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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李薇薇:一次半道截车引发的血案

李薇薇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大学时期的作者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五一六”惊魂




作者:李薇薇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忘了是在何处读到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中的这段话,但在那个瞬间,它却触碰到我心底最深的一处伤,将我又带回到1974年的5月16日,豫东的那个小县城。

县公安局那段坍塌的围墙,通向监狱铁门的那条小径,知青们怒不可遏的叫骂和呐喊,竹竿在头顶爆裂瞬间发出的声响,子弹划过桃树时的纷飞落叶,县委会议室外遭到的粗暴训斥,还有那通了电可置人于死地的铁丝网.....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可怕的梦魇,伴随了我整整四十五年。

如今花甲已过,是时候冲破这噩梦的藩篱,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窗,留下这些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
 
截车风波
 
初夏的某天晚饭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让我和同事一起去看个病号。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告诉我:恁农场的知青把长途汽车站的人给打伤了。为什么?我问。不知道,大概是因为截车吧!同事答。

哎!又是截车!

那是20世纪70年代,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农场离县城有三十里,知青出远门时,谁也不想“地蹦”,通常都会在公路上截个顺风车。我也曾不止一次干过这营生。

说起截车,那可是个技术活,要和司机们斗智斗勇。那年头,谁手里能握个“方向盘”,走路的脚步都会比普通人铿锵。所以汽车司机,特别是终日闯荡江湖的长途货车司机,大都牛气哄哄。

知青截车时,如果是个别女生,再碰上个怜香惜玉的“雷锋叔叔”,就算是烧了高香。可若是一帮虎背熊腰的壮小伙,或者车子满载货物,通常就不太顺利:司机出于安全考虑,即使被迫停车,也不愿多带人。知青年轻气盛,又急于出行,常常为此发生争执,甚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吃一堑长一智”。渐渐地司机们开始变得狡猾狡猾的,看到有知青招手拦车,立马假装减速,当你满心欢喜准备蹬车时,他们却突然猛踩一脚油门呼啸而去。气得你只能“望车兴叹”,在那里跳脚怒骂。

可啥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为了截车,知青们也豁出去了,他们不管不顾地在公路上站成一排,“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面对这些玩儿命的楞头青,再大胆的司机也不敢尝试“铁包肉”,只得老老实实停车。

所以有段时间,我们火王农场的知青几乎成为“车匪路霸”的代名词,令常跑这条线的司机头痛不已。据说司机们还编了顺口溜:“车没到火王,心就开始慌......”

但是,和长途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我还是头回听说。

等我俩走进病房,见一个中年男人躺着床上,头上脸上青青紫紫地鼓着几个大包,说话也有点儿颠三倒四,一看就知道伤得不轻。

值班医生告诉我们,除了外伤,病人还有些脑震荡,能恢复成啥样很难说。

病床旁坐着一位车站领导,他边向我们讲述事情经过,边义愤填膺地对着知青的“娘家人”告状:这些郑州知青太不像话了,把俺的职工打成这样。现在车站的员工都吓坏了,伤员家属也不依不饶,都说如果不严惩凶手,以后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我俩赶忙拿出慰问品,又陪着笑脸代表知青办对伤员表示了安抚和歉意,说了些要对知青加强教育之类的话。但车站领导说话的语气,却让我心里隐隐不安,总觉得事情不会就此罢休。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分发《知青简报》,突然有个同事闯进来:“薇薇,你快去看看吧,听说恁农场来了好多人,还抢了一车竹竿,说是知青被抓了,都往公安局要人去了。”

我顾不上细问,连忙往公安局跑去。
 
高墙枪声
 
出了县政府大院,我看到沿街商铺大都关门闭户,偶尔出现的行人也都脚步匆匆,街道上明显比往日冷清。到了公安局,却见大门紧闭,旁边的围墙则塌了一块。

我连忙踩着碎砖烂瓦从这豁口走进公安局。一看眼前那阵势就有点儿发懵:院里人声鼎沸,许多知青拎着胳膊粗细的长竹竿,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前院、后院、办公室到处乱窜,没头苍蝇一般。

打眼望去,这些人皆是熟脸,知道都是我们农场的,却没几个能叫得出名字。想想在学校时,我这个“可教子女”一直怯生生地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和广大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对异性更是“畏而远之”。下乡后,农场的知青来自两个学校,又分为三个连队和一个工业中队。我在农场待的时间短,基本上只认识本连的男生。

我正发愁没法了解情况,突然看到一位高中同学,连忙拉住他打探:原来,公安局抓了在车站打人的知青,同学们听说后就赶来要人。公安局怕知青闹事,便将大门紧闭。而知青救人心切,就在街上抢了一车搭脚手架用的竹竿,齐心合力撞开了围墙。

