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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丨忻孚:​外号“居里夫人”的女生,出身不好被逼疯了

忻孚 新三届 2022-09-19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忻孚, 66届初中毕业,1968年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农工,教师,1976年到县工厂当工人,1977年考入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当过中学老师、翻译,后赴美国留学,获教育硕士和博士学位。任美国新泽西州大学教授,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曾到国内几所大学讲课。

原题

从"出身"想起的那些事……





作者:忻孚


 
出国几年了,我们都很想家。在国外有了自己的小家,但国内父母的家,是我们成长的地方,不管离开多久,多么遥远,总是那心中永远的惦记,惦记着那里的亲人,朋友,更想见见那块熟悉的土地,我们出生和生长的故乡。我和先生开始收拾行李,定机票,飞向那块天天想,日日盼的地方。

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入境了,我们开始填表格,填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日,这些对于我们,经常出国旅行,填的表格的内容是太熟悉了,也习以为常了。突然,我先生用胳膊肘碰碰我,问到:“有出身吗?”我说:“什么?”他又重复了一遍,说:“我问要不要填出身?”我笑了,答道:“都什么年代了,不会有了吧?”但又不放心,仔仔细细地从头到尾把那张表格看了一遍,然后坚定地回答:“没有!”他喔了一声, 嘟嘟囔囔地说,“我最怕填那个了,总算取消了。”
 
是呀,“出身”这个名词太敏感,太可怕,也太可笑,太引起我们这代人的回忆了……

记得我初次听到这个词是在初中的政治课上。1963 年我上了初一。中学的一切都与小学不同,首先是课程多了,每个老师只教一科,一个上午有4个老师上不同的课,每天能在课堂上见到多个老师,各个老师讲课的姿势,语调,风度不同,也使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们有了机会聊天谈论老师们。记得一个同学还在日记里描写数学老师说话时口水太多,大家心灵同感,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同。

除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这些我们熟悉的科目,政治课是第一次进入课程。我们不知道政治课都会学什么,而教科书很薄,只是探讨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老师是大学政治系调来的。(因为我们学校是附中,不少老师是从大学来的,主要是那些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学生或老师,下放到中学也是一种下调和惩罚吧。)政治课一周两次,而历史和地理课一周只有一次,可见此课的分量。政治老师在第一次课上就要求我们阅读许多课本外的材料,其中主要文章来自《毛泽东选集》,那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记得我回家后问父母,我爸不敢怠慢,马上把那篇文章从“毛选”中找到,让我放在书包里,随时准备上政治课用。刚刚13岁的我,懵懵懂懂,没有感到什么,只是简单地认为,不就是一课吗,何必紧张?其实当时的”阶级斗争之弦”已开始拉紧了,估计父母已有预感,只是不敢多言,生怕影响孩子。

果然不出所料,第一周的政治课笼统概括了一下课程要求后,紧接着的就是讲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了。记得老师在黑板上画了一张表,列出了各个阶级的名称,然后在班里讨论。从买办资本家,资本家,地主,富农,到贫农,雇农… 本来是按照文章里的叙述,讨论什么是什么。后来,老师让大家对号入座,把你本人列在表里,看你是属于哪个阶级的。

这一下,讨论的气氛开始紧张了。有人举手自报自家是贫农,说是听家里说的。然后有胆子大的同学问,从什么时候算起,是从父亲还是从爷爷算起?老师的答案是:以解放前3年为界限,那时你家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出身。课后的作业就是去问各自的家长,然后分析自己家的阶级成分。

我当时很不理解,那是一篇1924年的文章,比我的父母出生还早,分析的也是那时的阶级情况,而40年后情况不同了,父母都是在1950年代参加工作的,他们的阶级成分是按他们的工作职务呢?还是按祖父母的呢?实在是不明白怎么划分。但是我不敢问政治老师,因为我是班干部,不能给老师出难题,也不想让同学们议论我。

