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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 | 马明：当上草原兽医，冲破政审踏上回京读书路

Original 马明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马明，1951年出生，北京市女一中（现北京市161中学）1967届初中毕业。1968年8月去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宝格达乌拉公社沙如塔拉大队插队。1975年9月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学院外语系俄语专业上学，1978年毕业后曾在中学教英语，后调至电力部电力建设研究所从事英、俄语口译、笔译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插队随笔（三）

作者：马明

我当上了兽医

1973年夏天，从旗里传来消息要招收工农兵学员。

在此之前，1971年我队已经走了一名知青当上了北京大学工农兵学员，她是如何办成此事的，我并不知晓。只知她在队里干了不到一年就借调到旗里，好像后来就是从旗里直接上学了。当然，她是干部家庭出身，应该算是红五类子弟了。

1973年是正式在知青中公布招收工农兵学员，条件是当然要出身好或清楚、个人表现好等等；另外，还有所谓出身不好的家庭有二个以上子女在旗里插队，表现好的可以有一人上学，以体现重在表现的党的政策。

所以，这年夏天队里上学的队友比较多，我记得上大学的有4人，上中专的有1人。紧接着秋天，北京来招原老高中的插队同学回北京当中学教师，队里又走了一大批高中队友。

在此之前，还有一些知青由于各种原因单独离开了大队。有人回了北京；有人去了父母所在的五七干校；还有人到旗里或公社里工作。这时队里剩下的北京知青已不多了，大概也就四、五个，五、六个人。

与我同住一个蒙古包的何淑兰被内蒙古工业学院录取了，她从1971年就开始担任队里的兽医。她走之前就与我商量，希望我能接任兽医工作，这样对我今后的出路有益，时间灵活，不必天天都在野外奔波，可以有时间看看书，准备离开。

这年秋天，我交出自己的牛群，正式走马上任兽医。我仍然住在原来的蒙古包，我是浩特长，牛群交给牧民江布应放，羊群由与我同住的后来插队的阿旗知青放牧，江布应的老婆、另一名阿旗知青和我三人轮流下夜。

兽医工作主要是春天接羔时忙。当羊羔下得多时，管理不当常常会有部分羊羔拉稀，特别是在突然变天情况下，病情会严重。这时我这个兽医就要各个浩特转，发放药物，检查羊羔的状况。

因我也放了三年羊，对母羊和羊羔有了相当的了解，特别是从稻乐根儿额吉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何辨别正常羊羔的知识，对有病的羊羔如何处置，哪些羊羔是奶吃多了造成的拉稀，哪些是属于病态的拉稀，如何鉴别可能传染的拉稀等等。这些知识对我从事兽医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在这个期间我常常需要住在牧民蒙古包里，牧民们对我都非常好，遵从我的指导给羊羔吃药，印象中主要是吃黄连素类药较多，也有抗生素，还有助消化的酵母片。当看到和听到经我指导的羊群接羔顺利，成活率很高时，还是很有成就感。

夏天兽医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药液洗羊。每年入夏后羊群中总有一些羊会长癣，长癣部位皮会很硬，羊毛脱落，影响羊皮质量和羊毛产量；还有些羊会在尾巴上长蛆，洗羊可以减少长蛆的羊数。

洗羊是一项简单，但又累又脏的活，大家都不喜欢，但每年都必须完成的工作。作为兽医主要是发放药物，其实就是成袋的六六粉，在洗羊池中倒入六六粉，按照比例对上水即可。费力的是把羊群赶入池中，有时有些体壮力大的骟羊会在逼急时突然跳起来，冲出围赶的人群（所谓人群也就是十来个人），后面的羊会跟着全部跑掉，大家只好重新赶羊。这样，有时安排好上午洗二群羊的，只能完成一群了。

下午过了二点以后基本不洗了。一是要保证羊洗过后一定要晒干，二是保证羊群正常吃草量。在洗羊过程中，我的任务是观察水中的药量够不够，不时向水里倒整袋的六六粉。刚刚洗完的羊群远远看去就像土黄色的黄羊群，要过多日才能恢复白色，除非下雨。这项工作我常常在整个大队跑上一二周左右。

