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丨余祥明：没手机没电脑那年代，小城男孩怎么玩耍？

Original 点击加盟☞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余祥明，1953年生于四川。初中69级毕业，1971年插队落户。1973年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英语，1977年留校任教。先后在广州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英国华威大学学习。一直在高校任教，2013年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退休。现居广州。

原题

小城儿童、少年的

娱乐体育活动

作者：余祥明

我的印象中，我们小城50年代生人的儿童、少年时代，条件所限，没有什么玩具和娱乐。但是还是有一些有地域特色的娱乐活动适合少儿。

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主要有摇巴浪鼓、摇干虼蟆儿、扯地牯牛。这些都是竹子制作，与我们川南竹子多有关。

摇巴浪鼓

巴浪鼓就像以前在农村卖针头线脑、小糖人的货郎手中的小鼓，只不过是用竹片和彩色油纸做的。样式好看，声音也好听，价格也便宜，几分钱一个，很受小孩子的喜欢。

不过一分钱一分货，质量不好不耐用，玩几天油纸就破了。

巴浪鼓

摇干虼蟆儿

我们方言称青蛙为虼蟆儿（ke二声 mer一声)。这种玩具发出青蛙的叫声，所以叫干虼蟆儿。

干虼蟆儿是一种春节期间，附近农民用竹子和马尾巴做的一种简易玩具。5-6厘米大小的竹子，锯成10厘米长的竹筒，将干壳笋剪成圆片，压在竹筒一头，外面及竹筒用五色彩纸用浆糊粘上，用针穿上马尾巴，在壳笋处穿进，在两厘米处穿出，留下30-40厘米，打上疙瘩，手指将马尾巴挽个活节栓在小竹棍上。单手一摇竹棍，干虼蟆儿就发出呱呱呱、嘎嘎嘎，像青蛙一样的叫声。

干虼蟆儿不贵，3-4分钱一个，很受两、三岁的儿童喜爱。但是便宜无好货，干虼蟆儿玩个两、三天，马尾巴一断，或者掉在地上摔坏，就寿终正寝了。

扯地牯牛

10来左右的孩子喜欢玩地牯牛，甚至一些成人也喜欢玩较大的地牯牛。

地牯牛的做法是用质量好的竹子，截成10-15厘米长的竹筒（根据需要，竹筒大小、长短均可）。竹筒两头用将圆木块封住，熬制的胶水粘牢。两头的圆木块中间有孔，一根20-30厘米长的圆竹条从中穿过，胶水粘牢。竹条上面留得长，下面短，稍微削尖，以利于在地上快速转动。在竹筒上竖削出一条5-7厘米长、2厘米宽的缝隙，以利于空气流动。

春节期间，街上到处可见附近农民肩上背大布袋，里面装满了规格大小不一的地牯牛。他们手里拿着一个大大的地牯牛，为围着的孩子们做示范：一根长麻绳从牯牛圆竹条上面往下紧紧缠绕到木块处，穿过一块50-60厘米长竹片一头的小孔，左手紧握地牯牛和竹片，右手用力快速地一拉麻绳，地牯牛在地上快速旋转，发出或低沉、或高昂或尖锐的声音。

价钱从一毛钱，两毛钱到五毛钱不等。不过当时，我们过年红包就只有一毛到五毛钱！

这些都还是儿童玩得多些。小学阶段少年时代娱乐活动升级一些了。

滚铁环

小学生的娱乐

女孩子玩得最多的就是翻花绳，跳橡皮筋，跳绳，踢毽子，还有跳房子：用粉笔或石灰在地上画出不同规格的格子，按不同的步伐行走跳跃。

还有一种男、女孩都可以玩的游戏：抓子儿。玩具是一堆一寸大小装满河沙的方形布袋，称为“子儿”。游戏者伸出手猜剪刀石头布，得胜者将手中的子儿望上抛，子儿掉在地上后，捡一个往上抛，乘其落下之前，手迅速将地上的其它布袋抓在手里，抓得越多越好，再接住往下落的那个布袋，全程必须是一只手。

小学男孩子的游戏不外乎是大家都熟悉的滚铁环，抽陀螺，打玻璃弹子，拍烟盒，放风筝，打百分（扑克），用膝盖斗鸡等。

有几种游戏具有地方特色，有些我本人也玩过，在此简单介绍。

弹玻璃球

打砖头

我们所在地是县城的背街，基本上都是住家户，没有商店，没有车辆。孩子们在街头随便捡几块砖头，立在地上，就是目标靶子，再后退2-30步，地上画横线，就是阵地。剪刀石头布决定先后，大家依次手里拿半块砖，半蹲下，瞄准，贴地扔出去打倒立着的砖头。谁击倒的砖头多，谁就是赢家。

