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返城之痛：为了捞到病退资格不择手段

原题

农转非之痛：

一个时代的印记

作者：李崇寒

1979年1月15日，云南省委书记安平生发表《15条讲话》，称“知青不愿留下的，都可以回去”。图为云南知青在表达诉求

1977年11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第一次正式提出严格控制“农转非”。《规定》强调：“由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人口，从其他市迁往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要严格控制。从镇迁往市，从小市迁往大市……应适当控制”，要求几年内把市镇无户口的人员基本动员回农村。之后公安部具体出台“农转非”的内部控制指标：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

此时距毛泽东下达“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已有十年。其间，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怀揣着建设祖国的理想与激情，奔赴祖国的农村、边疆，在“广阔的天地”挥洒他们的青春和汗水。

当年毅然决然放弃城镇户口，打算永远献身农村的知青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项曾被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称为上个世纪“所有国家里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竟会在短短十年间潦草结束。他们更不会料到，重新落户城镇竟比登天还难。

返城前奏悄然奏响

1978年上半年，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当年春天，各地响应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相继放松了下乡知青病、困退的限制。有些大城市还进一步简化了办理病、困退手续。如天津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办和天津市公安局向接收安置过本市知青的各省、区发出了关于商洽“病返”“困退”简化手续函，提出今后办理本市知青“病返”“困退”，公安机关不再签发准迁证，只凭市知青办发出的病、困退通知书即可办理有关手续。这样，集中地、成批地办理病退返城，很快在知青中引起连锁反应。

办“病退”必须长期凑“病历”，大量青年离开生产岗位到医院看“病”，然后以“病人”自居，变成了长期性和间断性“病号”，不出工，不上班，整天凑在宿舍里打牌、算命、小会餐、睡大觉，上班的寥寥无几。当年的生力军很快被“家属大军”所代替。

一些知青为了捞到医生的病退诊断书不择手段。为了返城落户，有一位已婚知青，见同时下乡的同学纷纷返城，实在忍不住了，便跟爱人吵架离婚；批准离婚后，他叫爱人用木棍猛击后背，打成脊椎板裂，到医院说是自己摔坏的，要求病退。到后来，“病退”条件越来越宽。无论是弱不禁风、重病缠身的，还是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知青，都把病退当作最便捷、最省力的返城之路。据统计，这个时期从农村转回城镇的知识青年有650多万人。

此外，已婚知青亦请愿不断。当时中央的政策是留在农村的知青可以回城，但有两条限制：一是已婚知青不能回城，二是凡是国家安排过的，像是上过中专的，无论是被安排在地方公社、乡里的农配站，还是县城的农机厂、山乡小学，只要工作了，领国家工资了，就不能回来了。

原载《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第1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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