兽医还有一项较多的工作是给马牛羊打预防针，基本上在夏天和秋天。兽医使用的针筒与人用的完全不一样，这种针的外面是不锈钢套，套的侧面是掏空的，可以看到玻璃针管，玻璃上标有刻度，针管里面有带橡皮塞子的推杆，推杆是金属制，推杆上有螺纹，推杆上有螺母，一般螺母转一下就是5至10 毫升药水，橡皮塞子可以保证药水不会泄露。

在使用时，先灌满药水，大概一针筒可以有50毫升，可以给10只牲口打。用食指和无名指夹住针筒，大拇指压住推杆的后部，中指放在螺母上，打针时先用中指松动螺母一圈，然后一针打下去，同时大拇指下压，药液就打入牲口的体内了。动作一定要快才行，有时推药一慢，牛向前一窜，药液撒在外面，还要想办法重新打。这样，每年还是会有少部分牲畜会漏打预防针。

马群的预防针主要是预防马鼻疽，每年马群打马鬃时，我就拿着针筒一匹一匹的注射。牛羊群的预防针我记得是预防炭疽病，相比较马群，给牛注射简单些，只要把牛群赶进围栏里，一人手上拿着湿牛粪，往牛屁股上一抹，牛还没反应，我一针扎下，同时推药，马上拔出，这时牛才痛的向前一窜，我们已经打完针了。

羊群的预防针与牛群相似，只是更容易，羊是任人摆布的，只是羊群数量太大，每年打完针，手指都会磨破。

做兽医两年期间有一件趣事记忆深刻。

好像是在我当兽医的第二年夏天，一位跟我比较熟悉的马倌找到我，说他的一匹老马在脸侧面眼睛下方长了一个肿物，让我去看一下，想办法处理，因为那个肿物影响给马上嚼子，这匹老马很老实，是放羊的孩子和老人常骑的。其实当时我也没多少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和诊疗办法，只是有时间读读何淑兰留给我的兽医书，连兽医培训班都没参加过。但是我胆子很大，而且大队的马群有四个，坐骑马很多，不怕治坏了，了不起损失一匹马而已。

我背着药箱，还带上了刀子和烙铁，与马倌一起到了马群饮水处。把马抓过来一看，用手捏了一下，那不是肿物，就是个瘤子。我与马倌一商量，没有药物可处置，只能恶治，马倌也同意了。

马倌有二人，又在井边找到一人帮忙，他们把马摔倒在地上，一人压住马头，另二人压住马身子，我提前在边上烧上火，把烙铁架在火上，拿出随身带的刀子，走到马头的上方，用刀子快速割下那个瘤子，血一下窜了出来，我马上拿起烧热微微发红的烙铁一下子按在伤口上，这时烙铁四周呲呲地冒出青烟，马在挣扎，但没起来。

过了大约三四十秒，我拿起烙铁一看，伤口处已黑黑的，不流血了，我又在伤口上涂抹了一些消炎药，治疗结束。

过了一段时间，我碰到那个马倌询问那匹马的情况，他非常高兴地告诉我，那匹马彻底好了。我后来也见到那匹马，伤口处有个疤痕，不长毛，其它无恙。真是不可思议，我这个蒙古大夫用这么原始的方法居然也治好了瘤子。

在我当兽医期间还有一件至今难忘的事，现在回头看，也就是当年我年轻，胆子大，从不考虑后果，加之草原医疗条件虽落后，但是致病菌少，我所做的事没有产生不良后果。

由于我当兽医时，原来北京知青赤脚医生已全部都离开大队了，盟里来的知青刚当赤脚医生时间不太长，经验尚有限，且全队巡视也忙不过来，常有牧民请我帮忙治病，通常我也只是开开药而已。

一天我到队部办事，一在队部的东北蒙族牧民（好像名字叫白音统格拉，他还有汉名，我已忘记）找到我，让给他打针，当时我也没仔细问是什么药，怎么打就同意了。因为在此之前肌肉注射我已做过。

等他把药和针都拿来，我才知道要静脉注射葡萄糖液和另一种药，这时我已不好推脱，也不愿意说我没做过。一边把他拿来的注射器放在锅里蒸消毒，一边脑子里琢磨着其他赤脚医生如何静脉注射的过程。

待到注射器消毒完以后，我把药和葡萄糖兑好，让他伸出胳膊，在靠近胳膊肘找到最清晰的静脉血管处消毒，然后一针扎下去马上见回血，把一管（大约20毫升）的药慢慢推下去，随后拔出针，一切顺利。

