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李薇薇：一次半道截车引发的血案

作者简历

大学时期的作者

李薇薇，笔名蔷薇，1955年出生于河南郑州，1973年下乡，1980年毕业于北京邮电学院，后在某设计院从事技术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五一六”惊魂

作者：李薇薇 

“他们说时间能治愈一切创伤，他们说你总能把它忘得精光；但是这些年来的笑容和泪痕，却仍使我心痛像刀割一样。”

忘了是在何处读到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中的这段话，但在那个瞬间，它却触碰到我心底最深的一处伤，将我又带回到1974年的5月16日，豫东的那个小县城。

县公安局那段坍塌的围墙，通向监狱铁门的那条小径，知青们怒不可遏的叫骂和呐喊，竹竿在头顶爆裂瞬间发出的声响，子弹划过桃树时的纷飞落叶，县委会议室外遭到的粗暴训斥，还有那通了电可置人于死地的铁丝网.....所有这一切，就像一个可怕的梦魇，伴随了我整整四十五年。

如今花甲已过，是时候冲破这噩梦的藩篱，打开尘封已久的心窗，留下这些属于自己的记忆碎片。

截车风波

初夏的某天晚饭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让我和同事一起去看个病号。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告诉我：恁农场的知青把长途汽车站的人给打伤了。为什么？我问。不知道，大概是因为截车吧！同事答。

哎！又是截车！

那是20世纪70年代，交通非常不便。我们农场离县城有三十里，知青出远门时，谁也不想“地蹦”，通常都会在公路上截个顺风车。我也曾不止一次干过这营生。

说起截车，那可是个技术活，要和司机们斗智斗勇。那年头，谁手里能握个“方向盘”，走路的脚步都会比普通人铿锵。所以汽车司机，特别是终日闯荡江湖的长途货车司机，大都牛气哄哄。

知青截车时，如果是个别女生，再碰上个怜香惜玉的“雷锋叔叔”，就算是烧了高香。可若是一帮虎背熊腰的壮小伙，或者车子满载货物，通常就不太顺利：司机出于安全考虑，即使被迫停车，也不愿多带人。知青年轻气盛，又急于出行，常常为此发生争执，甚至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吃一堑长一智”。渐渐地司机们开始变得狡猾狡猾的，看到有知青招手拦车，立马假装减速，当你满心欢喜准备蹬车时，他们却突然猛踩一脚油门呼啸而去。气得你只能“望车兴叹”，在那里跳脚怒骂。

可啥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为了截车，知青们也豁出去了，他们不管不顾地在公路上站成一排，“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面对这些玩儿命的楞头青，再大胆的司机也不敢尝试“铁包肉”，只得老老实实停车。

所以有段时间，我们火王农场的知青几乎成为“车匪路霸”的代名词，令常跑这条线的司机头痛不已。据说司机们还编了顺口溜：“车没到火王，心就开始慌......”

但是，和长途汽车站的工作人员发生冲突，我还是头回听说。

等我俩走进病房，见一个中年男人躺着床上，头上脸上青青紫紫地鼓着几个大包，说话也有点儿颠三倒四，一看就知道伤得不轻。

值班医生告诉我们，除了外伤，病人还有些脑震荡，能恢复成啥样很难说。

病床旁坐着一位车站领导，他边向我们讲述事情经过，边义愤填膺地对着知青的“娘家人”告状：这些郑州知青太不像话了，把俺的职工打成这样。现在车站的员工都吓坏了，伤员家属也不依不饶，都说如果不严惩凶手，以后这工作就没法干了。

我俩赶忙拿出慰问品，又陪着笑脸代表知青办对伤员表示了安抚和歉意，说了些要对知青加强教育之类的话。但车站领导说话的语气，却让我心里隐隐不安，总觉得事情不会就此罢休。

果不其然，第二天上午，我正在办公室分发《知青简报》，突然有个同事闯进来：“薇薇，你快去看看吧，听说恁农场来了好多人，还抢了一车竹竿，说是知青被抓了，都往公安局要人去了。”

