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余祥明：英文一字不识，我被大学英语专业录取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余祥明，1953年生于四川。初中69级毕业，1971年插队落户。1973年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英语，1977年留校任教。先后在广州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英国华威大学学习。一直在高校任教，2013年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退休。现居广州。

原题

大学学习三年半

从一字不识到坚实基础

作者：余祥明

1966年9月我刚进初中，十年浩劫开始，学校停课。1969年3月复课，由于庆九大、学农等，我们数学学到一元一次方程，语文学了几篇领袖的文章、信件，英语只学了几个字母，7月就毕业离校，然后当知青。1973年上大学时，我的英语水平是“一字不识”。这并非夸张，我确实只认识abc和数学常用的xy。

遵照最高指示 “大学还是要办的......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北大、清华从1970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随后各省市高校从1971-1972年陆续招收生，学制为文科两年，理工科和外语三年。

四川省（含重庆市）的73级的学制多了半年。1973年的考生参加了语文、数学、政治考试，后来因故不全按考试成绩录取，省有关部门决定增加半年补课时间。因此我们1973年9月入学，1977年元月毕业离校，跨时三年半。

73级是西南师范学院的首届工农兵大学生。1970年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下文命令西南师范学院迁到万县地区的梁平县和忠县，校园腾给受命南迁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后中央决定哈军工迁到长沙，校园归还西南师范学院。1973年初西师大部从万县梁平搬回。

受此影响，覆盖中学所有学科，拥有13个系：（理科）数、理、化、生物、地理，（文科）中文、政教、历史、教育，（艺术科）音乐、美术、体育和外语的西南师院，1973年只招收了300名学生。9月我们入学时，哈尔滨军工学院搬家工作还在扫尾。

外语系是大系，招收70人，英语60人，3个班，每班20人，俄语10人，1个班。绝大多数学生都出生在普通家庭，年龄在18-25岁之间，男女各半，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下乡、回乡知青、小部分农村退伍军人，少数来自工厂的工人（曾经也当过知青）。

大家都有过文革失学的经历，文化程度也参差不齐。以我所在的1班为例，有6-7个高中生，其余是初中生，学习英语时间1~5年不等，个别同学学的俄语，以及2-3个我这样的英语盲。

入学几天时间，消息灵通的同学就将学校及外语系的情况打听得清清楚楚，甚至还知道中文系教授吴宓与鲁迅打过笔仗。后来的资料（下面提到的老师们的姓名、简历都来自正式出版的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院史）显示，这些信息基本属实。

西南师范学院是1950年由民国时期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属教育部管辖，中途被下放到四川省。（1978年回归教育部管辖。）

因此学校有民国时期的教授、讲师，和1952年中国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从其它院系调来的教师。

中文系有知名吴宓教授，曾经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任教，还曾经是我们外语系和历史系的教授。外语系的知名教授有赵维藩，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教授，主任；熊正伦，清华学校毕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交通大学、上海法学院英语教授，重庆大学外语系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峻岳，中央大学毕业，女子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

50年代中期一些优秀人才从中学等单位调到外语系担任讲师、教员，如毕业于燕京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刘炽亮、华侨，美国西雅图大学毕业的刘美仪、武汉大学毕业，考上中央大学研究生的孙法理、四川大学毕业的江家骏等。

东吴大学和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郑家瑞老师，中央对外文委的翻译，曾经为周恩来总理担任过翻译，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北大荒劳改，1962年调来外语系工作。（70年代末期为右派摘帽改正时，查不到郑老师被打成右派的书面文件。他被打成右派的理由就是出差回来听说同事被打成右派，他说了句“这么好的同志怎么是右派！”）

外语系最年轻的教师，是1964年留校的，他们1960年高二时，就因成绩优秀招到大学，又因成绩优秀，提前毕业留校任教。文革时期没有留教师。所以外语系的师资力量很强。

大家还了解到，我们将从字母开始学习。而且，外语系的学生历来都是从英语字母、国际音标开始学起。

多说两句。中国高校的英语专业教学的命运，可以说是与政治休戚相关，命运多舛。1949年以后，英语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语言。1952年底全国的英语专业停办，英语教师改教俄语，学生改学俄语。西师外语系改名为俄语系，李峻岳老师被派到哈尔滨俄语专科学校学习，。

