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印丨陈新华：地富子弟，霜风一路有阳光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3-04-16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陈新华，东北石油大学人文学院语文教授。1968年下乡，1982年大学毕业，从教近半世纪。发表社科论文百余篇。退休后在刋物和网络平台上发表古诗词和现代诗二百余首，散文百余篇。

原题

霜风一路有阳光

作者：陈新华

青年时代，我一路风霜雨雪，所幸浮云之上有阳光。置根于中华文化的善良之神，一路救我，护我，助我，令我不负此生。

1966年6月，一个阴雨霏霏的日子。

一群根红苗正被组织于教室一隅，揭发一个16岁中学生的“反党”罪恶，却想不到被整者误打误撞闯进来，成就了尴尬的一幕。眼光相撞，对方黯然失色，脸跟巴掌打的一样，一会儿红纸，一会儿白纸。

曾经的学友某氏背对着我，依然慷慨陈词：“支农时，陈新华一锄头砍掉了四棵玉米苗，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他是一颗社会主义的定时炸弹，我们要坚决拔掉！”转身见到我，脸一下子红到脖颈，嘴张了半天，不知所云。平时见人总是未启齿先堆笑，今天方知这是笑里藏刀，捥心的刀。

“泰山崩于前”，我知道，该来的迟早要来，整完了地富教师，轮到地富学生了。

他的对面，端坐着我的另一位挚友，叫武学义。小分头，小眼睛，白白浄浄，双眉紧锁。我俩来往特别密切，时常住在他家。《杨朔散文选》《花城》《刘白羽散文选》都是在他家读到的，我记了笔记，写了体会，还大声朗读显摆。如今那些大作家都成了大“黑帮”，我不是小“黑帮”吗？二目相交，没有电光石火，却相融、相知和相信。他轻轻点了点头，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

我心里踏实了。

第二天，肇东一中走廊里，大字报出笼，除了某氏所举“罪状”，其余都是无限上纲。我知道，我的好朋友武学义不负诚信，不负友情，没有落井下石，他用善良之剑护我性命。

毕业四十年聚会，望穿秋水，却无缘相逢。武学义兄弟，你在哪里？

某氏自然是我最不想见的人，真就没见到，上帝让他去了另一个世界。

不久，伟大领袖接见红卫兵，学校选派根红苗正的师生进京。又不久，大串联开始，班级里一批根红苗正组成“长征队”徒步进京。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他们打着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

我真羡慕他们，愿意像他们那样，在革命的疾风暴雨中锻炼自己，却是因为投错了胎，没资格。

十几天后，颁发了新政策，只要学校开一封介绍信，同学们就可以免费乘车去北京及全国各地大串联，且吃住亦免费。同学们欢天喜地，欢乐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

班级里，我是一个活死人，没人正眼看我。

中排右二是张福林，后排左一是作者

八月的一天，同班发小张福林突然叫住我问，你想不想去北京？我心头一亮，看了看左右，是问我么？他又问了一遍，是做梦吧？梦里都没有过这种奢望呀，便激动万分地回答“我去！”“你回家准备准备，明天出发。”心中暗问，他是不是脑袋进水了，怎敢带地富子弟进北京？不怕人家扣上协助地富“复辟翻天”的帽子？

忽然想到两句古诗“斜拔玉钗灯影畔，剔开红焰救飞蛾”，眼前人是诗中人，福林兄同样有一颗金子样的善心哪！

第二天，带了牙具，揣了五元钱，一行四人乘货运列车来到齐齐哈尔。发车时，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么多红卫兵，排山倒海般冲倒了铁围栏，拥着挤着，叫着喊着，涌进了车厢里，没上来的，就趴到铁轨上。我们被冲散了，独自一人挤坐在车厢门口处。

到永定门车站的时候，我喊着他们的名字四处寻找，天南地北，哪儿的口音都有，就是没有他们三人的踪迹。我心一沉，头上沁出了大滴大滴的汗水，完了，这回流落北京街头了。

当人们慢慢散尽，我看到了他们三位就在附近一棵大树下张望，浓眉大眼的福林哥高举着双臂，像扯着一面旗帜；陈月琴拍着手，一张银盘脸笑开了花；王桂兰干脆向我跑来，一条黑粗的大辫儿挽在脖项上，显示着青春风韵。我向他们跑去，手握到了一起，四个人拥到了一起！

