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蔡坤一：18岁钟三妹以身殉情，掩埋进那个土馒头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蔡坤一，四川成都人。1953年出生。1972年初中毕业下乡四川雅安地区天全县。1976年回城。2002年退休。现就读四川省老年大学散文写作班。

原题

青春遗落的小山村

作者：蔡坤一

塑料厂派职工看望刚下乡的知青

陡峭的溜槽头

过完大年，春耕开始了。

天不见亮，队长沿着田坎从村上喊到村下：“出工了，出工了，溜槽头挖地！”

素琼、国华、小靳和我，扛着铮亮的锄头，穿着尼龙袜套新雨靴，昂首跟在社员们中间上山。

今天第一天出工。社员每户杀年猪，轮流请我们喝“血汤”，日子过得滋润，不觉一月有余，都有点迫不及待，终于要“出工”了。

山路陡窄弯曲，路两旁枯草上覆着雪，路中间的雪化成水，夜晚又结成冰，踩上去喳喳响。冰渣泥巴混水，一步一坑，隔一层薄胶皮和薄袜，脚冻得刺骨痛。脚后跟生的冻疮和裂口，渗出血粘住尼龙袜，结硬刺肉，雨靴陷进泥浆，拔出来噗嗤一声，糊满泥越来越重。爬一步喘一口气，爬几步就站下歇气，可站在路边，脚踩入雪里痛得更钻心。

眼见落在最后面的徐阿娘撵了上来，手叉着腰杆喘着粗气，叫我们一步一顿匀速慢走，不要紧走几步又停下。好不容易爬到了出工点溜槽头，朝山下一望，炊烟袅袅腾腾，是留在家里的老人为上学的孩子煮酸菜烤馍、给猪煮食子了吧？看起来溜槽头离我们的“新家”并不远。

我们这批知青跟父母所在单位走。十几个互不相识，十八、九岁的职工子女，由成都塑料厂、成都化工研究所安排，到天全县沙坪公社关家大队插队当农民。我们文革时还是小学生，停课三年后复课，短暂的“学工”“学农”“学军”后，就算初中毕业，成为知识青年了。1972年1月，腊八节后两天，我们一行人坐上大卡车，赶着到“二郎山脚，青衣江畔”，天寒地冻的农村，过“革命化”的春节。河堤边，徐副队长借出的两间房，就是二队四位女知青的“新家”。

一片陡坡上，队长吩咐一些人铲坎，剩下的站成一横排，翻挖土地。新翻过的泥土湿润带黑色，没有翻挖的呈白色。坡有四五十度，不大站得稳。我们四个紧挨着卖力挖，白生生的新锄把攥得绑紧，一锄甩下去，刨起洋芋般大小的土疙瘩。王阿伯把旱烟袋夹向耳根，吐泡口水在手心上磨几下，给我们示范：“挖地要脚杆蹬，腰杆硬，手心松。”眼见前面的人离我们几人高了，我们面前的坡地上留下了一条伸往蓝天的白路，那是坡上的积雪。

中午歇息，社员们找来一些玉米杆和树根点燃火堆，围腰帕里揣的玉米馍馍拿出来，煨在火堆边，烤热以后拍打一下，就着沟里的凉水吃得挺香，这就是午饭和午休了。我们什么也没带，四人面面相觑，还不懂得好好照顾自己的我们，接下春香分来的一块馍馍。从此，上山挨饿和难为情地吃下社员的一点珍贵食物便成为常态。这馍馍谐称“三吹三打”，又叫“火烧子”。想来玉米馍馍满口钻并不可口，但这“火烧子”吃起来却壳脆心糯微甜，尤其解饿。