因为马克思曾经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A foreign language is a weapon in t struggle of life.” 斯大林也说，语言是全民的，没有阶级性。1956年全国又恢复英语专业招生，俄语系复称外语系。

1949年以后中国大学外语专业的学生，或者是中学俄语改学英语，或者是零基础，所以几乎都是从字母开始学习。至于非外语类大学生，语言基础更差，更是从零开始。

我们在学校学习了三年半，正值文革中期，各种政治运动不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影响。看看我们经历了多少政治运动。

01

我们所经历的

各种政治运动

我们经历了不少的的政治运动，参加各种政治活动。

刚进校不久，学习党的“十大”文件。很快又学习“反对开后门”的文件。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学习“反潮流精神”，又“评法批儒”，评“水浒”，批宋江投降派。

1975年先传达中央文件，邓小平搞整顿。但是很快又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

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一会儿举行吊唁，一会又不准。四、五月清查“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流毒。六月朱德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全校教职员工到区体育运动场参加北碚区组织的追悼会。10 月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我们在梁平县实习，和全国人民一起热烈庆祝，拥护英明领袖华国锋。

中间又有一个农村学生因为不认真听课，写下顺口溜，“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会ABC，照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自杀身亡的“马振扶事件”，和“批判师道尊严”的小学生黄帅事件。

工人阶级管理学校。我们在校时还有重庆钢铁公司的 “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外语系也有几个工宣队员。工宣队在校、系的作用是什么，我不了解，也不关心。印象中，他们对教学倒没有干涉过，也不令人讨厌。我们上英语课时，工宣队员偶尔来课堂坐在后面，听不懂，很尴尬，坐一会儿悄然离去。

工农兵大学生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尽管那时报纸广播宣传工农兵学员要上、管、改大学，非常时髦，但是好像在我们外语系，并没有市场，无论是系领导和学生都没有跟风。我对政治不敏感，迟钝，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印象中，除我们班级的玉光大姐，当知青时已入党，被选为系总支委员外，从来没有以工农兵学员的名义举行过任何活动，如批判大会等。从未发生过批斗老师的情况。反之，同学们与专业课和辅导员老师的关系很好，经常相约去老师家里看望。这种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

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有段时间学校规定半天政治学习，经常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按系、机关划分座位，传达中央文件，会后讨论，占去不少时间。幸好，没有占用上午业务学习和晚上自习的时间。

学校紧跟形势，及时分发印刷所印制的辅导材料。很奇怪，这些材料纸张质量好，印刷质量高，可以与正式出版的书籍比美。而我们的业务学习油印、或者复印制版的教学资料纸张质量差，印刷质量差，经常字迹模糊，边角漏印。不知为什么？

外出参加必不可少的学工、学农、学军活动。每个月左右全校师生还要在学校劳动半天。每个班都去学校的农场除草、挖地，其实更多的是形式。

我们班偶尔星期天以团支部名义到附近农村义务劳动。这更是做做样子的形式主义，我们去能干什么？我心里真的不愿意，但是不敢表露出来，更不敢不去，生怕给人落下个“小资怕苦怕累、不热爱劳动”的印象。

由此我想到，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例如50年代的思想改造、反右、拔白旗、大跃进、大炼钢铁，60年代初期的社教、四清运动，文革浩劫，都对高等学校的教职员工产生重大影响。

受政治运动的影响，1949年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年级的大学生接受了完整的4/5年的正规教育，完成了规定的学习计划。我们二年级时，重庆市第三师范学校的几个英语老师来我们年级跟班进修。他们是上海外语学院和四川师范学院69级毕业生，在大学学习不到一年，68级学习不到两年，就因文革停课中断学业，直到毕业分配。真是可惜，可叹，可悲！

相比之下，我们又比部分“老五届”大学生幸运多了！

02

我们的温饱生活

那些年经济濒于崩溃，全国人民都过着艰苦的生活。我们在学校也仅能维持温饱。

1973年刚入学时，我们按八人一桌就餐，不限量，每周一次荤菜。一北方女同学早餐，二两一个的馒头，她可以吃七个，还喝两碗稀饭。但第二学期开始，每月发放印有日期早、中、晚的餐票，自己到食堂窗口打饭就餐。

