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朱新地：只想寻个地方当农民，四处碰壁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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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朱新地：只想寻个地方当农民，四处碰壁走投无路

朱新地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作者青年时代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上山下乡。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一个冬天的故事

作者：朱新地

倒流回城

1966年我高中毕业之际，“文革”突然从天而降，在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大轰大嗡后，我和其他的老三届一样，别无选择地去了广阔天地。大哄大嗡

我插队的地方是云南省盈江县太平区蛮腮合作社。（“九大”以后才成立人民公社）

1969年秋天，在那个靠近中缅边界的偏远山村里，我的眼睛受了伤，在当地县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医生对失明的右眼束手无策，建议我转到昆明医治。

尽管医生出具了转院的证明，能否得到上面批准还是未知数。因我所在的盈江属于外五县（即滇西南靠近国境线的五个县），出入那里必须有人保组（“文革”期间的公检法三合一机构）签发的通行证。若没有这一纸东西，根本买不到车票；哪怕你有本事混上车，过澜沧江和怒江大桥时，守桥卫兵逐一检查证件，也要被拦下。

拿着医院证明找到县革会知青办，办事人员又把我推到军代表处，军代表整天忙这忙那的，几乎连人影都看不到，偶尔匆匆露一下面，也是根本没有我讲话的机会。

无奈，我只得天天从早到晚地坐在他办公室门口的水泥台阶上等候，心想，即使轮不到我说话，你总看得见我吧？

经过一番周折，我从县革会知青办获得了一个月假期。然后又以三个月的安家费相抵，从社里借到三十元做路费，便匆匆踏上了回家的路途。

那时从盈江到昆明没有直达车，要从村寨到县城，再经腾冲、保山、下关等地一路转车。我有时坐客车，有时搭货车，晚上住的是两三角钱的小旅馆，旅馆之简陋之脏以及种种场景，让我想起艾芜先生笔下的《南行记》。

那一路基本都是大山，单翻越高黎贡山差不多就要一天时间，汽车在盘山路上不断地上坡下坡，旁边就是深深的山谷。

记得从保山到下关一段，天一直下雨，我坐在驾驶室里（货车），一路上看到翻了八辆车。驾驶员是个四川人，抱怨说：“在云南开车，简直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傍晚时分，雨变成了浓雾，能见度大约只有二十多米，路又滑，平素话很多的驾驶员不再说话，两眼紧盯着前方，小心地开，我的心也悬了起来。

天保佑，我们总算在天快黑时平安到达漾濞……就这样一路辗转颠簸，回到昆明时我的假期已过去了四分之一。

之后，我开始四处求医。每天早上我都怀着希望出门，而每天归来时却是无一例外的失望，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找了一个又一个医生，全然没有效果。

其实我曾多次想到过死，在盈江县医院住院时，这个念头就反复萦绕脑际。离医院不远处有一条美丽的大河，那就是要汇入伊洛瓦底江的大盈江。

许多个黄昏，我独自坐在河边，一次次地用手蒙上左眼，期盼右眼会突然看到光明，然而总是失望。默默流着泪眺望被残阳染成血红的江水，想着远方尚在批斗中的父母和被打伤的妹妹，真想纵身跳下去，让江水把痛苦和生命一起带走……

一个月的假期很快就要结束，我的眼睛仍无任何起色，没有光明，也没有出现奇迹。

正在这个时候，昆明开始抓倒流回城的知青了。

人保组、工宣队、民兵纠察队等有关部门半夜三更出动到百姓家里搜查，抓到的倒流者集中到昆明第二十三中学，要家长写下保证书（保证在多少时间内让孩子下乡）并由其单位在上面盖章，才可以把孩子领回家。

我既怕连累父母，又不甘心就这样返回盈江——绝望中的我还在苦苦挣扎，执拗地不肯接受这个事实。我只有二十多岁，怎么能没有眼睛？！

为了掩人耳目，我只得每天天不亮就从学校围墙的破墙洞（武斗时挖开的）爬出去躲避，在外面游荡一天，天黑后再从破墙洞爬进来。同时努力想办法续假。

然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谁会给一个倒流回城的知青开病假证明呢？

一个“插友”告诉我，他有个小学同学在某医院挂号。他热心的陪我去了那家医院。那“小学同学”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医生面前。

