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李殿元：扎根才能“入党”，我与回乡的她“好”上了

作者简历

李殿元，生于1951年，1983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过教师、校长、编辑、机关干部。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中国药学文化研究会川药文化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扬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

原题

我的那次"入党"

与那位女孩

作者：李殿元

入党介绍人说，光嘴上说扎根不行，要有行动。出身好，十八岁就入党的她逐渐成为我自行车上的固定搭客。我的“政治面貌”最终未能改变。利用“顶替”我逃回城里。高考失败。我是因为政审，她是因为文化……几十年过去了，一想起她，我就有一些内疚。

我该忏悔，既为那个时代和为那位女孩，也为我自己的良心和道德。因为我深深地知道，由于我的那次颇费“心机”的“入党”，其后果是伤害了那位女孩，甚至影响或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我不能不为此而内疚。

1975年，我二十四岁，已经下乡快七年了。我的表现是好的，这既是因为我贫穷的父母已无力再供养我，我必须自食其力，靠“挣工分”养活自己；更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出身属于“黑五类”而必须靠我自己“挣表现”，才有可能获得离开农村返回城市的一线希望。

因此，我比农民还农民地劳动，不怕脏不怕累，很快成了栽秧打谷、抛粮下种、使牛打耙样样都会的全劳力、新农民；我比农民还农民地生活，很快与贫下中农打成了一片，淳朴的他们没有因为我的家庭出身而鄙视我，相反，我还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让我从计工员、粮食保管员而干到了民兵排长、会计、生产队长。

从1971年知青大招工开始，每年只要有招工、招兵、招学的名额，贫下中农都推荐我，虽然我每次都体检合格，然而总是因为政审不合格而不能被录取。在有过十多次这样经历以后，我终于明白光靠正常的途径一心一意地“挣表现”，仅能获得推荐的资格，我永远也不可能通过政审关，我是难以跳出农门的。

无数次失败的经历教训了我，使我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两条：要么承认现实，安安心心地当一辈子农民；要么再作一番挣扎，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以通过政审关。我不愿意当一辈子农民，连土生土长的农村子弟都不安心于当农民，个个都在努力朝外跳，我又怎么会甘心于当农民呢？我只能选择后一条路，改变自己的政治面貌。

当时，我已是生产队长还兼民兵排长，又是大队团支部书记、宣传队队长，还是公社树立的知青标兵，在县上也小有名气。当时的先进典型，除了强调出身好，根正苗红外，也根据“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的上级政策而树有几个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

我别无选择，只能爬上这条崎岖的小路，争取成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考虑再三，终于大着胆子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我天真地以为，如果我能够“入党”，也就改变了我的政治面貌，以后再有推荐的机会时，就不会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被刷掉了。

既然交了申请书，当然就得接受支部的教育。在多次的思想汇报后，我发现党支部是愿意发展我的，并且把我作为大队干部的后备苗子加以培养的。但他们下不了决心，不知我是否真正响应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究竟有没有“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红心与准备。

入党介绍人的多次暗示和明示，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光用嘴巴说说要扎根农村一辈子的决心还不够，贫下中农是最讲实际的了，他们看的是实际行动。什么是实际行动？就是要在农村安家，生儿育女。农村需要你，生产队的贫下中农需要你。这些思想教育，如雷贯耳，令我不得不听，我知道我如果真想要入党，就得非过这一关不可。

多少个难眠之夜，多少次权衡利弊，我妥协了，决心以实际行动证明我不仅是嘴巴上说，行动上也可以这么做。于是，我和她“好”上了。

我想，我和她之间谈不上谁主动追求谁的问题，我们是自然好上的。

她，二十岁，邻近生产队的回乡知青，比我还多读了两年书，母亲是农民，父亲可是镇上吃公家饭的干部，她才十八岁就入了党，不久又当了大队妇女主任，很受公社和大队的器重，再加上人又长得漂亮，远近有名，为她提亲说媒的并不少。

而我，虽然背有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可那里的贫下中农并不把我这个“问题”看作是什么问题，他们也喜欢我，公认我的能力和踏实，为我提亲说媒的也不少。

