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丰，1953年生。1972年初中毕业后在重庆长寿县插队下乡，1977年后一直在重庆出版社工作，期间在职就读于川大新闻专业干部专科班。作品有独立摄制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战争》等。
原题
作者：刘庆丰
1976年，我下乡已近五年，整个精神面貌处于极度的压抑和绝望状态，心理已基本濒于崩溃。1965年秋，母亲从重庆师专附中（现八中）被调到长寿县师范学校。原因是在文革前夕越来越严峻的政治局势下，校方要求母亲同已摘掉右派帽子、但仍被强留在长寿湖渔场改造的父亲“划清界线”——离婚。母亲拒绝离婚后，被校方“清场”，调往长寿县。1970年春，长寿师范学校撤销，教师就地下放。托学校“当权派”的照顾，母亲被分到了条件算得上最好的渡舟公社中学，我们三兄妹随母亲一起搬家，全部在该校的同一级读书。我是1972年春下乡插队的。按“家里留一个”的知青政策，弟弟留家，我和妹妹下乡，下乡的方式有些另类，就是从渡舟公社中学下到本公社最偏远的山地——菩提山半山腰的丰收大队。当然享受的还是正规知青待遇，第一年有国家安置款和商供粮，从第二年起就跟农民完全一样，凭工分分口粮，如果工分不足口粮款就还要倒拿钱给生产队，称作“补款”。林彪事件以后社会秩序有所恢复。1973年秋，因为正在恢复中的教育系统迫切需要我母亲这样顶级水平的骨干师资，母亲又被调到长寿县的“最高学府”长寿中学任教。这是数年内我家的第三次举家搬迁。1974年底，父亲所属的重庆市文化局系统突然把在长寿湖渔场托管了十多年的“摘帽右派”全部收回市内原单位。自此，我们在重庆市内和长寿县城才各有了一个家。家庭的情况在渐趋好转，但我们在乡下的处境却越来越让人绝望了。自1972年的招工冻结后，知青们就基本断绝了被大规模调回的指望。有些厂矿企业有了招工指标，发到各县都会被搭配一大堆各种关系户，最后招回的单位子女占不到一半，多数名额都被各级干部瓜分一空。除了权势之外，更要命的还是政审。与我同房间的另一知青曹三是比我们下乡早好几年的“老三届”，其父是县城照相馆的著名摄影师“曹大炮”，好像是右派还是别的什么历史问题，导致曹三填表多次全部被退回，甚至连极为有限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名额也均被别人抢走，成为他们那批知青中唯一未能回城者。见到他的处境再想想自己和他相同的身份，对前程只能是不寒而栗。1973年的大中专招生曾让人短暂地燃了一下希望。招生的模式是“本人申请，群众推荐，考试选拔，领导批准”。要说考试我当然是信心满满（8年后我以全省新闻出版系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四川大学新闻专业干部班），并顺利通过了“群众推荐”——通过的不只是我一人，在我的鼓动下整个大队的知青全都报了名，而且全部通过了推荐。然而正当大家兴致勃勃地准备考试时，“白卷”张铁生事件发生了。整个招生模式发生了突变，后来根本就没继续下去。唯一的指望，好像就只有“退休顶替”了。前几年曾实行过一段，使不少知青得以回城，但很快就又停了。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指望根本就说不清。还有一个方案就是办“病残”。我刚刚下乡之时就因贫血病休整了好几个月，现在要办病残是有可能的。但是按普遍的说法，办病残的话下乡这几年就白下了。因为病残后就只能进街道小厂，国企招工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其他方面都绝望的情况下我还是递交了病退报告，然后回到父亲的单位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等待下文。元旦后没几天的清晨，响起了哀乐——这哀乐以前没听到过，武斗中各派召开“烈士追悼会”都是播放毛主席诗词歌曲《蝶恋花》，哀乐在全国普及自此而始。起床后父亲的第一句话是语气沉重的“周总理逝世了”。他以前是《新华日报》的，对总理感情很深。出门见到所有的人，基本都是低沉地打招呼“总理去世了”。我到街上去走了一下，看到很多女孩子的发辫上，都换成了白色的头绳发结。更多的人戴上了黑袖纱。我回到出版社院内见到正在发袖纱，就去拿了一个来戴上，同时戴的还有纸做的白花——出版社这单位别的没有纸张倒多的是。当天晚上出版社把14寸的电子管黑白电视机从会议室搬到室外播放，整个院内水泄不通，还有大量外单位人员也挤进来看。那个时候有电视机的单位不多，自总理去世起才兴起了“电视热”，慢慢普及开来。屏幕上是总理静静地躺在灵台上，悼念人群哭泣着围绕灵台走过。院内电视机前人越来越多，秩序已有些失控，播放者不得不高喊“大家守秩序不要再乱挤啊，大家的心情都差不多的！”同时几个家属小伙子开始自发纠察维持秩序，对实在不听招呼的就几个人围上去把他们拖到远离人群处一阵暴揍。在打斗中一个姓苟的小伙屁股上还被捅了一刀。据他说当时还以为是被人踢了一脚，赶走那几人后才发现血喷不止。