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 | 萧芸：右派女儿，读书梦总是充满变数

作者简历

作者19岁时

萧芸 ，1951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当过知青，民办教师。返城后曾上书中央，呼吁在全国实行知青务农年限计入工龄的政策。历任幼儿园园长、宣传干事、报社采编。也曾下海经商，主持“成长110”公益活动，创立宁馨成长教育咨询中心。2017年被中国教育家庭学会评为“中国家庭百佳公益人物”。

原题

往事回眸：辛酸求学路

作者：萧芸

我人生的坎坷，是从第一步求学路开始的，几近荒唐。而这，几乎就给我定了基调，不稳定，频繁搬家。

01 启蒙毛塘坝完全高级小学
过去，被称为高级小学的也叫做完小，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完备设置。一般一个乡才有一个完小，所以还叫做区完小。我出生成长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区镇的烈家桥乡毛塘坝村，毛塘坝完小就是烈家桥乡的高级小学。高级小学是小学里的圣殿，不但有校长、教导主任的专职设置，还有专职的音乐教师、体育教师，甚至还有炊事员和看大门的老头。
毛塘坝完小是新中国成立后新建立的学堂，所以都是普通平房，南北东边共有三个操场，三个班上体育课都很从容。南边，也就是校门口的操场很大，最醒目的是操场的正中间有一棵硕大的广玉兰。玉兰树的叶子像枇杷叶那么大，光滑，碧绿，每年玉兰开花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童话时光。洁白硕大的花朵，就像一只只和平鸽，在我的眼睛里，那些花都会飞。
在那棵玉兰花树底下，我第一次看电影，我的梦想也飞了起来，希望自己像白毛女一样，当一个演电影的人。那棵玉兰花树，是我梦起飞的圣坛，乃至六十多年后，我的梦中还时常有那棵玉兰花树。父母都曾经是当地的老师，因而这所学校的许多老师都是父母的学生，都知道我是谁家的女儿。五岁那年，母亲就把我送到了学校。好多年轻老师都喊我母亲谷老师，优雅的母亲很得体地和她们握手谈笑，完全忘记了身边的我，看出来母亲不在意我，我就去看校门口的玉兰树了。1957年9月的一天，刚满六岁的我，懵懂地走进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坐在教室右边的第一排。班主任贺蔚莲老师也是我母亲的学生之一，因此我很有亲切感。
第一节课就是发新书，好期待呀，人生的第一本书就要把握在手，我的同桌最早领到新书，那油墨的芳香沉醉了我的灵魂，我大气都不敢出了，盼望老师尽快地点到我的名字，但是，直到最后，老师都没有点我的名，我也没有能领到书。
我慌了，脸烧起来，我跑到老师面前，高声喊，老师，还有我的书呢？老师也纳闷，然后她低头看了看她手上的一张纸，说：“今天发书的都是交了学费的，你没有交费就不能发书。”
顿时，我感觉自己的血流都凝固了。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支持着我，一转身，我就从教室里跑了出来，一溜烟跑出校门，跑了两公里跑回家去了。看见养母就扑进她的怀里，竟然就晕了过去，把我的养母吓坏了，赶紧给我掐人中，捏手脚拍背，在养母焦急的“细芸回来”的呼唤声中，我醒过来，哇的一声，哭出了天雷地火的憋屈。
我的母亲也是个乡村小学教师，她一个人29.5元的月薪，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可以养活三四个人的，但是我母亲是一个人花，她不缺钱，却居然不给她女儿交学费。长大了才知道，原来我是我父亲负担的，我的学费要等父亲汇款到养母家才能缴纳。
从此，每个学期开学的前一个月，我父亲都会提早把学费直接汇到学校总务处，我再也没有了那样的尴尬。所以，我对夫妻之间AA制A到儿女头上的事情恨之入骨。
这当头一棒的打击，竟然喻示了我的求学路是充满了艰辛和酸楚。当天下午，贺蔚莲老师家访到养母家，给我送来了新书，手捧新书我心里五味杂陈，并无欢喜。但是自此爱书爱买书，零花钱都送到了书店里。第二天，我还是高高兴兴地背着书包上学去了，我的人生的第一个书包，是养母亲手缝制的旧被单布书包，因为布太小了，只能勉强装进我的两本书。第三天，第一节课就是要大家写自己的名字，那时候，我的姓氏萧字繁体很难写，像画画一样，我写了整整满石板。第一次握笔写字，就遇到了最难写的字。我在毛塘坝完小学习成绩无疑很好，尽管我是班里最小的学生，但是成绩却总是第一名。那时候完全不在意成绩，老师最喜欢乖巧的学生，我属于烈性子倔强的女生，老师一般对待。到了第二年的六一儿童节，每个班都要表演节目，模样并不俊的我居然被贺老师挑中了。四个男生四个女生，一首歌伴舞，要求每个小演员准备一条毛巾系在头上，可是我没有，养母家洗脸不用毛巾，只是一块破麻布，眼看就要换角儿了，贺老师居然把自己的毛巾给我顶在了头上。在此期间，反右派斗争开始了，音乐老师教我们唱了一首“反右”的歌：右派分子你狗东西，我们全都认识你，社会主义你来破坏……我们就坚决打呀打垮你！体育课上，老师带我们表演，最后一句，是一个高举右手的小拳头狠狠砸下……殊不知，300公里外的洞庭湖啊，我的父亲也是一个大右派，在我的拳头砸下去的时候，他正被押送到洞庭湖的洲渚上割芦苇，九死一生。

