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 | 朱新地：​大炼钢铁，我把父母睡的铁床交到学校

作者简历

2020年作者摄于丽水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而后上山下乡（属于老三届），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童年的风景

作者：朱新地

往事像一道道渐行渐远的风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无疑是童年的风景。也许是隔得太久远的缘故，距离与朦胧使苦难和荒唐变成了美丽，甚至那个时代的种种瞎折腾，也变成了无限怀念的趣事。

我是在昆明出生的，但我父母亲都不是云南人。母亲在抗战时期迁徙到了这座被称为大后方的小城，父亲则是留洋八年后万里寻妻寻到此地的。虽然我履历表中“籍贯”一栏填的不是昆明，但她实实在在是我心中最深的眷念。

我当年就读的小学昆师附小，是昆明最好的小学之一，据说聂耳也是我们的校友，遗憾的是这个学校现在已不复存在。

1958年，我11岁。这一年的暑假之后，我升到五年级。也就是在这时候，因父亲所在高校的右派百分比不够，父亲被补划为右派分子，一下子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教授变成人们避之不及的罪人。但在父亲被划“右派”之初，我在学校里还未遭到“另类”待遇，我正沉浸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中。

那是“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呼啦啦飘的岁月，也是一个创造神话的时代。无论城市无论农村，到处是一派热火朝天景象：墙上写满了各种顺口溜和标语口号，从《红旗歌谣》中的诗歌，到“老年赛黄忠，少年赛罗成”“男人赛过孙悟空，女人赛过花木兰”，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快马加鞭超英赶美，二十年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我们上学的路上也时常可见到敲锣打鼓的报喜人群。这一道道风景和演绎到身边的神话令我新奇与兴奋，我总是一边走一边看，以致于上课迟到挨批评。

我一向是个听老师话、循规蹈矩的好学生，这次也一如既往的投身到了运动中。虽然还只是孩子，但我们每天一下课就举着小红旗走上街头，“总路线是灯塔”“钢铁元帅要升帐”“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等都是我们宣传的主题。老师把这些编成歌谣和快板，同学们分成几路，或上街对行人宣传，或到居民区宣讲。尽管很少有人停下脚步来听我们讲什么，我们仍然兴奋不已，天天喊得口干舌燥声嘶力竭忙得天黑才回家，我们觉得自己在做着大事情。

工厂农村都在举行赛诗会，诗和诗人都有如雨后春笋。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诗传遍神州大地，王老九也誉满全国。终于有一天，老师宣布我们班也要举行赛诗会，并规定每人每周要交几首诗。我高兴极了，因为我母亲订有不少杂志，其中有《人民文学》和《诗刊》。我找出杂志来东拼西凑，专门挑选华丽的词句抄，一边想入非非地觉得自己很快可以成为诗人。

果然，交出的第一首诗就使我在同学中获得美誉。于是我飘飘然起来，迅速将原来当勘探队员的理想调整为诗人文学家。但不久我就发现其他同学也是这样写诗的，那时的文学类杂志不太多，抄来抄去就那几本。短暂的兴奋很快过去了，赛诗变成负担，为了完成规定的数量，最后大家只得去抄墙上的顺口溜，于是个个同学都“赛过罗成、孙悟空”，老师也没了兴趣，赛诗会无疾而终。

接下来是“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运动。“除四害”是政治任务，规定每人每星期要交一盒(火柴盒)苍蝇、一只老鼠、一只麻雀。如果不能完成任务，小组评比时要插白旗。

父亲工作的高校在城市边缘，我上学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大路，另一条是穿过田野的小路。我们几个女孩子总是喜欢约着一起走那条田间小路。田野里一年四季变换着不同的景色，有金灿灿的菜花、绿油油的麦苗，还有蚕豆、豌豆和各种各样的蔬菜。放学后，我们在小路上奔跑唱歌，有时还偷摘路边的青蚕豆吃。那时极少有零食可吃，带着泥土味的生蚕豆就是我们的美食。

“除四害”开始后，我每天一放学就在田埂上沟渠里寻觅老鼠和麻雀，偶尔拣到一只死老鼠或死麻雀便高兴得要命。老鼠剪下尾巴，麻雀剪下双脚，拿到学校上交。但这样的机会实在太少了，任务难以完成，只得全家人来帮我，妈妈奶奶打到的苍蝇都要用火柴盒装起来，留给我星期一去交。