滚珠车

孩子们称的滚珠，其实就是轴承。滚珠车其实很简单，一块50厘米×30厘米的木板，两根木棍，两头分别安装一个滚珠，固定在木板的两边即可。

滚珠车一般坐一人，木板长一点的可以坐两人。在平路，需要一人在前边拉绳。下坡，车则可自己滑行。如果坡陡，坐车人需用脚控制速度。

不过并非人人都能制成滚珠车。一般只有父母在工厂、汽车公司工作的娃儿才有可能找得到旧的、报废的轴承。没有谁有钱买新轴承做玩具车的。

那时谁拥有一辆滚珠车，不亚于90年代内地人拥有一辆私家汽车，赢得周围羡慕的目光。

右为滚珠车

克朗球

男孩子到了11-12岁，就对上面这些活动不感兴趣了。兴趣爱好转移到活动量更大，更具调战性的活动了，例如打克朗球，乒乓球，篮球。

大城市小学生的科学兴趣小组，科学实验小组，航模小组，我们只在“中国少年报”，“新上海的故事”等报纸、书刊上读到过。

坐落在县城西街的文化馆，面积不大，有一两件间阅报室，中间有个不大的院子。我记得64-5年间文化馆对中小学生开放，可以阅报。周末晚上放幻灯片，有神笔马良，长鼻子的贪心财主等。娱乐的器材少得可怜，我记得好像只有克朗球。

克朗球，也称为康乐球，有些像缩小版的台球。球台为正方形木盒子，四角有四个圆形的球洞，下方为储存盒，球台下面用交叉的木架支撑，也可放在桌子上。球台四边是一寸多高的框。球盘的球洞旁有四个白圈，为射球子的位置，圈与圈之间有四条线连成一四方形，中心另有一白圈。球杆为笔直的，有一米多长，一端如小指细，另一端有拇指粗。球子为有四种颜色圆扁形球子，各8枚，共32枚，大小厚如手指。可供四人玩耍，将棋子射入洞中。

这是我们的最爱，周末文化馆还没上班，大家就早早去排队。但是县城有三个小学，三千多学生，僧多粥少，能借得到克朗球的人少得可怜。尽管如此，一两年后文革爆发，这些活动也名存实亡，最后烟消云散。

乒乓球、篮球

我们县城有历史悠久的威远中学（有初、高中），有10多年历史的城关镇所属的严陵镇民办初中及严陵镇第一，第二，第三小学。

威中的大操场兼做县里的大会场、法院的公判大会会场兼刑场（刑场60年代中期才迁到20公里外）。威中操场也只有篮球场，单、双杠等，没有足球场和排球场。严陵镇中学有一上一下两块平地，有两个篮球场。

三所小学规模相当：一个年级三个班，每班50-60人，六个年级一千人左右。各校校址都不大，只有几个标准篮球场，几个水泥砌的乒乓球台和几个单、双杠，仅能基本满足学生上课的需要，不可能对外开放。

水泥砌的乒乓球台

乒乓球

我们小学没有标准的乒乓台，只是在教室外的空间修有几张简易球台：石头和砖头砌的台子，上面是光滑的水泥面。台上也没有球网，摆上一排砖头，或者两头摆砖头上面搭一根竹竿，就是球网。尽管如此，还是僧多粥少，供不应求。课间休息时，同学们蜂拥而出，争先恐后，排队一人打上一球，时间一到，只好恋恋不舍告别球台。

有时没有球台，就用粉笔或者石灰在地上画出球台，直接在地上打。

有时下午学校放学后，几个同学到我家，卸下我家的门板，在院子中间摆两根板凳，摆上门板就是球台。中间两边摆上砖头，再放上晾衣服的叉棍，就是球网。虽然设施简陋，大家还是兴致勃勃，玩得高高兴兴，直到我做晚饭时才分手。

那时候，乒乓球拍有木板、海绵贴带颗粒胶皮之分，还有刚刚兴起的当时最有名的红双喜牌海绵反面胶皮球拍。一只海绵贴胶球拍要4-5元人民币，相当于一级工资，非我们无任何收入来源的孩子可以问津。多数家长也很难负担这笔额外的支出，只有单位和已参加工作的乒乓球爱好者才能买得起。