后来的日子，我们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月，期间两次参加了接见活动。当其时也，幸福场面难以言说，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以我的身份，竟得以受到领袖接见，享受红卫兵的一切待遇，实为此生幸事！今日想来，他们与武学义一样，高举善良的免死牌、生存牌和公正牌，为我赢得一份青春的权利和人生的尊严！

1966年作者在天安门前留影

40年后相见，福林大哥握着我的手说：“当年，根本不相信你是坏人，才敢拿你当兄弟，接近你，保护你。哪怕只有我一人！”言讫，我热泪纵横，他亦哽咽不成声。

感恩福林大哥，还有月琴与桂兰二位大姐，敢与落难人风雨同舟。

12月，造反团峰起，二千人的学校足有上百个旗号。当时福林兄参加了钢铁造反团，本班的好人阴衍田，林景文，孙钦仲、于影也在其中，想都没想就参加了。申请入团时，团长周宝成也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周宝成是高三（2）班的团书记，体检和政审都过了，却梦碎这场风暴。当时他也就是十八九岁，却长了一张特别成熟的面孔，慈善，柔和，沉静；眼珠略突出，眼光有温度。他笑着对我说：“欢迎你参加我们团，我知道你，能写，就到我们的《钢铁之声》小报组吧，不出头露面，不参加活动，谁也抓不到你什么把柄。”殷殷爱才之心，拳拳护我之情，化做暖流从心头漫过。

两派斗争激烈之时，我们班级的斗士们又拿我的出身说事，有人提出团里要清理阶级队伍，宝成兄不为所动。只要有才气，有学问，悉数揽于麾下，就如三国演义里的曹刘，孙仲谋一样，颇有大将军的大气度，大格局。对攻击我的声音如蛛丝一般轻轻抹去，还将又一位出身高的才女刘云派到小报组。所谓“不为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小报组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龙者，名于驰龙，清瘦干练，胸有内绣，文章细针密线，针藏绵里，字字布阵，句句陷井；虎者，王海泉，意气风发，有几分仙风道骨，文章行云流水。还有双凤，范敏烨思维敏捷，倚马可待，清丽的文字中藏有千军万马；刘云赋文充满豪情，以气势取胜。

大家不问出身，不分贵贱，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一人文成，则放声诵读，众人指出不足，共同参与修改，无所顾忌，小报上便刊出一篇篇出彩文章。从此，我拥有了一群同道之交，患难之交，拥有了一段人间最美的春风丽日。

周宝成大哥，又一位用善良之剑护我前行之人！

肇东一中钢铁团合影。上往下第四排右一是周宝成，第三排右二是于驰龙，第二排左三是作者

1968年，高三毕业前的两个月，横扫和造反运动已经式微，党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我又重新回到了冷冰冰的高一（1）班集体。

六月份，我们到尚家公社去支农。十几个小时烈日炙烤，挥汗如雨的锄禾劳动，并没有使我退缩；集体里依然弥漫着的歧视、鄙视和漠视的气息，使我感觉自己仍然是一个活死人，独行在无边无际的荒原中。孤独，犹如一条巨大的蟒蛇，吞噬着我。

几天后，我得了胃肠感冒，上吐下泻，整整两天滴水未进，没有一个人问我一声，看我一眼。三年一千多个日子，书记班长从来没有和我说过一句话。被整两年来，贱民，黑五类，社会主义定时炸弹，成了他们的集体无意识。在强大的集体氛围里，好兄弟武学义张福林等人也噤若寒蝉。

托人为我请了病假，一个人踽踽独行在去往火车站20多里的坎坷路上。腹中空空，发着高烧，跌跌撞撞，两个多小时才走了七八里。路过高三（2）班支农的生产队，正赶上他们吃午饭。邻居大哥刘延斌亲热地接待了我。