我本身也很讨女孩子的喜欢，他们在一起私语时，就有人说见我的那一口白牙齿就愿意嫁给我；又有人说听到我说话的声音就很舒服就想嫁给我。我随时都会收到她们赠送的诸如鞋垫、围腰之类的礼物，一针一线何尝不代表她们的心。

当然这些我从未放在心上。甚至连下乡女知青对我的友好表示也不敢接受。因为我知道一旦考虑这些问题，我这一辈子陷在农村的命运也就几乎可以定死了。但我毕竟最后还是身不由己地和她“好”上了，这或许就是幸运，也是我在以后的岁月里时时感到内疚的原因。

我和她都是农村的青年干部，除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外，还有一大堆社会工作，如共青团、宣传队、计划生育、民兵训练，等等，我们常常在一起，接触的机会太多了。

尤其是农村的那种晚上开的干部会，又频繁又总是开到半夜两三点钟，我从偶然地送她回家到后来成了固定内容，我们从只谈工作到谈些个人私事，到交流感情，到彼此关心，到她逐渐成为外出开会参观时成为我的自行车上的固定搭客。

我的文化水平在当地是绝对的第一，她因此送过我一支铱金钢笔，那对我已是奢侈的了；她还送过我一个草绿色的书包，上面有她用红丝线绣的“扎根农村干革命”几个字。我也似乎送过她一些小东西，是些什么？我现在已经实在想不起来了。

人或许就是这么一种动物，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强烈的生存愿望可以迫使你适应环境，本能的渴望使你需要情欲的满足与宣泄。对我与她今后的关系，当时我是仔细考虑的。我以为凭她的条件她是一定会跳出农门的，甚至比我还早，因为当时公社已经数次调她去公社任职，

她未去的原因是她父亲不同意。他认为她应当有更好的出路，事实上当时的招工与招学也的确使不少农村青年跳了出去，凭她的政治条件与社会关系，可以说是所向无敌，一路畅通。我因而以为我与她之间的交往并不会妨碍她，影响她，再加之我当时也确实有些喜欢她，我与她的关系很快升温了。

我与她相好之事在当地是一大新闻，很快产生了影响。我的家庭是支持我与她好的，因为我年迈的父母已经认为我大概只有当农民的命了。那么找上一个如她那样的女孩，已经是我的福气了。她的家庭开初是坚决反对的，甚至还关了她几天，不准她出门。她的父母认为我是不错，也很能干，但决不可能在农村呆一辈子，今后怎么办？后来不知她用了什么法子，居然说服了家庭，更加公开、大胆地与我交往和相好。我一直以为那其中有她的叔叔，时任支部组织委员的一份“功劳”，不过她始终没有承认。

于是，我和她除了工作上的联系、交流之外，我也像那些有未婚关系的农村青年一样，时不时地去去她家，帮助编些竹篮、竹筐之类的生产生活用具；我在她家自留地里的插秧曾引起她所在地生产队的农民围观，因为我一中午就插完了近三分田，而且未用秧桩却横竖都笔直端庄，堪称又快又好的农活高手了；我们还一起去集市出售自留地里的农作物……那时，我哪像一个下乡知青呢？只要我不开口，初见面的人都以为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

1977年3月22日，一个我永远也不可能忘掉的日子，这一天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发生了两件事。

这天下午，支部大会讨论了我的入党申请，以44票的全票数一致同意吸收我为中共正式党员（那时没有预备期）。在讨论我的过程中，支部曾专门要我谈一谈与她的关系和打算。我是这样说的：既然她就坐在这里而支部还要我当着她的面谈谈我们的关系，那就足以证明我与她的关系早已公之与众了。我们之间最艰难的时期都已经过去了，难道还会有什么变化吗？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具体行动。至于今后，作为我，永远听从党的安排，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不会辜负她。

这天晚上，她在我的知青房里坐了很久，为我庆贺。我们都很兴奋，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她很激动。夜已经很深了，天上下着小雨，我怕我控制不住自己，几次提出送她回家。她都说再坐一会儿……直到黎明快来时，我才送她回家。我们毕竟是当地青年的表率，我们不能让人们知道我们有“越轨”行为。在那个年代，情欲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有“越轨”行为的干部是难以工作的。

