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她去世时恰好春节临近，国内疫情也还没有结束，我们姐弟几人商量，不通知亲友，丧事一切从简。母亲本来就如同草芥一样普通，来自于自然，静静地回归自然，就是一种最好的安排。
有人说，老人临终时，眼角会不知不觉地流出几滴泪水，那是辞母泪，是对自己母亲养育之恩的最后感恩和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告别。我仔细观察，没有看到母亲眼角一丝一毫的泪痕。我猜想之所以会如此，一是她生前已经经历了人世间太多的苦难，伤心的泪水早已经流干。二是看到我们这一代几个子女都先后成家立业，第三代的几个孙辈也都健康长大，大姐二姐早就升级当了奶奶。特别是我也刚刚有了孙女，她得偿所愿地完成了父亲的临终嘱托，把孩子们好好带大，帮助他们成家立业。对于这个世界，她已经无所遗憾、无所留恋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把她的骨灰送到无为市，和继父合葬在了一起。同时，我和大妹妹商量后，专门取了一小捧骨灰，带到铜陵市天井湖公园生父的归宿地，撒在他的坟茔所在的那片树林里。毕竟他们结婚后，同甘共苦在一起生活了十多年，并且先后生育了我们4个子女。我们希望母亲在父亲沉冤得雪之后，偶尔也能听到父亲的心声和愿望，听到父亲对她的歉意、忏悔和深深的感激之情！
母亲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历经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她的一生随着时代风云跌宕起伏，艰难地度过了她平凡而又极其不平凡的一生。她柔弱如水，也坚如磐石。她走过热情似火的青春花季，经历过烈日炎炎的苦夏、疾风凛冽的深秋、冰天雪地的寒冬，也终于在生命的最后几十年迎来了春暖花开的时节。她的生命力之强盛也正说明，在我们这个民族底层百姓的血液和细胞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基因。
父亲，母亲，还有对我们恩重如山的继父，安息吧！如今，你们都已经长眠于地下，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正在书写新的篇章。你们的苦难经历和大恩大德将永远留存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并将作为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激励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像你们一样，永远向善向上，自强不息。激励我们不忘过往，不畏将来，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和挫折，都要勇敢面对，踏踏实实地走好人生每一步。
两个姐姐跟随父母下放，
吃尽苦头遭受很多磨难
我的两个姐姐原本也是可以像如今众多普通的城市女性那样，过上未必富裕但却宁静、安详的城市生活的。可是上世纪50年代末那场不测的政治风浪，打破了家庭的平静，也改变了两个姐姐一生的命运。
1958年，父亲在波及全国的反右派运动中被划入另册。1959年，当时分别仅有5岁和3岁的两个姐姐，跟随着父母一起下放到了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
从此，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家庭里，不仅父母经受了很多磨难，我们姐弟5人的经历也各不相同，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作为姐弟5人中唯一的男性，我无疑最幸运，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毕业后参加工作，先后在省属高校和地方党委机关报工作，工作体面，收入稳定。可以说，我的努力和上进，为父母争得了尊严和荣誉，他们在村里人面前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我的两个妹妹也先后在城里参加工作，虽然经历过下岗、打工的生涯，但她们都是在城市结婚成家，有稳定的住房，退休后也都有一份足够生活的退休金。最不幸的就是两个姐姐，她们自幼和父母一起下放农村，吃尽了苦头，最后分别在农村嫁人成家，留下了永远的伤痛和遗憾。
母亲说，在下放农村之前，两个姐姐都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甚至在亲友和同事们面前夸过海口，一定要把她们培养成大学生。然而，难以预料的人生挫折击碎了父亲的雄心壮志，也击碎了姐姐们本该五彩斑斓的童年梦。