但电视上总理的悼念内容并不太多，更多的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民间毫不关心后者，始终沉浸在缅怀的哀痛之中，相当多的人直到春节都一直戴着黑袖纱，有的还说要“一直戴到清明”。大家担心的是“温和派”总理去了，全社会很可能会越来越左。有人说“幸亏总理有远见，启用了邓小平”，但又传闻“右倾翻案”就是针对邓的……春节刚过，我还是回到了乡下。刚在县城码头下船，就听见广播“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就是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了。就在广播的当天，市文化宫顶上的小平题字再一次被砸毁（上次是在文革初期），《重庆日报》的报头也将文革初期被取消、1975年4月1日才恢复的邓小平题字再次取消，换成了印刷体。与此同时，传闻市内不断出现抗议声音。解放碑街头有了醒目的大字报“总理骨灰未冷”，下面是一连串的省略号和问号。还传说有个叫白智清的写了不少“反宣”张贴，很快都被镇压下去了。我们在农村也迎来了驻村工作队。他们进驻之初还书生气十足，居然讲述起苏维埃革命之初的一些理论和路线策略。在这方面只有我可以同他们探讨，什么社会革命党、新经济政策之类。谈着谈着我居然莫名其妙地受到了他们的重视。这时的一个冲击是下乡八年的老知青曹三不知通过什么途径突然被招工，进了国营大厂。连他都有了这种过硬的关系，而毫无这些路径的我，难道真会被深陷农村无法自拔？唯一的指盼是官方能够开恩启动“退休顶替”制。前段批判《水浒》时我只记住了一句，“望天王降旨，早招安，心方足”，时时在心中默念。我们生产队的“小农经济自发思想”历来顽固，时不时就想搞点务实的举措。开春不久生产队就决定要搞类似“包产到户”式的动作。这对我们知青是致命的。谁有心思、有能力真的靠做农活来养活自己？但是在生产队我们说话是没有任何分量的，若换以往大概也就默默地接受了，完不成大不了拿钱“补款”。但这次不同了，我们有了工作组作靠山。我和妹妹把生产队的包产计划汇报给了工作组。此方案立即被制止被批判。多年以后，每当提到小岗村的包产到户，提到陈列在国家博物馆的“红手印生死契约”，我都感到好笑。他们包产成功的唯一原因，是发生在比我们晚几年的1978年底，此时的知青基本都已逃亡殆尽。要知道任何外来知青都是绝对不会在包产契约上按手印的，而且肯定会汇报上去，并用“社会主义路线”的政治制高点来进行批判。这倒不是知青的“思想觉悟”真的有多高，而是一旦包产到户就把自己给套死了。青春勃发的男女知青们连结婚、甚至恋爱都不敢在农村进行，又怎么可能会对包产劳动感兴趣？生产队又恢复到了集体劳动的懒散方式。时值清明，深夜我在收音机中突然听到莫斯科电台的一段广播，“最近几天，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表达对官方的抗议……”噪音干扰很大，时断时续。我拨来调去，从各种只言片断中得到一个结论，北京出事了，而且是大事。一夜激动，夜不能寐。如果我在首都的话，肯定是会在现场的。次日面对的却是另一个现实。生产队要求每人完成上交多少多少肥料的任务。我的天！农民们都是“私设厕所”有料可供，我到哪里去找这肥料去？后来决定干脆每晚收工后步行一小时，回县城的母亲校园去掏粪。这里的屎尿要多少就有多少。听说我要夜回县城，一女知青找到我要求同行。她要回长寿化工厂的家，不敢独自走夜路。这是我第一次和女生“月下漫步”，画面却毫不浪漫，肩上还担了一挑粪桶！她和我平时基本没什么交道，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但这时我实在忍不住了，对她讲了正在发生的北京事件。至于她的思想观点、会不会去告密什么的都已顾不得了。到家后听收音机正在广播《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我才放下心来。官宣了我这就不算造谣传谣了。过了一会儿，在街道工厂下夜班的弟弟回来，说他们厂里已安排人上街刷大标语去了。一夜之间所有街道全部贴满了愤怒声讨广场反革命以及保卫什么什么的大幅标语。农村的工作组也行动起来，组织了一系列政治活动。这些跟文化沾边的活动很多时候他们都要依靠知青，具体来说就是依靠我，让我到大队会议上发言批邓，绘制张贴墙报搞宣传等等。记得有幅墙报我画的题图是工农兵以笔作枪刺向邓小平。贫下中农们看了说：“这邓小平怎么像在笑？”——我这是从文革小报中临摹的“刘邓丑态图”，原作的邓就是在狞笑。我还在一次开大会时坐在下面挥笔写就一首抒情长诗《献给英雄的首都工人民兵》，但思来想去最终还是没有交上去，感觉实在太昧心了些，我要在北京的话他们镇压的就是我。当时的高光时刻是全公社的批邓文艺汇演。各大队的节目千篇一律，基本全是无伴奏齐唱。唯一配有乐器的就是我们丰收大队。工作队找来了一架手风琴，我拉琴伴奏，妹妹作指挥，演唱《两个决议威力大》和《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是全演出中少有的获得热烈掌声的节目。