支部大会以后，我天真地以为上级党委对我的批准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支部是事先作过汇报的，我以为从此可以改变我的政治面貌，不再背上难过政审关的沉重包袱了。而事实却无情地证明我的“以为”是太天真太错误了。在当时的左倾路线下，上级党委不知是坚持“有成分论”还是怀疑我的入党动机，或者认为我的表现还不够，总之在支部上报的三个发展对象中，上级党委只批准了两个，而未被批准的恰恰就是支部作为第一发展对象的鄙人。

这个消息对我的打击太大，我彻底地绝望了。而更为严重的是我未被批准的消息，成为当地的新闻之一，因为在这个支部的历史上，被讨论通过了的新党员而未被上级党委批准的情况还从未发生过。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且不说我的一切梦想都因此而幻灭，关键是我还能继续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吗？我一下子就变得胆怯、自卑，不再敢说话了。过去招工、招兵、招学时的政审，尚可以说是别人不了解我的具体情况，而现在呢？否决我的不正时我一直以为最了解我、信任我的人吗？那些公社领导不是经常在我这里召集现场会要我介绍经验，要那些队干部学学我是如何当队长、搞生产的吗？他们不是经常表扬我，树我当典型吗？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

我彻底地灰心了，我觉得在那里是一天也呆不下去的了，因为已经有人公然说我这个“狗崽子”有什么资格管他贫下中农了，这可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啊！

此时，正好国家又实行退休顶替政策，我决定抓住这根救命稻草以解困境，我立即劝我年迈的父亲千万不要失去机会，马上退休，让我顶替回城，哪怕是集体所有制的小工人，我也不在乎了。她知道我的这一切，她没有劝阻我，默默地支持了我的这一决定和行动。于是，我在入党愿望破灭之后的1977年8月回到了城市，当上了一个集体所有制商店的营业员，月工资十八元。这时，我刚好二十六岁。

十八元的工资交十元给母亲作为我的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最初的那几个月，我总是想方设法地把星期天凑在一起，每个月都要去看她，为她花掉那剩下的几元钱。半年过去了，经济上的困窘真让我觉得还不如当农民。她也劝我若感到太困难就依然回来。

可是我还能够再回去吗？且不说好不容易才返回城市，只要想一想那种未能“入党”之后在政治上的悲哀，某些人的白眼以及工作上的难度，就使我再也没有勇气呆在那里了。即使去她家，也是躲在她家里而不愿再与当地的熟人见面了。

真的，我当时唯一的想法只是后悔，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去递交什么申请书呢！没有此经历，我肯定会生活得好一些。

当时刚刚恢复高考制度，虽然我只读过初中一年级，为改变那困难的处境，仍抱着国家给了我机会，决不应放弃，拼命一搏的想法而仓促上阵。那年的考试，我居然是该市的高分之一，可照样因为政审而未被录取。

我和她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不再愿意去她那里，我怕见到那里的农民以及我所熟悉的一切，同时也因为经济上的困窘而让我倍感难堪。我怎能反过来让她和她的家庭来赞助我的开支呢！她敏感地发现了这一切。她沉默了许久，最后她说：再去考一次吧。我们一起去考，只要有一人能考进，就可以改变这种困难，两人都能考取就更好了。她说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对她自己或许是有较大的自信的。

在1978年，我参加了大学考试，她参加了中专考试，而等待我们的同样是失败，我是因为政审，她是因为文化。

1978年秋天是冷酷的。考试的失败使我们都没有心思再往来，更不敢去设想未来……不久，传来了她已嫁给当地复员军人的消息。我知道她是怕我提出吹了她而受不了，于是就干脆先吹了我，这样心里或许会好受些，她是为了我而嫁了人。

1979年，我父亲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再次拼搏于考场，终于被大学录取。而此时的录取，我已没有了喜悦，也不可能再将这消息告知于她。这才真正是命。我只能认命。大学期间，我“重新”入了党。五年以后，我开始交女朋友，在我三十三岁时终于也结婚安家了。我与她的一切，无论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都已永远成了历史。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我仍不时想起这段产生于特殊年代的往事。一想起她，我的内心就有一种内疚感。我想，如果不是因为我，她或许会另有一段美好的生活与姻缘，不至于因为我而给她留下一段显然不是愉快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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