我顾不上细问，连忙往公安局跑去。

高墙枪声

出了县政府大院，我看到沿街商铺大都关门闭户，偶尔出现的行人也都脚步匆匆，街道上明显比往日冷清。到了公安局，却见大门紧闭，旁边的围墙则塌了一块。

我连忙踩着碎砖烂瓦从这豁口走进公安局。一看眼前那阵势就有点儿发懵：院里人声鼎沸，许多知青拎着胳膊粗细的长竹竿，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前院、后院、办公室到处乱窜，没头苍蝇一般。

打眼望去，这些人皆是熟脸，知道都是我们农场的，却没几个能叫得出名字。想想在学校时，我这个“可教子女”一直怯生生地夹着尾巴做人，从不敢和广大革命群众打成一片，对异性更是“畏而远之”。下乡后，农场的知青来自两个学校，又分为三个连队和一个工业中队。我在农场待的时间短，基本上只认识本连的男生。

我正发愁没法了解情况，突然看到一位高中同学，连忙拉住他打探：原来，公安局抓了在车站打人的知青，同学们听说后就赶来要人。公安局怕知青闹事，便将大门紧闭。而知青救人心切，就在街上抢了一车搭脚手架用的竹竿，齐心合力撞开了围墙。

知青并不知道公安局的后院就通往监狱，现在围墙被撞开，让警察心有余悸。混乱中，他们连忙开枪示警，但打的是空包弹。

知青的初衷只是为了要回被抓的同学，不成想却要承担冲击监狱的责任，更没想到警察会开枪。但这枪声显然激怒了他们。当我穿过月亮门走到后院，只见一群男生正站在平房后面，拍着胸脯高声叫骂：“用子弹壳吓唬谁啊，有种来真的，照这儿打！”就像一群暴怒的雄狮，个个都摆出了拼命三郎的架势。

放眼望去，月亮门的不远处是一道高高的围墙，一条小径通向围墙一侧的大铁门，旁边赫然写着“监狱”两个黑色大字。警察就站在监狱的制高点，虎视眈眈地用枪口对着知青。

我从未见过如此紧张的场面，更想不到事态的发展会如此严重。混乱中，根本看不出谁是组织者或指挥官。我这个平生最怵和人打交道的小女生，只能硬着头皮劝说一个个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我是在知青办帮忙的知青，同学们一定要理智，千万别乱来，要通过组织解决问题。”

我竭力想让同学们相信，这不是小时候玩的“骑马打仗攻碉堡”游戏，不可能像啸聚山林的梁山好汉那样“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指望手中的“烧火棍”与“荷枪实弹”的专政机关对峙，救出被抓的知青，无异于以卵击石。

可是，这和平年代的枪声早已将知青们的理智击得粉碎，只剩下暴怒和发狂的冲动。我那些“相信组织、相信领导”的“碎碎念”，就像开出的空头支票，根本无法兑现。更有人把我当成了知青办派来“招安劝降”的说客，对我怒目而视。那一刻，我的身份尴尬之极，恨不能捧出一颗心来证明自己。

眼看着劝说没有任何效果，我只能竭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想到应当先去找公安局的领导，请求他无论如何不能再开枪。知青现在就像烈火干柴，只能釜底抽薪，绝不能再火上浇油。

这时，我看到有个警察站在一棵桃树下，连忙跑去告诉他：“我是县知青办的，能不能帮忙找找你们领导。”谁知那警察根本不搭理我，只顾情绪激动地冲着周围人群咆哮：“恁知青真是无法无天，竟敢把公安局的围墙都推倒了，这是冲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是反革命行为。”

没等他话音落下，一个高个子男生怒喝道：“你说谁是反革命！”伴着吼声，他抡起手中的半截竹竿，对着那警察的脑袋用力砸了下去。只听“啪”的一声，竹竿瞬间裂成几片，鲜血顺着警察的头流了下来。

我头回见到如此血腥的场面，正不知所措，身后突然又响起一阵枪声，子弹呼啸着从头上飞过，打得桃树叶纷纷落下。还没等我缓过神，就听到有人惊呼：“这次是真子弹！快看，打到墙上冒火花。”