我们只买得起几毛钱一块的木板球拍。我是妈妈请高石公社木器社的师傅做的一块球拍。这样的木球拍，加上水泥面的球台，硬碰硬，对乒乓球的伤害很大。

当时最有名的乒乓球也是红双喜牌，一个约一元人民币，普通牌的也要几毛钱。球台球拍硬碰硬，加上球员的抽打，普通的乒乓球用不了多久就破裂了。球破了人们也舍不得扔掉，用窄窄的医用胶布贴上补好再用。再破，再补，直到球没有弹性了才舍弃。

同在县城的三小，乒乓球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轰轰烈烈。我表哥和他的同学球艺都很熟练。他们校内经常比赛，同学朱威还是全县的少年冠军。

篮球

我们小学体育课学习篮球的课时很少，喜欢篮球的人不多。更重要的是，没有篮球。那时篮球一种外层皮革，里面是内胎，价格应该很贵，而且还要气枪灌气，不方便。一种是胶皮的，相对便宜，但也要好几元钱一个。所以篮球都只有学校和单位才有，没有听说私人家有篮球的。

简易篮球场

观看成人乒乓球、篮球比赛

我们县城除了小规模的乒乓球比赛和更大众化的篮球比赛以外，就没有什么公共的体育活动。64-5年我11-2岁，虽然乒乓球、篮球都打不好，但是喜欢星期天观看比赛。

县城不大，没有公共的体育锻炼场所，比赛都是借用单位的场地。

乒乓球占地面积不大，容易普及。成人乒乓球比赛一般在某个单位的乒乓球室举行。一般的单位都有一个标准的乒乓台，但是只对本单位职工开放，我们小孩不能进去。

比赛时我们可以进去观看。球队一般是以系统为单位，比如机关、文卫、工业、交通、财贸等。球打得好的，有县委工作人员，和我们街坊，同校同学六六、七七、八八（皆为同胞兄弟）的哥哥。他代表县城财贸系统参赛，具体单位不详。

篮球比赛就规模大多了。每年举行全县的比赛，县各系统，各区（辖几个公社），省属县团级单位威远煤矿，威远钢铁厂都会组团参加。

县城的篮球比赛是经常性的。文革前几乎每个星期日，比赛就在县国营瓷厂的篮球场举行。球场在厂大门内，厂办公室前，除了球场本身，四周还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容纳不少观众。

经常参加比赛的球队有机关联队，财贸联队，工交联队，文卫联队，交通联队，严陵镇联队，奉龙区（郊区）联队。似乎没有以单位或学校命名的，可能单位太小，不足以成立球队。球场上球艺佳的队员，观众已经非常熟悉，男球员有严陵镇中学的教师林树勋，周釜驰，学生王西北，威远中学的学生黎德书，张池明等。女球员有我们小学卿老师的太太瓷厂的职工向女士，和县财税局的康女士。他/她们矫健的步伐、敏捷的传球、灵活的过人、激烈的争球，特别是越过数人，三步上篮成功进球和三米线以外准确无误的空心投篮，赢得观众们阵阵掌声和高声喝彩。

知名教练有瓷厂的焦鸿凱，百货公司的戴念国，一小的燕老师，都取得国家二级或三级裁判资格。大家为他们准确无误的裁判和标准的姿势赞扬有加。

战斗游戏

初中三年的娱乐活动

转眼到了1966年，5月文革爆发，7月我们小学毕业离校。

我们当年9月进入严陵镇民中，成为初69级。此时学校已经改名为红卫中学。

但是我们进校并没有机会学习。伟大领袖的指示，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也要学工学农。第一学期刚入学我们全体同学到全国石油大会战所在地红村（红三村）修马路一个多月，又到农村学农一个月，回来积极投入文革成立各种战斗队/团，写大字报，刻油印传单发号外，年底和1967年元月外出步行串联。

1967年2月中旬，镇压抓捕造反派，6-7月又平反。紧接着造反派分裂成两派闹派性，誓不两立，发展到武斗，开始是打嘴仗，高音喇叭对骂，后来发展到动手动脚，再后来钢钎匕首，再后来抢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对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原来的篮球裁判，运动员也分属不同的派别，闹得不可开交，誓不两立，更不可能举行什么比赛。因此县里的乒乓球、篮球都停止了。

1967、1968年两年闹派性武斗升级，群众专政指挥部成立，清理阶级队伍，各种运动活动没有断过。我们就完全没有课上了。

我们不是老三届，年龄也小，没有参加打砸抢、武斗此类活动。但也不能置之度外。我们毕竟还没有毕业，也不能完全离开学校。伟大领袖一旦发出最新最高指示，学校通知我们要及时赶到学校参加游行活动，庆祝最新指示的发布。

