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 | 朱新地：千万里赴沪京伸冤屈，母亲要我找卓琳阿姨

作者简历

2020年作者摄于丽水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而后上山下乡（属于老三届），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那一年，我高中毕业

作者：朱新地

1966年是我高中毕业的一年。当时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想到，这一年国家会开始一场空前的大劫难，我们的命运之河会从此拐一个大弯，而只差一步就可以迈进的大学门，会让我走了整整十二年。在时隔五十几年后我写下这些个人的小故事，只是想在宏大的历史篇章中补充一点点细节……

高考前的日子

高考日近，如果顺利的话，几个月后我们就是大学生了。就学习成绩而言，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但我对高考绝无自信。因为在前面两届中，有一些成绩优秀的同学就因家庭问题而没考上大学。父亲“摘帽右派”的身份像一把达摩克里斯利剑悬在我头顶。

实际上，整个中学时代这个阴影都笼罩在我的头上。高中三年，我一遍又一遍写入团申请，尽管我成绩优秀、关心集体、热爱劳动、团结同学都做的不错，但我就是入不了团。

昆明虽是边疆小城，外事活动却不少，常有国家领导人陪同外宾来访，总要出动中小学生夹道欢迎，而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只能留下来打扫教室和包干区卫生。自然，每次我都是打扫卫生者。

还有民兵训练。那时民兵训练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每星期要队列操练，还要抽出专门时间来进行一些专业训练，比如机务、报务或者其他。我除了参与队列操练外，是没有资格参加其他任何活动的。这不是班主任跟我过不去，而是任何人也不敢违抗的阶级路线！我以为父亲的那顶帽子已经摘掉，实际我仍是入另册的。

多年后回忆起那一幕幕时，不禁惊诧自己当年心态之良好（也包括我的一些同学），不仅物质匮乏，且在种种屈辱、歧视和不公之下，竟然没得什么“忧郁症、分裂症”，还依然积极要求上进。

有一个事实也许不该忽略：那就是当时很少禁书。除了革命的热门的流行的书籍外，许多世界名著，诸如悲惨世界、红与黑、牛虻、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约翰克里斯多夫等等，我都是在中小学时代就读过了。中学时我最大的调皮就是上课看小说，多年后回想起来，这些阅读不仅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也使我内心变得强大、始终有光。

不可否认，那还真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年代，大家把祖国的需要作为自己的人生取向。“好儿女志在四方”、“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等等不仅是标语口号，而是多年教育后形成的真心拥护与向往。“迎着晨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电影“军垦赞歌”的优美插曲唱得我们热血沸腾、心驰神往。“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周总理视察新疆石河子农场时对上海支边青年讲的这句话，成为了每个家庭有问题同学的人生信条，邢燕子、侯隽、鱼姗玲等都被我们视作榜样。

高考的日子越来越近，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复习迎考。尽管明知录取的决定因素是政治大于学业，尽管人人都表态“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尽管能摆脱另册待遇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只是凤毛麟角，上大学仍是每个人的热望，谁也不敢懈怠。

某同学的惊人之举

大约4月底5月初吧，学校里出了一件爆炸性新闻：毕业班一同学自愿放弃高考去了西双版纳农场。本来，此类举止在那个年代不算新奇，甚至还会受到表表彰。但该同学是不辞而别，且留下了一封言词激烈的长信。信中说：“粪土当年万户侯，粪土当今蛀书虫。每当我想起那些在深山里开凿隧道的人、那些用艰辛的劳动创造世界的人，我就感到自己不能继续在教室里坐下去了……”（大意）

我的母校昆明一中，是一所历史悠久，名师荟萃，学风严谨的重点中学。这封思想新锐，措辞激烈，甚至对老师发难的公开信，无疑在校园里投放了一颗炸弹。该同学的家庭出身大概是旧职员一类，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学习勤奋文质彬彬。当然，那时埋头读书的学生如果不是“红五类”或者表现积极，是有被列为白专之嫌的。