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刚下放时，两个姐姐都穿着白球鞋、毛线衣，打扮得像个公主。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很多人都吃不饱肚子，两个姐姐的穿戴，比很多乡村孩子要好得多。但现实很残酷，很快，我的两个姐姐就被完全不同的环境所征服，进入了与父母当初为她们设想的完全不同的人生轨道。
我和妹妹出生后，家庭生活更显艰难。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下，两个姐姐自小就和父母一起日出而作、日没而息，过早地承担了繁杂的生活重负。她们不仅没能读上大学，甚至连小学也没有读过一天。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随着政治形势的好转和国民经济的逐步恢复，我们的家庭也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首先是父亲的历史问题得到了平反、纠正，接着我考上大学率先跳出了“农门”，随后大妹妹又因落实政策回城当了一名工人。这时，两个姐姐仍然继续留在农村，因为她们已经先后嫁人、生子，再也回不到城里去了。
日子像流水一样，不知不觉地流逝。转眼过去了十多年，到上世纪90年代，我和两个妹妹先后在城市结婚成家，并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过上了比较稳定的生活。看着我和妹妹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姐姐们一面替我们高兴，一面也为自己感到委屈和不平。有一次，大姐对母亲说：“命运真是不公平，我们两个出生在城里，竟然要在农村呆一辈子。他们三个都出生在农村，却一个个跑回城里来了。”这话我没有直接听到，但是当母亲向我转述时，我仿佛看见了姐姐那幽怨、黯然的神情。
说句实在话，大姐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两个姐姐对家庭做出了很大贡献，奉献得多，收获得少。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很难自我做主，都在随着飘忽不定的政治和社会的风云，起起落落。所谓命运，一是命，二是运，运气不好，大环境不佳，个人再怎么努力也没有用，有时我们真的只能认命。
明代陆采有这样一句诗“身似飘蓬逐水流”，形容自身不能做主的人，只能像轻盈的蓬草，随风飘舞，逐水奔流。民间也有这样一个歇后语：“女人就是菜籽命——落到肥处迎风长，落到瘦处苦一生。”我的两个姐姐，也正如随风飘散的蓬草和菜籽，因为父母下放农村，非常偶然地散落在了江南和江北两个不同的乡村，活在了她们各自不同的人生里。
2022年国庆期间，我突然接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10月3日，我可怜的二姐在田里劳动时意外去世。仅仅时隔9个月，我的二姐就陪着母亲一起，隐入烟尘，去另一个世界作伴去了。
令人欣慰的是，两个姐姐的孩子们，却大都分别进入本地或者外地城市谋生，并且先后在城里买房、成家，生儿育女，过上了与姐姐们完全不同的生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或许这就是生活，这就是人生。
我们曾在不少影视剧中看到过文革期间的那种大批斗场景，被批斗的“黑五类”或者反动学术权威，被戴高帽坐喷气式，革命小将则高呼口号加以声讨。
记得我读小学时，曾多次围观过大队举办的批斗会，见过年轻力壮的青年民兵，将那些“地富反坏右”召集在一起进行批斗的场景。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第八生产队的中年男子，据说是贴过反动标语、喊过反动口号，也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实行监督改造的现行反革命。他经常被几个民兵五花大绑推到会场，每次都被人拳打脚踢，直至口鼻流血，瘫软在地。围观的群众啧啧连声，不忍再看，我们这些挤在人缝里的小孩子更是张大了惊恐的眼睛瑟瑟发抖。
我出生于1963年3月，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农村后于1966年去世。所以，从我记事时起，没有亲眼看到过父母和姐姐们被人批斗殴打的场面。当我渐渐长大，逐渐明白我们这个家庭与其他人家不一样时，就一直在心里疑惑，自己的家人是否受到过类似的打骂或者公开批斗？
母亲没有和我提到过这些事。母亲去世那天晚上，我们姐弟几人在一起谈到父母遭遇的人生磨难时，我再一次向两个姐姐提出了这个疑问。
大姐说，殴打好像没有，但大会小会上父母被拉去批斗、陪斗是有过的，不知道是民兵还是红卫兵，几人一伙来家里抄家和贴大字报也是有过的。