知青并不知道公安局的后院就通往监狱,现在围墙被撞开,让警察心有余悸。混乱中,他们连忙开枪示警,但打的是空包弹。

知青的初衷只是为了要回被抓的同学,不成想却要承担冲击监狱的责任,更没想到警察会开枪。但这枪声显然激怒了他们。当我穿过月亮门走到后院,只见一群男生正站在平房后面,拍着胸脯高声叫骂:“用子弹壳吓唬谁啊,有种来真的,照这儿打!”就像一群暴怒的雄狮,个个都摆出了拼命三郎的架势。

放眼望去,月亮门的不远处是一道高高的围墙,一条小径通向围墙一侧的大铁门,旁边赫然写着“监狱”两个黑色大字。警察就站在监狱的制高点,虎视眈眈地用枪口对着知青。

我从未见过如此紧张的场面,更想不到事态的发展会如此严重。混乱中,根本看不出谁是组织者或指挥官。我这个平生最怵和人打交道的小女生,只能硬着头皮劝说一个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我是在知青办帮忙的知青,同学们一定要理智,千万别乱来,要通过组织解决问题。”

我竭力想让同学们相信,这不是小时候玩的“骑马打仗攻碉堡”游戏,不可能像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指望手中的“烧火棍”与“荷枪实弹”的专政机关对峙,救出被抓的知青,无异于以卵击石。

可是,这和平年代的枪声早已将知青们的理智击得粉碎,只剩下暴怒和发狂的冲动。我那些“相信组织、相信领导”的“碎碎念”,就像开出的空头支票,根本无法兑现。更有人把我当成了知青办派来“招安劝降”的说客,对我怒目而视。那一刻,我的身份尴尬之极,恨不能捧出一颗心来证明自己。

眼看着劝说没有任何效果,我只能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到应当先去找公安局的领导,请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开枪。知青现在就像烈火干柴,只能釜底抽薪,绝不能再火上浇油。

这时,我看到有个警察站在一棵桃树下,连忙跑去告诉他:“我是县知青办的,能不能帮忙找找你们领导。”谁知那警察根本不搭理我,只顾情绪激动地冲着周围人群咆哮:“恁知青真是无法无天,竟敢把公安局的围墙都推倒了,这是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反革命行为。”

没等他话音落下,一个高个子男生怒喝道:“你说谁是反革命!”伴着吼声,他抡起手中的半截竹竿,对着那警察的脑袋用力砸了下去。只听“啪”的一声,竹竿瞬间裂成几片,鲜血顺着警察的头流了下来。

我头回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正不知所措,身后突然又响起一阵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打得桃树叶纷纷落下。还没等我缓过神,就听到有人惊呼:“这次是真子弹!快看,打到墙上冒火花。”

知青们更加怒不可遏,一个个血脉贲张,瞪着通红的眼睛,脖子上的大筋鼓得像红薯秧子,发出了更高声的叫骂!眼看着冲突进一步升级,又见不到公安局领导,咋办?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回知青办叫人,可又一想,公安局可比知青办要牛得多,即使我们主任来了,说话也未必有人听。干脆,直接去县委搬救兵。
 
县委求救
 
那时,我来知青办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从未进过县委大院,只在书记大人移步政府机关视察时,一睹过他的尊容。我心急火燎跑到县委门口,门卫刚要盘问,我忙说了句:“找蔡书记有急事。”就不管不顾地闯了进去。

我不知道书记在哪儿办公,只能见人就问。终于有人指给我会议室,说书记正在开会,我便一把推开门,冲着正在讲话的书记喊了一声:“蔡书记,你快去看看吧!”

一帮县官正围坐在长条桌旁恭听书记教诲,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急赤白脸加胆大包天惊呆了,齐刷刷对我怒目而视。书记也停下报告,盯着“不速之客”的眼里窜起小火苗。没容我组织好第二句话,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走过来,一把将我揪出门外。力道之大,容不得反抗。

这厮显然是气急败坏,一出门就咬着后槽牙喝斥:“你是谁,想干啥?不知道县委正开常委扩大会,在这儿瞎喊啥!”