女医生姓汤。常规的检查，治疗，开处方后，我吱唔着提出开假条一事。为了回避倒流知青的身份，我谎称自己是某厂的工人，解释说“其实厂里也没事干，只是要个手续而已。”女医生毫不怀疑地给我开了一周假。

初战告捷使我和插友兴奋不已，虽然这位医生未必能治好我的眼疾，但我心中已涌出一线光明。

第二个星期又获成功，我俩得意得几乎忘了自己的处境。

谁知第三个星期却碰了壁，女医生说：“这病不是短期能好的，你既然上班没事干，就先上班好了。”

沮丧地走出诊室，在医院门口踯躅着不知该往哪里去，心又坠入了无边的黑暗。插友见状决定“见义勇为”，他趁诊室里无人时，偷偷从医生桌上撕了张空白假条，摹仿女医生的字迹开了一张病假条，然后，我按捺住怦怦乱跳的心，把证明拿去盖章。不料那管盖章的人接过证明看了一眼，便大声斥责道：“你这证明是假的。” 已经来不及逃走，人们立即围了过来，像围住一个被抓获的小偷。

没想到，在被押着去坦白交待的途中碰到了那位女医生，本来还强作镇静的我，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此时女医生已脱掉工作服，看来是下班了。在听完押送者的叙述后，她拿过那张假证明，平静地说：“这事交给我来处理吧。”

我跟着女医生走进诊室，感觉无颜面对她，已说不出任何话了。非常意外的是，女医生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坐到桌子旁，重新给我开了一张病假证明。

那一个冬夜似乎格外温暖，凛冽的北风也变得柔和。像往常一样，我又用手蒙住左眼，检验右眼，我的右眼仍看不见月亮和星星，但我心里却实实在在感到了光明，那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用他们的真诚、善良和爱心，筑成的温暖与光明。

这一年将近年末时，中央的“一号战备通令”下达昆明，各高校纷纷开始了战备疏散工作（云南是“援越抗美”的前线）。父亲所在的高校即将搬迁乡下。

“文革”开始不久时，父亲就以“摘帽右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身份被揪出批斗。而此时，“文革”已进行三年，摘帽右派已被认为是死老虎，反动学术权威似乎也不再是运动的重点，倒是“老弱病残”的身躯成了单位战备疏散的拖累。于是父亲的单位让他自行找地方“疏散”。母亲则是被“下放”，而我，更是不知道将会去哪里。一家人再度面临离散，因此我们决定去照一张全家福。

去拍照那天，因怕遭遇麻烦，全家都不敢一起出门，而是四个人分成三批，分别从学校前门和后门出去，再到照相馆集中。照片出来后，母亲给每人分发了一张，说：“都留一张吧，万一失散了也好找。”

如今，父母亲已在地下长眠，我重新找出这张全家福时，不禁又想起了这段往事。照片上每个人都强作笑容，谁会想到它背后的沉重与辛酸——在那风雨如磐的年代，人的生命就像一粒草芥，随时有可能被碾成齑粉，更不要说会被哪阵风吹到哪里去了。

就在这个冬天，我们变卖了家什做路费，只带着父亲舍不得丢弃的书籍和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全家从昆明迁徙到了苏北。而且，也像那次去照相一样，四个人是分成三批走的，这其中的缘由与过程更是一言难尽了。

1969年12月31日，一个侠肝义胆的老同学用三轮车帮我把行李运送到火车站，我一人带着十多件行包，登上了东去的火车。车开时分正值夕阳西下，再过几个小时就是新年了，1970年即将开始。我不知道新的一年会带来什么，只感到前途一片渺茫。

走投无路

当时我的要求非常低微，只想在中国土地上当一个普通农民，有一份口粮，挣工分养活自己。

因为从昆明到盈江插队时，一落下脚后，上面就发给知青集体户一本购粮证。尽管那本购粮证上赫然盖着“借供”的大印，却没有谁来向我们要过户口及粮食迁移证，也就是说，我的粮户关系还在我手里。