这位同学的教室就在我们班对面，据说他到省农垦局谎称自己是社会青年，坚决要求去农场，于是办妥种种手续并转了户口，对学校则是请了几天病假。他的计划成功了，当信送到学校并在同学中引起轩然大波时，他已经到了西双版纳某农场。立即，校园里议论纷纷，师生中分成几派，赞许的佩服的嘲讽的怀疑的，还有几个毕业班同学也效仿了他的举动。学生不再认真听课，老师也无法讲课了。在日益不安的氛围中，上级派工作组进驻了学校。工作组分批找学生开座谈会，座谈之中，他们似乎对揭发老师和校领导的问题更感兴趣。

其实从1964年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就在全国范围展开。报纸上开始连篇累牍地批判这批判那，对政治敏感的人也许早有山雨欲来之感。但我们只是中学生，这一切与我们有何干系呢？

没想到干系真的来了！不久，中央“五一六通知”下达，6月29日，校园里发生揪斗老师游街事件，虽然比起后来的一些举止还算小巫见大巫，但它开了昆明各学校揪斗老师的先河。自此之后，高干子弟聚集的昆一中便成了昆明运动的风向标和晴雨表。

这时我们已完成了高考前的各相关事宜，只等着进考场了，看着这乱纷纷闹哄哄的场面，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学校期末考试也不考了，我们被告之先集中精力搞运动，高考延期三个月，后来又说延期六个月，最后变成了无限期。

7月，本该是放暑假的日子，暑假也不放了。全校师生坐在教室里听广播传达中央文件以及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老实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这是老革命遇上了新问题。”有谁会想到，又有谁会相信，连国家主席都不明白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风暴就这样到来了。

1969年初，当我们遵循最高指示奔赴农村时，该同学已作为某农场学毛选的积极分子到昆明来开会了。后来再没有他的消息。直到如今我都不清楚，他当初的那个惊人之举，究竟是先知先觉还是碰巧了？

以为赶上了伟大时代

1966年8月，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及他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百万群众和红卫兵的举动，更是把运动推向高潮。

昆明的运动也如火如荼展开。北京一中寄来了一封公开信，倡议全国各地第一中学毕业班联名写信给中央，要求废除高考制度，让我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不管心里赞成还是不赞成，几乎每一个人都在信上签了名。那时我万万不会想到，折腾了十二年，最后还是恢复高考制度救了我！

一连多日，我们高举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标语牌在大街上游行，自豪地唱着歌“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有的同学还跑到工厂和其他单位“煽风点火”，我们真以为自己赶上了一个伟大的革命时代。

紧接着北京的红卫兵来昆明串联了。那些北京女中学生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章，英姿飒爽，声势夺人，令我们羡慕不已。昆明各大中学校随即也纷纷成立红卫兵组织，就我校来看，首批是干部子弟，继而是“红五类”，再后来是“红外围”，我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是没资格参加的。

随着红卫兵和造反派兴起，打着各种旗号的群众组织雨后春笋般冒出。昆明出了“八、二三”和“炮兵团”为代表的两大派，派性斗争烽烟四起，谁都宣称自己是在捍卫毛泽东思想。

七斗八斗

未料没过几天，革命就革到了自己头上。先是在高校工作的父亲被揪了出来，除了摘帽右派的身份外，又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加上曾在国外留学，还有间谍嫌疑。死老虎变成了活老虎。而母亲则被怀疑为“上饶集中营的特务”，莫须有的罪名五花八门。（母亲的回忆录《风雨流亡路》已于2008年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此处不再多赘。）紧接着，家中被抄，父母被揪斗游街示众，甚至连走在路上，都会莫名其妙地遭到辱骂、唾口水、被扔石块。家里的房间也被侵占，一些要结婚的人，如果看上哪家的房子就直接上门交涉，特别是那些被揪出来的教授，根本不用通过有关部门。正在挨批斗的父母哪里敢说半个“不”字，乖乖腾出一个房间让他们搬进来。

