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丨朱新地：学俄语的“英语白丁”，到中学教英语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一段被忽略的履历

作者：朱新地 

我曾做过三年半（七个学期）的中学教师，然而这段经历在履历表上基本是被忽略的，因为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味道。

从农村回城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新扬饭店，这是当时扬州最大且较为高档的旅馆（大约可住一二百人吧）。扬州是苏南到苏北的交通枢纽，来来往往全靠镇江与六圩之间的轮渡，稍晚一点便不能过江，旅馆的繁忙程度可想而知。旅客多为出差办事或路过者。

我的工作是前台管理，除了接待收钱等外，每天还须把所有住客的姓名，包括单位、从哪儿来到哪儿去等抄录一遍，并且要留意公安部门的通缉犯。尽管晚睡早起，三天就一个大夜班，月工资只有十几元，但能回到城市并有个饭碗，已是很不易了。

1972年的一天，从小道消息得知教育系统要来挑选工人教师，是中学。再一打听，居然是真事，我立即跑去找旅馆业的领导报名。领导自然不想让我去，一来我工作表现不错，二来我才从财会培训班学习归来，似乎还要委以重任。然而派遣工人教师也是硬任务，我的条件也符合要求。当然最主要是，那时还在文革之中，教师并不吃香，偌大的单位（整个商业系统）既无人愿去也找不到适合者，领导踯躅再三，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后来我猜想，大概领导和我一样，并不明白工人教师是怎么回事。他可能以为是工宣队之类，去几个月就回来，我则是奔着“教师”二字去的。

在乡下时总是想，只要让我回城，哪怕扫马路扫厕所都行。在旅馆前台工作，每天接触南来北往的旅人，也间接领略了五湖四海的民俗风情，不算艰苦也不算枯燥，除了夜班多，说不上有什么不好。

我怎么又会想去当教师呢？唉，人哪！

事实上，工人教师和工宣队风马牛不相及，工人教师是要给学生上课的，“教师”前面冠以“工人”定语，是标明你的身份——你只是工人哦！不过那年头当工人光荣，像我这样一无学历二无资历也不是真正工人者，戴着这顶帽子走上讲台，居然无矮人一头之感。

旅馆业隶属于服务公司，服务公司隶属于商业局，就这样，我作为商业系统派出的一名工人教师来到了扬州中学。

接待我的是教导主任，姓胡。常规流程之后，我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成绩单。我是六六届高中毕业生，赶上文革，没机会进高考考场，甚至连正式的毕业文凭也没有，但成绩单却是有的。一张张成绩单，一个学期都没落下，这是唯一可以证明我的材料。

胡主任看完成绩单，说道：“成绩不错嘛，是个好学生。”我笑笑，心里暗忖：算是吧。的确，用今天的话来说，我算得上“学霸”一类。

胡主任直接问了：“你能教什么课？”

我一下子楞住了。实际上，从听到消息跑去报名到迈进学校大门，是一鼓作气而为，并未想过自己能教什么。当然，如果这是一所偏远的乡村中学，我可能会多一些自信，但这是历史悠久、赫赫有名的扬州中学啊！

胡主任接着说：“我们最缺的是外语老师，英语你能教吗？”

“英语？我中学学的是俄语，没学过英语。英语只认识26个字母。”这是真话。那年代百分之八十的中学生都学俄语，我所就读的昆明第一中学，作为文理分科试点，读完高一后重新分班，我们理工二班倒是一半同学学俄语、一半学英语。每次早读时，教室里乱成一片，因此，几个英语单词也是知道的，耳濡目染嘛。

胡主任叫来了外语教研组组长。教研组长姓古，大约五十来岁，据说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古老师让我把26个字母读给他听听，我就ABCD读了一遍。古老师说：“不错，发音还挺好。这样吧，你先学起来，我们再看看……”

教导处给了我4本英语教材（初一和初二的），古老师教了我一遍音标，再让我复读给他听，通过后我便开始了放羊式的英语自学。声明一下，这“放羊”没有任何贬义，只是形容一种状态——无人管。那时没电视没录音机，书店里也买不到英语方面的书，若是在收音机里听一句外语，必为“偷听敌台”无疑。尽管外语教研组所有老师对我都很友善，但人人都忙碌着，我怎么好意思老去打扰？一句话：没有人对你有责任、没有人对你有义务。

还好，学外语主要是记单词背句子，而英语语法又比俄语容易，倒也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此外我还有一个条件：父亲是大学教授，留法的，可谓现成的家庭教师。不过那年月，当教授并不光彩，留过洋更是有间谍嫌疑，我自然不敢多言。

