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罗治，1961年至1968年就读于北京师大女附中，1967届高中毕业，1969年到安徽金寨插队，1976年合肥工业大学毕业后进入首钢总公司工作。2003年退休后，组织参加北京师大女附中有关校史资料《远去的女附中》《口述春秋》《教育叙事》和《北京盛夏一日》（一、二、三）的编写。
一五〇中学
“雷力事件”及余波
北师大实验中学1972年归属北京西城区领导后改名“北京市第一五〇中学”，凡是在一五〇中学从教和学习的师生，几乎都记得曾经发生在校园里的未遂“黄帅事件”，这一事件从1973年开始延续了十多年之久。北京市第一五〇中学校门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门
1971年“9.13林彪事件”后，周恩来等为纠正文革中“左”的错误，整顿被林彪、江青搞乱了的各条战线，进行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五年的文革已使当时的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在此情况下，经过毛主席的批准，1973年3月10日，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当了三年钳工后，回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副总理。4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高考必须重视文化课考试的意见。1973年初中毕业的下乡知青张铁生被推荐参加大学考试，6月30日在理化考试中他仅做了三道小题，其余一片空白，却在试卷背面给领导写了一封为自己成绩低劣辩护的信，发泄他因不忍心放弃集体生产而躲到小屋里去复习功课，而导致文化考试成绩不理想的不满情绪。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的信，7月20日，人民日报又转载了张铁生的信，另加编者按语：“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省。”随后全国各地报刊纷纷转载，《红旗》杂志发表评论，说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张春桥说这是“反攻倒算”，江青称赞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还说他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并说“我要用这块石头打人了！”“四人帮”一伙对张铁生交白卷的行为赞不绝口，张铁生一夜之间成了名噪全国的反潮流白卷英雄。7月4日，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一方面批评了周恩来的外交系统；另一方面，将林彪的问题归结为“尊孔（孟）反法（家）”。“文革派”以此为题，酝酿“批林批孔运动”。10月，江青等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发动所谓“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于是从上到下掀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些地方开始抓“反潮流”的典型。雷力，男，“文革”中划片分到一五〇中学，1973年15岁，在初三12班上学。此班是学校有名的乱班，纪律一直比较散漫，学校特地派了较为严厉的青年男老师艾立川当班主任。恰在1973年8月，学校派艾老师离职到西城区教育局读书班学习，另派插队刚回城的代课教师孙维纯任临时班主任。9月开学后，初三12班接了在全校连续两周的执勤任务，班干部忙着执勤，此时班里不正之风开始抬头，学习放松、纪律涣散，上课说笑打闹。班里红卫兵小组长雷力同学认为学习负担太重，要“反潮流”，为此不做数学作业。当时部分学生骨干对雷力的做法很有意见，反映给艾立川老师，艾立川走后，有时还回来了解班上的情况。艾认为‘当时雷力在班上表现不好’，如破坏课堂纪律，而且又带头不交作业等，是‘歪风邪气’的干将，不是真正的反潮流；若不抓紧教育，这个班又要乱。他与孙维纯老师和学生干部商量决定，在国庆节前召开了全班同学参加的分析会，分析什么是反潮流。会上因雷力不做检查，经班长章永建议，宣布暂停他的红卫兵小组长工作，让他继续检查。国庆节后又召开了第二次分析会，雷力做了检查后，恢复了他的红卫兵小组长工作。艾立川老师
