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王昺：一群天津女知青在内蒙包头的“意外之喜”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王昺，原天津耀华中学高中68届毕业生，1969年到内蒙古固阳县插队，1971年选调后在包头一中担任过体育教师，创建了包一中女排。内蒙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77级。毕业后，先后担任包头师专英语教师和（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90年代赴加拿大留学多年，获得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2012年曾先后担任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副秘书长，副会长和会长。2013年退休，现居住在大连。

原题

艰苦并快乐着

我和固阳女排

作者：王昺

我读过很多知青的回忆文章，发现鲜有记述插队期间从事体育活动的作品。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在艰苦的劳作之余，哪里再有精力去追求体育运动的快乐呢？我本人正好有这方面的经历，以前写过一篇这方面的文章，在本校同学中流传过。在这疫情期间，我觉得应该利用时间在原文基础上提高一下，力求在“新三届”上发表，以飨更多读者，和更多知青朋友们分享。

我是天津耀华中学（即天津第十六中学）68届高中毕业生。我们学校一直是天津市中学教育的翘楚，非常注重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为国家培养出许多各方面的人才，老科学家于敏就是一个例子。

智力教育自不必说了，课外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各种兴趣小组生动活泼。尤其重视学生的身体成长，学生都有特长，几乎人人都会几手体育运动技巧。

特别是排球，不管男生女生，在课间经常围成一圈打来打去，技术非常普及。在1964年天津市中学生运动会上，我校获得初中男子，女子组，高中男子，女子组，以及男女总分五个第一。

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就是我校高中66届毕业生，他多才多艺，他上世纪60年代创造的男子百米短跑校纪录直至90年代才被刷新。

我有幸得益于这样的教育环境和条件，在课堂学习之外，天天参加体育活动，虽然水平不算高，但是足篮排、田径，甚至军体项目的手榴弹和拼刺刀都在行。

当时，我学习主要精力放在数理化外上，将来考上一流大学是我的奋斗目标，参加体育活动纯粹出于兴趣。

没有想到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打断了我们的学习生涯，而我的体育一技之长对我脱离农村、选择人生第一个职业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1969年4月，我校68届高、初中毕业生238人（加上随行亲属共270人）被分配到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固阳县插队落户，分散在白灵淖、东公此老、新建、卜塔亥四个公社（参见：丁燕主编的《固阳知青》，2019，序言1-2页）。

我分到了白灵淖公社北部的窑壕村。

固阳县的外地知青主要是我们天津耀华中学的学生，只有极少数是其他省市学生（比如我后来认识的大学同学吕丁倩就是从江苏常熟去的）。所以，“固阳知青”主要指我们耀华中学同学。

1971年，即我们下乡的第三个年头，乌盟固阳县划归包头，称为“包头市固阳区”。那年夏天，包头市的体育活动非常多，固阳的相关领导也向来重视体育，准备派代表队首次参加市里组织的各种活动。

7月上旬，以知青为主体的固阳代表队参加了纪念毛主席横渡长江15周年的横渡黄河大型活动。完事我刚刚回到村里下地干活，没多久又接到大队通知，让我马上进城去报到，代表新固阳区参加包头市运动会篮球比赛。

包头参赛的都是大厂矿单位，都有正规篮球队；而我们固阳区队是临阵受命，匆匆组建的杂牌军，队员都是当地企事业单位的员工，只有我一个人是临时抽调来的知青。全队没怎么练习配合，就奔赴参赛了。

结果，杂牌军遭遇正规军，人家哪个队打我们都富富有余，固阳队只享受了个“一轮游”就该打道回府了，我也准备打点行李，回村去参加秋收。

这时，一个意外事件改变了我的去向。

我和固阳男篮领队（包头昆区，1971）

我练习上篮

篮球赛之后，紧跟着又要举行全市排球比赛。因为固阳有史以来就没开展过排球运动，当地人都不会打排球，区政府本打算弃权，但有人提议说，听说在固阳插队的天津知青会打排球，不管男生还是女生几乎人人会打，领导们立刻转忧为喜，决定放弃男排，派出十名清一色知青组成的女队，代表固阳区参赛。这样，紧急通知各公社找知青商量，推举出十名打排球最好的同学进城集合。