知青们更加怒不可遏，一个个血脉贲张，瞪着通红的眼睛，脖子上的大筋鼓得像红薯秧子，发出了更高声的叫骂！眼看着冲突进一步升级，又见不到公安局领导，咋办？我的第一反应是赶快回知青办叫人，可又一想，公安局可比知青办要牛得多，即使我们主任来了，说话也未必有人听。干脆，直接去县委搬救兵。

县委求救

那时，我来知青办工作还不到两个月，从未进过县委大院，只在书记大人移步政府机关视察时，一睹过他的尊容。我心急火燎跑到县委门口，门卫刚要盘问，我忙说了句：“找蔡书记有急事。”就不管不顾地闯了进去。

我不知道书记在哪儿办公，只能见人就问。终于有人指给我会议室，说书记正在开会，我便一把推开门，冲着正在讲话的书记喊了一声：“蔡书记，你快去看看吧！”

一帮县官正围坐在长条桌旁恭听书记教诲，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急赤白脸加胆大包天惊呆了，齐刷刷对我怒目而视。书记也停下报告，盯着“不速之客”的眼里窜起小火苗。没容我组织好第二句话，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走过来，一把将我揪出门外。力道之大，容不得反抗。

这厮显然是气急败坏，一出门就咬着后槽牙喝斥：“你是谁，想干啥？不知道县委正开常委扩大会，在这儿瞎喊啥！”

我又急又气，委屈得眼泪都快下来了：“我是在知青办帮忙的知青，有急事找蔡书记。县委快点派人去吧，俺农场的知青撞开了公安局的围墙，警察都开枪了。”

也许是我苦大仇深的语气让他感到事态严重，他返身进屋叫出了蔡书记。我连忙把公安局那边的情况复述一遍，急切地说：“县委最好赶快派人，先别让警察开枪。知青都是属弹簧的，越压越硬。再说那子弹可不长眼，弄不好会出人命的。”

书记自然是见多识广，不像我这般惊慌失措。他扫了我一眼，不疾不徐地说：“你先回去吧。现在我们正开会，等回头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就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我顿时感觉浑身冰冷。也许在书记眼里，你一个小姑娘算那根葱啊，还想挽狂澜于既倒，撑大厦于将倾。我不甘心，只能又加重了语气：“不用再派人了解情况，我刚从那边跑过来，最好马上派人过去，要不然非出大事不可。”

书记也许真比中南海“日理万机”的伟大领袖还忙，没容我唠叨完，转身就进了会议室。

我傻楞在那儿，真恨自己人微言轻，笨拙无能：既劝不动同学们，又无力阻止警察开枪，就算直达县委，也没能说服最高决策者。但该说的都说了，能做的也都做了，还能怎么办？我只能独自咀嚼着从未有过的绝望和无助，带着满腔愤懑回到知青办。

刚一进门，就见我们农场的几个知青匆匆闯了进来。最前面是一位高中同学。只见他用手捂着头，上衣血迹斑斑，鲜血顺着手指不停地往下流。我吃了一惊，连忙询问，才知道他们刚从一机厂过来，被那儿的工人给打伤了。

天呐，原来除了公安局，还有个第二战场，并且也发生了流血冲突。我不知道同学们咋会惹上了一机厂，那可是本县最大的企业，工人们走到哪儿都头颅高昂，民兵的实力更是不可小觑。可看那同学心慌气短，也顾不上多问，连忙带他去包扎伤口。

等我再次回到知青办，听同事们说，子弹打中了一位知青的小腿，农场的人已经抬着伤员离开了。后来才知道，除了腿受伤的知青，还有一颗子弹从我们班夏予生的耳根擦过，万幸！只留下了一道黑色灼痕。