事过不久，团市委书记于崇浩召开座谈会，参加会的一五〇中学原初三12班红卫兵中队长李元英同学在会上谈到了雷力问题。李元英说她自己原先反对雷力不交作业，经学习十大文件后，她又觉得反潮流有道理。这次她对于崇浩提出，对过去那样的批评雷力，做得对不对，弄不清楚。据林一兵（市团委干部）讲：当时于崇浩在会上表示：你们帮助老师批评雷力是不对的，雷力的反潮流精神是应该肯定的。10月17日，于崇浩派团市委林一兵直接到一五〇中学蹲点，在学生中调查核实负担重不重，对雷力批了没批等情况。同时针对部分学生对雷力不交作业的看法上的分歧，引导他们“重新认识雷力问题”（摘自1975年西城区调查组报告）。当时，初三12班住在东升公社进行“学农”劳动。调查中，不让班长章永参加所有的学生干部会，也不与章永作任何谈话。此间，艾老师愤怒地给学农住地打电话表示反对，还说：“让后台来找我！”1973年10月22日，团市委印发了题为《一五〇中学雷力因反对学生负担重受批判》的简报。矛头直指通过电话向他们叫阵的艾立川老师。简报中极力夸大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事实：“西城区一五〇中学初三12班学生负担过重。六门主科几乎每天都留作业，加上会议活动多，学生一般要到下午七八点钟才能回家，夜里十一点多才能完成当天作业，有的甚至搞到凌晨一两点。多数学生睡眠不足，个别学生每天睡眠不到四小时，由于生活没有规律，学生体质下降，胃病较多，最近体检全班四十九人有十五人近视。1973年10月22日共青团北京市委印发了题为《一五〇中学雷力因反对学生负担重受批判》的简报
该班学生雷力（红卫兵、小组长）对负担过重的现象早有意见，他曾对共青团员郝红专讲过：‘毛主席六五年和王海容谈话，就让王海容带头造反。现在咱们负担太重。再这样，我就不做作业，要反潮流！’并几次向红卫兵中队提意见要求减少会议，使学生有自己安排工作、学习、休息的时间。红卫兵中队没有认真接受他的意见，个别干部认为他太骄傲自满了。为了抵制这种负担过重的现象，一次雷力没做数学作业，老师问他为什么没做，雷力回答：“作业多，开会多，睡觉少，我没时间做。我要反潮流！”部分干部和同学对雷力不完成作业意见很大，向原班主任艾立川（团员）作了汇报。艾听后很生气说：“雷力这个学生是班上无政府主义回潮的代表，他反什么潮流？！太猖狂了，不把他的气焰打下去，咱们班又要乱！”艾立川没向学生党支部、团总支请示汇报，就擅自找红卫兵中队长商量，召集红卫兵干部、团员和积极分子开会，布置批判雷力的问题。”（摘自1973.10.22团市委第25期简报）1973年团市委的简报与1975年西城区调查组的报告显然有很大不同，1973年团市委对一五〇中学所谓“雷力事件”的指向很明显，批评艾立川老师的同时，肯定了雷力，说“雷力同学的做法没有错，也是一种反潮流精神”。简报还批评了学校党支部对艾立川的错误不敢大胆批评教育，简报中写道“学校党支部知道雷力受批判这件事后，没有及时研究解决，个别支委还认为初三12班曾经是一个乱班，艾立川当了班主任以后，好容易才给整顿过来，艾的思想方法虽然不对，但有责任心，‘这样的教师在学校还不多’。怕挫伤了教师的积极性，至今不敢大胆进行批评批评教育。”该简报直接报到“市委书记、常委；送：团市委书记、常委、市委科教组”，可见雷力事件影响之大。很明显，上级想在一五〇中学抓出一个“反潮流”的典型，这从以后发生在一五〇中学的一系列事情中可以明显看出。团市委到一五〇中学调查不久，在一五〇中原团委书记赖丹桂的授意和主持下，以初三12班团支部、红卫兵中队名义写出《重新认识雷力问题》等材料，又让雷力写出《关于处理我的情况汇报》报到团市委。此材料由团市委书记于崇浩连同艾立川老师给团市委党组织的信，一并报谢静宜。在《重新认识雷力问题》中，初三12班的部分同学坚持认为由于学习负担过重，雷力不做作业是光荣的“反潮流行为”，艾老师带领同学召开分析会是“师道尊严”的表现，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反潮流”是革命的行为等等。初三12班的大字报在学校引起了轩然大波，几乎呈一边倒之势，大字报一波接着一波，闹得沸沸扬扬。2017年9月17日艾立川老师与章永
早在9月，初三12班班长章永在班里的分析会中，就旗帜鲜明地反对雷力所谓的“反潮流”行为，他明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当时，他在班里是孤立的，上级来校调查等等，一律把他排除在外，甚至在他和艾老师谈话时进行监听尾随。就在初三12班贴出《重新认识雷力问题》的大字报不久，即1974年1月11日，章永、郭明明、王琪等三人，就在一五〇中学大门的食堂北墙，贴出名为《问题的重新商榷》的大字报，针对“雷力事件”，以及对艾老师的批判，明确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们不同意雷力不做作业的反潮流行为，坚持要对“负担过重”一分为二的分析判断，认为学生必须要搞好学习，不能借反对“师道尊严”攻击老师、整老师的黑材料。