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殿元，生于1951年，1983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历史系，当过教师、校长、编辑、机关干部。现为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编审，中国药学文化研究会川药文化分会副会长，四川省大禹研究会副会长，四川省诸葛亮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四川省李冰研究中心.扬雄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研究员。
我二十一岁时，已下乡四年。当上了生产队长。我读了也是生产队长的张铁生“交白卷事迹”，写了一篇批驳的文章，投寄《文汇报》。退稿落在专抓阶级斗争的贫协主席贾四伯手里，引起一场风波。1973年，从“文化大革命”时即停止超生、办学的大专院校，又要正式招生了。这一消息对我们这些当时已在农村几年，渴望能早日跳出农门的下乡知青来说，无疑是一件天大的喜讯。我当时二十一岁，已下乡四年。我在农村的表现是好的，并且很受贫下中农的信任，已担任了生产队长。几次招工招兵，也被推荐过，只是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未能如愿。1973年的招生规定强调要进行文化考查，这给了我新的希望，我当然不会放弃这一机会，更何况，上大学一直是我从小就渴望的事。我当时是乐观的。我以为只要强调文化考查，当地无论是下乡知青还是回乡知青，就没有人敢与我比试。我的文化水平在当地是非常冒尖的，只要去公社转一转，那些语录、标语、横幅、板报，哪一样不是我搞的！而且我还是公社政治夜校的副校长。而评议、推荐，我相信也会顺利过关。所以，当招生的规定一传达，我立即就报了名。我的估计是正确的。公社将各大队推荐上来的下乡知青、回乡知青集中起来，组织了一次文化考查。内容有二：一是对公社作了一番介绍后要求写一篇通讯；二是让公社中学教师分别对考生进行了一次中学知识的测验。我听了对公社情况的介绍后，没用两个钟头即写出了一篇二千多字的《太阳照在竹瓦街》、当天公社的广播站就广播了我的这篇文章，不用说是令招生主持者满意的。测验是单独进行的，就更有意思了。三位中学教师让我就中学所学知识与生产时实践结合的问题随便谈一谈。我在这方面的经历太多。我毕竟是真正的生产队长，而且确实把生产搞上去了，我谈了很多，举了不少例子。三位教师对我举的例子很感兴趣，尤其是对我改变传统的土地丈量法而“发明”的“十字丈量法”非常称赞，表示要把我的这一方法引入当地教学，还邀请我去给公社中学的学生作一次中学知识与生产实践结合问题的报告。显然，他们对我的测验是满意的。于是，我被公社推荐到了县，参加了县里举行的文化考试。我自信也是考得相当不错的，那时不通知考试成绩，可是那些考试题实在是太简单不过了。然而，8月10日，《人民日报》突然转载了辽宁考生张铁生在文化考场上写的信，还加了“编者按”。张铁生也是下乡知青，也是生产队长，他在考场未完成试题，却在考卷上写下了一封强调自己因领导生产，正值农忙，无暇复习功课，因而未考好，请求领导给他入学机会的信。可是这封信经过“编者按”，却成为了一封否定文化考查的信。粉碎“四人帮”后，揭露出这封信在当时是辽宁毛远新作为一枚重要的政治炸弹而抛出来的。那时是一个“人治”的时代，交白卷成了英雄，学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一下子就被彻底否定了。像我这种政审就不过硬而想以文化考查取胜的考生，当然也就休想被录取了。我的确想不通。我当时并不明白中央的政治斗争以及抬出“白卷英雄”的政治背景，只是单纯地认为：我也是生产队长，并未发觉文化考查与领导生产有何种矛盾。更认为文化知识决非无用，还难以理解怎么能不经文化考查就录取学生，那怎么选择？这样选出的学生又如何教学……未被录取的失望，以及太多的想不通聚集在一起，我需要发泄，需要求得其解，需要问个明白。我把这一切都认为是张铁生所引起的，决定对他进行一次批驳，对这不公正的命运进行一次反抗。于是，我提笔写了一篇题名为《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万余字的长文章。今天重读这篇文章，不能不为那个时代的革命语言即思想的单纯幼稚而可笑、可叹、可悲！我在那篇文章中，对当时招生所需的政治关进行了一番肯定后，把文章的重点落在了对文化考查的肯定上。我写道：在政治质量这个关键问题基本解决之后，对所推荐的新生，有没有必要进行一定的、灵活的文化考查，以了解他们的文化水平，从中选拔出优秀者呢？完全有必要！学校，无论是从它的名称、形式和内容来看，都毕竟不同于其他单位——厂矿企业或农村社队。尤其是大学，学生在这里的主要任务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
我努力想辨别当时的文化考查与“文革”前的升学考试并不一样：一提到要对新生进行一定的文化考查，有人就大喊，“你们走老路！”妄图抹杀新的招生制度同旧的招生制度的根本区别。资产阶级的高考制度，是为了把广大工农兵及其子女排斥在大学门外，专为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斗争实践、脱离生产劳动，一心埋头死读书的书呆子大开方便之门的，因此考查学生完全是考脱离实际的死记硬背的书本知识。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所开创出来的新的无产阶级招生制度，为的是从亿万工农兵种选拔大学生，同旧的招生制度有着本质的不同。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完全必要的文化考查，是要便于对学生文化水平的了解，以利于完成学习任务。
我努力强调没有文化考查，难以进行招生工作，也难以进行教学工作。今天的社会主义大学招生，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需要。如果在选拔新生时将基本文化知识的考查忽视了，那在开学之后，就必须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帮助那些文化基础太差的同志补习、复习一些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这是我们今天只争朝夕的跃进时代所不允许的。
很难设想，不懂汉字的人怎样研究甲骨文？不懂算术的人怎样学会当会计？很难设想，一个班的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差距太大，那讲课以谁为主？试想，一个外语班，学生大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水平，而有几个却须从头开始，难道能因他们几个人而要大家等待吗？