在头一年的秋收分配前，集体户是用国家提供给知青的安家费去粮站买粮，吃饭并不成问题。而一离开盈江，我便没有了口粮来源，只得靠家人接济了。

刚回到昆明的那段日子，我总是挑快吃饭的时候把同学托带的信啊什么的送去人家，以便能蹭一顿饭。可这终不是长久之计，去了一次，没脸皮再去第二次。况且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家家的粮食定量都有限。

况且，我这“口袋户口”不仅是没有粮吃，没有油、肉、布票等等一切计划供应的东西，还得整天提防着查户口、抓“盲流”（黑户口）之类的突然行动。因此我迫切地想找一个地方落下户口，希望不再东躲西藏，能有一口饭吃。

在安徽马鞍山当中学教师的表哥，托了学生的关系，在长江对岸的和县姥桥找到一个生产队长认了亲，好让我以“投亲靠友”的身份到安徽来插队。表哥说，和县主要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收入较一般农村高，基本能够养活自己。于是我匆忙赶到了马鞍山表哥家。

那年冬天特别冷，年前下了好几场雪，屋沿上的冰棱有一尺多长。春节刚过，雪一停，我就踩着遍地的花炮残屑踏上了去和县姥桥的路。

从马鞍山到姥桥要坐小火轮。船上挤满了人，看样子多是走亲访友的，人们还沉浸在过年的喜庆中，兴致勃勃地抽着烟，磕着花生瓜子，聊着家常，只有我一人踡缩在船舱角落，忧心忡忡地想象着我此行的前景。

“过年没回家？”旁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主动向我搭讪，看到我疑惑的目光，又说：“你不回上海啦？”原来他把我当成上海知青了（安徽有不少上海知青）。我对他苦笑笑，不知该怎么回答，“知青”二字仿佛写在脸上，人家一眼就能认出。

汽笛一声长鸣，小火轮靠岸了，我跟着下船的人群走上大堤。向那干部模样的人问清了路，我要去的村子离江边有三十来里。其实表哥也告诉过我，只需沿着大堤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顶着凛冽的北风，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大堤上，大堤根本望不到头。天毫无晴意，厚厚的云层压在头顶，只觉得天地间到处灰蒙蒙白茫茫，好像还要下雪似的。路上起先还有一些行人，后来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无人可以问路，我只得每看到旁边有村庄时，就跑下大堤去村里询问。脚上的鞋早巳被冰水浸透，背上的包感觉越来越沉，肚子更是饿得咕咕直叫，其实，我的背包里就有糖果糕点等食品，但我却不能吃，那是送给人家的见面礼。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远处出现若隐若现的灯光，四野一片寂寥，只有寒风在旷野里凄厉地吼叫，我开始害怕起来，停下脚步茫然四顾，不知远方闪烁的灯火，哪一盏才是我今夜的归宿?

害怕也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为了壮胆，我轻轻地哼起了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正当梨花开遍了天崖，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抑或是歌声带来的运气，当我再一次跑下大堤到村里询问时，目的地到了。

虽说是生产队长，家里的条件还是很差，几乎家徒四壁。他们已吃过晚饭，我的到来让队长忙活了一阵。他特地取下屋梁上挂的咸肉咸鱼，切了几片放在饭上蒸给我吃（梁上这几挂咸肉咸鱼倒是让我十分羡慕），随后又让孩子去姐姐家叫回老母亲。

这晚，我和大娘睡一张床，大娘特地从箱子里拿出一床新被子给我盖，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仿佛一切疲劳一切痛苦一切委屈，都在这温暖的小屋里融化了——别了，“盲流”生涯，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第二天，大娘带我串门走亲戚。这是一个颇大的村庄，沾亲带故的人不少，又是春节期间，许多在外面工作的人也回来了。每到一家，人们都从头到脚地打量我、夸我，说得我心里暖洋洋的，我暗下决心：“不管有多艰苦，我也一定在这儿好好干。”

晚饭后，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旁，大娘神色庄重地对我说：“看你不像是城里的娇小姐，我就放心了……”没等大娘说完，我急忙表态：“我能吃苦……”谁知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乎意料。生产队长拿出一张照片，说这是他弟弟，在外面当兵，如果我同意和他弟弟结婚，在这里落户就很容易。然后一家人轮番说服我。他们说，在这儿军属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以推荐我去当赤脚医生、代课教师等等，否则的话，落户之事他们帮不上忙。