回家问了父母自家的情况后,我偷偷地去找语文老师,因为我是语文课代表,与语文老师比较熟悉。这个语文老师是一个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的小伙子,20多岁,单身。虽然他年纪不大,但人长得粗,看上去有30好几。他对我们女生很好,有求必应,这增加了我的胆量去请教他。我偷偷敲开了他的办公室门,微笑与他打招呼,然后坐下来问问题。

我不敢抱怨我心中的不满,直接从自己家的情况问起。我告诉他,我父亲解放前3年是大学生,解放后3年是研究生,如果按照解放前3年的标准划分,我的出身应该是“学生”。可是政治老师说我们的“成分”是“学生”,不能把“成分”与“出身”混为一谈,也就是说这两项不能是一样的。

政治老师说我的出身算是“教员”,我不同意,因为我爸爸那时还在上学,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教员呢!我还抱怨说,这种出身的划分好像不准确,尤其是在城市里。他肯定了我的疑问,但不知道如何回答。只是告诉我不要再去问任何老师了,小心谨慎为好。

后来,没有办法,我只能按照政治老师的要求,把这个授予我的出身填写在我的表格里。记得后来,这个“教员”的出身又一律改为“职员”,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只是听同学说,大家都是这么填的。

不管是什么“员”,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时期,这就成了非“红5类”出身,加上家父是大学教授,我成了“臭老九”的后代,比“地富反坏右”这样的“黑5类”好不了多少。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 的对联爆出,反动血统论的高调宣扬,更加剧了学生中的等级划分,变本加厉地区划同学,制造矛盾,把原本同学之间的学友关系变成了阶级斗争的 ”你死我活“,有人成为了当之不让的“红色接班人“,而有人在一天的时间里成了“敌人”。

这种荒唐的变化让人目瞪口呆,眼花缭乱,迷茫中是无法控制的内心恐惧……对于一个只有16岁的少年来说,这种无形的压力使得我倍感压抑,恐慌,以至于在一生中都无法解脱……(这就不难理解,我先生在填入境表格时会联想到是否要填“出身”了。)
 
文革中,由于“出身问题”,受到批斗,谩骂,人格侮辱的学生大有人在。我的两个同学的遭遇就是真实的案列。

一个是玲玲同学,初中与我在同一个班。她人长得高大,一直坐在我的后排。每当上自习课写作业时,她会用铅笔轻轻地捅捅我的背,让我回过头去,与她对习题答案。她很有艺术细胞,爱画画,还赠送我一幅她的铅笔临摹,画的是从她的座位上观察到的我的背影。

我们的学校是大学的附中,同学的父母大都在大学里工作,互相认识,但可能不熟。大家都知道各自的父母是做什么的,但从来不知道“家庭出身”,也不知道像挖掘三尺似的曝光出来的别人家的隐私。直到1966年的文革,我才知道她父亲曾被划作“右派”,她也就无可辩驳地成为了“黑5类”(地富反坏右)中的那个”右“了。

文革开始后,班长就靠边站了,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头头,如果不是红卫兵(出身非“红色”的学生是无资格加入的),基本躲在家里,不敢上学了。这一天,每个同学都被告知务必到班里开会。刚刚在教室里坐定下来,就开始宣读报纸,我记得那个标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然后“头头”指导讨论,让“红色”的发言,介绍他们怎么“抄家”,耀武扬威了一把,再把矛头指向“黑色”的,强迫他们发言与家庭划清界线….

这时就听“头头”喊:”我们班里有阶级敌人,右派崽子!”玲玲被当众点名,被吼着从座位上站起来。只见她低着头,脸色惨白,两只手不知所措地拉着衣服角。估计她根本就没有想到平时的同学会把她当做“敌人”。我真为她委屈,她做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她?如果她是“敌人”,那我也就差不多了。

我很害怕,怕下一个被拉出来的会是我,只能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然后听到的是数落玲玲的不是,什么眼睛向上看,看不起别人;喜欢看画报,卷头发,穿花衣裳,资产阶级思想……。最后归结成了她的家庭影响,必须与她的“右派”老子决裂。(当时我差一点要笑出来,因为我在想,玲玲今天晚上到哪里去吃饭,睡觉,如果“决裂”了?)批斗会在 “头头”带领下以喊口号为结束。

我一直在想,只有16岁的少年对同班同学哪来的深仇大恨?这时我才明白这是“出身”引来的祸!