02 转学

白龙潭初级小学

刚上完二年级，因为父亲被送去洞庭湖劳改后，没有了工资，再也给不出抚养费，我被母亲接到了她所在的另外一个区镇的一所小学。
虽然我才八岁，但是这已经是我的第二次搬家了。第一次搬家是从娭毑家搬到了养母家。
这所小学叫做花石镇盐埠区白龙潭初级小学，初级小学也叫初小，只有四个或者三个班级，甚至还有两个班、一个班的，职工也只有四位老师，三个、两个甚至一个，没有校长只有一个兼职的主任，主任也要带一个班，每个班主任都负责上本班的语文课，再上外班的数学课，同时还要兼顾两个班的体育课或者是音乐课，没有看门的老头也没有炊事员，每个月每位老师轮值一次兼职炊事员做饭。可怜我周南女校毕业的母亲，解放前已经在长沙市周南小学教书了，回到乡村之后因为政治的歧视，她一直无缘完全小学，只能委屈在初级小学里。
不过，这所初级小学给我的能量却非常的爆棚。之所以叫做白龙潭，这里肯定是有传说的地方，只是这个传说我没有记住，省略了我300字的笔墨了。我记住了白龙潭边上美丽的赵家营，赵家营是绿野仙踪所在地。春季百草的青葱嫩绿、夏季禾苗荡起碧绿的波浪常常令我陶醉，秋季金黄的收割非常迷人，冬季的一片洁白里参差错落的屋舍令人心旷神怡，以致后来的梦境里的美梦，都在赵家营。赵家营就在白龙潭小学的前面，西边是湘江支流涓江，东边是一溜子有点坡度的山脉，在距离花石镇五里路的地方，江与山的中间忽然开阔出一大片平滩，一堆堆青砖青瓦盖起来的房舍，比我能见到的任何村镇都显得好看，真有世外桃源的风韵。这里的人大部分姓赵，赵家的男子都伟岸高大帅气，鼻梁高挺、下巴微微翘起，像电影里的人，赵姓的女子都俊俏，双眼皮性情温和。
在赵家营，我结识了好几个赵姓的男女同学，有定姐姐、静姐姐，还包括我初恋萌芽的心仪的赵俊青，他当时的样子就是今天的网红丁真。慢慢地我就知道了，几百年之前，他们赵姓是逃兵乱（即政变之类的离乱）从北方搬到这里来的，老祖宗驾船行船至此，那时候还是一大片芦苇荡，地势非常开阔，交通也方便（古代的高速路就是河流），于是上岸造屋定居下来。
赵家营的来历是我童年的一个谜语，但是他们每家每户都供奉了一幅古旧先祖的画像，那是一个达官贵人的画像，后来读初中学了历史，学到宋朝的时候，我豁然开朗，赵家营的先祖就是大宋皇家的那个赵。当其时，我的中学就在赵家营的河对岸，我从教室窗口望向赵家营，那里隐藏了一个朝代的余脉，我心中不禁有了一份崇敬。
白龙潭小学的校舍就是赵家祠堂，坐落在涓江边靠山腰的一个Ω形山坳里，很有藏意。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宏伟美丽的古代建筑。现在回想起来，赵家祠堂是百分百的徽派建筑。整个校舍是两层的楼宇，白墙青瓦马头墙雕梁画栋，立体的泥塑装饰着里里外外的墙面，绘制非常精致，墙上最高的地方都镶嵌了连环画似的壁画，不是画上去的，而是立体的，泥塑人儿的衣裾都好像能被风吹飘起来。画面都是一些老人小孩仙人，应该都是二十四孝和封神榜里的人物故事。因为这些文化元素的存在，白龙潭初小更像一个古建筑的博物馆。校舍前后三进，前庭是楼上楼下八间房子两边分，二楼的中间是个大戏台，方正的大开间，是教师们的宿舍和图书室。前庭和中庭相连的东边，是上下两间窗明几净的宽敞教室，教室前有大约六百平方米以上的露天庭院，中间一条石板甬道将庭院一分为二，左右的庭院中，分别植有两棵高大的白果树。奇特的是，竟然是公母树，两棵树一般高，公树稍微粗壮一些，母树每年要结白果，所以稍微瘦弱一些。但即使是母树，也要两个成年人才能合抱，夏天的时候，两棵树上落满了白鹭，像开了许多白色的玉兰花，到秋天的某一天，忽然白鹭都飞走了，给我留下无尽的寂寞。据说这两棵白果树的树龄都有500年了，现在掐指一算，无疑那是南宋之后种植的了。中庭是一个摆放了两张乒乓球桌子的游艺大厅和一个约80平方米的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一个图书柜，那里是我最爱的地方，我开始读巴金的《家》《春》《秋》和吴承恩的《西游记》，这些人物故事在我的脑海里腾挪翻飞，启发我编故事的能力；办公室楼上还有一间空置的房子，堆放了很多东西，那里也是我最好奇的地方。中庭和后庭连接处是一个徽派建筑的天井，天井的中央有一口井，已经被一块厚厚的石板盖住了。后庭中间是一个厅，东西两边都是教室。我就在西边的教室里完成了我的小学四年级。这是我之后60年梦回最多、最清晰的地方。就像入学第一天就因为欠缴学费领不到书，我的读书梦总是充满了变数。到白龙潭我应该进三年级，却被横塞进了四年级。三年级的班主任是我老母，我进到她班里之后应该听话，但是我才8岁，正是懵天达地的年龄，之前被养母宠溺得很不懂事，头脑简单得可笑。班里好多同学都十几岁了，于是就教唆我和我老母唱对台戏。