第二、三天，又如法炮制。他的病居然好了，对我感激不尽。要知道，我当时连橡皮管都没有，也没绑住他的上臂就静脉注射。现在看是相当危险的举动，万一出错，后果不堪设想。大概也因为他常年从事体力劳动，静脉非常粗和清晰，才使我能顺利注射。

兽医在给羊儿打预防针

与北京、锡盟和阿旗知青在聊天，后来的知青视我为大姐

草原狼

到草原以后不久就听牧民和汉族老乡们谈论到狼的问题。开始觉得新鲜好奇，很想看看真实的草原狼是什么样。但是，阿爸说这可不是好玩的，近些年，草原上狼已经不太多了，在五十年代初期狼很多，常常袭击羊群，特别是夜里，那时下夜的人非常辛苦，整夜在外面巡视不能打盹，就这样还常常会有羊被叼走或咬死，所以各个浩特都养了好几条狗来防狼。

我们来到草原后几乎没听说狼咬羊的事情。

大概过了二年左右的时间，夏天突然全大队传开了，大队西北部的浩特在很短时间里有二个浩特的羊群在夜里丢失了羊，地上还留下血迹，应该是被狼袭击了。

发生了这类事件，大队就要组织牧民们打狼了。

我们知青一听此事都非常兴奋，想看看怎样打狼，最好还能参加进去。很快队里决定了打狼的日子，同时让大家尽可能参加，要求大家骑上自己的好马。

终于，打狼的日子到了，早上大家像过节一样骑上头一天抓回来的自己最好的坐骑，从不同方向浩浩荡荡地向大队西北方向跑去。大概有三四十人左右一同骑马朝同一方向跑，看起来还是很壮观，大部分是年轻人和中年人，以男性为主，女性参加的人少一些，其中以女知青多些。还有几位年长的牧民才是真正领头人，由他们决定如何打狼。

大家朝西北方向慢跑了很长时间，已经跑到离我们大队浩特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看就是无人放牧，也无人过路的山坡地，草明显比浩特周边要高不少，远远望去有些苍凉。

这时，那几位老牧民让大家停下来进行分工。

首先，他们从骑马的人群中找出骑着快马的人，向他们布置每个人等待的位置，基本上一人爬上一个小山头上下马等，每个山头大约相隔不到一百米，由西向东排，南北两个山头各留一人，南北山头的间距大概有一百至一百五十米左右，相邻山头的人互相可以遥望，这样逐渐形成一条东西走向的山沟，在山头上留下了大约二十多人。

其余的人都跟着几位老牧民向东继续行进，又走了一会儿，老头让大家掉头平行散开，每人间距二十米左右，从东向西慢慢推进往回走。这叫赶狼，在去的路上我问过牧民怎样打狼，才知道先要找到狼，然后把狼赶进圈子里，然后由坐在山头上骑快马的人按顺序轮流追，直到狼跑不动为止。

留在山头上的人就是追狼的人，其他人是找狼和赶狼。

狼的藏身地点由老牧民根据经验和前期狼出现的地点来定，再制定打狼的地点和范围。

那天花了很长时间找狼，但是没找到，最后又回到了原地。

虽然狼没找到，但是大家骑马凑到一起不容易，许多人还骑的快马，回来的路上就开始赛马了，远远望去是马蹄哒哒，人欢马叫。

这次打狼虽然无功而返，但是以后再无羊被咬的事情发生，真可能把狼赶走了。

我在草原七年期间还发生一件与狼相关的事，大概是1971或1972年夏天，我已经在放牛，与何淑兰住在一个蒙古包里。

一天突然获悉，我们浩特北边的另一浩特牧民高特布逮住一窝狼崽，我们特别好奇，就骑马去他们浩特看。到了那里，看到一窝狼崽好像有5只，都很小，眼睛还没睁开，高特布是位有经验的中年牧民，他说应该出生还不到一周。我问他怎么发现的，他是当天早上在远处西边赶牛时发现的狼窝，当时没有母狼在，他就把狼崽全部抱回来了。