不得不解释一下：父亲原在昆明某高校工作，文革开始不久，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批斗。1969年岁末，中央“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各高校要战备疏散（云南是“援越抗美”一线），父亲所在学校将搬迁大理巍山。此时，文革三年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已不再是运动重点，“摘帽右派”也被认为是“死老虎”，倒是“老弱病残”的身躯成了单位拖累，于是父亲的单位让我们自行找地方“战备疏散”。在一个亲戚的帮助下，我们全家从昆明迁到了苏北。

命运把父亲抛到了这样一个角落，在这里，虽然没有再直接遭受批斗，却是远离了单位、工作、一切熟人与朋友。那是一种被抛弃、被晾在一边的感觉，生活艰难、孤独寂寞、看不到任何前景和希望，而且因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身份时时遭人侧目乃至欺辱，其精神压力和苦闷可想而知。

听说我要学英语，父亲很高兴，赋闲着的他似乎也找到了一点可做的事情，他拿出英文打字机开始教我打字。离开昆明时，我们丢弃了大部分东西，只带了一些必须的生活用品，还有父亲舍弃不下的几箱书、两个打字机（英文法文各一个）和两只小提琴。英文打字机正好派上用场。

白天我到学校上班，自学英语、听课。除英语课外，其它课也听，以学习和熟悉教学环节（记得我还听过甘老师的化学课），并参与一些杂七杂八的活动，晚上则在家里练习打字。

夜阑人静，只有我的打字机在“噼噼啪啪”响着，仿佛一曲悦耳的音乐。打字的过程也是在记单词，我很享受这过程，好像又回到学生时代，有目标，每天都有一点进步，差点儿以为是岁月静好了。

一天晚上，大约九十点钟，快要睡觉了，突然有人敲门。奇怪，这时候会有谁来？

打开门，门口站着几个人，为首者是派出所户籍警老秦，认识的。老秦说：“要到你家检查一下。”“检查？检查什么？”还没来得及问出口，一行人已冲进屋里翻箱倒柜，全家人都惊呆了……

当时那种大规模的抄家行动早已结束，而且还是派出所带人来搜查，显然是有的放矢。我家在文革初期已被抄过数次，又经过长途搬迁，几乎已是一无所有。他们东翻西翻地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最后只拿走了我的几本笔记本。当搜查者翻看我的笔记本时，我瞄了一眼，他目光停留的那一页抄的是赵朴初的“某公三哭”。

事后我们左思右想，怎么也猜不出其中的原因，一家人安安分分地过着极普通的日子，言与行都不敢有半点“出格”之处，更谈不上有什么触犯法律法规的地方；父亲因视力不佳，连活动范围都极其有限；似乎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哪怕发挥再大的想象力，也想不出可以把什么样的罪名加在我们头上。

父亲连忙写信向原单位汇报，他的组织关系还在昆明医学院，每月病假工资也是昆明寄过来的。不久收到昆医组织上的回信，竟然是他们根本不知此事。莫名其妙突遭半夜搜查，无法询问究竟、无处可讲道理、也不敢跟任何人说，就好比凭白无故地被谁打了一顿，连“哼”一声的可能都没有。由此父亲成了惊弓之鸟，终日惶恐不安地担心着新一轮灾难降临……

后来我猜想，是否跟我练习打字有关，晚上“噼噼啪啪”的打字声，让人误以为是特务发报，那可是在电影和小说里才有的情节哦！

当时我家住在城乡结合部，邻居多为底层劳动者，诸如泥瓦工、拉板车、收废品者等，类似于如今所说的贫民窟，周围环境“乱脏差”，连自来水都没有。人们去河边取水，为少走几步路，居然挑着担子从我家后门进前门出地穿堂而过；父亲戴着墨镜坐在家门口晒晒太阳，也被孩子们像看动物一样围观（大概这些孩子未看过戴墨镜的人吧）。我们根本不敢言父亲是教授，被问起时便说是教师，当然这也不错。

后来，我们和所有的邻居都相处友好，家家的写信填表之类均成了我家的事情，邻居们遇到问题也喜欢来向父母请教商量。那时大家都穷，衣服上补丁叠补丁，干一顿稀一顿的，可是，入冬时有人教你腌白菜，过年时有人给你送包子，因此我决不相信是被人举报。几年后我们离开那里时，男女老少十几人来送行来帮忙搬家，那场面令人感慨又感动。由于有过这样一段生活经历，直到如今我都对底层劳动者抱有一种同情心和亲近感。

天保佑，被搜走的那几本笔记里并没有我自己写的东西，只是看书时的一些摘抄，每一段落都注有出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当然拿走的东西也并未归还。想来还算幸运，否则的话白纸黑字，结局还真难料呢，只是遗憾我至今都不知道被搜查的原因。