大同学先是叫我上课的时候，总是喊“姆妈”，我喊一次，全班同学哄堂大笑一次，我老母的脸就红一次；这样还不过瘾，还在我老母的语文课的时候，把我塞进了讲台没门的橱子里……我老母一进教室，发现她的女儿不在座位上，就问萧芸哪里去了？我就按照同学们排练的那样，把小脑袋从讲台板下伸出来，“姆妈，我在锅里（方言：这里）。”然后同学们又是哄堂大笑。
我老母受不了她自己女儿的恶作剧，哭着跑回了办公室。后来的结果，换班主任是不行的，那就是我被换班了。主任说，萧芸去读四年级去吧，于是我就跳级到了四年级了。学习上并无跳级的障碍，但是再一次缩短了我的成长期，我在每个班级里都是最小的那一个，备受戏谑和欺侮。在四年级里，我的同桌是赵俊青，很俊朗，他很照顾我，我就很喜欢他。在白龙潭初级小学，我遇到了给我文艺启蒙的胡映宇老师。我离开养母到白龙潭，是被我母亲骗来的，只说是我在益阳工作的大姐来了，要接我去看一眼。我就跟着比我大三岁的二姐长途奔袭100多里，到了白龙潭，开始还很好奇，可是过了几天，大姐回益阳去了，还把二姐也带去了。我就心慌了，想念养母想念毛塘坝的同伴……伤心就像决开口子的黄河开始了哭嚎。白天我母亲用书用糖哄住了我，但是到了黄昏的时候，糖也堵不住哭声了，我就坐在校门口的石墩子上，朝着养母家方向的那个涓江渡口嚎啕大哭，声气洪亮一直要哭到昏睡过去。
时间一长，学校的老师们肯定受不了，闹得他们备课都是人心惶惶，哄也哄不好。学校主任胡映宇老师居然出了奇招，他跟我说，你这嗓子太好了，唱戏可以镇得住场子……这不正是我的梦想吗？要当演员就是要学会唱戏呀，他说，我来教你唱戏吧！于是，每天在我快要想念老家的时候，胡老师就把我带到戏台上，开始教我开嗓练声，教我戏曲里的手眼声法步，慢慢地教我唱段。
我学的第一个唱段就是黄梅戏《对花》，后来还有《小放牛》和花鼓戏《刘海砍樵》，也有昆曲《蔡鸣凤辞店》和《游龙戏凤》对唱，慢慢地我就不哭了，慢慢地我的文艺素养崭露头角，后来有幸成为湘潭县第四中学学生文工团的小演员。
胡映宇老师应该是花石镇那边的人，本是湖南省湘剧团的老生演员，因为在练功的时候摔断了腰，治好之后也练不了功夫了，加之家中还有年老的父母和三个儿女，单靠妻子一个人是难操持的，于是就回到老家当起了教师。
当年，学校门口正在修渠道，第二年我母亲被调往大坝冲小学，第一次离开的时候，渠道通水了，汤汤的渠水清幽幽，我总觉得那都是我的眼泪汇聚起来的。两年后，在枫梓冲小学我母亲的学校居住、却到盐埠完小上完五年级之后，胡映宇老师很惦记我这个徒弟，又向学区申请将我母亲调回了白龙潭小学。我就只需要走读去五里路之外的“六栋瓦屋”的盐埠完小读六年级。在六年级毕业考初中的时候，我做了一件至今得意的好事。我们要到区镇所在地花石完小去参加升学统考，这是个难题，白龙潭距离花石镇都有六七里路，我同学中那些边远山区的考生就必须凌晨开始步行二十来里，再进考场。于是，我就热情邀请班里的同学先天夜宿白龙潭学校，第二天清晨再去考场就不会迟到，也不会过于疲劳。当晚，男女同学二十来人就集结在了赵家祠堂。我要负责安排同学们过夜，他们分男女班夜宿在乒乓球台子上和部分课桌上，我点燃土蚊香为大家驱蚊。凌晨三点，我就起来为大家煮饭炒菜，我记得做了一个南瓜和青椒炒鸡蛋，天蒙蒙亮，大家就起来吃饭，然后朝阳升起来的时候出发去考场。那年，我才11岁。这20来个同学中，考上初中的有邓建民、胡金玉、黄素萍和我。一晚几乎没有睡觉的我，居然以语文、算术双百分的成绩考上了湘潭县第四中学，可见我的智力是经得起劳累考验的。四中就在赵家祠堂隔河的斜对面，去四中读书我选择了寄宿，从此离开了美丽的赵家祠堂，也离开了不喜欢我的母亲，成了自由自在的一只白鹭。只是，赵家祠堂，这座历经沧桑的美丽古建筑，却没有能抗住“文革”的绝杀，后来被生生拆除，校舍移动到原址后山，几栋简陋的平房实在是有碍观瞻。如今，水渠川流不息，滋养着一方生灵，人间却再不见赵家祠堂的神韵。