随着国民救济下滑，伙食质量每况愈下。特别是1975年，四川遭遇大旱灾，粮食歉收，人民生活收到严重影响。邓小平家乡广安县是重灾区，因为“批邓”，广安人民也受到牵连，受歧视。很多地方的树叶都被吃完，不少农民外出逃荒到邻近的南充和重庆北碚讨口。

中央从东北调来大批玉米支援四川。我们大学里也是三个月天天吃有些霉变的玉米糊糊，玉米馒头，菜就是（米）凉粉加豆瓣熬煮，很少油水，大家吃了天天痨肠刮肚（四川方言，指久未食荤，或肚里油水不足而感肠胃不适），吐酸水。很多同学多年谈凉粉色变，再不想吃了。

每人每月供应一斤肉，每周吃一次。吃肉时，有部分胆大、心细、手巧的同学，采用挖、填、涂的技术偷改餐票，吃双份肉。同学中间，这是公开的秘密，但无任何人公开批评、私下举报，大家都理解、容忍。

我们订有报纸的老师讲，《参考消息》刊登的文章说外国人每年消费180斤肉。我们年轻人，幼/少年经历大饥荒，底子不好，又正长身体，学习任务重，体能消耗大。谁实话，如果是正常时代，正常生活，如果不是天天痨肠刮肚，胃里翻酸水，谁愿意丢下斯文，冒险做这种事情？此举也从未事发，食堂师傅是否心知肚明，只是不予揭穿，不得而知。

毕业前夕，我们寝室4个男生用两块砖头当灶，政治学习资料当柴火，洗脸盆当锅，4斤挂面，放点酱油，一扫而光！

03

我们的业务学习

尽管有上面提到的政治环境紧张和物资生活困难的不利因素，但是我们还是学到知识，完成学业，按时毕业，为后来胜任各自工作打下的良好的基础。这有同学们的主观因素，也有不少客观条件。

1  同学们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认真刻苦，加倍努力

当时大批“师道尊严”，“知识分子臭老九”，“读书无用论”泛滥，人们对教师这个职业是避之不及。读师范院校毕业回原地当教师，不被人看好，很多人宁愿招工回城市当工人。但是绝大多数同学都出生在普通家庭，来自基层，都有过文革失学的经历。不少同学下乡当知青4-5年，少的也是2-3年，而且也没有别的门路。读师范虽然不满意，对回乡知青来说，毕竟脱离农村，有城镇户口了。

对高66，67级的同学而言，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年龄限制，不超过25周岁）。我班一位同学说， “......73年我考试全地区第一，但年龄超了两个月。我每天中午到教育局长家门口，等他午睡后一起到教育局表达我的心愿，最后取得了他的同情.....”

有同学，回乡知青，很早父母就去世，和弟弟相依为命，在生产队努力劳动挣表现。多年一直帮助大队、公社干部的子女辅导学习，25岁时才得到推荐上大学机会。

有同学因家庭出身问题受歧視，以“可教育好子女”身份被推荐出来上大学，比例非常小，更不容易。

所以同学们非常珍惜这次来之不易上大学的机会。除上课时间外，还抓紧各种机会努力学习。

两个例子：当时规定半天业务学习，半天政治学习。学校经常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按系、机关划分座位。大家每次都围着江家骏老师坐，开会前向他请教学习中的问题。

某同学，天天课后带一大水壶开水，找一个避静的地方，朗读、背诵英语，用嗓过度患咽炎，一年到头声音都是嘶哑的。

2  教材选得好

主干课程精读课，选用的是上海师范大学（文革中华东师范大学改名）编写的英语专业教材，吸收了当时国外流行的外国人学习英语的新教学法：句型教学和听、说领先。其主要理念是让学生学习常用的英语句型，反复练习，熟练掌握，举一反三，应用到日常生活、工作中；先学会听和说，再练习读和写。每一课由句型、含有这些句型的对话、与之相关并大量使用这些句型的课文、配套的听力材料，并全部配有录音。一年两本（课本和听力材料），三年共六本。

这套经常编得很好，句型、对话，简单实用，容易上口；课文内容以小故事为主，生动形象有趣，程度由浅入深，不显突兀；语法知识溶入其中，由浅入深；听力材料也是中、西方的故事、寓言为主，比如伊索寓言，既学英语，又学中西文化。

