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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徐小棣:北京六九届 ,"一锅端"上山下乡
作者简历
徐小棣,1953年生。1969年9月上山下乡,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先后做农业工人、基建工人、小学教师。1977年12月“病退”回到北京。1984年取得成人教育英语大专学历,先后在北京新源里二中和二龙路中学任英语教师。2008年退休,有叙事散文集《颠倒岁月》出版。
原题
北京的六九届
陈宜明《青春记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六九届释义
六九届指1969年上山下乡的“初中”学生。1966年“文革”祸起时,他们是六年级小学生。那一年全国中断了学校教育,六月里小学相继停课,他们受的正规教育就到那时候为止,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是一大批承受历史动乱恶果的少年。乱世中他们未能从小学正常毕业,小学不再管辖他们,中学也没有及时接纳他们。他们在十二三岁上失学一年多时间以后,在1967年10月按照“就近入学”的规定被收入中学。
六九届没有教科书。这届学生没有自己的课本,名为初中的课程实际是三部分,一、学习毛著和《毛主席语录》,读“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二、批判“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生造出来的“阶级敌人”;三、到京郊参加农业劳动。
他们既不像上边“老三届”的学生上过名副其实的中学文化课,也不像后来几届学生“复”过文革改编教材的“课”,他们几乎没有上过一天文化课。偶尔,酷爱自己学科的教师可能借题发挥地传授过一点文化知识,比如,借读《毛主席语录》之机讲讲修辞,借读毛泽东诗词之机讲讲典故或古汉语,指着农村场院上的粮食囤讲讲体积计算……但就是这样的初中,他们也只上了不到两年,从1969年8月就开始大规模上山下乡。六九届“初中学生”在中学逗留时间之短空前绝后。
何多苓《青春》
北京对待六九届的上山下乡政策特别绝:不像往届一样有留京名额,也取消了因特殊困难享受照顾一说。用当年的话说,六九届被“一锅端”去上山下乡。他们的去向是黑龙江、内蒙古、云南三地的生产建设兵团和地处黑龙江的嫩江国营农场。
从1969年8月下旬到9月中旬,北京站和永定门火车站开出了多列知青专列,北上、南下、西去,把六九届小不点儿们运送到遥远的边地。那时他们多数是十六岁,有些同学上学早,就只有十五岁。
由于年幼无知,六九届在上山下乡的群体中注定是弱势。在生产劳动中他们还能一拼,和大同学一样干繁重的体力劳动,可是在体现文化程度的活动中,哪怕是在当年那些言不及义的“表态”“讲用”中,他们也因知识贫乏而明显相形见绌,发言常常通篇抄袭、文理不通。比如在批判孔子和“儒法斗争”的“讨论”中,这些没有学过孔子著述也没有上过中国古代史课的人便常把人物、年代、史实弄得张冠李戴。“唉,真是六九届!”这是对他们无可奈何的一句叹息,意思是:可真讲不明白了;或:竟无知到如此地步。