03 远徙

大坝冲和枫梓冲

花石镇是靠近南岳衡山的地域，所以山多，交通非常不便利，但是新中国成立后，每个乡村都建立了初级小学，有的四个班，有的三个班，有的两个班，有的甚至只有一个班。过于偏僻的山村小学大家都不愿意去，领导就把服从性强、容易安排的老师派遣到那里去了。我母亲自然别无选择，虽然胡映宇老师不排斥我母亲，但是某个学校大家都不愿意去，那总得有人去。

我母亲是大家闺秀，从小有保姆带丫鬟伺候着，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还高度近视，戴着酒瓶底厚度的500度眼镜。在学区教师大会上听到宣布自己调到谁都不愿意去的大坝冲小学，当场就晕倒。但，晕倒也得去。母亲回来就哭哭啼啼，自己不能动，就只能指挥我动手收拾行李。九岁的我上蹿下跳先把被子凉席捆好，再下蚊帐折叠，四季衣裳装到一个农民装谷子用的麻袋里，然后就是收拾书籍用品……附近的学生家长和我的同学闻讯赶来看望，送来了鸡蛋和南瓜子，有家长自告奋勇开车送行，我看到赵俊青也来了，就把自己新学期要用的铅笔和卷笔刀还有几个练习本都送给了他。从此，他成了我再也不见只能梦中见的好友。

所谓开车送行就是50年代的乡村独轮车载行李。出发了，我走在头里背起纤绳样的拖车绳，助力鸡公车的独轮滚动前进，中间是送行的家长驾起独轮车的两个车把手往前推。后面远远的是我的母亲，背着她自己的细软衣包，扛着她最爱惜的益阳水竹篾凉席，悲哀前行。这就是我的第三次搬家经历。

不知道走了多久，中途还在一个学生家里吃了午饭，到达大坝冲小学已经是黄昏了。

黄昏里的大坝冲小学昏暗得像是冥界，我很不喜欢那里。

距离最近的邻居也有一里路，一栋平房孤零零地傍山而建，校舍就是三间教室三间教师宿舍，除了课桌，看不到任何东西。

打开给我母亲留下的房间，一地的垃圾。高度近视的我母亲每到黄昏时候，基本就失明了，新来乍到的她分不清天南地北，我就成了安排一切的主管。先把满地垃圾打扫干净，然后去池塘里打水来抹干净床铺桌椅，再挂蚊帐摊开凉席摆放枕头打开背包把衣服放进柜子里，再找到厨房烧开水灌进热水瓶里，烧好热水装进小木桶里让母亲盥洗然后母亲歇息。感谢我娇弱如林黛玉的母亲，从九岁起就培养了我成为搬家一把手。