“红色恐怖”排山倒海地席卷神州大地，学校里开始搞人人过关，先是学生斗老师，然后是学生斗学生，所有同学按家庭出身分为“红五类、红外围、黑五类”（后又扩大到“黑九类”）、以及出身一般家庭的“灰不溜秋者”。血统是衡量与判断一切的标准。所有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人，必须站起来交代自己及其家庭有什么问题，并自报其颜色。这样一来，除了那些很铁的红五类外，几乎人人自危，因为谁也难保证三亲六戚中没有个有历史污点的人。

每天班级都要进行检查批斗会，上下午各一场。开场照例是集体背诵最高指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等等等等。然后是学习毛主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各人对照文章检查交代自己的家庭情况，还要查三代。

三代？那我祖父可是闯关东的穷苦农民哦！我拿着一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分析来分析去，最终也弄不清我家究竟算红、算黑，还是“灰不溜秋”。其实不少同学也遇到了这情况，有同学说自己家是“粉红色”的，招来一片讪笑；有同学检讨自己家是“灰色”的，又被训斥道：“你他妈的父亲是旧军官（实际是起义的），还灰？早黑了！”再说，事物是动态的，比如有人头天还趾高气扬，父母一倒台，立刻变得灰溜溜了。而此刻最要提防的是反戈一击，这往往来自于你身边的人甚至是朋友。

由于是班级批斗，被盯得紧紧的，连思想小差都难开。实际上，喊得最响的倒不一定是高干子弟，而是某些急于表现自己革命的人，他们似乎不打击别人便不能抬高自己。批斗会结尾则是一阵声嘶力竭的吼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你妈的蛋……”

妹妹被打

日子在惶恐不安中度过，每一天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不知道下一刻会怎样。

一天，上初一年级的妹妹放学后迟迟不回家，原来她在学校里被打了。她班上的同学用课桌围住她，站在凳子上给她剪“阴阳头”，揪着她的衣领把一瓶瓶墨水往里倒，还对她拳打脚踢。而毒打的理由是“她爸爸是反动学术权威，她妈妈是杀害江姐许云峰的刽子手”。从未去过重庆的母亲竟被演绎成了杀害江姐的刽子手！

妹妹回到家时除了哭，已经一句话也说不了。我把她沾满污泥和墨水的衣服一件件脱下，满是墨水和血渍的内衣已粘在打烂皮肉上，一揭就痛的直叫。洗头水也黑如墨汁。洗完头又帮她剪短头发，以遮掩被剪得乱七八糟的“阴阳头”。

无奈之下，我只得去找 L，L 是我的同班同学，时任昆一中红卫兵总头目。L 表示他管不了手下的人，“不过”他又说：“打人总是不应该的。”我由此获得了两天假。

我和母亲用自行车推着妹妹去看病。医生看她浑身是青紫和伤痕，直问怎么伤成这样？经 X 线摄片诊断为十二胸椎和腰椎压缩性骨折，医嘱必须卧床休息。然而，当听说了被打伤的原因后，刚刚还表示同情和愤满的医生们，竟不敢给这个十四岁的女孩出具病情证明。那是连基本秩序和法规都没有的年代，正在被批斗的父母哪里保护得了自己的孩子。担心妹妹班上的同学再来家里闹，我只得带着她外出躲避。实际上，没有人家敢接纳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躲藏，到处都是大字报和高音喇叭声，我们只得躲在昆医到大观楼一带的田野里。铺块塑料布让妹妹躺在地上，中午吃个冷馒头，直到天黑后才敢回家。