1970年代全家于扬州

哦，有点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自学了大约一个月后，我开始上课，虽是第一次走上讲台，倒也不觉紧张，毕竟经历过文革当过知青，也算见过点世面吧。

我教初一年级两个班，并协助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所谓副班主任）。当时初一有七个还是八个班已记不清，外语教研组长古老师教一个班，其他几位老师多半是俄语改教英语的。古老师来听了我几次课，觉得可以，也就不再多管。

第一节课自然是先点名，面对着台下五十多双眼睛，慢慢地点，咱们互相认识一下吧。看我笑嘻嘻的，学生们也嘻嘻哈哈。一遍名点下来，心里已有个大概，两星期课上完，两个班一百多人的名字我全部能叫出。只是我始终做不到板起脸来面对学生，即使有时教训他们几句，自己心里却感到好笑，后来才明白这已是种下了“隐患”。

我当副手的那个班，班主任是个语文老师，姓史。史老师对学生十分严厉，只要她一走进教室，眼光四下里一扫，无论教室里有多吵闹，立马变得鸦雀无声，学生看见她如同老鼠见了猫一样。唉，史老师这功夫我无论如何也学不会啊！一天下午她不在，学生们纷纷向我诉苦，说史老师不让他们出去课外活动。我想，怎么能不让课外活动呢，遂发善心放走了他们。谁知孩子们从此认为我好说话，几乎和我“平起平坐”，根本不怕我，上课时也活跃的很，课堂纪律好不了啦。

教学本身并没什么困难，教材很简单，除一些基本单词句型外，便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 、Long liv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等标语口号。然而，即便这么简单的东西。你要让学生学进去，也是要费点心思的。学生普遍缺乏自觉性，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时代，读书尚且无用，更何况外语了！也难怪，整个社会好像都没有需要外语的地方，完全看不到前景，为什么还要学？另一方面，扬州中学附近有苏北人民医院、苏北农学院、扬州医专等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对学习是有要求的。

我知道自己先天不足，自然加倍用心。一天，张老师告诉我：“古老师在背后夸你呢，说你的发音比某些老师好。”张老师是我所教的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这消息让我多了几分自信。

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外语课全靠老师带读，对外语的要求也低，对听说能力完全无要求，只要学生能把单词记住、课文背下，稍加举一反三就可以了。于是我把练习本裁成一张张小纸片，每天上课第一件事就是把小纸片发给他们：听写、默写、英译中、中译英……每一堂课都如此。几次下来，学生就得出一个印象“这个老师堂堂课都要测验的”，回家后自然会去记单词背课文了。

期末考试到了，我也有些许紧张，这不仅是考学生，也是对我教学成绩的检验啊。没想到的是，最后成绩揭晓，我所教的两个班是全年级最好的，比古老师亲自教的那个班成绩还要好。古老师很是意外，我虽然也觉得意外，心里却十分坦然，因为试题不是我出的，我连试卷都没接触过，根本不存在泄露的可能。古老师把这两个班的试卷拿来重新审阅，他怕我有漏改，结果一张张地看过无一错处，终于无话可说。

其实，我理解古老师的心情和疑问，早有人说过：当老师，你要给学生倒出一碗水，必须自己有一桶水。古老师是有一桶水的人，他甚至有一缸水，我却是只有一碗水的人，而且连这碗水都是刚装进就倒出来的，所不同的是，我在倒出这碗水时，还拿出了吃奶的力气“强迫”人家喝下去。哈哈，也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

扬州中学待我不错，一段时间后，教导处帮我联系了扬州师范学校，我可去该校英语班旁听（还是工农兵学员时代）。一直渴望有个系统学习的机会，希望自己有朝一日成为有“一桶水”的人。这消息让我喜出望外，简直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然而，师范学校位于城北，离扬中并不近，去那里听课需要相对完整的时间，再者人家有自己的教学进度，也未必都适合我。因工作放不下，我只能抽空去，只能“有一搭没一搭”地旁听，最终还是无法“系统”。

那年代英语读物很少，除了教科书好像只有“老三篇”，直到有一天，不知从什么途径得到一本马克·土温的小说《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英语），我借助字典阅读起来，发现自己完全看得懂。我读得津津有味，几乎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欣喜之余也生出几分得意之情：唔，我还行。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啊！

春去春又来，一个一个学期倏忽而过，转眼已是三年，这时多数工人教师开始萌生退意。在1972至1976年期间，由于教师奇缺，教育部门便从各单位选调了一些职工到中学当教师（详细流程不清楚），因此扬州各中学或多或少都有几名工人教师（好像扬中有六七人吧）。实际上，我们这批来自各行各业的工人教师都挺争气的，无论教哪门课程，学生反应都不错，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地顶了过来。据说学校也有心想把这些人的关系转过去，但工人编制和干部编制之间似有一条鸿沟，难以逾越。