大坝冲的主任恍惚姓谭，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很瘦弱，皮肤是烟灰白，似乎有肺结核。他好像很不欢迎我们母女，从没有看见他笑过。在他的眼里，我们母女不过是大右派老婆和大右派子女。不过我倒不怕他了，因为我已经升学到了乡完小盐埠高级小学，而且自恃成绩好谁都不怕。

大坝冲是花石区的边角地区，学校后面翻过山就是涓江，江对岸就是射埠区了。

从大坝冲到我上学的盐埠完小，大约有十多里山路！我每天天没有亮就起床，自己生火把前一天的剩饭加点辣椒加点盐炒热，吃一小碗带一小碗中午到学校吃，然后就出门步行去学校，走一段路喊上邓建民，走几里喊上李金元，再走两里喊上胡金玉，我们一起去上学，回来也是一路同行。邓建民是唯一的男生，他是我们的胆子，因为我们上学放学回家几乎都是两头黑。

深秋的一天，天已经黄昏了，越往山冲里面走人越少，只剩下我和邓建民了，经过一户人家的时候，突然身后窜出一个大伯来，抓起我们的胳膊就往屋内冲，一边说“老虎下来了，走不得！”原来是有人看见有两头老虎在田垄里……前几天，还有老虎伤害了一对过山的母子，幼儿被老虎吃掉了，妈妈被吓死了。大伯告诉我们，这个时候出去不得，等你们的家里人打火把来接你们回家吧！老人给我们一人一个煨熟了的红薯，我们当晚餐吃了，果然，邓建民的父亲和哥哥见他没有到家，就打着火把来接了，顺便把我送到了我母亲的学校。这是与老虎擦肩而过的经历。应该说，老虎每天都在我们身边。

当年寒假，我母亲自己去了江西南昌舅舅家寻找温暖去了，留下10岁的我和13岁的二姐守校。快过年了，乡里配给了半斤母猪肉，我姐姐拎回来，就那么手掌大一小块，我和姐姐在门口的小池塘里捕捞了半碗小米虾，这就“有鱼有肉”地过年了。

过年之前下起了大雪，这场雪持续了一个星期，我和姐姐出来扫雪发现雪地上密密麻麻的梅花脚印踩平了一条路，是一只老虎反反复复绕房子行走的痕迹。原来，每晚都有一只或者两只老虎绕着学校一圈圈地走着啊，太惊险了。

我和母亲的宿舍是紧挨屋后山坎的，窗户很低，几乎和房屋地基一样高，窗户距离山坎只有一个人能通过，我和姐姐赶紧查看，窗棂上粗糙的木头上，果然夹着很多老虎的毛，一晚又一晚，老虎们嗅到了我们姐妹的气味，就这样绕着房子打转转圈，一次次从我们房间的窗棂与山坎间狭窄的小道挤过去……幸亏那窗户还算结实，没有被老虎挤倒；幸亏老虎不会打门，幸亏我们姐妹不管白天黑夜除非必要出门，都是把通往外面的三个门堵得严严实实。这就是与虎为伴的日子。

寒假过后，我母亲以萧芸上学路途太远为由，要求调换到距离盐埠完小更近的学校，这次，我母亲在我五年级下学期被调到了枫梓冲初小，给我上学缩减了五六里路。

于是有了我人生第四次搬家的经历。

枫梓冲也是初级小学，也是一个小村校，校舍就蜗居在几栋民房之间，左右都是民舍，平房，大土砖，好像屋顶都是茅草盖的。四个班四个老师。主任是马国光老师，另一位老师是马老师的夫人，还有一个很开朗的年轻男老师黄老师。

在这里没有什么印象，因为我只是住了一个学期。只有一件事至今历历在目。

当年暑假，我母亲照例又去了她大女儿那里找安慰去了，二姐索性不回来陪我而留校了，剩下我留在学校，母亲安排我在马老师夫妇家里搭餐。正好我父亲回来了，因为是大右派，马老师不理睬我父亲，当然也不会给饭吃，学校的厨房马老师夫妇用完就锁起来，我只好在教室外面的一堵断墙处架起三个土砖，用妈妈的陶制茶壶给我父亲烧饭烧菜。我觉得父亲回来了要好好招待，于是自作主张杀了母亲养的一只母鸡，炖了一茶壶鸡汤慰劳我刚从洞庭湖劳改回来的父亲。