那时候口头的功夫特别要紧,知青中的风云人物先得能口若悬河。由于六九届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的差距,他们中出人头地的人少。当然,倒是有些六九届天姿国色的小姑娘被安排在师、团首长身边做打字员、机要员、电话员,从而脱离了繁重的体力劳动。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六九届群体更明显呈现弱势。老三届有原来的文化基础,在艰苦劳动中也往往保持着一定的学习习惯,他们的文化知识说捡就能捡起来。六九届完全没有学过数、理、化等文化课程,他们在长达八年的劳动中知道留心弥补的人很少。恢复高考制度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早已变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壮姑娘和男劳力,忽然要靠学习成绩入学,使他们望尘莫及地“傻了眼”。考试入学送来了公平竞争的机遇,但六九届学生早就在一九六六年以来历史的荒诞中折断了羽翼,他们腾飞的梦想即使有了恢复高考的机遇,也早已被碾得粉碎。
刘孔喜《青春纪事之4——探家》
口述一:兵团生活的第一天
现在有人说,组建建设兵团是因为当时中苏、中蒙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需要“屯垦戍边,寓兵于农”;也有人说,让数百万青年上山下乡是领袖为了国家的大局。我对这些毫无研究。
我是六九届的。如果所谓“国家利益”需要的是像六九届这样一批少年人的牺牲,有什么理由认为它是正当的呢!让莫名其妙的“国家利益”稀释、消融六九届对历史的承受,是别有用心的假大空。
1969年9月16日下午,运送我们的列车从北京永定门火车站出发,行驶十五六个小时后,在翌日凌晨到达了京兰线上的小站刘召。车站意想不到的小,站台上和路基上却很拥挤,到处都是人,照明灯光线很强,有高音喇叭在播音,让自己去找自己的行李。没有锣鼓喧天的迎接场面,行李也没有人协助安置,秩序相当混乱。我被宣传蛊惑起来的光荣感大受其挫,一下子有被抛弃的感觉,有些慌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不过,人有适应各种遭遇的本能。十六岁的我在混乱中很快就跟着别人找到了自己的行李。指导我的是我妈妈临别时嘱咐的一句话,“鼻子底下有嘴”。遇到不明白的就问,果然能解决临时问题。所有在刘召下车的知青都在规定时间里找到了扔在路基上的行李。
我们每人的行李都是一个相类似的大木头箱子,必须找人一起抬。我找的伙伴是五十中的郝志军,我们在混乱中结识,她也是六九届的。
刘召站上停了好几辆敞篷大卡车,路基下的空地上有临时搭起的台子,穿军装的“首长”在台上对着麦克风宣布名单,如“一连:一一六中×××,二连:五十中×××……”他让点到名字的人自己去找连队的卡车。
我被分配到十五团十连,五十中的郝志军也被分配到十连。我们立刻成了朋友,互相帮助,把行李抬上了卡车。卡车的前车厢坐人,后边的挂斗里装行李,摞得很高。
指挥我们装车的是个转业军人,后来是我们新兵的排长,叫刘凤义,二十四岁。当时我们不认识他,只听他大喊大叫,让十连的新兵装车,态度很生硬。我暗自想,怎么对我们这么不客气啊?天真期望中的被欢迎、被重视、被照顾,与现实完全是两回事。多年后我才理解,当时刘凤义如果不那么厉害,甚至野蛮,他怎么能在夜里把初到陌生地方的三十多个十六岁的男女孩子,连同他们笨重的行李都弄到大卡车上去啊!
后来终于一切停当开了车。车一开,我们就都觉得冷了。从北京西行千里,没有想到两地气温的差别,那是内蒙古的九月中旬,是凌晨,是在行驶的敞篷卡车上。很冷!