决定去北京反映情况

十月，学校组织到西山区某公社参加秋收劳动。我并不怕下乡劳动。从初一起，我们每学期都要到农村劳动半个月，不管多艰苦我都能坚持下来。多年来，我一直是既自傲又自悲的，背负着家庭出身的十字架，从不示弱，我把劳动看作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处处想比别人做的更好。然而这次完全不同。我们这些“黑崽子狗崽子王八羔子”不仅要干最苦最累的活，且每天上工前、收工后、每顿饭前，都要接受莫名其妙的训斥和辱骂。每晚临睡前还必须诚惶诚恐地斗私批修检讨自己。当时是男女生各在一个大房间里打地铺，一些平素还算斯文的女生也变得不可理喻，哪怕你累得要死，不骂够了是不让你睡觉的。

十月下旬的天气已经很凉，我发着烧，又来月经，还必须下水田干活，晚上躺在铺上肚子疼，又被骂“装死、抗拒改造”……

实在忍无可忍了，我决定也造一下反。我对负责人说我要去看病（的确也是生病），请了一天假，跑回到家里。

我知道家里不能久呆，等秋收结束他们回来，肯定还要挨批斗，也许还要加上“逃避劳动改造”的新罪名，斗得更厉害。实际上，我心里在酝酿着一个计划：去北京告状！昆明当时已有传闻，说红卫兵代表可以去北京见毛主席。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我想，毛主席是全中国人民的啊！我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呢？

当时，我们都认为是因云南地处边疆，天高皇帝远，执行政策有偏差。正如老百姓所说“中央的政策是一股清水，淌到边疆淌浑了”，深信反映到中央就会得到纠正。因妹妹的挨打与母亲的历史问题有关，我萌生出替母亲寻找历史证明人的念头。母亲支持我的计划。母亲说，她有一个姓覃的朋友在上海，抗战时期和她一起工作过，很多年没联系了，只要找到此人，就能证明自己历史清白。

母亲托人给我买了一张昆明到贵阳的火车票，并把三十元钱分别缝在我的几个口袋里，又给我写了几个沿途亲友的地址，一再叮嘱我路上小心。就这样，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带着三十元钱和母亲的申诉材料，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一个人爬上了东去的火车。

记得一年前贵昆铁路通车典礼时，我们曾敲锣打鼓地迎接第一列从内地开来的火车。那时我心中充满憧憬，期待有一天我会坐上这火车，到北京上海或别的什么地方去上大学。万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竟类似于仓皇出逃。

这一天是1966年11月1日。车厢拥挤，我把行包垫在屁股下当座位（无座）。感觉火车没有想象中的风驰电掣。一个隧道连着一个隧道，一进入隧道黑烟就灌进来，车窗外是连绵的大山深谷，偶尔有几栋房子，根本看不到人。但每一个小站都有人上上下下，多是些乡下人，带着竹筐背篓和大包小包东西。车厢里的闷热和烟味令人恶心……（直到经历了后面的旅程，才知从昆明到贵阳竟是整个旅途中最轻松舒服的一段。）

第二天傍晚到达贵阳，一下火车我就傻了眼。车站里到处是难民般的人群，停着的每列火车旁都密密麻麻围着人。车门禁闭，有人在打门，有人不顾一切地往窗户里爬。突然一声笛鸣，有火车进站了，站台上所有的人便立即奔过去，甚至从车底下飞速爬过去，那边乘客还没来得及下，这边已经在爬窗户了……

我根本不知去上海该怎么走，坐哪趟车。急忙拉住一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询问。他回答我：“哪趟车开就坐哪趟。”又问：“在哪里买票？” “还买什么票？！”

茅塞顿开！我立刻加入到爬窗户的人群中，从此成为了革命大串联队伍中的一员。而且几次换车后，我也成了爬车能手。常常是车还未停稳，就把行包先扔进窗户，然后两手抓住窗框，双腿向上腾空一屈，用膝盖顶住车厢壁，再用双手一撑，半个身子就钻进去了……

那时好像没什么直达车，所有的火车都开开停停，往往一停就是五六个小时。车内景象更是惊人，座位下、椅子背、行李架上都塞满了人，连站也往往只能一只脚落地。当然不再有过道、厕所——厕所里也挤满了人。如果谁要大小便，只能硬憋着等待半路停车，车一停就连忙从车窗跳下，但很难保证列车不会正巧就在这一刻突然开动。