04 崭露头角

盐埠高级完全小学

五年级六年级我是在乡完小盐埠完小读的。盐埠完小应该是在一个土改没收的地主家大院的基础上盖起来的，西南方向是一所大院，东北方向是六栋新建立的房子，所以也叫做“六栋瓦屋”。校长樊大光，是个很亲和的中年人。我们五六年级就在最靠边的那栋平房里。在这里，我是老师们的宠儿，因为考试成绩好，因为作文写得好。但是我依然得住我母亲的学校，非常幸运再次住到了白龙潭小学的赵家祠堂。虽然时隔两年物是人非，但是我还是很喜欢。这中间有个故事。胡映宇老师一直在这个学校当主任，他在每月一次的学区教师学习班会议的时候，听我妈妈说起了老虎的事情，很担心我这个高徒被老虎吃掉，于是跟领导申请，把我妈妈再次调回了白龙潭小学。于是，我第六次搬家。
高小毕业后，我们班只有邓建民、胡金玉和我，还有黄素萍考上了初中，黄素萍后来还休学了，初中毕业后邓建民被选送到外交部，胡金玉也幸运地考上了长沙市第一中学。我则因为唯成分论的政策被剥夺了继续升学的机会，成为第三批成建制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

05 初中

延化寺里湘潭县第四中学

第七次搬家，从盐埠区的白龙潭小学搬到了黄荆乡的延化寺——湘潭县第四中学。延化寺与赵家祠堂只隔一条河，大约错位3里路，在赵家祠堂大门口就可以望见县四中，我在县四中前面的操场上，可以望见我母亲在晾晒衣服。这一年，我11岁了，就像脱缰的野马跳腾起来了。距离开学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自己收拾好行李，用一个竹篾扁担挑着，渡船过河到四中去了，因为我二姐在那里，我跟她去玩过，对校园很熟悉，最爱校门口的夹竹桃和荷塘。同学们还没有来，也没有报到，我和姐姐吃住在一起，姐姐每天都有劳动任务，我无所事事，看见校园里一堆堆的红砖，就开始用红砖做积木按照湘潭建筑的风格搭建了五间红砖房子。房子搭建好之后，需要苫顶，我就去捡了一些毕业生们遗留的竹席盖上了，于是我成为那个暑假四中最靓的妮。大家都在说谁的妹妹来四中了，是双百分考进来的，我才知道自己双百分的事情。湘潭县第四中学坐落在花石镇以西的涓水河边。古称为延化寺，1955年5月25日建校。学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老建筑延化寺。寺庙原来的大殿在西南边，厅中成了学生宿舍，两边的厢房分为楼上楼下，都是女生宿舍。面对大殿的是一个露天庭院，前庭是一个大戏台，每个学期都会举办文艺汇演。后来往外扩建了更大的新食堂，建起了更大的新舞台，在那里有省市剧团常来演出，记得湖南省湘剧团来演过《红管家》，一个蒙古族的剧团来演出过蒙古歌舞，我们学生文工团演出过各种歌舞演唱节目，还有《社长的女儿》《向北方》等剧目。第二部分是新建的两层主楼在东北向，楼下正中是教导处和小礼堂，其余的房子是各科教研室，两头就是男生宿舍。楼上是医务室和实验室。第三部分是教室区，向东走出主楼，就是教学楼，一共四栋。前面两栋靠近操场是高中部，后面两栋靠近马路是初中部。每个年级都是两个平行班。我所在的初中一年级是27班，我们学俄语，还有一个平行班28班是学英语。在这里，我有幸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成绩名列前茅，独占初中部风光。体育长跑、短跑都是第一，还是篮球队员，因为有点胡映宇老师教的戏剧功底，往台前一站姿势不同，嗓音也婉转，在第一次各班文艺汇演之后，被选拔为学生文工团里最小的队员。经历挺复杂的。第一件事情是初一年级上学期的秋收假的巡演经历。农村中小学都有秋收假，学生都要回家去帮助家里秋收。这个时间大约是十天。学生文工团的领队唐泽定老师（湖南省话剧团演员下放到四中，后来到了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带领我们去到学校周边的区镇巡演。第一站就是黄荆坪。我们抵达当晚就演出，人山人海的观众，极大地激励了我们，演出后，我们就在舞台上打开背包夜宿。第二天早餐后集合整队出发，队长刘弟甫报数多遍都差一个人，怎么都只有27个人，我说，你自己呢？原来这差的一个人就是队长自己没有报数。后来每到一个区镇，我们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观众不用说是太多了。成千上万的观众在依凭高低不平的地形搭建起来的户外大舞台，掌声响起来的时候，真的有松涛呼啸的效果，成千上万的笑脸迎向舞台，就像田野里的葵花朵朵……这是我少年时期的高峰体验。