我又急又气,委屈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是在知青办帮忙的知青,有急事找蔡书记。县委快点派人去吧,俺农场的知青撞开了公安局的围墙,警察都开枪了。”

也许是我苦大仇深的语气让他感到事态严重,他返身进屋叫出了蔡书记。我连忙把公安局那边的情况复述一遍,急切地说:“县委最好赶快派人,先别让警察开枪。知青都是属弹簧的,越压越硬。再说那子弹可不长眼,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书记自然是见多识广,不像我这般惊慌失措。他扫了我一眼,不疾不徐地说:“你先回去吧。现在我们正开会,等回头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我顿时感觉浑身冰冷。也许在书记眼里,你一个小姑娘算那根葱啊,还想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将倾。我不甘心,只能又加重了语气:“不用再派人了解情况,我刚从那边跑过来,最好马上派人过去,要不然非出大事不可。”

书记也许真比中南海“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还忙,没容我唠叨完,转身就进了会议室。

我傻楞在那儿,真恨自己人微言轻,笨拙无能:既劝不动同学们,又无力阻止警察开枪,就算直达县委,也没能说服最高决策者。但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还能怎么办?我只能独自咀嚼着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助,带着满腔愤懑回到知青办。

刚一进门,就见我们农场的几个知青匆匆闯了进来。最前面是一位高中同学。只见他用手捂着头,上衣血迹斑斑,鲜血顺着手指不停地往下流。我吃了一惊,连忙询问,才知道他们刚从一机厂过来,被那儿的工人给打伤了。

天呐,原来除了公安局,还有个第二战场,并且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我不知道同学们咋会惹上了一机厂,那可是本县最大的企业,工人们走到哪儿都头颅高昂,民兵的实力更是不可小觑。可看那同学心慌气短,也顾不上多问,连忙带他去包扎伤口。

等我再次回到知青办,听同事们说,子弹打中了一位知青的小腿,农场的人已经抬着伤员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除了腿受伤的知青,还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班夏予生的耳根擦过,万幸!只留下了一道黑色灼痕。

知青最终还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求告无门,悲愤交加,只能抬着伤员,风卷残云一般涌向商丘火车站,回郑州到省委讨要说法。

那天,河南省委的大门被几百名知青黑压压围住,所有人员和车辆“只准进,不准出”。最终迫使省委接待室出面,接受了同学们草拟的“上诉书”。

1974年的这个“五一六”,本来是我们下乡一周年的纪念日,现在却成了一道刻在火王知青心头的黑色伤痕。凭心而论,绝大多数知青都是通情达理的。如果那天公安局不是大门紧闭,而是及时派人与知青沟通、倾听其诉求,就未必会发生知青撞墙而导致民警开枪。如果本县的“父母官”在人命关天之际,能第一时间到现场及时处置,也许子弹伤人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惜,这世界上没有如果。

当然,作为受害者的知青也应该反思。文革之初,我们这些同学大多十一二岁,虽未直接参加社会上的“打砸抢”,却亲眼目睹了对黑七类“油炸、火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的癫狂。后来又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喧嚣中进入青春期。所以,当我们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通常不会选择理性地思考和解决,而是习惯于使用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一六”也折射出一代人的悲剧。
 
刻骨铭心
 
作为警察打伤知青的证据,伤员的裤子和一只鞋被送到了知青办保存。几个月过去了,天越来越热,主任怕那沾满鲜血的衣裤招苍蝇,就让我把它洗了。

裤腿和鞋子上的鲜血早已变成硬硬的一层血痂,颜色也开始发黑。我把它们泡进水池,下班后,看到了满满一池殷红的血水。

“五一六”事件已过去几个月了,最终却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知青的血难道就这样白流了吗!清洗着衣裤,我觉得胸口憋闷得无法呼吸。

去省会告状的同学们早已回到农场,继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直到有一天......

一个男人来知青办找同事聊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五一六”。此人显然亲历了一机厂的冲突,说到亢奋处,大脸盘上神采奕奕:“那天打得真热闹。我也就是现在才敢说,俺厂把围墙上的铁丝网全都通了电,火王的知青还算命大,没敢翻墙硬往里冲,要不然非电死几个不可。”

办公室常有人来吹牛聊天,起初我并没在意。听他提到一机厂,才抬起了头。这时,正好看到有同事神色慌张地给他使眼色,显然意识到此人说漏了嘴。可那人正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根本没看到报警信号,依然高腔大嗓地满嘴跑舌头。

竟然还有这种事,真是岂有此理!那一刻,我像被银针刺中了任督二脉,一股热气直冲四肢百骸,站起来就对着那人喊开了:“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竟然这样对待知青。公安局的人用枪打,民兵把铁丝网通上电!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上山下乡的,不是来送死的。恁自己家就没有孩子,将心比心,真把知青电死了,咋向人家父母交代!”