从湖南起，铁路两旁的连绵山峦渐渐代之以一马平川的田野。在云南长大的我，第一次凭眼睛而不是凭想象领略了什么叫“辽阔”和“一望无际”。列车到达株洲站时正是半夜里，下车后我把随身带的塑料雨衣铺在站台上，枕着背包一觉睡到天亮。醒来后在站台上的水龙头前匆匆洗漱一下，又爬上了一列东去的列车……

就这样，贵阳、桂林、衡阳、株洲，客车、货车、甚至车头，多次换车后，我到了上海。

在上海替母亲寻找证明人

站在上海的大街上，望着摩肩接踵的人流和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时，我才意识到我的难度。我来上海是为了寻找能够证明母亲那段历史的人——覃XX。母亲与他已多年没联系，既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也不知道家庭地址。唯一的线索是：此人与张乐平（即画“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家）关系甚好，只要找到张乐平就能找到他。然而茫茫人海中，我又到哪里去找张乐平呢？

跟着几个在火车上结识的大学生到了接待站。那是某单位的一间大会议室，地上铺满草席。我凭学生证借到一床棉被，一半垫一半盖，一觉醒来喉咙痛得说不出话。同屋住的几个女孩子商量着去逛南京路，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样才能找到张乐平。

我判断，张乐平是文化名人，于是决定到报社、美协、文联等文化单位去找——那时不像现在可以方便地打电话，我买了一张上海地图，凭着地图一处处的跑。早听说上海人以貌取人，果然。我不会讲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人们对我这个外地口音且穿着土气的女孩子不屑一顾。也有人勉强听完我的问话后表示不知道，或者用奇异的眼光打量着我：“伊是牛鬼蛇神，侬找伊有啥事体？”

不知是性格使然还是不知天高地厚，一次次碰壁后我依旧不屈不挠。我站在马路边一边啃着烧饼油条当午饭，一边狠狠的想：哪怕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把张乐平“捞”出来！

后来我果然找到了张乐平，是在“黑帮劳改队”里。而且很幸运，看管黑帮的两个造反派没有拒绝我的请求，我对他们说我只向张打听一个别人的地址，于是他们把张乐平带到了我面前。这就是张乐平？望着眼前这个弯腰驼背、神色戚惶的老头儿，真让人难以相信这竟是我从小喜爱和仰慕的漫画家。他笔下的三毛是那么可爱、活泼、幽默，伴随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长大。这是大师级的文化名人哪！

张乐平对我说，他和覃也很久没联系了。不过，他写下一个九江路的地址，告诉我这是覃的单位。接过纸条我迫不及待地赶往九江路，心中充满喜悦和成功感。

未料找到覃的单位后，单位的人说他回家去了。硬着头皮左问右问，总算打听到了覃家的地址：淮海中路XX弄XX号。从背包中翻出地图查找了一番，我立即又跳上电车。

虽然在上海乱闯了两天，但我对上海仍缺乏基本概念。我并不知道那些很长的路上，车站都是以与其交叉的路来命名的，更不知道到淮海中路有那么长，就在起点处下了车。下车后我一路走一路看门牌，几乎从头走到尾，才在靠近淮海西路的地方找到XX弄XX号。

站在覃家门口，我突然紧张起来：希望已如此之近，只隔着一扇门了。敲门之后，一个中年妇女开了门，她正是覃的妻子。阿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说覃根本没有回家，覃已经好多天没回过家了。

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我愣住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阿姨给我煮了一碗面条，这是我出来后吃的第一顿热饭。

走出覃家时已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的淮海路让人恍然如梦。一家接一家的商店橱窗摆满了时尚的衣服、皮鞋和各式商品，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这种热闹与繁华是我在昆明未见过的。