相比过去数年漫长枯燥的反复劳作，这几个月算得上是稍有点意思的了。当然偶有文娱及被工作组使用，跟前程出路是毫不相关的两回事。能寄希望的仍是“天王降旨早招安”。但此时外电纷纷传谣说毛的健康持续恶化，公开放映的新闻纪录片《毛主席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中可见这一代枭雄已处于口涎不断的半痴呆状。且传中央又作出了毛“以后不再接见外宾”的决定。此时我的心态十分复杂，既盼望能立即发生些改变，又深知一旦毛去世，那当前的各项政策肯定会被立即冻结至少若干年，否则绝对会被指为“尸骨未寒”什么什么的。清明节事件后，“周总理”这三个字就成了不能提的敏感词。凡跟总理相关的传闻一律被斥为“政治谣言”。事实上也的确有大量民众假托总理的名义，发出一些对当前作法不满的声音。7月上旬，贫穷到极点的生产队又奉命拨出一点可怜的经费，让我购买纸墨再出一期墙报，内容是两报一刊“七一”社论《在斗争中建设党》。发给我的除了报纸社论，还有一本九大党章。我一翻就被震撼住了：九大的政治局常委，毛林陈周康，现在只剩毛一人了！尽管得到了工作队的器重，但我并没有为他们争气。在盛夏的大忙时节我再一次擅离知青职守，跑回了市内。此时的社会政治气氛已紧张压抑到了极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绝对的主旋律。即使是每晚的电视文娱节目，也都是我们所称的“非常优美动听的批邓歌曲”。由于我懂电子技术，所以大院的电视机播放时我经常都要在场帮他们作各种调节，后来很多时候他们干脆就把这电视机交给我来控制管理。此时的观众虽不如总理逝世时多，但每晚仍有好几十人，来欣赏“优美的批邓歌曲”。此时我家中住了个有老红军资历的“革命老大姐”，很多父母的老友也往来频繁。从他们的谈吐中我经常听到一个名词“妲己”。开始不知所云，后来才知道是在借古人骂江青。有天母亲陪同老大姐去红岩村参观，到有一处母亲说“记得这里原来有幅周总理照片的，怎么取了”。不料工作人员如临大敌围了上来，“你这是听政治谣言说的！”
1976年8月，作者给几个出版社女知青在大院门口拍的照片。前左二为作者妹妹
在严峻的压力之下，抗议事件仍没有完全停止。星期天上午我在七星岗街上，见到好几个电杆下都站有神色严肃的“工人民兵”，而电线杆上全都覆盖着大张白纸。一声令下，他们动作统一地掀开白纸一角，用湿抹布迅速擦去下面书写的粉笔字——当时所称的“反动标语”。我不禁对书写者充满敬意、佩服和担忧，他这是自杀式的抗议呀！盛夏，河北唐山及四川松潘相继发生强烈地震，官称“损失极其严重”。我当即对人说，“这‘极其’二字，以前只在总理逝世时用过！”当晚，电视机前又坐满了人。然而镜头中只有“广大工农兵”表决心、发誓言什么的，画面中甚至连倒塌的房屋都未出现过一次，看上去一点不严重。不过民间传闻就是各地都要大地震了，夜间市体育馆和街头院坝等全都睡满了人。当然这也并不稀奇，在没有空调的年代重庆人过夏经常都是这样睡的，只不过此时更多的场所开放供人睡觉了而已。9月8日刚过了中秋节，9日中午突然宣布下午三点（还是四点？）将有重要广播。对此我们心中立即出现了预感。此时的大事，只能是……所有人都围坐在收音机旁。随着“嘟嘟嘟嘟吧”的报时呼号响过，出现的是极其低沉、缓慢的广播员男声，“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我侧头一看，很多人都呼了一口气。该来的终于来了。“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以下将这四单位缩写为ABCD），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ABCD，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宣告，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低沉的男声广播结束，才响起低婉的哀乐。然后又反复播放这个《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及治丧委员会名单。由于每一次这ABCD四单位的名称都会重复三遍，所以人们印象中除了哀乐，基本就只有这反复出现的ABCD。——顺便说一下，以上的细节我记忆非常清晰，就连当时身旁各人的表情都记忆犹新。凭记忆写完初稿后有朋友给我提供了当年的报纸原文，对照之下除了全国人大记不清了，其他各项记述居然同原文一字不差。而现在的很多回忆文章提到毛泽东逝世时都声称是先听到了哀乐，再是广播“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去世了”。对此，我只能对这样的记忆力表示遗憾，要么就是来晚了没听到广播员的报时及ABCD。当时的哀乐还出了个乌龙。第三遍还是第四遍哀乐播放结束时，接下来的居然是“周恩来同志治丧……”然后立即卡停。估计是电台用了上次的哀乐带，而操作人员未能及时按停。