我越说越气,语调也越来越高,积蓄已久的委屈和悲愤搅合在一起,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那人万万没想到,办公室里竟“潜伏”着一个火王知青,而且知晓了“地雷的秘密”。他那写满张狂的脸顿时吓得灰绿,连忙仓惶地离开了。

一屋子同事面面相觑,大概从没见我如此“失态”过,连忙过来劝慰。与那人聊天的同事还想替他遮掩:“薇薇,他今天猫尿灌多了,你别听他瞎说”。闺蜜刘老师则递给我一条毛巾擦脸,并让我先回宿舍休息。

回到自己的小屋,我心中充满酸楚和悲凉,觉得自己就像个被欺骗、被愚弄的大傻瓜。

平时在办公室,我对每个同事都真诚相待,尊重有加。可今天,在关乎知青生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竟态度暧昧地偏袒自己的“父老乡亲”,防着我这个“外乡人”。我越想越觉得寒心。

我问自己,知青是什么人?不过是一群被迫中断学业、被抛到穷乡僻壤修地球的年轻人!是,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幼稚、鲁莽冲动、做事不计后果,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们不是阶级敌人,更不是专政对象。

 “五一六”那天,我亲眼目睹了“父母官”在子弹横飞时的淡漠冷血,看到了本该“抑恶扬善”的国家机器把枪口对准知青,今天又亲耳听到“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竟然用通电的铁丝网来对付赤手空拳的知青! 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究竟还能信任谁、依赖谁?

想想同学们在农村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流汗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付出血的代价?他们凭什么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知青?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凭什么?为什么?

没有答案,唯有锥心刺骨的痛。

经历了以上种种,使我在好长一段时间对人性充满绝望,陷入悲观厌世中不能自拔。昔日关于上山下乡的种种冠冕堂皇的喧嚣,曾经憧憬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与铁肩担当,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片甲不留,残渣遍地。
 
故地重回
 
2013年的“五一六”,下乡四十周年回到县城的那个夜晚,我几乎彻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了县政府大院。

小县城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的门卫李大爷也换成了年轻的保安。东方初晓,他揉着懵惺的睡眼,拦下我这不速之客。

我连忙解释:听说过知青吗?小伙子一脸迷惘地摇着头,我苦笑。然后指着他身后不远处的一排平房:四十年前,我曾在这儿住过将近两年,进去看一眼就走。

他盯着我看了片刻,终于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老太太的怀旧之旅,挥手放行了我这“良民”。

面对眼前熟悉的旧屋,一幕幕往事霎时清晰重现。上帝保佑,在大拆大建的今天,小屋仍静静地蜷缩在平房的一隅,仿佛在等待我的到来。我心中涌出一阵酸涩,在小屋前默立良久,直到同行的知青呼唤,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走出县政府老院,我没有去公安局。转瞬即逝的流年,过往的一切早已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不愿再重启当年的苦痛与不堪。时至今日,我还会与老伴开玩笑:那年在公安局的桃树下,如果被一颗没长眼的子弹击中,也许我早就“荒冢一堆草没了”,咋会认识你呀!

历史就是如此诡异,有时是“故事”,有时则是“事故”。许是上天怜悯知青和家长的悲苦,那天只让大家在奈何桥上走了一遭,却没让我们喝下那碗“孟婆汤”。

时至今日,我仍不敢揣测当事人的心情。但我相信,无论是下令开枪的公安局领导,还是淡漠冷血的县委书记,抑或一机厂接通电网的工人民兵,成长中都缺少了最重要的启蒙课程——尊重生命!

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神州大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五一六”式的悲剧,不知有多少“人中龙凤”蹉跎了青春,更不知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做了荒唐岁月的陪葬。比起那些长眠异乡或伤痕累累的知青战友,我们每个能全须全尾活下来的人都是幸运者。因为我们等到了天亮,知道了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雪莱的诗句“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所以,无需去争论“青春无悔”还是“悔青了肠子”,回味当年,甘苦自知。挥挥手,别了,曾经的知青岁月,别了,那些悲欣交集的往日时光!
 
多余的话
 
人常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说,历史也是一张硕大的拼图,每个亲历者的相关记忆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碎片。对于当年震惊县城的“五.一六”,我只拼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个碎片。那天,我们火王农场究竟发生过什么,知青为什么会和一机厂的工人发生冲突,在我离开公安局后,大院里又发生了什么,时至今日我依然一无所知。

所以,我期待着亲历“五一六”的老同学和知青战友们,也写一写自己眼中的“五一六”。四十多年过去了,再把当年的“陈谷子烂芝麻”翻出来,不只是为了完成一张清晰的历史拼图,更为了让这流血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


作者近影


李薇薇专列
献给长眠异乡的知青战友
我在县知青办的日子里
天晴朗了,他却再也没能醒来 
我那半疯半傻的少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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