一天，好友洁神秘兮兮地告诉我，她找到了一个能完成任务的好办法。这办法就是用碎煤渣垫在火柴盒底，煤渣上铺一层苍蝇。洁说，保证老师看不出来。

我不敢。洁又说：“胆小鬼，你要连累我们小组插白旗的。”于是我在盒底放了一薄层煤渣，忐忑不安地交给了老师，果然平安无事，第二次我就像洁一样放了半盒煤渣。

很快，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如法炮制，随即又传遍全班，并且有了进一步的创造：用棉线搓捻后糊上黑乎乎的阴沟泥，充当老鼠尾巴。麻雀脚则比较难办，我们就到垃圾堆里翻找。有些人家养小鸡，鸡死后扔在垃圾堆里，被我们宝贝似的拣回来。虽然小鸡的脚比麻雀脚大得多，照样能蒙混过关。

我们是一群自以为是的孩子，我们总以为没有“穿帮”是老师看不出来。其实，老师哪里会看不出来呢！直到翻过了那一页历史，走出了那个年代，我才懂得你们，我的老师。你们一定早就看穿了我们这些自作聪明的小把戏吧？然而，出于爱护，你们没有戳穿。

在共和国的那段历史时期，运动一直犹如潮涌后浪赶着前浪，“除四害”还没完，全民大炼钢铁又开始了。“为完成1070万吨钢而奋斗”是更大的政治任务，为此，各单位都硬性规定了每人要交的废钢铁数量，连小学生也不例外。这时外面的废铜烂铁早已被拣光，只有打家里的主意。

父亲一向是个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尽管我还不明白“右派”这顶帽子的份量，却朦胧地觉出他更加战战兢兢了。为完成任务，父亲上交了家里的铁锅、锅铲、火钳等等。轮到我时已连铁丁都找不到了。我缠住母亲帮我寻找，母亲被缠得无奈，说：“你实在要就把这铁床架子拿去吧。”

铁床是父母亲睡的床，也是家里最好的一张床，床架是天蓝色的，床垫里装有弹簧，有点像现在的席梦思。我和妹妹睡的是木板床，有时趁父母不在，我俩偷偷爬到铁床上玩，可以一蹦老高。但若让母亲知道，准得挨一顿骂。知道这是母亲的心爱之物，但我没办法。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个人利益要绝对服从集体利益”。最后，母亲找来两张条凳支起床，让我把铁床架交到了学校......

我当时只知道高兴而不会想到别的什么，在所有同学中，我交的是最多最好的。直到很多年后偶尔想起此事，才领悟了母亲的一片苦心。母亲是个要强的人，父亲成了右派分子，母亲不希望我在学校里被另眼看待，她希望我不仅门门功课优秀，其他方面也不落后于人。

那时家里的境况已相当艰苦，父亲被戴上帽子后降职降薪，全靠父亲一人工资维持的生活(五口之家)变得捉襟见肘，家也搬到了两间很小的房子里。新家太小，放不下原来的家具，只留了两张床、一张桌子和父亲的两个书架。两个书架叠起来直堆到屋顶，书架上放不下的书和衣服只能放在纸箱里，塞到床下面。

在这样的窘况下，为了让奶奶的晚年生活能安定一些，父母变卖了家里的收音机和家具作路费，把奶奶送到杭州姑妈家。当时从昆明到内地不通火车，母亲带着七十多岁的奶奶先乘长途汽车到贵阳，再一路辗转到浙江......

母亲她们走后，家中只剩下父亲、我和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妹妹。那时我并不懂得父亲的艰难，只看到他每日比别人上班早，晚上则比人家回家迟，回到家也很少说话。于是我每天到食堂打饭，或者晚上用煤油炉煮一锅饭，买一点咸菜。尽管我煮的饭常是糊的或夹生的，家里总算能吃上饭了。

那段时间学校已经动辄停课，小学生也要实实在在地参加“大干快上”了。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送煤，从北站送到西郊一个叫“七公里”的地方，那附近有一座很大的冶炼厂。我们总是清晨出发，夕阳西下归来，送一趟煤要一天时间。我和洁两人一副担子，我们都没有扁担高，其实大多数人都没有扁担高。对我们来说，这满满一畚箕煤实在是太沉太沉 了。

开始上路时长长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走着走着就前后都看不见同学了。肩膀太疼时就换换肩，走不动时就坐在路边歇一歇。我总是带半搪瓷杯饭，是头一天晚上自己煮的。洁带的是她妈妈烙的饼。有一次我的饭馊了，只得倒掉，整整一天只吃了洁分给我的半小块饼。从那时起我开始胃痛，这胃病时好时坏的伴随我直到如今。

星移斗转，世事如云。如今谈起当年时，年轻的后辈们都笑言你们怎么那么傻? 干吗不在路上丢掉几块煤?说真的，不知和我一起长大的同伴们回首那种虔诚时有何感慨。我感到的是一种悲哀，历史的悲哀，但我永远都无法否定我其实正是被它养育和造就的。这就是我们生命幼苗成长的氛围与土壤。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