知青最终还是付出了血的代价！他们求告无门，悲愤交加，只能抬着伤员，风卷残云一般涌向商丘火车站，回郑州到省委讨要说法。

那天，河南省委的大门被几百名知青黑压压围住，所有人员和车辆“只准进，不准出”。最终迫使省委接待室出面，接受了同学们草拟的“上诉书”。

1974年的这个“五一六”，本来是我们下乡一周年的纪念日，现在却成了一道刻在火王知青心头的黑色伤痕。凭心而论，绝大多数知青都是通情达理的。如果那天公安局不是大门紧闭，而是及时派人与知青沟通、倾听其诉求，就未必会发生知青撞墙而导致民警开枪。如果本县的“父母官”在人命关天之际，能第一时间到现场及时处置，也许子弹伤人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可惜，这世界上没有如果。

当然，作为受害者的知青也应该反思。文革之初，我们这些同学大多十一二岁，虽未直接参加社会上的“打砸抢”，却亲眼目睹了对黑七类“油炸、火烧、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的癫狂。后来又在“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喧嚣中进入青春期。所以，当我们遇到矛盾和冲突时，通常不会选择理性地思考和解决，而是习惯于使用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一六”也折射出一代人的悲剧。

刻骨铭心

作为警察打伤知青的证据，伤员的裤子和一只鞋被送到了知青办保存。几个月过去了，天越来越热，主任怕那沾满鲜血的衣裤招苍蝇，就让我把它洗了。

裤腿和鞋子上的鲜血早已变成硬硬的一层血痂，颜色也开始发黑。我把它们泡进水池，下班后，看到了满满一池殷红的血水。

“五一六”事件已过去几个月了，最终却没有一个说法，更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知青的血难道就这样白流了吗！清洗着衣裤，我觉得胸口憋闷得无法呼吸。

去省会告状的同学们早已回到农场，继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一切似乎都归于平静。直到有一天......

一个男人来知青办找同事聊天，不知怎么谈起了“五一六”。此人显然亲历了一机厂的冲突，说到亢奋处，大脸盘上神采奕奕：“那天打得真热闹。我也就是现在才敢说，俺厂把围墙上的铁丝网全都通了电，火王的知青还算命大，没敢翻墙硬往里冲，要不然非电死几个不可。”

办公室常有人来吹牛聊天，起初我并没在意。听他提到一机厂，才抬起了头。这时，正好看到有同事神色慌张地给他使眼色，显然意识到此人说漏了嘴。可那人正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根本没看到报警信号，依然高腔大嗓地满嘴跑舌头。

竟然还有这种事，真是岂有此理！那一刻，我像被银针刺中了任督二脉，一股热气直冲四肢百骸，站起来就对着那人喊开了：“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竟然这样对待知青。公安局的人用枪打，民兵把铁丝网通上电！俺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上山下乡的，不是来送死的。恁自己家就没有孩子，将心比心，真把知青电死了，咋向人家父母交代！”

我越说越气，语调也越来越高，积蓄已久的委屈和悲愤搅合在一起，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那人万万没想到，办公室里竟“潜伏”着一个火王知青，而且知晓了“地雷的秘密”。他那写满张狂的脸顿时吓得灰绿，连忙仓惶地离开了。

一屋子同事面面相觑，大概从没见我如此“失态”过，连忙过来劝慰。与那人聊天的同事还想替他遮掩：“薇薇，他今天猫尿灌多了，你别听他瞎说”。闺蜜刘老师则递给我一条毛巾擦脸，并让我先回宿舍休息。

回到自己的小屋，我心中充满酸楚和悲凉，觉得自己就像个被欺骗、被愚弄的大傻瓜。

平时在办公室，我对每个同事都真诚相待，尊重有加。可今天，在关乎知青生死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他们竟态度暧昧地偏袒自己的“父老乡亲”，防着我这个“外乡人”。我越想越觉得寒心。

我问自己，知青是什么人？不过是一群被迫中断学业、被抛到穷乡僻壤修地球的年轻人！是，我们承认自己年轻幼稚、鲁莽冲动、做事不计后果，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们不是阶级敌人，更不是专政对象。

 “五一六”那天，我亲眼目睹了“父母官”在子弹横飞时的淡漠冷血，看到了本该“抑恶扬善”的国家机器把枪口对准知青，今天又亲耳听到“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竟然用通电的铁丝网来对付赤手空拳的知青！ 我们这些远离父母的孩子究竟还能信任谁、依赖谁？