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直到此时我才明白，他们之所以接受我，对我这么热情，是想让我成为他家的媳妇。

我接过那张照片看了看，是张全身照，约二寸大小，人头还没有黄豆大，倒确实是穿着军装。大娘见我在看照片，转过头对生产队长说：“你明天去发个电报，叫老二快回来，要是赶得及，就正月十五办掉吧。”

更加意外了！不是看不起农村，也不是对那军人有什么意见，而是事情来得太突然，毫无思想准备，我的观念及所受教育都使我难以接受。一时间只觉得心里酸酸的，想哭又哭不出来，对此，我还能说什么呢？实际上什么话都不用再说了，只能告辞了。

第三天，天放晴了，明晃晃的太阳照着皖江平原，雪开始融化，风却更加刺骨，路也更加泥泞。我两手空空地踏上归途，却觉得这条大堤比来时更加难走。

我回到了马鞍山表哥家。表哥有三个孩子，都还小，表嫂没有正式工作，家庭负担很重。那时不仅粮食计划很紧，还要掺大量杂粮，比如霉变的山芋干、生虫的老蚕豆等。家里几乎每顿都是山芋干稀饭，孩子们不愿吃山芋干，我就专吃他们不愿吃的。尽管如此，我对分食他们的口粮、增加他们的负担还是很感不安。

在表哥家住几天，学校治保主任就上门了，旁敲侧击地询问：“你表妹在哪里工作？什么时候走呀？”我知道，麻烦又来了。

表哥重新给我找了一个关系，是他以前的老同事，在和县白桥供销社工作。表哥推断，在供销社工作可能会认识一些上层的人，可能会有办法。

于是，我又坐上了拥挤不堪的小火轮，又踏上了那条长长的大堤……

白桥比姥桥还要远！

在白桥找到表哥的旧同事，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也正如表哥的推测，他真的认识“上层”——一个公社副书记！我的心中再次燃起希望。

第二天，表哥旧同事就带我去拜访了公社副书记。很巧，那位书记说，公社正缺一个广播员，而且当下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如果我能胜任的话，立刻可以派上用场。真是喜从天降！我迅速掂量一下自己，对这份工作信心满满，便向书记表示，无论写报道还是搞广播都可以接受测试或考试。

“可是”，书记接着问道：“你家庭成分是什么？”又说：“在广播站工作，会接触到一些机要文件，你必须把档案拿过来。”

我家庭成分是什么？我还真答不上来。父亲是大学教授，跟“地富反坏”都沾不上边，可他却是“摘帽右派”！再说，我们离校时，学校只开具了一张“毕业分配证明” （我是高 66 届的，也没有正式的毕业文凭），甚至连户口及粮食关系都还在口袋里呢，我能到哪里去拿档案？

又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只得再次登上回马鞍山的小火轮。

天很冷，小火轮舱里拥挤不堪。我站在船舷上，望着江面上如血的残阳，木然地任刀一般的江风吹拂撕咬，欲哭无泪。我实在不明白，为何连这样一个低微的要求——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当一个自食其力的农民，都难以实现。难道这广阔天地间就没有我的一条路？

运河情

我只得从马鞍山回到扬州表姐家。这时全家人都到扬州了，但我的粮户问题仍无法解决。后来，是这位在某卫生院当护士的表姐，托了七拐八弯的关系，在苏北的一个小村庄找到个肯接纳我的地方。就这样，我又以投亲靠友的名义，在一个叫“运河”的生产队落下了脚。

村庄名副其实地紧靠运河，村里就有一个渡口。这里农民除了种植稻麦棉花外，还种桑养蚕。按理说，这应该是个富庶的地方，可是不知为什么却十分贫穷，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只值二三角钱。