橱窗里一排漂亮的衣领吸引了我的目光，这是那时流行的“节约领”，即用一尺来布做成的领子。这小小的领子，不仅实用省钱，且给女性平添了许多亮丽。那颗一直被压抑的女孩子的爱美之心终于占了上风，我走进店里看了一下标价，一般1元多至2元一只，只要几寸布票，有的还不要布票。

我很喜欢其中一个红格子的，想到这种东西昆明还没有，觉得应该买三个，给母亲和妹妹一人一个。但我捏着钱犹豫了半天，最终一个也没舍得买。出来时母亲给的30元钱，除了吃饭坐车外，我一个钱也不敢随便花。

一想到家，心情立刻变得黯然。离家已半个月了，不知家中近况怎样。父母还要游斗吗？妹妹的伤好些没有？家里还在等着我的消息哪！覃叔叔，我能到哪里去找你呢？回想刚才阿姨的神情，我突然意识到，是否覃叔叔也遇到了麻烦？难道也像母亲一样背上了“莫须有”？想到这里，我立即冲出商店跳上电车——我还要再去九江路，我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单位已经下班，守门的大爷不让我进。一番费劲的解释之后，大爷发了善心，不仅放我进门，还指点道：“去食堂找找看，现在正是开饭时间。”

我快步跑到食堂，里面还有几十人在用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站在饭厅中央东张西望，猜测谁可能是覃叔叔，其实我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

正在向人询问时，一个中年男子起身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问道：“你是不是朱新地？”“您是——覃叔叔？”我吃惊地望着来人，眼睛一下子潮湿了。

原来，我上午来此地没找见他时，曾留下过一封信请他的同事转交给他。我走后他看到了这封信。覃叔叔对我说：“你长得很像你妈妈。”

我终于帮母亲找到了证明人。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禁想：如果当时我多一些社会阅历，或者年长几岁，或者用常规方式思考问题，这件事也许根本办不成。这样的举动，只属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十八岁，属于的勇气和青春。

终于到了北京

1966年11月，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总司”纠集了几千人到上海安亭车站，欲强行登车赴京告状。遭劝阻后卧轨拦车，制造了沪宁铁路运输中断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而此时，我正被困在上海北站一列待发的火车里。

找到覃叔叔的第二天，我便迫不及待地起程去京。赶到火车北站，只见平时熙熙攘攘的候车室和车站进出口皆门窗紧闭。天色渐晚，正在不知所措时，来了几个大学生，一个男生热情地对我说：“跟我们走吧。”于是我毫不犹豫地加入了他们的群体。

一拐到北站侧面，精彩的场面出现了，许多人在那里攀越车站围墙。围墙很高难以攀爬，但大家互相帮助，一群男生先把其中一个托上墙，然后这人骑在墙上拉，几个男生在下面托，把女孩子一个个送进去，最后再自己进。我也在他们帮助下这样翻墙进了站。

站台上到处都是人。我爬上一列火车，车厢里已塞得水泄不通，还不断有人往里爬。所有的列车都同样拥挤，每个人都是好不容易才挤上车的，因此谁也不肯下车。谁也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没人知道为何往北方的列车全部停开，也没人知道列车什么时候能开。尽管如此，我仍然充满信心。我相信，列车总有一刻会开，不管前面还有多少曲折，我总有一天会到北京。当时我的背包里只有两个烧饼，既不敢下车去买，且站台上也没东西卖，实在饿时才敢吃一小口。在车上困了整整一天一夜后，车轮总算启动，又开开停停地走了十多个小时，才抵达南京。尔后再经过一程一程的折腾，我终于在12月1日到了北京。

一出拥挤不堪的车厢，立即感到寒意刺骨。我紧了紧身上的衣服，提着行包随人流走出车站。车上结识的两个北京女孩兴高采烈的和我告别，她们是去外地串联后回家的。我站在车站广场上开始不知所措，我能到哪里去呢？