刘孔喜《青春纪事之2——踏雪割豆》
我听见身边的郝志军冻得牙齿咯咯响。她那个人很逗,笑着捅了捅我,让我听。我好像比她能抗冻。我书包里有一条咔叽的裤子,我就拿出来,把裤子给她围在身上。
十五团十连在五加河南岸。河上有一座简陋的木桥,带挂斗的卡车过不去,停在了河的北岸。我们在敞篷卡车上两个多小时,每个人都憋了尿,一下车,晨光微熹中,男生女生顾不上回避都赶紧尿尿。只听见哗哗的声音。我在尿湿的黏土地上滑倒,衣服都脏了。
我们两人搭档,自己把箱子抬过了河,抬到了驻地。十六个女生被临时安置在离五加河不远的一座孤零零的土房子里。屋里是面对面两排大炕。我们十六个人中十四个是六九届的,在没有人管理的情况下,人就会本能地听个子大、年龄大的。
我们学校六八届的同学王玉华是个大个子,我们就看她怎么做。我看见她从挎包里拿出一把剪刀,剪断了包装箱子的草绳子,然后打开箱子,拿出被子褥子。我们就都等她的剪子用,也像她那样,拆了行李赶紧睡觉。忘了是从哪里弄了点水,洗了洗脸。记得六九届的同学董双巧当时口渴得要命,她问,我想喝点脸盆里的水,你们说行不行啊?没有人回答,她就喝了一点自己的洗脸水,第二天竟没有生病。
回想在内蒙古生活的第一天,感到有些苦涩。庆幸我们当年那么勇敢,并能迅速适应。没有不能承受者,因为我们尽管年幼,人人也都能明白:没有退路。
刘孔喜《青春纪事之10——静雪》
口述二:杂事琐议
初到十五团十连时,除了河边两座土屋,营区几乎没有已经建好的房子。由于知青人数骤增,这个十连是从河北边的一连分出来的新建连队。新兵结束集训,我们住进了当年建的新房。入住时新房还没有安好门窗,泥抹的墙壁、炕砖也还没有干,所以入冬后满墙结起了白花花的冰霜。
我们班里外两间共住十五个人,里间住十一个人,外间住四个,我在外间。我的铺位挨着五中的孟艳君,她挨着我们学校的刘桂云,刘桂云挨着五中的马兴安。我们都是六九届的。
马兴安的爸爸是位将军,所以她一九七一年就参了军。看到有家庭背景的同学很快就能离开兵团,在我心里重重地击了一下。虚伪的宣传与现实发生了矛盾,可是我没有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我、艳君和桂云三个人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先后“病退”回到北京。
当时,夜晚常常没有电,就寝前我们在漆黑一团的宿舍里喜欢躺着聊天、讲故事,有时甚至想到童年歌曲,一人起头引来一片齐唱。有一次隔壁十二班的六九届同学蔡顺利来我们这里听故事,横在我们的脚头睡着了,谁也没有注意她。到了半夜,她的班长王秋香忽然敲门,说蔡顺利到那时还没有回班,记得她是到我们班去了,问我们看见她没有。
我们几个极力地回想,也记得她是来了。找她的动静很大,贴着墙睡在大家脚头的蔡顺利却没有醒来,我们也竟没有发现她。等王秋香离去,我们又重新钻被窝的时候,我才踢着她,发现了她。她实在太瘦小了,那时候个子还没有一米五〇。我们大呼小叫,她才惊醒了,抽搭着哭了起来。不久,弱小的她在礼堂里整理堆放的麻袋的时候,被舞台上突然倒塌的一堵墙埋住,严重受伤,“病退”回了北京。
我至今保存着一封连队文书寄给我的“续假信”。1971年底我第一次回北京探亲,我妈妈刚因脑病突发而半身不遂。我的十二天的假期就要满了,她还生死未卜。于是我申请续假,结果被批准了,我又在北京住了十天。我因感激连队领导而一直留着“续假信”。信的全文如下:
来信收到,内容尽悉。最近几天你母亲的病是否有好转,从信中看到你的这种情况,经我们研究同意给你续假10天。希望你在北京期间,仍然要像在连队一样,经常不断地学习主席著作,像信中所表示的那样用主席的哲学思想处理好此事,实现自已的诺言,经受住考验,按时归队。而且还要做到在家不忘战备,离开连队也要自觉遵守纪律,注意保密慎之又慎。
此
十五团十连连部
1971.12.27晚
刘孔喜《青春纪事之3——家信》
刘孔喜《青春纪事之22——荒原雪后》
口述三:我身边的六九届知青案件
在蹉跎岁月中,老三届忧国忧民,有人在言论方面出了“问题”,犯了“政治错误”。可六九届的犯事儿却屡屡犯在刑事上。1974年我所在的二师十五团有两起要案轰动一时,作案的、受害的都是六九届的。
王国斌《让我们荡起双桨》
结束语:“我是六九届的”
2011年8月26日修订
徐小棣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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