当然缺点是没有英、美国的文学作品选读。这可能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和考虑学生水平有关。何况学外国语言，是先打好语言基础，高年级才接触英美文学作品。

教授英语语法课的李峻岳、马涤尘老师自己编写教材，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容易理解。我留校后，自己再阅读过两部经典语法，几次提高学习、教学中，从不觉得困难，觉得当时确实打下了良好基础。

刘炽亮、余明瑶老师（80年代中期到英国留学，90年代初调四川师范大学）选编、录制听说教材，余老师还教我们唱英语歌曲。

我们还开有其它英语课程，都是老师们自己选、编适合我们程度的教材。

3 老师水平高，认真负责

我们一年级到二年级上学期，每班配备3个老师。我们班是王长楷、张崇鼎和刘炽亮老师。

王长楷老师，教我们后，担任系副主任，1981年去美国留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任系主任，大学副校长，校党委书记。

张崇鼎老师，教我们后，1978年照顾夫妻关系调四川外语学院。后来夫妇一起调四川大学，后移民加拿大。

刘炽亮老师解放前从美国留学回来，曾经是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语音语调绝佳，是语音教学的专家。

我们入学初期，一个月专门学习英语字母和国际音标，老师们不厌其烦地帮我们讲解发音原理，找到发音部位，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帮我们纠正不正确的发音，直到我们能够正确地掌握全部的字母、音标，及正确拼读单词，及基本的英语语言语调。

这些知识、教学方法使我终身受益，

当教师后我常常借鉴他们的方法。

刘老师还给我们介绍威妥玛式拼音法。这是中国晚清至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中国和国际上流行的中文拼音方案。这个方案被普遍用来拼写中国的人名、地名等，影响较大，如蒋介石，叫做Chiang Kai-shek。我后来阅读林语堂的英文作品《中国人的精神》《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里面很多人名就是用的威妥玛氏拼音法。

张老师教学，经常冒出经典句子和简单易记的英语小诗，帮助我们学习。

如 Yours is not to ask why just to obey and to die. （注：大概意思：你不要问为什么，只需亡命服从。如果有错，是我的记忆出错。）

他教的英语小诗，帮助我们掌握单词good的比较级和最高级 。

good better best 

（好,更好,最好）

never let it rest 

（永不懈怠）

until good is better

(让好变得更好)

and better best 

（让更好变得最好）

小诗简单实用，易读易记，我背得滚瓜烂熟，终身不忘。

我们二年级下学期到毕业的精读课老师徐宗英，1964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他在课堂让我们做很多口语活动和翻译练习。徐老师80年代中期到英国留学，回国后担任学校外事处长，90年代初调四川大学，后担任成都市翻译协会理事长。

江家骏老师60年代初期师从吴宓教授，并担任助手，两次去美国大学学习和做客座教授，担任首届“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他教授的英国诗歌课，受历届学生欢迎。

江老师教我们的苏格兰诗人彭斯的“红红的玫瑰”，又教又唱苏格兰民歌“《Auld - lang - syne》  ”（友谊地久天长）。他用中、英文讲解鲁迅的作品“过客”，杜甫詩歌“赠卫八处士”，我还记忆犹新。他讲课时认真投入、生动形象的印象还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

最后一学期到梁平县教学实习，培训全县中学英语教师。我和江老师一个小组，他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使我们获益良多。

我们每个班课前的五分钟英语值日报告的做法，让我们受益不少。1992年浙江大学外语系系主任张老师欢迎我调去，并说我们年级的同学许力生夫妇在浙大工作很好，担任教研室主任，上课就有这个教学环节，很受学生欢迎。

4  合法利用学农、学工时间，安排英语学习

学农、学工，系里安排我们半天劳动，半天业务学习。老师们根据具体情况，编写英/俄语教材，供教学。刘炽亮、郑家瑞老师录音，供我们晚上练习听力和模仿。

每个班还利用我们的英语特长，分别与科研单位、工厂联系，进行翻译实习，翻译进口资料。

我们班到遂宁石油川中矿区翻译汽车使用维修说明书、重庆大渡口十八冶金建筑公司翻译科技资料。这些实践既锻炼、检验了我们的语言应用能力，又为企业提供了帮助。

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这些翻译活动对我们的英语学习起到了积极作用。

04

我个人学习英语的经历体会

入学时我差几个月快20岁，只认识几个英语字母，是从零开始。可能我笨鸟先飞，可能我适合学习语言，可能方法得当，当然更多的是有好的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有众多的优秀老师的教诲，有同学可以讨论请教，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没有感到困难。