从那以后,同学们以“出身”划为不同的群组,“红的”绝不会与“黑的”往来。像我这样“灰的“也有一个组,既然“灰”已经接近“黑”了,我也就不在乎了,照样与“黑的“来往,只不过不敢在明处,怕被  ”红的“ 骂成  “不分阶级界线”。

两年后,我们”灰的“ “黑的”全部被分配下乡务农。又因为“出身”,一出生就“身负原罪”而受到惩罚。 
 
另一个是芳芳,我的小学同学,一至六年级她都与我在同一个班级里。她学习成绩好,尤其是算术,没有做不出来的题,人聪明,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居里夫人”。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区里的重点中学 。没有想到的是在文革开始时的1966年,由于她的家庭出身,被她的红卫兵同学围攻,殴打,遭受人身迫害,精神受到强烈的刺激,患上了精神病。虽然长期治疗,却时好时坏,一直无法正常地生活。

她长期养病,进进出出精神病医院,孤独地生活在医院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是一朵早凋的芳花,可惜一个花季少女成了那场运动的牺牲品。小学同学们都记得她的善良,纯洁,凡事认真而有些执拗死板的样子,热心帮助同学和慷慨大方。而她的不幸,不仅使我们怜悯,悲痛,更是愤恨命运对她的不公,谴责那些迫害行为和无法无天的残忍。

芳芳同学走了,她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如果她的父亲不是留学英国归来的知识分子,她是不是不会被殴打呢?但她的父母不愿意追责而选择了沉默,把悲痛埋在心底。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心痛…… 我无数次地问自己,如果我考上了那所重点中学,被殴打的会不会是我?(当年小学通考,我有几道算术题做不出来,没有考上重点学校)我庆幸没有考上,不然我的命运不知如何……?
 
 因为“家庭出身”,1968年学校分配就业时,我不可能被留在北京,唯一的出路是下乡,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其实,我一直都对“家庭出身”困惑。记得1985年,我被选送去日本学习,人事处处长找到我,谈到要“政审”。他说他看了我的档案,里面太“黑”,有亲戚在美国、中国台湾和香港,问我是否知道?我想起母亲告诉我的家事。

母亲小时她的父亲,我的外公就去世了。外公曾是当地一个有名的律师,家里有房有地。外婆在外公去世后把房子和地全部都卖了,带着钱和孩子到上海投奔弟弟妹妹(外婆是大姐)。生活所迫,外婆一直租房子住,把钱全部花在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和孩子的教育上,才使得所有的孩子都读了大学。

我真的佩服外婆的勇气,如果外婆当年守着老家的家产,那一定会被划为富农或地主的,那么她和孩子们后来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而进了城市,她成了贫民,无房无地无工作,她的成分就变好了。这是不是与电影《活着》的某些情节有点相似?不同的是,葛优扮演的角色是把家产赌输了,而不是卖了。

外婆的弟弟们各奔东西去国外谋生。有关这些亲戚,我只是听母亲讲过,知道一点点。我问那个处长,为什么把这些亲戚都写入我的档案中,而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没有见过面。他说这些都是从我母亲的档案里抄来的,是在1966年的文革期间,怕漏掉任何“里通国外”的蛛丝马迹,哪怕是一个只有16岁的孩子也不会放过的。现在改革开放了,这些事情都不揪了,有许多人还恨不得有个国外的亲戚呢。就这样,我的政审通过了。

从那以后,我出国再没有被“政审”过。从挖地三尺地搜索一个人的祖宗三代到改革开放后全面正视一个 “人”, 这也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吧!