虽然68年一段时间中央号召复课闹革命，但是根本没有可能，我们只能去学校看看，或者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如米、豆和沙子，粘成领袖头像，学女生用尼龙丝编制网兜，聊聊天等。

我们精力充沛，总不能无所事事，成天在外晃荡，总得找点事做。

学乐器成风

一段时间，学乐器成风。有条件的家庭，孩子本身有兴趣的，学二胡，学小提琴。

学小提琴的有北门口的曾二妹（比我们大一两岁的男生，长得文文静静，性格温和）和水井街的一肖姓少年。小学，初中同学九江也学小提琴，还学了大提琴和贝大提琴，参加工作后一直是单位的文艺骨干。现在退休了，一直是小区的文艺积极分子，各种文娱活动和庆祝活动都有他的身影。

学小提琴的人少，应该是小提琴的价格和无老师教的问题。县城里只有百货公司和一家文具店，有口琴，二胡卖，没有提琴。听说小提琴在大中城市才有售，一把最起码要4-50元，比一般人的月工资高得多，相当于我母亲她们两个月的工资，不是一般家庭能够问津的。

学二胡的人相对多些。二胡相对便宜，也要1-20元一把。除非孩子自身喜欢音乐，喜欢二胡，家长会慷慨解囊给孩子买以外，没有听说家长有意识地让孩子学乐器，以培养他们的兴趣和音乐素养。可能二舅娘家有音乐基因，和我同年的二表哥也学二胡，后来拉得很好，扬琴也弹得不错。

我差一点学二胡。我妈妈诊所的外科医生胡公公的八儿子胡仁龙，威远中学高65级学生，因患肺结核一直休学在家。他的二胡拉得很好，并主动用他的二胡教我。谁知我刚刚学了几天，他在成都回来的路上从车上跌下，不幸身亡。我的二胡学习生涯戛然而止。

口琴在百货公司文具柜台有卖，但也有要3-4元左右一把，一般的家长也舍不得花一大笔钱买给孩子。因此，学口琴的也不多。

笛子倒是便宜，经常有农民制作的竹笛在街头边吹边卖，几毛钱一只，买的人不少。我也买来自学。但是没有音乐天赋，既没有人教，也没有教材，入门都难，没学几天我就放弃了。

学乐器要有天赋，还有有必要的条件。所以尽管当时学乐器成风，但是成才的不多。

那我们这些13-14岁的半大男娃儿还能做什么呢？

男孩子下军棋，下跳棋，打扑克。但是这些也不是大部分人家都有的。扑克是紧俏商品，也是不容易买得到的。它们还不能消耗我们过剩的精力。

学“洋马儿”

骑“洋马儿”

于是多数男孩迷上了骑“洋马儿”。自行车，在民间叫“洋马儿”。骑“洋马儿”又好耍又锻炼身体。

县城很多单位有自行车。邮电局最多，要送达报刊杂志邮件到县城各单位和居民委员会，以及不通客车的乡镇。

其它单位也有自行车，干部们到农村、附近的场镇办理公事都只能骑自行车。因为只有县委、县人委有几辆吉普车，供领导们公务使用。

私家自行车

那时私人拥有自行车的很少。街坊赖校长在附近场镇学校工作，每周星期一早上他骑自行车上班，星期六下午回来。我注意到，赖校长的车虽然是旧车，但是擦得干干净净，右脚的裤腿还用夹子夹住，以免被链条弄脏。

我家的自行车

我妈妈1964年调到高石公社诊所工作。高石离县城30华里。河北街出县城是到内江市的县级公路，12华里到花椒坡处，左边分岔一条不通汽车、坑坑洼洼的小公路，再走18里才到高石场。我们周末一家去看妈妈，走路要三个小时，夏天赤日炎炎，汗流浃背，冬天寒风飕飕，手脚冰凉，非常辛苦。

文革初期，爸爸花几十元钱在县城的寄卖店买了一辆没有牌子的旧自行车，有时周末骑去高石场。我也高兴，非常喜爱这辆车，经常擦得一尘不染。因此我也学会了骑自行车。

但是爸爸也不许我没事骑出去，平时还是放在家里杂物间时间多。

不到一年，这辆车又卖了。因为爸爸的单位缝纫社是集体单位，即使在文革中也必须上班完成规定任务才有工资，因此车用得不多。几十元钱压在车上不值，家里要用钱的地方还多。

我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勾起了我的瘾。怎么办？那与小伙伴一起去车行租车。

骑自行车的少年

车行租车

西街有县城唯一的车行——自行车修理店，属集体单位，有几个师傅，除修理自行车外，还有十几辆旧的自行车出租。这些车有些年份了，都不知道是什么牌子，有车龙头、车架、前后链盘链条、车轮、前后遮泥板，车铃和刹车，后衣架，脚架。但有些车没有前、后遮泥板，没有后面的衣架，甚至有些没有脚架，只能倒在地上。