虽说是投亲靠友，实际这里无亲也无友。给生产队长送了两条香烟后，队长用旧门板，在五保户三老太家支了张铺，算是安置了我，从此三老太成了我的亲人。

苏北的原野一马平川，大运河从村边缓缓流过。夏日的骄阳把赤裸的河堤晒得直冒烟，冬天的寒风尖利地呼啸着掠过旷野，拼命摇动着小屋的窗棂。我每天混迹在一群纯粹的农民中间，劳作、吃饭、睡觉，再起来劳作、吃饭、睡觉。日复一日忍受着艰辛与寂寞，不敢去想未来。

只有三老太关照我。每天我还在梦乡时，她就在我床边喊：“小朱，爬了（即起床了）。” 我太累，想赖一会儿床，她又催促：“快爬，迟到要扣工分。” 收工回来，三老太总是为我煮好了饭。那时农民生活很苦，家家口粮都不够吃，通常一天只吃两顿，而且是稀溜溜的大麦糊（他们叫菜子粥）。我的粮户关系还装在口袋里，完全靠家里亲人省出来支援我。三老太心疼我没粮吃，便也给我煮稀溜溜的稀饭。甚至双抢时节，从天不亮直到半夜的超强劳动，也只有两碗稀饭两根萝卜干。我饿得受不了，三老太就把自己种的茼蒿豆角掺在稀饭里煮，好让我能吃饱一些。

那段日子我像一只离群的孤雁，没有同学，没有朋友，甚至没有可说话的人，只有村旁的运河能给我一丝快慰。我时常独自一人坐在运河边，回想过去的生活。童年和少年时的理想，一切都成了美丽的碎片，简直茫然极了。我问这条从小学地理课本上就熟知的大河，我要在这里呆多久？会呆一辈子吗？运河不能回答我，任何人都不能回答我。

夏天来了，我偷偷到运河里游泳。当然，我不敢在村旁边的河里游，而是跑到远离熟人的地方游。可还是让三老太知道了，她就整天给我讲大河里淹死人的事情，苦苦央求我 “别去游泳”。我心里直怪她多管闲事，但因受不了她的唠叨，只好不去。

这年麦收后，我第一次分到了用自己胼手胝足的劳动挣来的口粮——三十斤麦子。我把麦子扛到面粉厂换成面粉又扛回家。三老太显得比我还高兴，她一遍一遍地说：“小朱有粮吃了，小朱有粮吃了。”而对于我，这三十斤麦子的意义还不只是口粮，它给了我一份在艰难与无助中重新振作奋斗的自信和勇气……

后来，老同学来信鼓励我，他说：“粮食户口在自己手中，其实是掌握了极大的主动权……”而且当初下盈江时，因为行动积极，我的户口迁移证上的迁移原因居然是“分配”。于是我把户粮迁移证寄回昆明，在朋友们的努力帮助下运河边“重新分配”，改迁到了扬州。落下户口以后，我就离开了那里。由于不是正式的知青上调，感觉不好意思面对村里人。再者，有了户口，又开始为找工作奔忙，也确实没有时间，我就再也没去过运河边的那个村庄。

找工作也颇为周折。之后，我从十三元月工资的学徒工干起，从事过多种工作，直到高考制度恢复，才有机会重拾学业重返校园。这时我高中毕业已经整整十二年了。

多年以后，我在异地碰到一个当年同在“运河”插队的扬州知青，他对我说：“你走后，三老太一直挂念着你，三老太老是说，小朱怎么不回来看我啊？我还穿着她给我的凉鞋呢。”

我的眼泪一下子夺框而出。这些年来我忙这忙那，只顾匆匆赶路，几乎淡忘了那间在蹉跎岁月中接纳过我、庇护过我的小屋。而三老太，这位在我惨淡落寞时用爱心与真情给我温暖的善良老人，却还念念不忘我离开时留给她的一双旧塑料凉鞋……

我一直不知道三老太的姓名和具体年龄，如果她还健在，大概有一百岁了吧？光阴似箭，岁月荏苒，转眼竟五十年过去了！我们祖国早已告别了那样的冬天，苏北大地也早已换了新颜，不知何日才能再回去看看。

此时，我只能怀着深深的疚歉，在运河南端遥寄心香一瓣：原谅我，三老太；原谅我，大运河……

其实我不会划船，摆个样子而已

朱新地专列

原载《老照片》第73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