大姐这样说，我努力回忆，印象中隐约似乎是有那么一个模糊的场面，几个人围在家门口的墙外边一会弯腰一会站立，隐隐绰绰往墙上贴着什么。或许那就是他们刷浆糊贴大字报的场面，在我头脑中留下的最早痕迹？我猜想，即使有这些事，应该也是在父亲去世文革进入高潮后的那几年，因为1966年秋天父亲去世时，当时3岁多的我没有一点印象。如果是一两年后，比如文革高潮的1968年发生的事，我5岁多了，影影绰绰有一些模糊印象应该是有可能的。
后来，我专门打电话向大姐询问核实这些情况时，她还特别提到了一个新的细节。她说，就在父亲去世不久，应该是1966年冬天，母亲怀着身孕，也就是父亲的遗腹子、我的大妹妹快要降生时，村里的几个年轻人要将母亲带到会场，和其他几个“黑五类”一起批斗。幸好一个好心的大婶，十分同情母亲的遭遇，专门找到住在我们一个生产小队的铜陵县老洲公社光辉大队（现义安区老洲乡光辉村）徐书记，说母亲现在挺着个大肚子，带到会场陪斗，万一出现什么意外，不好收场，影响也不好。徐书记听了她的话，觉得似乎的确有这种风险和隐忧，让人立即制止了那几个年轻人的鲁莽行为。母亲因此躲过了这次陪斗。
父母被打骂和批斗的情形我没有亲眼见过，但两个姐姐遭到歧视和恶意刁难，却是经常发生、确定无疑的。
母亲曾经和我说过，在村子里，一些年轻人经常欺负两个姐姐。母亲去世那天晚上，我们姐弟一起给母亲守灵时，二姐给我说了两个具体的事例。有一个时期村民们白天劳动，晚上去村里的“扫盲班”学习，跟着夜校老师读书识字。她俩去扫盲班听课时，带着的那种用玻璃瓶做的简易煤油灯，总是会被那些来听课的同伴故意撞翻在地。有人甚至公开说：“你们这些右派的孩子不需要来扫盲，这个夜校识字班不是为你们开办的。”结果往往弄得姐姐们伤心地哭着回来。几次三番以后，她们就不愿意再去受气了。
还有一次，她们姐妹俩和村里差不多大的几个孩子一起，结伴去了一个离家很远的地方。那里有一道不太深的河沟，过了河沟可以抄近路回家。临近天黑时，村里一个在附近放牛的男青年，把其他所有的孩子一个个抱着放在牛背山渡过去，偏偏就不帮她们两个人过河，她俩只得沿着河边的大埂，沿着来时的原路绕了很大的一个圈才回到家。到家时天已经彻底黑了下来，母亲也正在四处寻找她们。回来后，她们也只能伤心委屈地哭一场，母亲除了劝慰也没有任何办法。
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比如生产队集体出工，偶尔会有一些在室内完成的比较轻松的手工劳动，不需要在炎炎烈日下出大力流大汗，姐姐们说，这些相对舒服、轻巧又不影响挣工分的事，也从来轮不到母亲和她们姐妹俩。
以上种种，我听了后心里多少还是有所触动。那个好心的大婶和通情达理的徐书记，有着做人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对于面临困境和特殊情况的母亲，有着基本的同情心。而那些故意刁难两个姐姐的乡村恶少，则缺少基本的教养，他们通过欺凌弱小的姐姐们，体现他们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其所作所为，也正暴露了这一类人隐藏着的内心之恶。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上世纪80年代初刚考上大学的那年春节，我去拜访村里同样考出去的几个同学，路过徐书记家门口时，他还专门出来和我交谈了几句，语多鼓励、嘉勉之词。他的小儿子比我大一岁，在同一个生产队，假期也曾一起参加劳动。我想有机会回到村里，见到徐书记或者他的那个长我一岁的儿时伙伴，我一定要表达一下感激之情，感谢当年徐书记的宽宏大度和高抬贵手，感谢他们包括那位好心的大婶，在父母和姐姐们遭难落户到他们村里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一定的关照和体谅。
1958年，我的生父被打成右派分子，带着全家下放农村。1966年秋天他丢下一家老小，撒手人寰，母亲带着我们姐弟4个未成年的孩子艰难度日。正当风雨飘摇、一筹莫展时，经人介绍，继父张**来到我家，承担了丈夫和父亲的职责。从此，我们家迎来了柳暗花明、获得新生的转机。
继父姓张，原籍安徽省无为县（现安徽省芜湖市无为市）。他来我家是1968年，那年他30多岁。1969年，他与母亲有了他们自己的亲生女儿，并和母亲一起生活了30多年，直到2001年去世，终年68岁。
继父是个种庄稼的好手，勤俭朴实，刻苦耐劳。他话不多，有时显得比较固执、严厉，平常我们几个孩子都是尽量回避，没事不去打扰他。
自从他来了以后，我家的生活条件逐步改善。当然，这其中也有我两个姐姐的功劳。她们渐渐长大，和母亲、继父一起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的工分也不少。我依稀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每年年末结算分红时，很多人家因吃饭的人多劳动力少，忙了一年，反而是超支户，倒欠生产队里钱。继父来到我家后，我家没有发生过这种情况。