与艰苦的送煤相比，办小工厂是大家所乐意的事。我们班办了一个纸盒厂，就是替外面加工糊火柴盒。还有一个墨水厂，实际班里根本没有人懂得制造墨水，而是买些颜料来用水泡开便成了墨水。我们泡制出的一种深绿色墨水，亮丽的颜色深得同学们喜爱，三分钱一瓶的售价引得别班纷纷来买。于是这也算作大跃进的成果之一，大红喜报贴上墙头报喜。

一天，我回家时见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闲人”，是黑字。我好奇地挨家挨户看过去，发现家家门上都贴了纸条。多数人家门上是 “无闲人”，“无闲人”三个字是红色的。也有人家贴的和我家一样。据说这是居民委员会贴的，“有闲人”户表示这一家有没参加工作的人(成人)，被视为耻辱甚至有罪。

为了实现“超英赶美”的伟大目标，学校完全不上课了。校园里建起了土高炉，我们都搬到学校里住，在教室里睡地铺：用稻草垫在地上，盖被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老师同学日夜轮流守侯在小高炉旁，我们投进高炉里的不是铁矿石，而是大家交上的废铁，其中大多是铁锅、火钳一类的东西。

铁水终于流出来了，全校师生都高兴得要命。我们用第一炉铁铸了个少先队队徽，半夜三更爬起来欢呼游行。多年后我才知道，我们投进去的多是些有用的钢铁，炼出来的却是废铁。而那时我真的相信中国很快就能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实现共产主义了。

少年时代的我偏激而倔强：自从住到学校里后我很少回家，门上贴的那张“有闲人” 的纸条犹如一杆白旗令我羞惭。我在街道食堂里吃着很差的饭菜(当然，家里也没有东西吃)，晚上用冷水洗脚，却不肯回家。那个中秋节，同学们都回家去了，我胃疼的要命，一 个人寂寞地躺在教室里的地铺上。

突然，外面有人喊道“朱新地，你爸爸看你来了”。

进来的果真是父亲。父亲说：“听小朋友说你生病了，来看看你。”他刚从大炼钢铁的 工地回来，满脸疲惫，满身尘土......

当时我竟然麻木不仁，可能还跟他顶撞了什么。直到几十年后写这篇文章时，这淡忘的一幕蓦然涌上心头，我的正直善良的父亲已在地下长眠。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多想大声说出那句我从未对他说过但一直亘在心头的话语：爸爸，我爱你！

母亲送奶奶到杭州后，又去了一趟阔别几十年的安徽老家，直到岁末才回到昆明。这时天气已经很冷，学校要求同学们搬回家住，教室要恢复上课了。回到家里时我才发现自己头上身上长满了虱子。母亲用煤油熏蒸我脱下的衣服，又用DDT筒对着我的头发猛喷，折腾了好多天才把虱子清除干净。

一阵轰轰烈烈之后，全校师生围着转的小高炉终被遗弃成了一堆难看的垃圾，校园里重新恢复了朗朗书声。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大约1959年吧，我们班被评为优秀中队并被授予“向秀丽中队” 的光荣称号。全班同学为此兴奋不已、自豪无比。很多年后，当我翻出这张泛黄的小学毕业照时，却忍不住的泪目了：我们也曾是祖国的花朵啊……

1960年秋我考入昆明第一中学。这是一所历史悠久、人才辈出的名校，熊庆来、艾思奇 （原名李生萱）、罗稷南（原名陈小航）、杨振宁、吴征镒等诸多名人大家都曾在此求过学或任过教。 

那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初一二时，所有的东西都紧张短缺。书籍课本是又粗又黄的毛纸，晚上经常停电，到校上晚自习时，人人必须带着自己用墨水瓶做的小油灯， 一不小心泼洒了煤油，还得向同学借光。有时几个头凑在一盏小油灯前，自修完时鼻孔都被熏黑。 

但相比之下，最难熬的还是饥饿，最渴望的事情莫过于吃了。粮食定量中只有很少的米，大多是玉米面及生了虫的老蚕豆。菜也极少，连野菜和一些能吃的树叶都被摘光挖光，一个月只能吃一次肉，最多也就三四片。因此，一块糖、一块肉、几片糠麸做的饼干、一碗没有杂粮的白米饭，偶尔间买到的一丁点糖精腌制的酸木瓜、酸角，或者菜里能见到一点儿油星子……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快乐。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当时人的那种谗劲儿，那种长期食物匮乏造成的对“吃”的朝思暮想。已经顾不上挑选，也根本不存在挑选的可能，只要是能吃的就是好的，能饱餐一顿就是莫大幸福。当然，最最渴望和期盼的还是吃肉。

终于等到了吃肉这一天。一大早大家就开始兴奋不已，同学间相互打听着：“是红烧肉？腌肉？辣子炒肉？”心里一遍遍想象着肉的滋味，课也没心思上。碰巧我的同桌是个印尼归国华侨，她是班上唯一戴手表的人，于是上课时不断有小纸条传到我手中，问的都是同一句话：几点啦？全班人心往一处想：盼着早点下课。