租车一小时一毛五分钱，现在看来不贵，当时可不算便宜，可以买几斤小菜，可以买三方五分钱一方的豆腐。

那时家里不可能给孩子们零花钱租自行车骑的。我记得我们从小是过年家里给一毛钱压岁钱，我大舅舅也给每个晚辈一毛钱，后来是两毛，最后几年涨到了五毛，再大一点就没有了。

既然不能向父母要钱去骑自行车娱乐，那就自想办法。我们自己的攒钱方式一般是卖牙膏皮和卖碎石。

家里的牙膏皮用完可以卖两分钱攒起来。那时水泥混凝土还没有普及，县城单位建房和打三合土地面，需要敲碎的鹅卵石和碎瓦片碎砖头。每年洪水季节，县城外的清溪河上游都会冲下很多木材砖块之类的东西。所以河滩上一年四季都有破砖和鹅卵石。我们在河滩捡来砖块和鹅卵石敲碎，卖给需要的单位。一挑碎砖头或鹅卵石可以得两、三毛钱。一年下来也可赚到几块钱。

本身囊中羞涩，这点钱又来之不易，我们学会了精打细算。我们不会一个人租车，而是一人凑几分钱租车，轮流骑。一次一般租两个小时。这样，每次花钱不多，可以过过瘾。

车不多，想骑车的娃儿不少，去完了车租完了就得等别人还回来才能租。不过一般都是准时还车，因为超出几分钟就要按半小时计算收费，大家心疼。

有一段时间，为了骑车，我和表弟低三下四求人的经历我至今难忘。街坊永清大哥在县城三路口的耐火砖厂销售办公室上班。办公室有一辆没有遮泥板、没有衣架的破旧自行车供办公用。那时工厂业务也不正常，几乎没有人来洽谈。我和表弟花上一、两个小时跟永清大哥软磨硬泡，请求他将车借给我们骑骑。他不发脾气，也不同意，就与我们闲聊，我们通常是失望而归。不过有时永清大哥也被我们渴望的神情和哀求的话语打动，起恻隐之心，同意我们借去骑一两个小时，但必须按时归还。

我们也理解永清大哥，毕竟是办公时间。万一有公事要用车，车被我们骑走了，岂不误事？多几次我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就没有再去了。

我们租到/借到车后，开始到附近的威中操场去骑。我们个子不高，但是身手敏捷，很快学会了骑各种花样。最简单的是单脚遛车：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脚猛力一蹬，任自行车滑动很远，然后右腿才潇洒地跨上车。下车时也一样，车还很快的时候，左脚踩在踏板上，右腿跨下，全身力量就在左脚上，滑行很远才下车。

自行车行进中跳上车，屁股坐稳后右腿才跨过车杠。

自行车快速行驶中，突然双手一推龙头，身子向后退下，再快步跑上前去抓住还在继续前行的自行车。

搭载两人：一人先横坐在车杠上，骑车人骑行后，一人再坐在后面衣架上。

自行车在公路上快速行驶中，双手离开车龙头，利用身体控制平衡，还可以转弯。幸好那时公路上汽车不多，而且车速满。虽然没有听说过出事故，现在想来还是很危险的。

大家喜欢自行车，经常的聊天使我们的知识增加，眼界开阔，向往外面的世界。

自行车有轻便车、加重车之分。平常所见的都是轻便车。有些车中间有两根车杠，轮胎可能还宽一些，后轮两边有铁架，放下可以载重几十上百公斤。这就是加重车。听说成都川西平原的农民到送公粮、运肥料、到地里干活都是骑车，加重车居多。

我们在县城所看到的自行车都是铁条连接的橡皮刹车，但是还听说有回链刹车和轮毂刹车，还知道有全链盒，链条既不会掉，还不会弄脏裤脚。

大家还知道自行车有二八、二六之分，我们在县城见到的都是二八车，在成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二八车，主要是女同志骑的。

那时国内的自行车基本上只有三个牌子，上海产的永久牌，凤凰牌，和天津产的飞鸽牌。我说我从书上读到过，英国有三枪牌和菲利普牌。

我们这种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生活延续到1968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