大约是1974年，风调雨顺，遇到一个难得的丰收年，很多人家年底都进账不少。听大人们聊天得知，我家当年分红收入也很可观。因参加劳动的人多，收入相对较高。于是，我发现过去从没有见过的生活用品，也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放在堂屋里的非常好看的自鸣钟，刚刚在乡村流行的收音机等，继父都是跟着村里为数不多的人家一起，兴高采烈率先买回来的。这些新玩意，常常引起村民的围观，赞不绝口。每年春节，我们几个子女也都能穿上几件新衣服，感觉日子的确是越来越好了。
也就是那几年，父母商量着买砖买瓦买石料，在村子里率先建起了几间坚实牢固、砖砌瓦盖的好房子。当时，大部分人家住的都还是泥墙瓦房，只有少数干部家和劳动力多、经济条件好的大户人家，才有那么好的新房子。我们家这种领先一步的举动，比较扎眼，难免会引起一些村民的羡慕嫉妒恨。
这种兴旺景象，也就维持了五六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就结束了。原因有二：一是两个姐姐都是50年代出生，那时都先后到了出嫁的年龄，分别嫁到了江南和江北。二是我去县城读高中，随后又出去上大学。随着生父摘帽平反，大妹妹也落实政策进城上班了。短短几年，家里流失了好几个能下地干活的人。
父母年事渐高，繁重的农活仅仅依靠他们两人是不行的。于是，他们商量进城打零工谋生，当时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办理自理口粮户口。于是上世纪80年代初，包括还在读初中的小妹，他们3人都到县城租房居住，进城工作的大妹妹也正好能和他们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当时，母亲做点小生意，继父靠拉板车卖苦力，给人家送煤谋生。
这里说个小插曲，可以体现继父不仅能够吃苦，似乎也有着某种超常记忆力。当时城里人生活燃料主要依靠煤，家家都需要，住户也比较分散。有时为了多揽生意，他一下接手四五家、甚至七八家业务。他不会写字，单凭记忆，竟然能把分散在城区各个角落人家的购煤登记册、购买数量、具体地址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乱。当然，他身上的口袋是不能动的，上下左右内外，各个部位的口袋里分别装着谁家的购煤册，都在他脑子里记着。有时，两个妹妹打趣说，这个老头子还真是神，这么多人家，他竟然都搞得清清楚楚，很少出错。
此后的十多年，继父一直就是这样靠着吃苦力、打零工过活。期间，除了大姐二姐早已出嫁，我们其他3个兄妹也都陆续结婚成家。那个时候，各自的条件都不太好，父母能够给我们的支持也很有限，但对于他们来说，也都尽到自己的最大能力了。
2001年初，继父感觉身体不适，我们将他带到市人民医院检查，发现已经是胃癌晚期。我们一致意见，尽最大努力，让他住院手术治疗。结果医生开刀一看没有治疗价值了，建议回家休养。于是我们把他和母亲一起，送到无为二姐家暂住，当年6月继父病逝。
我至今依然记得，临终前一段时间，他盼着我们去看他的情景。我们平常都上班，到周末才有时间轮流过去。见到我们，他很高兴。临终前，我们没有到他一直不肯闭眼。看到我们来了，他张张嘴却说不出话来，一双浑浊的眼睛渐渐失去了光泽。我知道他为时不多了，在妹妹们的帮助下，及时给他穿上最后的老衣。不久，他终于慢慢停止了呼吸。后来姐姐妹妹问我，当时给他穿衣服怕不怕，我说事到临头没有退缩的理由，再怕也得硬着头皮上。
三天后，我们把他送到无为县城火化。目击了火化过程并领出骨灰，看到还有一些比较大的碎块，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直接用锤子在地上乒乒乓乓地敲碎，装进骨灰盒，随后就地在他老家无为安葬了。
回顾继父的一生，也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就是一个辛苦劳碌的命。他来我家后，吃了不少苦，做了很大的贡献。我和两个妹妹说，他来我们家也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虽然我们相处得不是那么亲密无间、无话不说，但总体还算不错。他对得起我们，我们也对得起他。尤其是后来我们都成家立业，他和母亲身上的担子轻了，心情也好了。周末和逢年过节，我们也经常带着孩子回家和他相聚，陪他喝几杯酒、聊聊天。唯一遗憾的就是，我们的生活条件慢慢好了，他却过早地病逝，没有更多地享受我们应该给予他的回报和安慰，这是我们深感内疚和遗憾的地方。
继父去世已经20多年了，这个老实本分、勤劳刻苦、纯朴善良，有几分严厉、也有几分固执的老人，值得我们家人永远地尊敬和怀念。每年清明节，只要有时间，我们都会去给他上坟、烧纸。在他的墓碑上，也理所当然地要刻上我们每个子女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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