在包头参赛的各体育代表队都住在同一个大宾馆，我们篮球队赛完正在准备离开，而固阳女排队员已经到达包头市了，正为缺一名教练着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新固阳女排由以耀华中学原高一同学为主加上两名初一同学共十人组成，人员严重不足，没有教练就不像一支正规的球队。这时有人提出了请我“临时客串女排教练”的创意，至今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位“伯乐”是谁。

这个提议非常“合理”，一来可以就地聘用我，省去一个人额外的往返交通费，二来教练和队员都是同学，本来就熟悉，比请个陌生人强。对我而言，尽管从来没当过教练，而且有的女队员的比赛经验比我丰富，我感觉有些赶鸭子上架，但是能躲避回村劳作之苦，又是意外“天降大任”，何乐不为？于是，我索性来个半推半就，厚着脸皮走马上任，成了固阳女排的一员，大家在赛前来了个合影留念。

固阳女排和其他朋友合影（前面十位女队员，后排左3是本文作者，昆区八一公园）

距离正式比赛还有一段时间，我作为教练和女排队员在一起训练的日子开始了。当时的包头市，能派出女排参加市级比赛的单位不多，只有包钢、二冶，铁路局等大单位有这个是实力。

那年干燥，炎热的盛夏季节，固阳女排象一股清流，成了包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吸引来不少眼球。70年代初内蒙古的县级单位能够派出像样的女子排球队，据我了解，由于知青的存在，只有固阳具备此能力。

回想起来，不禁为固阳这一历史性举措点赞。

那时，市级女排比赛中基本是发球和接发球的比拼，而固阳女排的基本功扎实，可以打出战术球。有几个队员上学时参加过市级或全国比赛，比赛经验非常丰富，其他队员除了打排球，还擅长游泳、田径、乒乓球等运动，整体素质较高，最具优势的是18-23岁左右的黄金年龄，没有任何额外负担或后顾之忧。

尽管大家自插队后没有摸过排球，但是通过大强度劳动，身体素质得到进一步锻炼，训练中能够不怕苦，不怕累，团结合作，认真打球，充分体现了顽强、坚韧的“知青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队长陈英兰受过排球的专业训练，在校时就是排球明星。她能发勾手飘球，失误极少，而且四号位大力扣杀具有极大杀伤力，是全队的核心。她在全队的作用相当于现在中国女排的朱婷。

因为固阳女排能以她和二传为中心组织战术球，在练习比赛时，观众总是非常多。我这个“教练”的职责不过是叫叫暂停，换换人，或联系其他队搞训练比赛，教练和队员是绝对平等的关系。那时国家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没有输赢的压力，自始至终充满了快乐。

当教练需要不仅懂技术，还得懂战术，知道如何调配兵力，扬长避短，和队员搞好关系，语言必须简练，贯彻战术必须坚决。那时的排球战术比现在简单得多，还没有自由人、接应、背飞等新玩意儿。

女队首先要保证发球和接发球不失误是最基本要求，能打“中一二”战术，保证三下过网就是最高目标了。固阳女排前后排两轮都可以组织起战术扣球，如果没有全体场上队员的垫传基础，打战术是不可能的，这在当时非常难能可贵。

其实这与耀华中学当年的素质教育是分不开的。在上世纪60年代的课余时间，操场打排球的学生很多，即使没有场地，课间也有不少人围圈打球。没想到60年代无心浇灌的汗水，70年代在包头运动会上开花。当时固阳女排不仅动作正规，平均年龄还最小，最朝气蓬勃，在“阳盛阴衰”的运动会上比较“养眼”，人气很高。

通过观看固阳女排，包头人开始关注坐落在后山的新固阳区。

固阳女排全体运动员

运动会开幕式计划在9月中举行，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各队主要任务是赛前训练和准备，除了每天做传、发、垫、扣等技术练习，还要约其它队进行对抗比赛，反复磨合技战术，加强实战能力。

我队虽然前后两排都可以组织起战术球，但是前、后排的进攻质量有一定差距。所以，我们训练的重点放在 “黄金轮次”上，以保证这一轮尽量多得分。

打练习比赛得找男队能提高更快，而男队也愿意找女队，“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道理是有科学根据的，哪个教练都心知肚明。特别是铁路局只能派出男队参赛，所以铁路局男队成了我们固阳女队的陪练搭档，常常在一起练球，可谓是“孤男寡女组合”。除此之外，其他男队也常找我们约球。