他们还公开为艾老师评功，大字报中写道：“尽管艾老师在工作中存在不足，但更主要的是他为革命而工作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艾老师接初三12班后，为使这个班改变面貌花费了不少心血，可以说是废寝忘食，吃饭时有学生来找，他便马上放下饭碗，谈完再吃；下班后他仍和学生一道工作，待同学们离校后才回家休息。一次献血之后，他放弃休息时间，坚持为班里学习毛主席著作辅导，头晕，站不稳，拿过一个椅子扶着继续讲下去……就是在自己被抽到外面去学习马列和学工时，艾老师也不忘经常抽空回班了解情况，出主意想办法，帮助临时班主任和学生干部搞工作。雷力的事情就是在这个老师不做班主任时发生的。这不论从什么角度，只能说明他对党的教育事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而不能说明其它。试想艾老师如果同那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教师们一样，在当时是完全有理由不去过问班里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有今日这场风波了。”大字报还明确写道：“老师与同学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不能借批’师道尊严’把老师当做敌人，要尊重老师”，正确认识“反潮流”。11班庞鸣等，13班张杰、佟昆远等，14班康素霞、储燕等许许多多同学签名表示支持章永、王琪、郭明明等人的意见。1973年11月13日，艾老师针对北京团市委某些工作人员对初三12 班雷立“反潮流”问题的处理过程和意见，写出“十三个为什么”，质问“什么是真正的反潮流？” “教师该不该引导组织学生反班内的歪风邪气？该不该对歪风中的典型人物——态度又不好时，在适当范围内组织同学进行帮助分析？”，团市委领导整完老师的材料后“不找教师核对，更不找校党支部审核，拿着就跑，这叫什么作风？什么行为？”并且大胆地质问：“应不应该也培养革命教员的反潮流精神？”1973年11月13日，艾立川老师给校党支部的信——提出“十三个为什么”
1975年11月11日，西城区调查组的简报中也写到一五〇中学校党总支对艾立川老师的态度：“在团市委出了简报，听了团市委反映后，市委科教组两位同志到一五〇中学党支部了解情况。他们了解了雷力的情况，也了解艾立川的情况。党支部书记宋克当时明确表示：‘艾立川的工作积极负责，教育思想有时有压服现象，但要拿这个作为典型，不同意。”校领导敢于顶住上边的压力，保护支持艾立川老师的行为可见一斑。“1973年10月，团市委于崇浩书记来到西城区团委，对区团委副书记刘乃信说：‘你们区出了个反潮流人物，是一五〇中的雷力。’又说：‘你向区委说一下，知道有这事就行了。’刘乃信还听说：要派中国青年报社的两名记者去写这个人物。早在团市委林一兵开始调查雷力事件时，艾立川老师发现后曾几次向党团组织提出，要求会见团市委的同志，以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不久艾立川摸到了团市委调查抓典型（出简报）的意图后，更迫切要求向团市委的同志当面申述意见。他曾给团市委打过电话，要求见于崇浩。同时写了《什么是反潮流》的大字报，打算贴到市委和团市委，被党支部领导发觉后劝阻。1973年11月他曾给支部写过三份材料，要求向上反映，但未见答复。1974年1月艾立川曾找到团市委副书记刘平，谈了自己的看法。刘平答复转达，但无音信。此后，他于1976年1月至7月间，先后多次给于崇浩、谢静宜、吴德等和团市委党组织写信，要求解决他的问题，也均未获答复。艾立川的主要意见是：1、他认为把雷力因负担重而不做作业，说成“反潮流精神”“是错误的”，他认为反潮流要反错误潮流，而“当时班上的工作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同学中提出负担重，这是属于前进中的问题，不能不做具体分析，不分青红皂白的说学生负担重，从而否定全部工作，甚至打成是修正主义潮流。”2、他认为团市委下来调查，整理材料，不通过党支部，不征求党支部的意见，是“违反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原则”的。3、他说：“团市委背着他本人借用学生的手，搞他的政治材料，是党纪国法不允许的”。他还认为，在反回潮中，学校批师道尊严，矛头对准了他，是和团市委的调查直接有关的。”（摘自西城区委 一五〇中调查组 1975、11、11）让我们来看看文革后期，面对艾立川老师的一再批驳和申诉，当时的上级领导是如何对待这位一五〇中学的教师吧：1975年7月21日，艾立川老师以大字报形式将一五〇中学“雷力事件”以来的校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公布于众后，惹得上级领导极为光火。