“九子，你的脸怎么这么黄？拉肚子啦，来，坐热炕头上。”

那是我复课闹革命以来遇到的第一张笑脸，真诚，真挚，有温度，心里的冰有些许融化，两眼瞬间发湿。在那里吃了午饭，是常吃的苞米碴子饭，没菜，仅有一碟子腌黄瓜咸菜，却吃得有滋有味，半个世纪过去，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苞米碴子。

回首往事，延斌大哥那张温暖的笑脸历历在目。

七月份，我们班来到肇东县拖拉机配件厂学工。十几个车间，40几个学生，唯有我被派到了翻砂车间，那是一个环境极端恶劣，污染极端严重的车间。沙子是黑的，两手是黑的，擦汗的毛巾也是黑的，当然，脸也是黑的。还好，几百几千度的熔炉没升火。

因为我是地富子弟。

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党团员应当到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如今，他们把这个最需要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派给了一个地富子弟，这和他们的团员称号、团书记称号实在太不相配了。

在压抑、鄙视和歧视的氛围中，十几个工人师傅的笑脸，如一缕缕暖阳照亮了我这一段的人生之路。他们说，厂里十几个车间，翻砂车间才是核心，没有模具，叫什么配件厂？制作模具，挥汗如雨，他们递过自己的毛巾让我擦汗；渴了，用自己的杯子为我倒上热水；下班回家，还用自行车送我一程......

这些工人师傅的笑脸至今依然温暖着我的心。

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所幸，下乡不论阶级成份，不分贵贱。一年后，掀起了回城大潮，成份又成了唯一试金石，知青点里所有的知青都欢天喜地返了城，扎根的只有我一人！

还好，在乡下，我再次得到善良之神的庇护和庇佑。

我的才学得到公社书记的赏识，他叫王成喜，原肇东人事局长，个子不高，精瘦，脸也又瘦又小，黑黑的，皱纹分明，棱角分明，从不苟言笑。

很快被调到公社当了挣工分的文秘，跟着书记走遍了全公社十几个大队的每一片稻菽田野，每一处湿地湖泊，每一条大河小渠。会议材料，工作总结，新闻报导等尽由我出，展示了自己，也锻炼了自己。榆树大队经过干群努力由后进变先进，宣传部门成立了三级写作班子总结材料，我代表公社，先自矮了三分，拟题为“旧貌变新颜”，着眼结果；身材高大的孙某地代表县委，对我自然居高临下，拟题为“千条万绪抓根本”，瞄准过程；个子矮小，鬓发稀疏的省委调研员不动声色，拟题是“干巴榆树发新芽”，同样写结果，形象，生动，灵动，高下立分。我学会了作文，更学会了做人。

1971年，公社党委在王书记的提议下，先是安排我在一心大队中学做民办教师，后调入公社中学转为公办教师，吃供应粮，我的命运得到了改变。这一切，王书记从未对我说过，只是默默地运作，这在今天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五六十年代的基层干部，大都这样，以“德才”识人，用人，一心为公。酿得百花成蜜后，为民辛苦为民甜。

王成喜，一个成人之喜的好干部，好人。

下乡后，除了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城内的亲属完全断绝了往来；好同学好朋友也都天各一方，中断了联系，青年点的同学们陆续返城后，我更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孤独感如影随形。精神上唯一寄托就是写作，但是断断续续，不能坚持。

又是做梦也没想到，好朋友李景宽竟然专程来看我了。坐长途颠簸一上午，再徒步二三十里，吃了这么多辛苦，还心甘情愿！

两人相识于文革前一年，对文学写作的挚爱让我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他是肇东的语文名师王浴海的高徒，我曾学程门立雪拜王老师为师，算是同门师兄弟。如今他是肇东县文化馆的专业作家。

1969年作者（左）与作家李景宽合影

我们住在一铺大炕上彻夜长谈。他说，下乡对你来说是天大的好事，如今写农村的题材的人不少，但是出色的特别少，希望我在这方面有所建树。他还告诉我要注意积累，写积累笔记，他正是靠这一经验在文学创作上获得巨大成就。他的话让我又一次燃起了写作的希望并付诸行动。