新收的玉米，用石磨推时加上新黄豆，推后用面罗筛粉，分离出玉米皮喂猪。现今用粉碎机一股脑儿将玉米打细，当然粗糙些。用温水和一大盆玉米面，团成比锅盔大，厚二寸的面团贴往锅边。大铁锅中间加水，盖上锅盖，木柴小火慢慢蒸烤。两面都烤干后，铲出来埋入灶膛刚烧过的木柴灰里，直到烤出灰黄厚壳，火烧子出膛，吹吹拍拍，“三吹三打”焦香入鼻。

队长一声“收工”，穿着“麻窝子”“钉钉鞋”的男女老少“蹬蹬蹬”从我们面前跑过，有的还背着一小捆树丫树根或玉米杆。

从山上砍来有毛的茨竹，煮软制成苎麻，麻窝子用苎麻搓成绳子编织而成，轻省耐磨。像马蹄一样的椭圆扁铁，圈上有四只约一寸长的铁爪，钉向鞋底，就是钉钉鞋。晴天穿麻窝子，雨天穿钉钉鞋。穿时鞋内先垫些包谷皮，从脚直到小腿缠上麻布，再裹上毡子，用麻绳绑紧，像军人打的绑腿。这样的鞋袜，社员人人都穿，打湿了回来挂上向火坑的吊钩烘干。我们也好奇试穿过麻窝子、钉钉鞋，可是学不会。麻窝子勒脚，钉钉鞋踩到石头上，“咣”一声摔个仰面朝天。

拄着社员给的竹竿，看着陡窄的下坡路，头有点晕眩，不听使唤的脚杆打闪闪。雪融化了，泥地浮一层水，表面稀软。雨靴底面平硬，一下脚便哧溜跌个坐墩，素群走在前面，“噗”一声坐了“梭梭板”，一下子滑下去几丈远，吓得我们尖叫起来。直到屁股摔得生疼，腿肚子抽筋，站在路边眼巴巴望着山下，望着山下河堤边那灰黑的屋顶，依稀看得见门缝的“新家”，想起带队干部的话：“天全县天天下雨天天溜”，“你们要过‘走路关’、‘吃饭关’、‘劳动关’……”当初听来有点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仅就这“走路关”就不容易通过，今后不晓得还有好多磨难等着我们。直到社员们都吃完晚饭，我们四个才一拐一拐，手脚屁股裹满泥和水，低头挪回屋。

进门锅灶冷冰冰，水缸里舀瓢凉水，“咕咕咕”灌进早已贴了后背的肚皮。门前门后堆放着一捆捆柴禾，是队里安排人新砍下的，枝丫太湿老点不燃，眼睛熏得直流泪。恐怕社员们都入梦乡了，我们终于端起知青缸，吃到了香喷喷的锅巴饭。

这晚真静，知青小屋再不闻往日的说笑声，只听得青衣江水冲向河心大石头，“唰——唰——”

（注：本文溜槽头地名和麻窝子材料由天全县退休教师潘崇荣提供。）

前排中为农田基本建设队曾书记，后右为笔者

山之畔河之滨

离公社较近的顺河大队有一片河滩地，每年春季，“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在那里展开：围水筑石堤填土，然后种上玉米，“战天斗地”“向荒滩要粮”。每个生产队都要摊派劳动力，各个队大多派知青去，知青单脚利手，连牲口都不养一只。我听说不用自己煮饭，欣然前往。

背着被卷，走了十多里山路，终于听见锣鼓声。远见一小块河滩地里，彩旗猎猎，人们手推小斗车跑得正欢，润湿的沙土上，车辙纵横，原来是县里的干部们来支援，铁锨、锄头、小推车、钢钎等家什明晃晃，棕丝垫背黄澄澄。我们一行人走近河滩地，赶快丢下行李，跑步加入其中，背起大扁石头，向河堤奔去。

住进靠河边的一户人家。阿娘笑起来缺门牙，阿娘阿伯笑眯眯，有一个儿子笑眯眯，我也笑眯眯。天天背大石头，在队里已经是妇女劳力中的满分，一个劳动日挣9分，男性全劳力挣10分。根据每年的收成，一个劳动日合0.18-0.20元。我每年劳动都在300多天，一个月最多误工两三天，一年下来挣3000多工分。