1975年9月5日，西城区区委副书记于春开在传达北京市委书记黄作珍讲话时，除了讲到“黄帅问题要肯定”“否定师道尊严是否定批‘师’”外，讲到艾老师的“大字报内容是错误的，1、不符合三项指示……2、矛头对准谁？矛头对上就是反潮流吗？矛头对市委、团市委领导同志，也是对着市教育工会。因为他否定形势。”1975年底前后，原北京市委书记黄作珍在所谓“回击右倾翻案风”中对干部们讲刘冰写信的事件（即：1975年8月13日,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联名写信给毛泽东，揭发该校党委书记迟群的问题）时说：不发生在清华，也必定发生在西城区——前不久，西城区委证实，所谓“西城区”，指的就是我校（一五〇中学）和我。所以，当时他们才派工作组专来我校‘蹲点’搞‘回击’……”（摘自艾立川笔记）1976年11月5日，艾立川以《怪事》为题贴出大字报，揭批他们抱团捂盖的错误。西城区委在第二天就召开了关于此事的汇报会。1976年11月6日，西城区委书记马进在会上的讲话中说到：“……要提高警惕，要考虑这场斗争非同小可，是两个阶级的搏斗，是场复辟反复辟的大搏斗。”“艾立川这个人的思想路线不是正确的，毛主席党中央的话也不听。他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所以各级领导要立场坚定，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不能动摇。艾有三条，1、有阴谋，分裂党中央，很露骨。2、转移斗争大方向……他这张大字报有利于谁？有利于“四人帮”，是把运动搞乱。有意见可善意提，这是煽动群众。大字报是错误的。”“艾的问题。要找他谈。1、大字报不符合大方向，不利于集中火力斗争，不符合事实，不利于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和“四人帮”斗。2、要在党内做好工作，大字报要覆盖。另一种办法是让他自己揭掉。” 同一天，区委第二书记刘景平接着讲：“艾的大字报严重，他是要干扰大方向”“他是受了右倾翻案的影响”“他并不是为了维护党的教育路线”。“这次大字报第二个问题，指向市委、区委、吴德同志。”“他点火了，我们怎么办？”艾老师文革期间留存的相关材料
从以上当时北京市、西城区领导一系列讲话可以看出，一五〇中学校领导以及师生，特别是艾立川老师经受的压力何其之大。面对巨大的压力，艾老师态度鲜明、意志坚定，从始至终对上级单位在一五〇中学搞的这场“反潮流”闹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坚决的反对。从1973年11月起，艾立川老师先后通过组织途径向党支部、团市委、吴德、谢静宜写书面申辩材料，并要求彻底解决这一有关党纪国法和同学命运的路线之争。1975年7月8日，谢静宜有一个批示“请西城区教育局酌处”。到1975年七八月间，艾老师连续在校内贴出了四份大字报，其中有一份是《致谢静宜的公开信》。1976年，他又多次找原学校党支部书记宋克，要求澄清事实，此后艾立川老师又通过多种途径向上反映一五〇中学的这段历史。他在不断反映历史问题的同时，对当时学校领导和师生的行为特别感动，他说“当时年仅十五六岁的中学生。顶着汹涌的狂潮联名贴出大字报，对以‘造反有理’为由反对老师的正确管教，抵制文化学习、肆意丑化侮辱批判老师的行为，进行批驳，同学们纷纷在大字报上签名支持。校党总支书记宋克、副书记肖淑同，以及继任书记何钊顶着巨大压力，挺身而出，保护了老师和同学。实验中学（一五〇中学）这段历史不能埋没，应该记录下来。”文革期间学校党支部书记宋克和继任书记何钊
1973年7月，中国出了个“交白卷”的张铁生，“四人帮”安插到北京的市委副书记兼团市委书记谢静宜就迫不及待地要在北京市教育界树立一个“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反潮流”典型，但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在一五〇中学遇到了师生坚决的抵抗，这个典型在一五〇中学没有抓成功。我们再看看一个月之后，中国发生了什么，就明白一五〇中学此前发生的事情为什么得到团市委如此的重视了。1973年底，黄帅事件掀起“破师道尊严”浪潮，黄帅“反映老师管教她遵守课堂纪律”的600字左右的信成为了江青等人的突破口。谢静宜回复:“不是你和你老师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事”。她立即指令《北京日报》把日记作了摘编，并在1973年12月12日加了编者按语公开发表。