说实话，这些小狼崽非常可爱，圆圆的身子，小腿很短，浑身没有毛，青灰色，吱吱叫，与小狗崽没有区别。高特布在他家蒙古包外面挖了一个小坑，把这几只狼崽放到里面，没有喂食。

我看到后非常喜欢，想抱走一只回去养，高特布说“那可不行。”他说，只要狼崽稍微大一点，它就会咬羊，哪怕你喂熟食，本性也改不了，千万不能养。我说，那这么饿死它们吗不是太残忍，高回答，没有办法，只能饿死。否则长大了会伤及到羊群。

听他如此一番话，我也只能放弃。当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浩特里都能听到西边远远的地方隐隐约约有狼嚎声，虽然不是很清楚，看来母狼是嗅到了狼崽的味道，但是又不敢近前才在远处嚎叫，母性是动物的本能。过了几天没有了狼嚎，那几只小狼崽也走完了短暂的一生。

上学之路

1974年夏天又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了，有了头一年的经验，在招生前我与小哥马袁通信联系过，如他打算上学，我就不报名了。马袁回信明确说他还不打算离开牧区，还没有上学的想法，让我报名。

从1973年以后我已下定决心要离开草原，最好是能上学，大学更好，实在不行中专也勉强。在此之前，盟里和自治区曾经来招工，虽然可以报名，但我不大愿意这样离开，我内心还是更想上学。所以1974年一开始招生我就报名了。

当时由于父亲的历史问题尚无结论，还不知政审能否通过。但是我们是兄妹两人在牧区，同时都表现很好，小哥还是盟里知青先进代表，所以我对上学还是抱有很大期许。

报名后按通知到旗里参加了文化课考试，虽然知道是走形式，我还是认真准备了很久，考试成绩也还不错。考试后我又回到大队继续生活，没有考虑太多。

等了大概半个月，有人给我带来消息，说在旗里和公社发布的黄纸录取榜上有我的名字，我被内蒙财贸学校录取了。我听到后心里不太满意，因为在我报的志愿里根本没有这个学校，我还在做着中学时期的美梦，觉得在学校喜欢数学，想学理工科或医学。

可是从此以后再无任何消息，按说出了黄榜，应该很快就发录取通知书了，我一直在队里干活，也没出去打听。等到过了有一个多月，我听说有人已经动身上学去了，才想到我这里是不是出了问题，结果一打听才知道，我的录取名额被人走后门给替换了，找的理由还是出身问题。

在此期间我还办了一件蠢事，知道黄榜消息后，我以为没问题，马上给远在河南平舆干校的母亲发了一封电报告诉我要上学了。结果母亲等我后续消息一直没有，很着急，一直到一个半月后收到我的信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母亲回信叮嘱我以后办事要有确切消息再告诉她，免得他们着急。

1975年夏天又开始招生了。这年我有了准备，同时也碰到了贵人。

从春天开始我一边复习功课，虽知考试成绩无关紧要，但仍不愿意轻易放弃，也不想成为其他人抓我的把柄；一边随时打听招生的消息。

这段时间我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跑到公社所在地，在公社管理知青的老郭家打听消息，还到其他在公社工作的北京知青处坐坐。一旦得到准确招生消息，我立刻到了旗里，在那里参加考试，考试后留在旗里等消息。

随后又随招生办的徐阿姨去了盟里。在这期间如果没有阿旗招生办徐枫阿姨的鼎力相助，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上学。

在旗里等消息时，徐阿姨告诉我她仔细看了我的档案，我被来招生的老师抓住不放的问题就是政审，出身问题。她说，一看我档案，家里的海外关系怎么那么复杂，有美国、加拿大、新加波的海外关系，还有台湾的亲戚，她从未见过如此复杂的海外关系，但是她让我放心，她说不是还有党的政策重在表现吗，我们兄妹俩都表现突出，强调这点才行。

在那个年代，又是在内蒙这种偏远的地方，听到海外关系都要吃惊，别说还有这么多不同国家的，甚至还有台湾的亲戚，吓也把人吓死。

到了8月中旬，我听说其他人的录取通知都发了，我这里还是没有消息，又去找徐阿姨，才知道，已经到最后发通知时，北京来的招生老师还想把已填好我名字的通知书改名字，是徐阿姨的坚持才没有成功。

我真是几经周折才能回北京上学，徐枫阿姨是我这辈子的恩人啊，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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