一天清早，阿娘给我炒蛋炒饭，她儿子在灶膛烧火，火苗映红憨厚老实、露出牙龈的笑脸。还有一天上工，阿娘手帕里包着毛梨儿（猕猴桃）塞给我。正在感叹阿娘对我太好了，无以回报时，就有大嫂来提亲，笑说看中了我劳动好，我才恍然回过神来。当时有部朝鲜电影，夸一年能挣600分的胖姑娘，啊哈，我比600分还厉害，一年能挣3000分。

宣传中天天喊扎根农村，知青们也口头应景。但巨大的城乡差别横亘在面前，既无青春激情，更无文化知识的我们，大都无爱无欲，失去了人的真性情和爱的能力。空泛的脑袋里唯有一个念想支撑：“几时才能回成都？”“回城就是扫厕所也愿意！”

一天，农田基本建设队“夜战”后回到住处。这时我们已经集中居住，草草洗漱了，便倒头大睡。睡梦中听到有凄厉的声音在呼救，噩梦中醒来仔细一听：“快点起来找人，快点起来找人！”空旷河坝里，传来一声声惊慌的呼喊。

关家一队女知青在青衣江水边

惊惧中爬起来，寝室里已不见一个人影。手忙脚乱摸起电筒，出门往人声方向惊问：“哪个不见了，哪个不见了？”“钟三妹！”曙光大队的男知青，还在顺着河坝上下呼喊。

钟三妹，斯文白净，说话奶声奶气，喜欢唱歌跳舞，在我社曙光三队，还有个胞姐在曙光二队，都被派往农田基本建设队，勉力背石头。

月光如洗，对岸山影幢幢，近处河水泛光，周围一片深邃静谧。踏着河滩卵石地，高一脚矮一脚，在荆棘树丛中来回逡巡。钟三妹，你到底躲在哪儿呢？你那么纯洁天真，该不是坐在哪个树丛旁，读一首情诗？又或者有心上人坐在身旁，默默看着你不声响？半夜的露水已经打湿了衣裳，春寒料峭，心中一阵颤栗，噩耗随之而来。下游不远处水中，捞出了早就没有了呼吸、十八岁的钟三妹。

难道喜欢上了同在宣传队、关心她的农村男青年有错？难道父母不同意、姐姐规劝有错？十七八岁的年纪，不正是花前月下谈恋爱的年龄？可是，面对柴米油盐煎熬的父母，自然会将恋爱与婚姻联系在一起。农村户口既不能在城里分配工作，连粮食供应本也没有，知青还可能调回城，娇弱的女儿一旦结婚，就终生成为农民，今后的日子太难。

三妹纯真，敢爱敢拼；三妹刚烈，敢以生命抗争；三妹无知，不知道生活的残酷无情；三妹可惜，十八岁如花的生命，瞬时零落成泥。知青谷小乐给三妹擦身换衣，全沙坪知青为三妹守灵。她的父母赶来，将三妹送进对面半坡入土，永远遥望着那片河滩地。两位长辈我们无从安慰，江水呜咽，知青们耷拉着脑袋，脸上挂着秋霜。

围河背石头，推车拉泥巴，或挥大铁锨铲土上车，好不容易堆了些土出来，几十个人都累断了腰。不仅如此，还有后勤队伍，煮饭烤馍一大摊事。辛辛苦苦种上了玉米，眼见地里从嫩绿变深绿，玉米扬出红穗结包，真是喜人。谁知一夜间洪水冲来，河滩地顿时淹成水乡，玉米杆倒伏，未曾发育饱满的玉米棒，似乎心有不甘，还在顽强地挣扎，长长的绿色枝叶和杆头红色的雄穗，在水面招摇。

