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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丨施和平：有一种心碎，是一次又一次的撕裂与别离
施和平，1952年生于北京，1965年部队子弟小学毕业，北京101中学老初一，1969年3月赴内蒙古兵团2师15团6连。1992年回北京，先后在海淀区联社、京北建筑公司、《出国与就业》社工作至退休。
作者：施和平
那是1979年初，还在内蒙古兵团15团医院工作的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病退回京函。上面写着我和女儿的名字。看着这张朝思暮想盖着红印的调函，涌上心头的却是一股淡淡的惆怅。
几个月前，为了这张回京函，我和家人东奔西走想尽各种办法均无果。因为返城条文早把已婚的知青排除在外。离婚可能是回京唯一可行的出路。
我没有想过真离婚，只有弄个假的了。
于是托人找来一张盖好公章的空白离婚证，那是一张印有离婚证明字样的稍厚些的16开纸对折的证明，对折线那盖有公章，从对折线撕开，男、女方各拿一半，就算办理了离婚手续，并不需要照片。记得当时拿到这个假离婚证，我和另外一个已婚的北京女知青，从中线裁开，每人各用一半，一张假离婚证明成全了我们两个北京女知青，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如愿以偿办好了病退。回京函拿到手里，我反而没有当初的决心了。走？还是留？这真是一道难解的题。走，意味我丈夫就要一个人留在这里，何时能再团聚，是个未知数，这个家随着我和女儿的离去也许就散了。留，且不说我能否有坚强的意志在边塞继续生活下去。就是面对家里的二老双亲，我都无颜以对。为了这份回京证明，家人在京也是竭尽全力地奔走，想着父亲滿头的白发，想起每次探亲离家返蒙时母亲的泪水，我的心隐隐地疼。
这些年，我不止一次伤过他们的心。
1969年3月去兵团时，父亲还关在牛棚不能回家。母亲身体有病，她不奢望我能留在北京，只希望我能晚两个月下一批走，可我只想赶快离开这种压抑的环境，离开北京。我没有答应妈妈的请求。
记得走前我和同学一起到父亲单位，想去看看父亲，可看押人员就是不让见，和我同去的同学还根据那时的文件据理力争，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只好写个纸条告诉父亲，我要去内蒙古兵团了。纸条由看押人员送了进去，一会他们把父亲写的纸条拿出来，递给我，上面只有一句话：到那好好干，听领导的话。
见不到父亲，看着这短短的一句话，我的眼泪几乎就要流出来了，可我硬是咬着牙将泪水吞进肚子，当时我只是一个刚满16岁的女孩。从那以后，即使有天大委屈，我几乎都不会当着人流泪。
现在想想，当时的母亲无依无靠，又身患疾病，是多想让我陪陪她啊，可我决然地离开家，离开北京。我是一个叛逆的女儿。
当我第一次探家回京，看到滿头白发的父亲，愣住了。还没满50岁的父亲怎么能没有一根黑头发呢？我知道这是牛棚岁月给他打下的烙印。父亲已从牛棚出来，去了河南五七干校，想让我随他一起去五七干校，别回兵团了。我没接这个话茬。
假期到了，我整理行装，父亲也没再说，默默地把我送上火车，拉着我的手说：好好干！在父亲扭头时，我已看到他眼里的泪水，我不知该说什么，只催他赶快下车。看着父亲苍老孤单的背影渐渐远去，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扪心自问，是否应该去干校，陪在父亲身边，尽一点女儿的孝道呢？我是一个不孝的女儿。
在内蒙古当知青时的作者
最让父亲失望的是1975年吧，那时父亲己从干校回京，父亲单位的人，带着3个单位子弟名单(我是其中之一)，来团里招我们去长沙兵工厂。我当时瞒着父母和原农场子弟GW确立了恋爱关系，我不忍抛下他而去。
不知内情的父亲着急地来信问我为什么不走？还叮嘱我，要想走现在可以去呼市找XXX，我无法说出原因，怕父母亲接受不了，只能回信告诉他们别为我操心了，我的路我自己走。
当父亲知道我是为GW才放弃离开兵团的这次机会时，虽然没有说任何话，但他的心一定很难过。我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听话的女儿。
这么多年过去了，因我在兵团结婚，回京真是难于上青天！这次可能是唯一一次机会了。一边是生我养我的父母，一边是我的丈夫，如何抉择？无论选择走还是不走，都会伤及我的亲人。想不清理还乱，左右为难啊。
两难之下，我决定还是先回北京看看情况再做决定。老爸老妈看我提着简单行装进了家门，疑惑地问，手续都带回来了吗？我不敢正视他们急切盼望的眼神，低下头轻轻地说，还没呢。
接下来的几天，我咨询了一些朋友，也从父亲那了解了有关在京工作、两地分居的状况，事实是一些老员工几十年了，配偶都没有能调进北京。
父亲看透我的心思，也不多说什么，只对我说，“我不能保证以后能调他回来，但先回来一个，另一个还有希望，你不回来，两人都在外地，想一起调回北京那可太难了，你一个女孩在内蒙古那么远的地方生活，我们怎么能放心。”
这时在一旁的妹妹说：“老爸老妈，你们别操心了，二姐回不回北京，也不是为了你们。”妹妹的一句话，让我在爸妈面前无地自容，也无言反驳。是啊，这一切都是为了GW，为了对GW的承诺。
GW是原农场职工子弟，父母都是实实在在的老实人。他在团医院开救护车，能吃苦也乐于助人，大家有事也愿找他帮忙。我是接替好友调到团医院当文书的。好友的调走和他多少有点关系。好友的妈妈听到他俩关系密切的传闻，为防止事态发展，立马拿着一纸调令来到团里，亲自将好友带上驶离内蒙古的火车。我不知他俩感情有多深，但从好友临行前，和我说的最多的话题都是GW，也就可想而知了……