我以毛主席发布教育改革的“七·二一”指示所提到的上海机床厂为例进行论证；我又以当时唯一可读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为例，证明农民照样看重文化基础；我反复强调文化考查及文化知识的重要性：对学生进行一定的文化考查，是为了了解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运用基础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便更好地从德、智、体诸方面选拔学生。但是在形式和内容上要排除教条主义的死搬硬套的考法，以免陷入资产阶级招考制度的旧辙。应该看到：在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尤其是工人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以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一个积极投身于三大革命运动锻炼自己的青年，必然是抓紧实践自觉学习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认真接受再教育的青年。文化考查中的政治和语文，难道不可以谈谈这方面的体会吗？至于教学和理化，难道不可以测测在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之中要经常涉及到的基础知识吗？“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任何科学实验和技术革新的成果都不可能脱离实际，凭空臆造出来……
张铁生的信，无疑地表现出了敢于反潮流的精神。可是，他反对的是什么潮流？由于他的信，已使不少的单位和同志走向了一个极端，就是把读书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说成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东西。有的负责推荐和选拔学生的单位，把文化考查完全取消，即使有，也仅是一项毫无内容、价值的形式走过场。有些知识青年，把为革命学习文化知识，理解为是不务正业的事情而放松学习。有些教师，对教育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有些学生，把应如实汇报学习进度的考查，理解为应当交白卷，这些都是不利于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的。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我的这篇文章是相当不成熟的，可它毕竟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白卷大王”张铁生
文章写好以后，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大着胆子将它寄给上海《文汇报》了。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文汇报》似乎是关注教育与知识的。我当然不知道什么“四人帮”，以及上海又是什么基地，这是以后才揭露出来的情况。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不可能知道那么多的国家大事甚或是国家“机密”，我只是将我认为错误的观点、做法予以批驳。我认为我的行动至少是爱国的，是关心国家的兴旺发展的。信寄走了，它带去了我的一腔热血与希望。我没有考虑过会有什么结果。一个月以后，我隐隐约约地感到，专管大队阶级斗争的贫协主席贾四伯对我的眼光开始神秘起来，有的人也在背后对我有所议论。我莫名其妙，根本没有将这些现象与那篇文章联系起来。直到一位要好的青年农民试探性地问我是否写了一篇什么反动文章时，我才开始觉悟了，意识到可能要出点麻烦了。我把我写的文章找出来，重新仔细地读了几遍，我仍然没有发现有什么大问题。于是，我直接去找大队党支部黄书记，他本人也是公社党委委员，我向他汇报了这一件事情的经过，并交出了文章底稿，请他审查。黄书记笑了，他把文章底稿放在一边，告诉我他早就读过了。我无比惊诧。因为没有任何人读过我的文章。我甚至没有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他何言早就读过了？看着我迷惑不解的神色，黄书记才如实地对我说：上海《文汇报》将我的文章寄给了公社党委，并且建议查一查有没有什么背景。公社党委因此专门找了他，一起读了我的文章并作了研究。黄书记说他认为我的文章没有问题，是应该强调学文化嘛。他说他告诉公社党委，他很清楚我的情况，这篇文章绝对没有什么背景，我所谈的都是切身体会，而我本人就是因为有文化，所以才能用科学知识指导生产，是一代新农民的典型，所以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不再张扬和纠缠此事。我不去找他，他是决不会对我谈这些情况的。黄书记还对张铁生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放他妈的屁！交白卷，那去读什么书呢？就不要去读嘛。他又说“白卷英雄”已对大队小学都产生了影响，老师不敢考试了，他就明确对老师说，必须考！谁不参加考试可以，但老师必须组织。他又说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读书，他对孩子们明确规定，谁敢不参加考试或者敢交白卷，就没得饭给他吃。但黄书记最后仍告诫我，以后少写些这类东西，在下面议论一下可以，何必要留下白纸黑字呢！多么纯朴、善良的农村干部啊，我会永远记着他的关怀与教导。半年以后，生产队的一位姓彭的青年农民参军走了。又半年过去了，这位解放军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我他在家的时候，上海曾给我寄来了一封“大信”，他们从未见过，贾四伯断定有秘密，说不定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就私自把它拆了，说是我写的发动文章，把东西交到公社去了，说是要清查我，又叮咛他们不准说。他要我小心。说是他到部队后知道私拆别人信是不对的，所以给我写信表示“对不起”。原来如此！我才知道哪里是上海《文汇报》把文章寄给公社的，他们不过是将该文作为一般稿件处理而已。可是因为在那个时代，私人通信未能得到保护，才酿出了如此风波，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之后，《决裂》这一类的电影陆续上演，宣扬只要能写“毛主席万岁”五个字的“自来红”们就应上大学，我只能在内心为国家发出一点叹息。当我离开农村的时候，“四人帮”已被粉碎，大学开始招生并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我终于依靠文化考试实现了进大学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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