一年不行，二年，二年不行，三年。一连三年参加全社春季农田基本建设“会战”，到秋季均颗粒无收，我们终于无力“胜天”。

经过顺河大队，到县城去买生活必需品：盐巴、肥皂、卫生纸……去时左侧脑袋，眼怔怔地遥看烙满深深脚印、被水冲毁的玉米地，回来时天已擦黑，紧走忙走，心中像几面小鼓乱点，“咚咚”着响，低头看脚，不敢抬头望一望左面山坡上，那垒起的新土包——钟三妹的坟茔……

明年，是我们下乡50周年。那个无碑、无标记的土馒头上，早已杂树成林，那片曾被无辜挖来填去、折腾不已的河滩地，也荆棘丛生。一旁的马路已经通车，车来车往，人流不息，奔波劳碌的人们，没有谁抬头望一眼那面山坡，没有谁还记得，那林间的孤坟和半个世纪前的年轻生命。

婚丧、饮食、男女

杨志兰出嫁了，嫁到邻队。她与我同年，爱笑的鹅蛋脸上一双酒涡。被邀请参加婚礼，我们十分兴奋，凑上一元分子钱，从本队闹到邻队。

头天晚上哭轿，娘家摆九大碗请客。席桌一轮吃完又上一轮，站着吃的、坐着吃的、奶着孩子吃的，黑压压满是人。豆花、粉条、白菜，添了一碗又一碗。肥瘦相间的腊肉切成寸把见方，砂锅煨好，油亮亮端上桌来，痨肠寡肚毫不客气的我们，筷子一戳就是一墩，咬得嘴角流油，真香润濡肠啊！不觉又戳一块。

入乡不久还不知道规矩，几个知青这桌，侧边社员没有吃到墩子肉，原来桌上每人只有一块。幸好天麻麻黑了，火辣辣的脸色周围没几人看见，讷于言辞的社员们也不知道声张。

第二天迎亲，一大早又赶去吃。看见来的新姑爷，穿着宽大的新衣服，涩涩地站在新娘子房门前，嗫嚅着说好话，门缝稀开，塞进封钱，房门又关上了，就是不打开……这叫闹喜。

有老人去世，年龄超过70岁为白喜事。专唱哀歌的女人长声吆吆，四言八句把死者的生平美德唱得像诗一样。四个壮年男人抬棺上山，不径直抬到坟地，而是上几步梯坎，就来来回回地错动、摇摆，把棺材中的人震来荡去，就像要挺身立起来一般。这时，走在后面披麻戴孝的儿孙们，只得赶上前跪在坎边，面对抬棺人把头磕得砰砰着响。如此反复，孝子贤孙又跪地磕头……这叫闹丧。

生小孩要摆满月酒。女人“落草”生小孩后养得白白生生，只有这时可以歇口气，再不是丢了扫把拿撮箕、蓬头垢面的女人了。尤其是养了男孩，可稍稍扬眉吐气，不总是在来客时，悄悄地站在暗黑中的厨房灶边，就一口残汤了。社员家里有接连生五个女娃娃还在招娣的。站在田间地头，女人们的龙门阵就是生娃。素群一连几天卧床不出工，妇女们笑话她“在床上孵蛋”，回成都几个月还不见归队，又议论说她“生个娃都会笑了”。我心中惶恐，这难道就是我未来的生活？

站在上坡，大队长唱起歌来，他参过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脸对着知青小靳。小靳的双颊由桃红顿时涨成紫色，队长的龙门阵又随之而来：“有个瓜（傻）媳妇，做活路时要回家解手，一同干活的男子叫她帮带一泡尿回去……”男社员们仰头哈哈大笑，更有甚者对着我们怪笑，阿娘阿嫂们则在一旁偷笑。