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着“XX兵团”“XX战斗队”的旗帜。我没有组织、没有同伴、没有任何介绍信，包里只装着一张自己的学生证以及一份母亲的申诉材料。也许，像一路上的那样，我可以凭学生证到接待站住宿，但我担心会遇到同学，离开昆明时我就知道学校里有许多红卫兵已去北京串联，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黑崽子”没资格串联）顿时，那种到达北京的的高兴和兴奋冷静了许多。

我找到了东华门的干外婆家。所谓干外婆，实际是我父亲大学时同窗好友的母亲，我与她既无血缘又从未见过面。看得出，外婆的境况并不好。原先一家居住的四合院已有三面被别家占了，她住的小屋里只有一只小炉子，很冷。尽管条件简陋，但老外婆坚强达观，她执意要带着我去逛中山公园（在家附近），一边还详细给我讲解。想象着我母亲年轻时曾受她的庇护，如今她又这样对我，心中涌出阵阵感动。

我不敢告诉外婆我是一个人偷跑出来的，也不忍心给老人再增添麻烦，于是我去中关村某研究所找了表哥。表哥在女同事的集体宿舍里找到一张空床位，算是解决了我在北京的住宿问题。

12月的北京已是天寒地冻，我身上还穿着秋装，虽然也带了点衣服，但因昆明冬天不冷，我根本没有厚冬衣。我把所有的衣服全上了身，仍然冷得瑟瑟发抖。

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该把母亲的材料送交到哪里。出来之前，母亲对我说，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去找卓琳。卓琳原名蒲琼英，是母亲在北平女一中念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常听母亲说起她们年轻时的故事。后来，母亲在南方流亡，蒲则去了延安，她们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母亲才得知蒲成了邓小平的夫人，并改名卓琳。母亲觉得她已在高位，便未再联系过。这次真是万般无奈了。未料邓小平已作为“二号走资派”被揪了出来，到处可见“打倒刘、邓、陶”的大标语。

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地址，跑去一看，数不清的人在那里等着申诉冤屈，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拿着母亲的申诉材料站在那里犹豫了半天，不知怎样才好，心想，这么多的材料会送到哪里去呢？这么多的冤案中央管得过来吗？到这里才明白自家的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且听说北京的批斗、抄家、游街示众甚至酷刑等比云南毫不逊色。

这一切令我困惑不解，在昆明时大家都说中央的政策是清水，淌到边疆淌浑的，难道连中央的水也浑了？没想到我费尽周折，千里万里来到北京，却让我陷入了更大的茫然……

后来

我回到昆明时已是1967年。不久，中央发文要求“停止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我们毕业班已无课可复，高考之事更是成了泡影。大家都成为忙于生计的逍遥派了。

那时的物质匮乏是当今人难以想象的，以至一些头脑灵光同学想出高招：一旦打听到某日某单位有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庆祝活动时，便用红纸写一张大红喜报，一行人敲锣打鼓前去祝贺，以便混吃一顿。如今回忆起来，也算得上一桩小幽默。

还有一事也应一提：一些同学造反时从某办公室翻出了毕业班的档案材料，学生早已根据家庭出身被分成三六九等。我属于“录取一般专业”者，有几个同学的材料里赫然敲着“不予录取”的大印。“另册”果然存在！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既惊讶又悲哀，一向宣传的不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吗？这几同学的表现绝对不差，而当时他们对此全然不知，还在认真复习迎考呢。

1968年12月，“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达。此后，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千百万中学生奔赴了广阔天地，从此中国词典里有了“知青”这个专用名词。我也是其中之一。

1978年，在经历了无数坎坷与折腾之后，我终于迈进大学校门，圆了大学梦。高中毕业十二年之后，才重新和那些比我小很多的同学一起坐在课堂里，一起站到起跑线上，真不知是该为之庆幸还是该为之悲哀？回想起当年在废除高考制度倡议书上积极签名的举动，不禁哑然。历史真是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本文原载《老照片》第79辑，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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