两年后，景宽兄给我发来信函，让我参加文化馆组织的首届肇东县业余创作会，听名家讲课，学优秀作者创作经验，并现场吟诗作赋。我当时写作的水平实在不高，写了一首很浅薄的诗，让景宽兄一改，韵味十足，得到众家称道。从此，我的写作便一发不可收，一首首诗歌，一篇篇时政评论，先后刊登在《黑龙江日报》《黑龙江工人》《黑龙江青年》等报刊上。

下乡十年，且是阶级壁垒分明的时代，“众鸟高飞尽”，景宽兄是唯一个到乡下来看我——地富出身的朋友的人。

生命的年轮刻上了景宽兄弟的名字，他给了我又一个生命，文学的生命，写作的生命。

肇东县首届群众业余文学创作会议，最后一排左八是李景宽，左九是作者

在公社中学，我遇到了又一位善良之神：那景林。

那景林是公社中学的校长，五十多岁，身材高大，秃顶，常年戴一顶布帽，足登夫人做的黑色布鞋，无儿无女，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上，一口唾沫一个钉。他对教职工的关怀表现为出人意料地让你感受温暖。

学生放农忙假，学校组织我们到套子里（松花江边）割草，返校后竟给我家送来了一车，这对一个刚刚成家的知青说来，真是雪中送炭！

尤其让我感动的是，我在一心大队中学工作一年，工薪被无缘故扣下，找了几次，得到的都是冰霜一样的答复。他和会计一商量，从校产里拨出专款给我全额补发了，又是一个意外惊喜。

批林批孔批《水浒》运动开始了。

其实，上面对学校师生参加运动，并没有具体安排和要求，某头目自作主张，组织学生重批“资产阶级权威”，重批“师道尊严”，言必称“反潮流”。突破口当然是出身高的老师，我的厄运再次降临。

他把政治课变成揭发批判会，诱导学生揭发我反党罪状，情形与1966年一模一样，可惜形势不随他意，世易时移。学生根本不买他的账，一名学生公开质问：“听说你和陈老师是同学，有多大的仇哇，总不能公报私仇吧？”尴尬，张口结舌，纸红纸白，揭发会不了了之。

到了第二年，我接手的新生平均年龄为十二三岁，他把团支书牢牢抓在手里，鼓动学生和我对着干。

那些日子，我又墜入一个阴风四起的天地中。语文课上学习毛主席诗词，引入与之相关的古典诗词，学生说我是复辟资本主义，是宣扬封建主义文化。学生违反纪律，只要老师批评，就是师道尊严！争吵时，几个学生同时上阵，我怒火中烧，“哇”地一声吐一口鲜血，昏厥过去。

有一天，我正在讲课，一个学生突然走到桌子上扭起大秧歌来。桌椅是师生用秫秸和土坯搭建的，只听“啪啪”两声，两个桌子塌了腰，女生吓得大哭。

我一声怒喝：“下来！”

回答：“我在蹦地球，你没资格限制我人身自由。”

一生故作好人：“干什么，你们狗咬吵吵的？”实则暗讽老师。

班级一阵哄笑，课讲不下去了，只好无奈地站到窗前，看着窗外的歪脖树叹息，静等下课铃声。

还好，老校长根本不组织教师学习“梁效”的批林批孔文章，也从未号召学习张铁生和黄帅。教师大会上，公开对某头目推动的“反潮流运动”进行抵制。“谁要想再次搞乱学校，破坏党的教育事业，先问问我答不答应！”铿锵有力，打一锤子落金声。对学生违纪事件严肃处理，决不估息。

反潮流者成了全校师生唾弃的对象，只好偃旗息鼓。

老校长保护了辛勤育苗的园丁，保护了成长中的青少年，维系了好不容易恢复的教学秩序。

自然，我是受到倾情保护的一个！

还有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

有一次，学校食堂丢了饭票和钱票，查了好多日子也没有结果。一天，一个姓马的学生偷偷地跟我说，他怀疑外班一位李姓学生所为，有根有脉。

“我可以向学校反映吗？”