后来通过各种考试到其它院校学习，自学提高，我很少感到困难。教学、旅游，用英语与与各国人等口、笔头交流，也准确顺畅。我想这与我在大学三年半学习打下的坚实基础是有密切关系。

我有下面几个方面的体会。

1  “大胆开口，脸皮要厚，不怕出错”

我们一开始学习，老师们就鼓励大家做到这三点“大胆开口，脸皮要厚，不怕出错”。学英语，我一字不识，更不怕出错。于是课上我毫不害羞，大胆开口，大胆模仿，积极主动，有错就改。课下，见到同学就练当天学习的新句型，见到熟悉的老师用英语打招呼。

这是学语言的钥匙，我与低年级同学的交往、与四川外语学院学生的交往、到广外进修班学习与77级新同学的交往，这几条屡试不爽。

反之，我到广东工作生活30年，还刻意学习粤语，但是一直没有学会。我因此说过 “粤语比英语难学” ！其实并非如此，只是我没有遵循这几点！

后来我做教师，查阅资料，很多知名专家教授谈英语学习方法，其中都强调这三点，说明这是学好语言的关键。

他们还介绍了很多经验、方法。我发现自己在很多方面与专家不谋而合。很多面我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看来我无师自通，自己领悟，孺子可教。

2  学好国际音标，重视语音语调模仿、训练

我开始学习英语，就非常重视语音，语调。发音，重音，停顿，爆破、不完全爆破音，各种语调等等。

上面提到，这方面我们的课程设置好，老师水平高，我们一个月就过了国际音标和语音关。

我大量听录音模仿各种语调，还向同学学习。同学老郭，高中67级，来自康定。他喜欢对照英语语音语调书标记的声调模仿，嘴里不停地练习。我在前排座位，也听得滚瓜烂熟，快50年了，我还一字不漏地模仿背诵一个句子“What a remarkably pretty little house!”（多么漂亮的小房子啊！）

3  各种机会、场合练听力

我们的精读课本全部配有录音，一下课，我就坐在教室，围着笨重的台式磁盘录音机听。

我晚上喜欢和同学们去系电教室借磁带听，有韩素英、斯诺的讲话录音，有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小故事等。（1978年我去广州外语学院进修，系电教室的老师托我在广外转录听力资料。我利用业余时间，边转录边听。为系里转录了几十盘磁带（直径30来公分那种大磁带），自己也收益不小。）

全年级只有几位同学有短波收音机，可以收听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还有就是Radio Beijing“北京对外广播”，大家喜欢经常围着他们分享，我是积极的听众之一。

74级英语专业有5个班，二年级时，他们的5个精读课老师每周轮流上台给全年级举办“故事会”（story-telling)。我都会去旁听，既可以训练听力，也可以增长知识。

4  记忆单词有方法

记忆单词（读写结合）一年级时，我备有一个词汇本，经常记忆。二年级以后我们搬到教学楼住宿，空教室不少。我有时早上五点多起床，到教室，在黑板上边拼写单词，边朗读，这样记忆效果很好。

我不仅记忆单词的拼写，还记名词的单复数变化、动词的各种形式及时态语态、读法（国际音标标注）、词义、常用的用法和固定搭配。这些搭配和用法最好在有上、下文的语境中记忆。一些经典例句，要背下来。单词记得越多，方法越多，记忆也更容易，而且终身不忘。

5  反复朗读、背诵课文、小故事

朗读、背诵或者默记都是很好的方法。

一年级学习的句子：

keep fit，study well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Be red and expert. （又好又专）

All is not gold that glitters.（发光的未必都是金子/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

还有上面提到课堂上老师讲的句子，英语小诗、歌词，如《Auld - lang - syne》 “友谊地久天长”，已经铭记于心了。

精读课教材六本书的所有内容，句型、对话、课文、听力材料，我都能背诵下来。快五十年了，现在我还基本可以背诵“The cock crows at midnight"(半夜鸡叫）和“伊索寓言"的一些段落。