《人民日报》12月28日又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转载。几天之内，黄帅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敢于反潮流的革命小闯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让这黄帅到处演讲，在教育战线上大做文章。中国各中小学迅速掀起了“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活动。许多地方也树立了黄帅式的反潮流人物。学校对学生的严格管理被指责为搞“师道尊严”“复辟回潮”，许多学校出现了官员管不了、教师教不了、学生学不了的混乱局面。但是在一五〇中学，局面恰恰相反，面对四人帮及其爪牙制造的混乱，有的党员和教师不顾个人安危，立足事实促使党支部通过了组织决议，重新调查处理“四人帮”派人来我校制造的“雷立反潮流”事件。有老师（如王本中）亲自帮艾立川老师写书面辩护材料，有师生面对歪风和逆流坚持原则，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向北京市西城区和学校的有关调查人员表明自己对事件的态度和观点，帮助艾立川老师抄写和张贴大字报，一些学生团员在“四人帮”和后来的保守势力制造的高压面前毫无畏惧，用他们的真名实姓名或联合以团支部的名义书写张贴大字报，表示对艾老师公开的支持。1975年，北京市委、西城区委派调查组来校调查，其中也有不少老师，置上级的错误指示于不顾，以真调查、讲真情的做法，与当权的北京市西城区有关领导相对抗，努力抵制并挫败了其阴险目的。在这个事件当中，铁的事实证明，被“四人帮”污蔑为十七年修正主义宝塔尖的一五〇中学（实验中学），和其他许多学校一样，是一个能够坚持真理，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和办学路线的好学校。实验中学绝大多数教职员工是具有正直良知、独立思考，不畏强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支持以及团结奋斗的共产主义品格的。老校长王本中和章永
特别可贵的是该校有着深厚的优良传统，老师爱生如子，学生尊师重教。雷力同学并没有因为要把他树为典型而对艾立川老师污蔑栽脏，以提高他的反潮流形象，而是向调查组明确肯定艾老师对他的帮助。那些曾受到艾老师严厉批评、管教的“闹将”，不但没有一个对老师“落井下石”、施以“报复”，有的反而站在攻击老师的大字报前，大声批驳对老师的丑化和批判，公开为老师呜不平。即使在“文革”乌云翻滚的日子里，学校对文化课的学习也没有放松。老师们在被侮辱、被批判、被伤害的同时，始终坚持给学生认真上课，把学校的良好校风、教师的优良品德和知识传授给每一个学子，成为学生一生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当1977年秋季恢复高考的通知下达后，一五〇中学集体插队的延庆永宁的75、76届学生，通过复习，在很短的时间内，文化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在77，78两届高考中，考上大学的一五〇中学知青有上百名，在延庆知青中首屈一指，成为当地最大的新闻。老乡们惊叹这些知青的好成绩，更盛赞这样的好学校！1973年至1976年，中国处在黑云压城的氛围中，但是具有光荣传统的一五〇中学师生以他们的独立思考，正直良知、上下同欲、坚强斗争，彻底挫败了“四人帮”爪牙企图在一五〇中学制造的事端。2017年5月罗治、冯敬兰采访艾立川老师
注：1978年一五〇中学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据《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史（1917—2007）》第147页记载：整个“文革”期间学校秩序被破坏、智育被否定，教学被打乱，名存实亡。女附中教师艾立川因抵制“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而受迫害，身心健康受到摧残。1974年“四人帮”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大批“师道尊严”，也企图在女附中制造事端，遭到我校以党支部书记宋克为首的干部、教师、学生的多次抵制，在艰难动荡的大环境中保持了学校内部的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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