想想同学们在农村起早贪黑、吃苦受累，流汗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付出血的代价？他们凭什么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知青？我一遍遍地问自己，凭什么？为什么？

没有答案，唯有锥心刺骨的痛。

经历了以上种种，使我在好长一段时间对人性充满绝望，陷入悲观厌世中不能自拔。昔日关于上山下乡的种种冠冕堂皇的喧嚣，曾经憧憬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豪情壮志与铁肩担当，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击得片甲不留，残渣遍地。

故地重回

2013年的“五一六”，下乡四十周年回到县城的那个夜晚，我几乎彻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我来到了县政府大院。

小县城早已变得面目全非。当年的门卫李大爷也换成了年轻的保安。东方初晓，他揉着懵惺的睡眼，拦下我这不速之客。

我连忙解释：听说过知青吗？小伙子一脸迷惘地摇着头，我苦笑。然后指着他身后不远处的一排平房：四十年前，我曾在这儿住过将近两年，进去看一眼就走。

他盯着我看了片刻，终于明白这不过是一个老太太的怀旧之旅，挥手放行了我这“良民”。

面对眼前熟悉的旧屋，一幕幕往事霎时清晰重现。上帝保佑，在大拆大建的今天，小屋仍静静地蜷缩在平房的一隅，仿佛在等待我的到来。我心中涌出一阵酸涩，在小屋前默立良久，直到同行的知青呼唤，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走出县政府老院，我没有去公安局。转瞬即逝的流年，过往的一切早已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不愿再重启当年的苦痛与不堪。时至今日，我还会与老伴开玩笑：那年在公安局的桃树下，如果被一颗没长眼的子弹击中，也许我早就“荒冢一堆草没了”，咋会认识你呀！

历史就是如此诡异，有时是“故事”，有时则是“事故”。许是上天怜悯知青和家长的悲苦，那天只让大家在奈何桥上走了一遭，却没让我们喝下那碗“孟婆汤”。

时至今日，我仍不敢揣测当事人的心情。但我相信，无论是下令开枪的公安局领导，还是淡漠冷血的县委书记，抑或一机厂接通电网的工人民兵，成长中都缺少了最重要的启蒙课程——尊重生命！

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神州大地上不知发生过多少“五一六”式的悲剧，不知有多少“人中龙凤”蹉跎了青春，更不知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做了荒唐岁月的陪葬。比起那些长眠异乡或伤痕累累的知青战友，我们每个能全须全尾活下来的人都是幸运者。因为我们等到了天亮，知道了人生还有另一种活法。

写到这儿，我想起了雪莱的诗句“过去属于死神，未来属于自己”。所以，无需去争论“青春无悔”还是“悔青了肠子”，回味当年，甘苦自知。挥挥手，别了，曾经的知青岁月，别了，那些悲欣交集的往日时光！

多余的话

人常说“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想说，历史也是一张硕大的拼图，每个亲历者的相关记忆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碎片。对于当年震惊县城的“五.一六”，我只拼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个碎片。那天，我们火王农场究竟发生过什么，知青为什么会和一机厂的工人发生冲突，在我离开公安局后，大院里又发生了什么，时至今日我依然一无所知。

所以，我期待着亲历“五一六”的老同学和知青战友们，也写一写自己眼中的“五一六”。四十多年过去了，再把当年的“陈谷子烂芝麻”翻出来，不只是为了完成一张清晰的历史拼图，更为了让这流血的悲剧，再也不要重演。

作者近影

李薇薇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知青之歌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长摁二维码

加盟新三届2

我们不想与你失联

备份新三界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公 号 征 稿主题包括但不限于童年回忆  文革经历  上山下乡当兵岁月  青工光阴  高考之路校园回望  浪漫故事  菁英人物职业生涯  学术履迹  家国春秋……新三届人一路走来的光阴故事40后、50后、60后的关注热点都是新三届公号期待分享的主题来稿请附作者简历并数幅老照片投稿邮箱：[e-ma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