6  到处找机会练口语

除了在学校与同学，其它年级同学练口语外，我到几十公里之外的四川外语学院找人练口语。

我老家县城的街坊郭老师周老师夫妇在四川外语学院英语系任教。郭老师教73级的精读课，而且很受学生欢迎。我萌发出与川外学生练口语的想法。二年级以后，我去郭老师家表达了此想法。郭老师表示支持，将他们学生学农的英语作文给我看，并介绍他的学生马长林与我认识交流。我除了与马同学口语交流，还自己去英语系的学生宿舍，自我介绍，认识了留守的两位同学（当时他们年级学农去了），北京宣武人成如兴、上海奉贤人苏根学。我们用英语交流，相谈甚欢，还用英语通信好几年。他们来自东北、内蒙古兵团，毕业时分配到广州远洋公司。1978年我在广州外语学院学习时，他们还专门来学校看望我。我还应邀到黄埔港他们的远洋舰做客。可惜我们后来断了联系。

留校后有老师告诉我，我与川外同学练口语一事还反馈回学校：川外的学生以为西师外语系的学生可能语法不错，没有想到口语也可以与他们交流。

（我们外语系和川外英语系的关系由来已久，60年代优秀毕业生分到川外，川外的优秀毕业生分到西师。张崇鼎老师的太太就是同班同学，分到川外，他1978年解决夫妻分居调到川外。）

7  大量阅读

三年级时，徐老师推荐大家阅读外语系资料室有英文的新华社电讯，我借阅过，或去学校图书馆翻阅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英语报纸杂志。图书馆一楼左边的外文部，有文革前出版的英语名著的节选、简写、缩写本（小16本）。管理员蔣老师（女，当时50多岁）很热情，乐于助人，每次我去，她会推荐一些简写缩写本给我。我记得，读过的有《汤姆叔叔的小屋》《汤姆历险记》《远大前程》等。英文原著是否能借，记不得了，可能借过，但肯定没有读过，水平有限。

8  学会分析、总结

观察琢磨，寻找规律，分门别类，总结归纳，比如记单词时，按家庭成员、职业、学科分类记忆，就不举例了。

05

留校任教

1977年元月毕业，四人留校，一人做辅导员，两个分在公共英语，我分在英语专业教研室。

刚去人事处报到，我和留校一同学被安排参加学校的工作队，到农村搞社教运动，时间2月底至10月中旬。另一同学到达县分校（后来的师专）教学。

我们在巴县农村，工作组4人，天天和农民打交道，走田间地头，住在生产队，吃饭自己做，工作、生活都辛苦，每周回公社开会，改善伙食。十月中旬结束回到学校。

十一月我们又同刚送走74级学生的刘家荣（四川外语学院1963年分来，80年代中期去美国留学，教研室主任）、闫立言（川外1964年分来，1978年考上北京外贸学院研究生）老师被派去眉山县文教局办英语短训班。

1978年元月底结束，我刚回到老家威远，就接到系里电报，回校参加到广州外语学院进修的选拔考试。

系里只有我们三个年轻人，按考试成绩选拔。我担心我们在农村社教半年多根本没有接触过英语，给农村中小学教师短训班才两个月，情况不利于我们。去大学任教一年的同学，天天教英语，有优势。但是我也很自信，我基础牢固啊！果然，我考试胜出，被选拔去广外学习一年。

1978年2月底去广州外语学院英语系全国青年教师英语进修班学习一年。这次学习上了一个台阶。由于有西师外语系打下的坚实基础，学习很愉快，不感到吃力。除了繁重的学习，我还是喜欢练习口语，和77级一些同学交上朋友，后来成了广外同事，这是后话了。

学习后回校任教，和老师们成了同事。李峻岳老师是英语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给我们年轻教师开小灶上提高课。刘炽亮老师是低年级教研室主任。我和他教一个年级好几年，有时教一个班。近水楼台，我一直有机会向老师们学习！

可能几十年后的人会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我在编故事。这是我实实在在的亲身经历。

只是很多事情是不正常的特殊年代发生的！真的希望，这些不正常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

余祥明专列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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