我们几个头埋得很低很低，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只记得旁边大笑的男人们，一个个露出的黄牙和牙龈。没有受过性启蒙教育的我们，朦胧中总感觉这龙门阵不大对。当初离城时，带队干部曾给我们打招呼：“干”不能说，“安逸”不能说，“舒服”不能说，诸多字眼都不能说，我们百思不得其解。多年以后才明白过来，原来这中间的联想都指向“脐下三寸”。

不管上山干啥农活，午饭都不回家，歇息时各显身手。待嫁女纳鞋底，白红两色，其他人大多捡拾柴禾。一个不起眼的石头荒山荆棘丛里，准能找到可用来捆绑的藤条，大自然真是恩赐人们。我学样捡了点树丫和玉米杆，立即就有青年主动上前，不仅帮忙捆绑扎实，还把藤条弄成双股，尽量与肩膀贴合。他们总是对生活充满信心，笑眯眯的，乐于给知青各种指导。

微微冒出青烟的火堆边，阿伯们有的点燃了叶子烟，有的砍来一根树棒，削削凿凿，一根锄把做成了。那青白毛糙的木把，要经过多少次抚握，浸入多少双手的汗水，当你的双手粗糙裂口、长满了茧巴，那锄把可能就会黄润光滑了。

捡柴的阿姐裤包扯开一条口，走步时口子张开，弯下腰开口更大，原来内里没有裤衩。阿娘们更不客气了，脱下千疤万补的外衣，内里衣不掩体，白生生的奶子晃出来，头上的缠头布也取下，梳那长长缠结不洗的头发。然后开始捉虱子，虱子丢进火堆里发出“啪啪”的响声。

农民最记人情，哪管你出身好坏，只要你对他有一点好，马上会得到更多的回报。谁家有人头疼脑热，你把带来的阿司匹林送他一颗，常年不服药的人顿时轻松，即刻回馈你一把青菜；谁家小孩拉肚子，你给几颗黄连素片，马上送过来一把嫩笋。你到阿娘阿伯屋里向火，说明你看得起他们，必得烤玉米红苕发馍给你，或请你吃饭。知青小屋没法碾米磨面，你可以到任何一家社员家里去蹭饭，二姐家，潘老师家，杨老师家……宽敞的房屋，我们在那里吃了饭，往往还被热情留宿，上楼像旧时小姐一样，有一间独立闺房，里面被盖枕头都是刚铺就的。

当万物生发时，东家阿姐、西家阿伯必送来新笋，让知青们尝鲜。她们端着瓜瓢、盆上得门来，脸上盛满给予和自豪的微笑：“我们这儿出（产）的笋子和蕨鸡苔（蕨菜）是要上国宴的！”

凌晨三四点钟，他们出发去“打笋子啰”！从那层峦叠嶂的峰顶中，找寻到白家子林，把新冒出土的山珍——笋苞掰回。黄昏来临，一个比一个插得高的背篼队伍下了山，他们满载而归了。剥开层层笋壳，露出又尖又挺、透着生命希望的生笋，煮上几小时后再用清水浸泡好，一把把鲜笋可以去集市卖点钱了。

这浸透汗水，他们不怎么舍得吃的、白生生的鲜笋，被我们迅速撕成粗丝装进脸盆，没有调料加豆瓣酱即可，一大盆极其鲜嫩的新笋大家三五下空口吃完，吃完了直冒清口水。

春节你要回家，东家送来黄豆，西家送来糯米、干笋、腊肉……你背了沉沉一背篼回家，沉甸甸满是社员们的温情。他们的的接纳温暖了你的心，黑五类狗崽子的阴影，像冰块在慢慢消散融化。

大过春节的，老队长带话要到成都看望知青。同队三位知青姐妹，虽然家中也逼仄，好歹不止一间屋，况且还有老母代为接待。只有我，孤零零一个人，一间破屋子，拿什么招待队长？他又去哪里安歇？那时来客都只能在家里接待。焦躁不安好几天，队长终于来了，还好，素群陪着，来我家看了一眼，便领到她家去了。

作者在西昌知青博物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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