二年级的时候，全国各地学习鄂尔多斯的乌兰牧骑组建自己的文艺轻骑队，湘潭县文化局到各中学选拔文艺尖子，我当然被推荐了，我们学校选中了男女学员各一名，男学员是谢之君，女学员就是我。初试就是唱一首歌跳一支舞，我唱的是《社员都是向阳花》，跳的是一支蒙古族的舞蹈，还需要有一门其他的文艺功夫，我说我会打鼓，还会吹笛子，算是一专多能的好苗子；复试被送到湘潭县一中进行训练，我们在一中的一个楼上集训了一个月，之后，我被退回四中，因为政审不合格，这是人生的第一次剧烈创痛，硬生生被刷下来，不是我不好，而是我的父辈们人生历史站错了队。
会唱歌会拉二胡的谢之君被录取，可惜后来英年早逝。三年后，“文革”中，湘潭县一个造反派组织再次成立文艺宣传队，我再次被邀请进入这个组织，并担任副队长，在湘潭县各个区镇进行巡回演出，时间足足一年半，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降温，我们的宣传队也解散了，我灰溜溜地再次回到姜畲茶场。
第三件记忆犹新、影响我整个人生的改变是，在语文老师周老师的影响下，我从13岁开始接触《心理学》，因为我很会编故事，写作文不用打底稿，每次的作文要写半个作文本，每篇作文都在85分以上。
记得我姐夫（校友，我读初一的时候他读高三）告诉我，他们的高三语文老师经常在作文课上读我的作文……所以语文老师认定我就是未来的丁玲、谢冰心，不但给我指定看她们的作品，还从教师图书室里给我拿来了外国文学的大部头《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莫泊桑、巴尔扎克的作品……（这些作品当时都作为“封资修”大毒草被封存起来了，学生不准读，老师作为教参还是可以出借的。）还觉得不够，特地给我拿来了心理学的基础常识。
我记得很清楚，那还不是正常的书，是白纸黑字的装订本，应该是印刷给教师们读的业务资料。老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你要熟悉人的心理，会揣摩人的心理刻画才会入木三分……其实，我非常喜欢读小说和散文，心理学真的太枯涩了，读不进去啊！但是，又怕老师问我其中的内容，只能勉勉强强地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因为我的阅读能力太强了，过目不忘，因而就把那本心理学装进了脑子里。虽然我与心理学是不期而遇，但是却成为我人生基调。老师的那句“会揣摩人的心理”指令左右了我的行为，所以形成一个不好的习惯，在凝视和聆听的同时，我的脑海里会冒出一道光，照亮“他或者她”此刻的心理动因是什么？
到了“文革”时期没有书读了，居然找到了一本湘雅医院油印的安抚病人的医用心理常识，于是，我就又把这本书再次读了一遍，从此对心理学有了基本认识。
1976年我回城后被分配在南华幼儿园工作，那是拨乱反正的崛起之年，一切从头来过，幼儿园里的专业知识已经断代了，专业书籍荡然无存。园长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了两本经典：《幼儿园教育工作指南》和《幼儿心理学》。
为了留下这两本书的精髓，我竟然用铁笔钢板蜡纸，用了六个月的工余时间，硬是将这两本书的内容一笔一画在蜡纸上刻印出来，这真是一笔一画地在读啊！后来油印了200套，解决了全湖南省幼儿园专业书缺损的问题。
在流浪合肥的最初的时间里，连吃饭都没有保障，我还是不知从哪里掐钱买了一套浙江大学的13本心理学单行本。
痴迷心理学、解读心声，成为我人生的特色。
记忆中，我的初中还有一次初恋风波。我在同学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初中二年级还在戴红领巾，属于还不懂人事的年龄。那时候流行同学之间送画片表达友谊，我就被一张画片给拉下了马。
那年代的摄影社发行很多摄影照片，有风景的、有各种人物的、有电影剧情的、有歌曲的，这些照片都是一套套的，同学之间你送我我送你很是寻常。
有一天，我收到了男生王金城同学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剧照一张，背后有王金城同学的题字：“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水；尽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萧芸惠存。”
我觉得这张画片很贵重，因为代表同学的友谊；我也不懂得这是要藏起来不宜示人的，旁边的同学在偷看我也没有察觉，于是这张画片在班上引发轩然大波，都说王金城是和我恋爱了，同学起哄笑话把王同学弄得小脸一忽忽红一忽忽黑，我才知道自己的粗心害了王同学。
老师找王同学谈话，闹得王同学每天都通红着脸，本来我们就是一个灯油小组的（我们灯油小组四个人：胡三多、谢卓磊、王金城和我），结果也被老师拆开了。灯油小组就是一个学习小组，因为要用煤油灯，四个人一盏灯，就叫做灯油小组。王同学似乎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从此不再搭理我。