此时我已清醒认识到，所谓工人教师，无非是青黄不接年代的权宜之计，一旦国家走上正轨，水涨船高，必然要被淘汰……

我大概是最先离开扬中的一个，既然迟早要走，迟走不如早走。还有一直接原因：每月回原单位领那28.5元的工资都要看脸色，仿佛是去乞讨。起初单位以我为荣：“小朱被选到扬中当教师，我们单位有人才呢！” 时间一长就沉下了脸，总问：“你什么时候回来？”后来更坦率了：“你在外面干活，却回来拿工资，三年多了呀，你要么把关系转过去，要么赶快回来。” 说的也是啊，我无言以对。

此外，因长期跟学生比嗓门大，我得了慢性咽喉炎，总是吃点药、休息休息就好，上几天课又复发。这使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和教师这个职业永远“拜拜”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后来考大学时我没填师范院校，尽管我觉得自己读师范会比较轻松。）

离开扬中以后我再没碰过英语，一来工作家庭诸事繁忙，二来英语也确实没有用，谁会想到，有一天还会恢复高考、还能上大学啊！

一天走在街上，突听到背后有人喊“朱老师”。回头一看，一个男孩正气喘吁吁的向我跑来，哦，是我教过的一个学生，叫邱华。记得邱华成绩不太好，经常挨批评的。邱华告诉我，他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现在的工作是“换锅底”。如今年轻人大概已不知“换锅底”是怎么回事，那时大家都穷，家里的铝锅铝壶烧坏了舍不得丢弃，就把下面的部分截去换一个新底，又可用好多年。邱华热情地对我说：“朱老师你要换锅底时一定来找我啊，我不要你的钱。”听了这话我简直想哭，一个老挨批评的学生，从事着这样一份社会底层的工作，却还想着替我“买单”。而当初我逼着他学的那些单词句子，对他有什么用呢？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另一次在街头碰到学生，也是远远地跑过来，一到面前就说：“哎呀朱老师，你到哪里去了？我到处找你啊。”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孩子叫王春钢，是个好学生。王春钢对我说：“朱老师你是我心中最好的老师。”这话令我很意外也很感动，说实话，我从未想到自己能获得如此评价，也不认为自己有什么“好”，但我相信，这是付出了真诚和热忱后得到的回报。

1978年，在高中毕业整整十二年后，我终于获得了参加高考的机会。那一年外语是选考，分数不计入总分。尽管好几年都没碰过英语了，我仍然报了英语（我中学学俄语），反正不计入总分，根本不当回事儿。结果高考成绩揭晓，英语仅考了55分，得知后这分数后心里有点沮丧，唉，连及格都没达到！未料到南医报到时，接待新生的一位77级师姐（比我们早半年进校）听我报出名字后立即说道：“你就是朱新地？听说你英语考了五十几分呢。”呵呵？难道五十几分还算稀奇？后来得知55分真算高分了。

由于失眠，大学五年我没有一天早起读过英语，总算有这“半吊子”基础，让我在对外语要求较高的医学院校没有掉队，但许多基础比我差、起步比我晚的同学都远远超过了我，学如逆水行舟呀！

几十年后学电脑时，发现其键盘的排列顺序竟跟英文打字机一样，以致于有同事惊讶道：“你怎么才学打字就会这么熟练？”终于明白，点点滴滴看似无用的学习、许多不经意间的努力，都成了人生的积淀，甚至连一次次折腾挫折与失败，最后也会变成人生的“无形财富”。

近来看到不少关于博士生应聘中学教师的报道，比如深圳某中学录用的十七人中，十六人有博士学历等等，等等，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这段从教经历，恍若隔世啊！真心感谢扬州中学对我的宽容与包容，让我这个“英语白丁”当了一回英语教师；不能说感谢但不得不承认，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我这番特殊的人生际遇。

近半个世纪的光阴过去了，许多人和事都已变得模糊不清，可是，当我从尘封的记忆里打捞起这段往事，当我写这篇文章时，浮现在眼前的那些场景却清晰得如同昨日发生，我发现自己还记得许多学生的容貌和名字，如今这些孩子也到退休年龄了吧？顺便说一句，恢复高考制度后，我教过的学生中有好几个人成为了77、78级的大学生，哈哈，真的跟我“平起平坐”了……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苏轼老先生说得真好啊！

1970年代在扬中当教师时

2021-10-30

朱新地专列

朱新地：我的父亲母亲，

总在战胜自己的命运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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