好友走后，为避嫌，写给他的信也是由我转给他的。我和GW自然而然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世间有些事，真是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定数，我不单接替了好友的文书工作，还接手了GW这个人。
好友的离去对GW是个不小的打击，同时也激起我对他的同情，从小我就被那些真心相爱而终不能成眷属的悲剧故事感动得一塌糊涂，难道北京知青和原场子弟就不能有爱吗？原场子弟就没有追求北京知青的权利吗？我从心里为GW的遭遇抱不平！我也鼓励他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
真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年后GW向我表达了他的爱慕之情，我一时有点发懵。有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坦白说我想象中恋爱的对象和他没有交集之处。我无法给出满意的答案，只能沉默。
接下来几天，GW除了需要出车，其余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宿舍里。看着他痛苦的样子，我也不知如何是好了，使我做出决定的，是偶然间看到他写的一句话“北京知青都是骗子”。显然这句话是针对我说的了，也许是为了证明北京知青不是骗子，也许是不想让他承受第二次打击，我决定接受这份感情，给他一个公道。
这也许不是爱情，但我觉得应该这样选择，好在GW这个人朴实勤恳好学，在当时也是个优秀的青年。就这样，在远离北京的河套，就这样我把自己给嫁了。
我的选择，遭到亲朋好友一致的反对，甚至为此要与我绝交，父母那里更是一千个不赞同。我决定先斩后奏，把证领了。这就是我此生第一次恋爱，没有甜蜜，没有“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刻骨铭心，和我心中憧憬的浪漫之爱毫不沾边。
1976年4月23日，从和胜公社领结婚证明（那时没有证，也没照片，只是一人一张纸）回到团里，碰到我的好朋友也是我同校的学姐，我递给她那张决定我人生轨迹的结婚证，眼泪随之也流了下来，没有半点结婚的喜悦，心里滿是说不出的茫然和委屈。尽管没人强迫我去领这张证，可好似被一种无形的力量绑架着非领不可。
学姐越劝我，我哭得愈发伤心。不知今后会怎样，但清楚的一点是我不属于北京了，我边哭边哽咽地对她说：”我，回不了北京了。”GW看我这样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喃喃地说，我给不了你北京，但我能给你我的全部。
10年了，我从一个懵懂的女孩到如今已为人母，仿佛像梦一般不那么真实地走过来。10年前在刘召车站下车那一刻，我曾告诫自己，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是北京人。但事实是我选择了一条无法回归北京的路。有时也疑惑地问自己，是什么让我改变了初心？是爱吗？扪心自问好像不完全是，细想想，更多的应该是同情、承诺、义气，还夹杂着为GW挣回公道的冲动。甚至还有点自我牺牲的悲壮。
决定嫁给GW时我就对他说过，让他和他父母放心，“我不会一个人回北京的，即使全团只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
从北京返回兵团，我将回京函夹在《列宁选集》里放在书架上，默默地去上班了。
那些日子，知青返城高峰虽己过，但送知青的汽车每天都络绎不断。白天与认识的同学朋友道别，看着他们坐在卡车上渐行渐远的身影，心里空落落的。我不想让GW看出，只能是夜深人静时，让无声的泪水肆意地流淌，是悔是恨是伤是悲，说不清，也无处诉说，一切都是自己选的。
GW那些日子看着情绪不高的我，也曾劝我考虑回京，我故做无所谓地说：“你回不了北京，我回去干吗，我不会离开你的。”这也算是我对他的承诺吧。
但社会存在的差别是公认的，原来和自己一个战壕的战友、同学，回城后与自己无形中产生的差别，是最让人无法面对的。先不说城乡差别，只一个现实：他们都成了北京人，而我却永远要留在这里做五原人。就让我无法平静接受。
知青走后的农场，青春的气息也渐渐散去，我不怕吃苦，但不想面对这个触动我神经的环境，既然不能回北京，那就找个能让我们俩一起调走的地方吧。
1979年9月到1980年春节，通过关系，我和他先后调到山西晋城电子部850厂，1992年9月我按知青新政策从850厂调回北京，1993年春节将他也调回北京，每次调动都是在确保他也能调动的前提下我才办的。虽然在调他回京前我们感情已出现危机，但在我心底那份对他的承诺没变，我一定尽全力将他办回北京，不会扔下他不管的。
我们在内蒙古结合，在北京分手，只有时代的错位没有个人的对错。那段共同走过的岁月是生命的一部分，无法忘记。曾经的婆婆病重时想见我，我虽已不是她的儿媳，但放心不下老人的病情。我利用周末时间从北京赶到临河看望老人，看到老人高兴的样子，我也很欣慰，毕竟我们曾是一家人。
熟悉的朋友都说，这段婚姻彻底改变了我的一生，那张被我放弃的病退证明和永远无法平复的伤痕，都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但能怪谁呢？只能怪在那个畸形的年代我们太年轻，太幼稚，太理想化。
当社会恢复原状时，每个人注定还是要回到原本属于自己的位置。和我分手，他才找到真正属于他的那份幸福。
永远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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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