在四中，我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是，体育尖子生。田径跑步跳远的每一项我都是初中部第一名，那时候我的自我感觉就是一头梅花鹿，同伴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我已经跑过了一座山头，此外我还会游泳，四项全能只有蝶泳基础差点，这都是在学校门口的涓江野水里完成的。当然，篮球队里也有我的身影，机敏过人无疑是后卫的选手。
在27班，我最好的朋友是胡三多，胡三多微胖，面相像菩萨，心地特别善良，不管阶级斗争的风雨多么复杂，她都一如既往地和我玩在一起，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像连体人。初中毕业之后，我们好像见过一面。
至今还记得的名字有：邓建民、徐彬彬、徐娟英、黄解人、欧小凰、王金城、彭宗斌、鄢文泽、宾玉军、陈蔚如……
在四中，我还有一个依靠，就是我的二姐。她和我是校友，我初中她高中，二姐一直陪伴到我毕业。我爱玩，经常不按时洗衣服，二姐就会到我宿舍里搜我床底下的脸盆，把我的脏衣服掏出来去洗掉，一边洗一边骂懒鬼；二姐就这样为我洗了三年衣服。
最为感动的是，我每天都不停地折腾，走路都是小跑步，体力消耗大容易饥饿。二姐每天中午都会端着她的饭盆到我们初中部这边来，将自己盆中的米饭匀出三分之一放到我的饭盆中，我如狼似虎的胃竟然不懂得客气，每次都笑纳不却，那真的好温暖。
因为二姐少年时代的寒暑假基本都和我在养母家，所以，在血缘关系的亲人中，我只和二姐亲，某种意义上她是我的小妈妈。
这是我最稳定的三年，没有移动搬家。而且无论是寒假暑假，我都留校劳动，每天有五毛钱的劳务费，一个假期就能攒十几元钱，可以买很多的图书，真的是神仙样的日子。只可惜好景不长，一场政治风暴已经切断了我的求学美梦。
中考到了，虽然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已经很明显，我从班上的学习委员降为席长，后来就说连席长都不能当……但是我依然心存幻想，因为还有一句话：“出身不由己、道路自己选！”我选择跟共产党走到底的彻底革命的路线，我信心满满坚定不移填报了湘潭县一中，因为我在那里住过一个月，喜欢那里的环境，但是我不知道，其实我们这些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学生，早就被打入了另册，档案上早就盖上了“不予录取”的长方形的章子。
中考过后，我依然没有离开学校，担负图书清理和蔬菜浇水除草等工作，同时在学校等通知书。每天守候在教导处前面的小礼堂里，看到很多同学都来学校领取了粉红色的通知书，我好生羡慕，越到最后我越是恐慌，知道自己是凶多吉少了，终于等到了我的信封，打开信封抽出信瓤是一张白纸，上面赫然通栏标题：给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知识青年的一封信……看到这个标题虽然不懂文字但是知道那是一张我与高中绝缘的判决书，我差点昏倒，顿时间满世界都是黄沙，漫天飞舞。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年级，我都是体智德美全面发展的好学生，但是升高中的档口却考了个嘴啃泥，这不比被从轻骑队退回来，因为我那时候还有学校，可是现在我没有学校读书了，我没有后路了。
我上了舍身崖。舍身崖是延化寺附近的一处红砂崖坡，这个崖坡上临绝壁，下坠碧潭，水深不知道有多少丈，经常有不想活的男女直接就奔了那里根本就没有救援的余地，古往今来，这面绝壁下殉情的男女都不知道有多少对！
我站在了崖坡上，只要踏上那个斜面，我的人生就会滑落入水底。而这时候，语文老师周老师在身后喝住了我。
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自古成大器者，谁不曾死去活来？”老师将我带回了学校，把我送进了上山下乡的队伍。
不曾想，两年后的文化大革命，老师的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再加上现行反革命的行迹，被师弟师妹们批斗，残忍地将大粪浇到了老师的身上，老师为了洗脱自己的冤屈，却从这里跳了下去，板书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惊叹号，我是在二十年之后才知道的。

知青时期的作者

在我后来的大学学业中，我才醒悟到，老师当时用的警句，就是《史记》作者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里的司马迁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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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微信公号知青萧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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