那一段时光尚处在文革中期，在艰苦的农业劳动之余，有幸享受这种连玩带吃的待遇，我们在包头玩儿得乐不思蜀。

我们11位同学，两年来分散在上百平方公里范围的四个公社，好几个村庄，大家两年多没见过面，有了这次机会，一起打球，一起聊天，相互交流各种信息，分享各组同学的情况，的确是个天赐良机。这对我们这些从渤海之滨来到乌兰察布，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环境下经受过饥肠辘辘，严寒酷暑，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知青来说，等于是苦尽甘来，不夸张地说，真是千载难逢的美好时光。

正当我们处在极度兴奋地盼望正式比赛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事情正在发生变化，而且是“戏剧性的”变化。

9月15日，终于等来了运动会开幕式。大会在包钢俱乐部礼堂隆重举行，领导同志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济济一堂，座无虚席。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大家非常激动。

晚上7时整，包头市体委一位负责人走上主席台的话筒前。他刚刚说了几句话，正要提高嗓门宣布运动会开幕，只见有个人从幕后匆匆走上前去，递给他一张纸条。那位领导看了看，面带茫然，表情极其严肃，大家预感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他话锋一转，终于慢吞吞地说话了：“刚刚接到中共中央重要通知”，然后低头念那张纸条：“自即日起，全国各地立即停止举行各种大型活动，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活动，等候进一步通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然后，他高声说：“现在，我宣布散会！”

会场内所有人都愣了，就像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里那个老师向小学生突然宣布不能再上法语课的场面一样。然后全场肃静，屏息、茫然…… 足足有十几秒的样子，大家才恢复了知觉，都感觉出了大事。

接着的事就是散伙，退客房，买车票，大家各奔东西如鸟兽散。我们匆匆告别彼此，我回到了久违的窑壕村去拔麦子，象突然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我的情绪第二天才恢复正常。

不久，通过短波收音机或小道消息得知，几天前我们的“副统帅”在外蒙戈壁滩折戟沉沙。那年还没到年底，选调开始了，固阳知青纷纷奔向城市新的岗位，我被分配去了包头“五七师范”接受培训，准备当中学老师。报到之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文件，批判“571工程纪要”。这时，我们才详细地知道了“9·13事件”。

固阳女排在固阳知青史上虽说是昙花一现，参赛过程虎头蛇尾，但是在那个短暂的时期里，固阳女排的出现不仅是代表固阳参加一次体育比赛而已，最重要的是，固阳女排在包头实际上成了固阳区的一张活名片，迅速提高了新固阳区在包头人中的知名度。

知青这一辈人的命运从来都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一次政治事件都影响到我们的人生轨迹。后来的历史研究表明，“9·13”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也是插队知青选调的开端。固阳女排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那个事件是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不仅仅是一次体育运动的闭幕，也预示了一场政治运动的终结，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开始转上正轨，全国人民都在眺望行将到来的改革开放的曙光。

在进入古稀之年，抚今追昔，固阳女排是青春的绽放、岁月的韶华，知青的“芳华”无处不在，不仅在麦田里，马背上，也在球场上。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成为史海钩沉。

1971年底离开农村之后，由于固阳女排的率队经历，我在排球方面已经小有名气，成了包头第一中学的体育教师。我创立了包一中女排，曾连续赢得过“包头市中学生女排比赛”的三连冠，队中有三名同学后被内蒙古自治区少年女排选中，参加过1975年承德举行的全国中学生排球联赛。

排球成了我的第一职业，直至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入了内蒙古师范大学外语系，才离开了钟爱的体育专业。

因为那一段经历，无论我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我一直心系排球。排球是我的“恩人”，改变了我的命运，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给了我人生的第一个职业。

固阳女排和包一中女排永远是我珍贵的记忆。

如果说，中国女排在十年后夺得的世界冠军是一座高耸的丰碑，我们无数基层工作者都给这座丰碑添加过小小的沙砾。

包一中女排（前排右3是作者，1975）

古罗马将军凯撒的散文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很高的地位，他的文风以简洁著称。在他用拉丁文写的《高卢战记》中有句名言：“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veni, vidi, vici.）。

我们在插队期间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如果让我用一句话做个总结，我会自豪地说：“我去过，我苦过，我快乐过”。

2019年重访包头第一中学

2020-10-27，于大连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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