我们都说这操作员肯定要倒大霉了，“特别是和天安门事件联系起来……”当晚，出版社大院的电视机前重又坐满了人。当然现在的电视机就不能再由我这“闲杂人员”来管了，各项活动全由组织上亲自安排。第二天，《参考消息》没有发送，再下一天收到的《参考》期号跟前一天并不接续，说明前一天的《参考消息》还是出了报的，但被紧急停止发行了。全国的一切娱乐活动都停止了下来，举国痛悼。国悼日，各单位选拔一部分人员去参加市体育馆的万人悼念大会，我们则参加出版社的电视悼念会。后来参加了市追悼会的代表回来说，“我给毛主席鞠了9次躬！最开始王洪文喊给毛主席三鞠躬，我就连鞠三下，鞠完了他才说‘一鞠躬’……电视播完了鲁大东（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革委会主任）又喊‘三鞠躬’……”国庆后我返回了乡下。有天半夜突然有重要广播，仍是ABCD的两项通报。一、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二、成立“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编辑委员会。当时我们都只以为是例行的治丧事项，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宣示政权更迭成功、新的领导人已经产生。由于有线广播是在深夜闹响，县城的不少市民还以为是天已亮了，纷纷起床做早饭。若干天后的一个周末我回到母亲学校，进门母亲就欣喜地说，“有大事了！抓了四个人，到处都传开了!抓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我倾刻狂喜，这四人就是大家最恨最极左的几个（其实恨的只有三个，江张姚；而王洪文大家都没把他看在眼里），没有想到时局翻盘会这么快、这么彻底。看来我们的党还是有希望的！但随即又忧心忡忡，“那对方岂不正好说，这就是‘右派政变上台’？”第二天，电台正式广播首都百万群众集会。在一片欢呼声中听到“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些熟悉的名字，真感觉仿佛是他们在台上出席什么活动一样。这个名单是按职位而非实际作用排列的，王洪文“荣幸”地排在了首位。政局发生了突变，而且也没了“尸骨未寒”的顾虑，所有人都在期盼着下一步。很快，非正式的传达下来了，除了官样文章之外，最重要的有继续批邓，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提，等等。虽有换汤不换药之嫌，但总算开始了一步步微调纠偏。幸运的是有了“四人帮”这个靶子，所有要更正的事情都可算作是他们干的，从而取得了合法与合理地位。我们最关心的则是没有了极左压力，“国民经济大发展”也提上议程了，是不是就该“天王降旨”放些知青回城了？压根没想到的消息却是从完全不同的方向过来的。父亲来信说由于要“出版毛选五卷”，出版社获得了一批招工指标。除去“搭配”给劳动局的一半名额用于招收街道社青，出版社还可以在家属子女中招收十来个知青回来。按照下乡时间和年龄、性别（同等条件女生优先）排序的结果，我有幸进入名单，而妹妹则未能入选。整个出版社现在连生产都停下来了，全都投入了“招工”活动。因为这是“普招”名额，发到县里并不保证能落到自己子女头上，所以必须要各显神通，自己下去打通各种关节。这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繁琐的事项。父亲和出版社的人先后来了两批，阻力很大。公社干部最多的说辞有二：一、“你们再拿个指标来，这一个就可以招你们指定的子女”；二、说我出勤率不足，“表现不好”，不能推荐。千辛万苦花了约一个月时间，到底还是打通了重重环节，我终于拿到了招工登记表。去办手续时，生产队的负责人居然给我写下了“积极投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鉴定好评，让我哭笑不得。与此同时，终于“天王降旨”开通了“退休顶替”的渠道。刚满55岁的母亲立即办退，把妹妹顶替到长寿中学工作。我们前脚才把行李从知青屋搬走，周围的农民立即就一哄而上，把堆砌的柴草和所有弃用物品一抢而空。办理手续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人在听到我说是“到出版社”时，都抱有同情地问：“出板社…… 是个合作单位吧？”他们全都以为我是去一个锯木料出木板的街道合作社。当时的社会基本就没有新闻出版的概念。就这样，在1976年的最后几天，我到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庆办事处报了到。我，和我们国家，我们的全国人民，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2021.4.28. 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