中午，生活委员从食堂打回集体的饭菜，平时都是同学们自己分菜，但吃肉这天，班主任必须亲自出马。所有搭伙同学的碗一溜摆放在桌上，班主任依次在每个碗里放一块肉，一轮分完再分一轮。如果多出几块，就切小再分，如果只多一两块，便往上方一抛，落到谁碗里就是谁的，落到桌上或地上就大家抢。记得有一次吃油炸小干鱼，分鱼时掉了一条在地上，分菜的老师随即说：“落地不沾灰，拣起来吹吹。”从此，这位老师多了一个绰号：“落地不沾灰”。

那时，每得到一点可以“进口”的东西都会让我们高兴不已。一个同学的母亲在酱菜店工作，带了块豆腐乳来，我们就拿纸托着，几个女生传来传去用火柴棍挖着吃；另一个同学的父亲在中药店工作，带来了几段寸把长的甘草，分给要好的同学一人一段，我们连上课时都把头埋在课桌下吮吸。

比起男同学来，饭量小的女孩子可以多一样零食，那就是把饭里生虫的老蚕豆省下来，装在口袋里一粒一粒摸出来慢慢享用。馋极时甚至连润喉片也拿来分食。隔壁班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人听说盐水煮蓖麻子很好吃，大家争相效仿，结果半班人因食蓖麻子中毒被送进医院。

再来说说穿。先看下面这张集体照，是我们初中时拍的。一群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几乎人人身上都有补丁。那是一个以艰苦朴素为美、为荣的时代，国家的号召就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学校里，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尽管劳动人民脸是黑的，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 手脚沾满了泥巴，但他们是最美丽最干净的；而资产阶级的小姐太太们，尽管打扮得光鲜漂亮， 却是最丑最脏的”。

当然，爱美之心古今中外皆一样。尤其女孩子，谁不爱美？记得我们的数学老师就很漂亮，虽然她的穿着也很朴素，但白皙的皮肤，两条过腰的长辫子，整个气质韵味都让人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女生们常向她投去羡慕的目光，但谁都不敢在学校里公开议论穿戴打扮，怕被认为是“思想不健康”，甚至“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平日同学中难得有人穿新衣服，多数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我是老大，相比之下，穿新衣服的机会算多一些，但是我绝不敢新衣新裤一块儿上身，一是担心太显眼，二是怕被扣帽子。班上还有个女同学，因用火钳把刘海烫成卷曲状，结果被团支部委员找去谈话……那时，爱美成了一种风险、一种奢侈，一种负担。

还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学校里的各种活动总要求穿白衬衫，我每次都得向别人借。如大合唱、歌咏比赛等还不难借到，但逢国庆游行之类人人都要穿的大众活动时，就很难借到了。因此，拥有一件白衬衫曾是我少年时代渴望的事之一。

在我多次央求之后，母亲拿出了一件白衬衫，一看就知道是她用自己的旧衬衫改的。大概是怕我不乐意接受，母亲对我说：“这件衬衫，你爸爸曾穿着到上海去开过会哩！” 母亲说的是真的。那时父亲刚刚摘掉右派荆冠，一天忽然接到一纸公文，让他立即去上海参加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于是父亲匆匆从农场赶回，穿着母亲的这件衬衫飞赴了上海。其实母亲不说这话， 我也会接受这件衬衫的。尽管改短了身长和袖子，整件衣服显得比例失调，但我总算不必再向别人借了。此后，每当有人注视这衣服时，我都很阿Q地想：“大上海都去得哩！” 

如今，在我拉拉杂杂的写下了这些往事时，想强调的却是，你千万别以为我们的生活就此暗淡无光了。今天的年轻人大概难以想象，尽管我们的衣裤补丁叠着补丁，几乎没有人穿皮鞋，下雨天舍不得鞋子踩湿，总是脱了鞋赤着脚回家；尽管我们连吃到一个面包一个苹果一块糖都会高兴上好一阵子，连添置一件新衣一双新鞋或买一个新颖的塑料发夹都是奢望，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生命之花照样开得蓬蓬勃勃、恣肆汪洋，我们的生活依然绚丽多彩、充满梦想。物质贫乏的我们，精神并不贫乏，心灵并不贫乏！而且，若换个角度看，那时没有如今的许多虚荣和攀比，不以衣冠取人，也是另一种自在与轻松。

这是我童年时的经历，也是我们共和国的童年经历，我们和共和国一起走过了那片风景。

所有的山峰都可以重新攀登，所有的江河都可以再次越过，童年的风景却只有一回。从这里启程，我们渐渐长大，不归地走向了远方……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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