多年后,我回国探亲又遇到人事处长,他问我,要不要把我的档案带走。我说,我才不要呢,你留着做个纪念吧。我告诉他,在美国,个人的履历是从大学开始写的,连我的10年北大荒经历都无法计算在内,更别提什么父母,祖父母,和其他亲戚了。那才叫真正的“重在表现”呢!我就是我,什么“出身” ”成分“ 都与我无关。我真正地感到自由地放飞了!
 
说到“出身”,不得不说说我先生。他的父亲(我的公公)是个孤儿,十几岁就在餐馆当学徒,为的是每天能吃上免费的三餐。好不容易学出了徒,离开家乡到上海找工作,在锦江饭店做川菜。当年参加了工会,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解放后想自己立业,就跑到北京开一家餐馆(因为上海比较贵), 还从老家叫来了几个年轻徒弟当帮手。

1953年公私合营,刚开两年的餐馆就被“合营”了,他就留职在曾是自己的餐馆里,成为里面的一个师傅。由于他有产业 (餐馆),被划成资本家。他很不服,去找领导,最后按受雇的人员来定,具有3个雇工以上的定为资本家,3个以下的定为小业主。

还好,他的一个徒弟后来离开了,才救了一命,给授予小业主。这个出身最多算个“灰色”,好像还接近 “黑色“。所以,我先生也是被分配下乡,遇到了我。在农村,他努力表现,得到好评,曾几次被推荐上大学,可是每一次都是因为 “家庭出身”, 政审通不过,失去了上学的机会。

我先生对于他的 “出身”,心里一直犯嘀咕,如果按规定从解放前3年来划界线,他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工人。怎么到他父亲划成分时,这条规定就变了?变成解放后3年了?难道哪里”黑“ 就往那里靠?他不只一次地告诉我,他拒绝填”出身“。我说:你可以填工人呀,那就是”红色“了。他说他填过,但被上级叫去谈话,让他改过还受到批评,不许他乱改”出身“。好在,我不在乎什么”出身“,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清,弄不懂。这是他最欣赏我的,因为我单纯,说不好听的,就是”傻“,如果不是他告诉我,我可能连问都不会问的。

最有意思的是他父亲的两个徒弟,因为是学徒工,成分就是工人。一个被重用,提拔当了餐业部门的领导,另一个被请去为一个高级首长做特餐,因为“根红苗正”。但他们很感激师傅传教给他们的手艺,逢年过节来看师傅,还常常请教,切磋厨艺,没有一点把他们的师傅当做”阶级敌人“,”剥削阶级“ 的想法。
 
后来,我先生在美国开餐馆,我才知道,开餐馆起码要有3个人才能转起来。(为了节省一个人力,他常把我当成免费劳动力)也就是说,当年他父亲雇了2个徒弟才能使餐馆开张。而这雇工给他父亲带来的是数十年的”黑成分“,文革中的批斗,陪斗,还直接影响到他的孩子们的成长。如果他知道会是这个结果,我想他当年就是咬着牙也要一个人在上海打工,(坚决不开餐馆)弄个好“成分”呀!
 
“出身” 这个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专用名词,曾经风靡在故乡这片土地上,让一部分人遭受到莫名其妙的排斥,歧视,冷遇,使他们不得不被迫用体力劳动,吃苦受难来“还原罪”。基督教的“还罪”是在自身忏悔以后,而他们是在不知何事何物的情况下,只是因为“家庭出身”这个肆意制造出来的名词而受到打压。这种“打压”的合理性在哪里?

1980年代初,我的公公又一次开起了餐馆,他的厨艺吸引了远近的吃客们。多年来,他的餐馆薄利多销,即赚到钱又得到了无数顾客的青睐和夸奖,体现了老一辈生意人的做人之本份。我先生考入了财经学院,进入他所喜欢的“工商管理”专业学习。
 
如今,当我站在讲台上,讲述残疾人受教育的权利时,我常常会联想到曾经的“家庭出身“,犹如封建时代的标签,把人分成不同的等级,造成一部分人压制另一部分人。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旗帜下,以 “成分”或 “出身”限制和束缚了青年人的发展,使他们失去了应有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也使社会人才受到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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