“可以，但你一定要找到更多的证据。”

事后，管理员做了调查，还找到那个李姓学生了解情况，没问出子丑寅卯，粮票事件只好作为一桩悬案不了了之。

没几天，李姓学生退了学。

就在此事渐渐被淡忘之时，两个月后，学校里突然来了两个公安，整整一上午，都在和那校长谈话。事后，那校长轻描淡写地告诉我，我被那位李姓家长告到了县公安局，说是我这个地富老师要翻天，疯狂迫害贫下中农子女。家长为了搞垮学校，我又成了突破口。那校长汇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明了真相，公安便结了案。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不管刑事案，还是民事案，都和阶级斗争挂钩。又是老校长替我扛住了风浪。

那景林校长，我人生旅途上又一位负重前行者！

当然，最终改变我的命运的大恩人有两位，一位是邓小平，是他圆了我的大学梦；另一位是胡耀邦，是他为天下人消除了等级之分——阶级成分，为地主富农及戚属的子孙后代搬掉了压在头上的大山。他们是奉了老天的意旨来拯救我们的吗？

上大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开始报名时，公社的文教组的领导专门找到我说，你是人才，家乡需要你，你不能走。特意安排我做大学初试的监堂和阅卷工作，剥夺了我的报考权参考权。急呀，如热锅上的蚂蚁，小蚂蚁就这样与百年不遇的机遇失之交臂吗？

阅卷中间，广播里突然传来了省教委的通知，所有老三届的人均可无条件参加高考复试。“初闻涕泪满衣裳”，仰天大笑，天不负我！“即从巴峡穿巫峡”，准备离开时，找到当时坐镇阅卷的领导，县政府教育部门的最高负责人，欲求得路条一张，我们那儿的官儿只认上司，不认什么通知。老领导仪表堂堂，慈眉善目，声若洪钟，待人和蔼可亲，说话一字一板，当即于便笺上写下放行训令，至今还记得他步履蹒跚地送我到门口，举着大手，祝我金榜高中的嘹亮声音。

最终圆了大学梦。

那位官员的名字叫马成双，同样是我铭记了一生的人。

当年大庆来我下乡地儿招工，我却连个工人都没资格当。

在刋于微信公号“新三届”上的《松花江之歌》一文中，我曾记叙过这件事。当年，我冒着纷飞的鹅毛大雪，奋力独行于无边无际的黑夜中，三十里路，足足走了五个小时，总算踏进了大庆招工人员办公的小镇旅店，却因富农成份被夺回填报表，逐出店门。

我昏昏沉沉跌撞到青年点儿时，已经是凌晨六点钟。绝望之际，不待身子暖和过来，又推开宿舍大门重新走进风雪里，走向远处的松花江，那里有永不封冻的青沟，70米深……

15年之后，善良的天使来到我的家中，妹妹陈新苹在大庆石油学院留校任教，成为大庆人。通过她的介绍，经过层层考核，我亦调入大庆石油学院，终于成为大庆这个英雄而光荣的城市中的一员。不是工人，而是学者，专家，政协委员。

在这里，幸遇了郭升、李卫平这样有仁德，有温度的好校长，得到了大庆教育学院德高望重的崔惠华教授的精心栽培，以及张胜江，宋魁祥二位教授的指导和提携，在大庆市首批名教师评选中，万名中学语文教师忝列第一。

后经过他们的推荐，又被评选为黑龙江省语文教学能手。

大学副校长吕爱防及爱人中学校长王桂珍夫妇又帮我圆了高教梦。在书卷气一脉相承的张志军、刘爽和张文喜三任人文学院院长的帮助指点下，业务不断提高，炼成了中文系的一名专家，教授。

经何祥教授及统战部张斌部长引荐，担任了两届十年大庆市政协委员。

霜风一路有阳光，因为有那么一大群善良、美好和有温度的人存在，即便遇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日子，人间也有温暖，生活也有希望。

当中华传统文化遭受摧毁之时，他们用无言的行动守住了民族文化的精华，也守住了民族的灵魂——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