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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翟新华：大返城时期，他留在兵团成了改革典型
本文作者
王金堂，1967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3月加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2师15团1连，1977年11月病退回京。当过装卸工，搞过民办高等教育，做过小微企业。现已退休。
大鹏一日同风起
作者：王金堂
公元1980年10月18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电台新闻联播节目时间，头条新闻，播音员以清亮激越的声调播出了关于“知识青年、年轻的内蒙古国营建丰农场的管理者翟新华的先进事迹”的报道。
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位置以《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潜力令人鼓舞翟新华成为科学管理企业的行家这个31岁的国营建丰农场场长勤学实干改革经济管理制度成效显著》为题刊登了新华社记者于德、方小翔的报道，并在文章的前面冠以含有胡耀邦总书记批示内容的编者按。
同日，《工人日报》《北京日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企业界的一颗新星——记国营建丰农场青年场长翟新华》为题登出该报道。接着，《中国青年报》和多地省报，都转载了新华社这篇报道。
让我们回到1980年那个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肇始的现场。如此高规格、高密度、井喷式地宣传报道这位曾经的知青、年轻的国营农场管理者，着实让人惊奇、也让人惊喜。
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从“文革”梦魇中走出来的中国，人心思变、人心思治。“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在呼唤具有科学的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的人才尽快涌现，这迫切的愿望，如同春潮滚滚，不可遏制。这样，一个年轻的改革者应势而出，翟新华的名字，一夕之间，响彻了1980年晚秋的中华大地。
1980年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1980年，标志中国农村改革滥觞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大包干”（包产到组、包产到户）还处在地下状态：1978年底，一个寒冷的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村民，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以摁红手印“托孤”的悲壮方式，秘密地搞起了“分田到户”。这即是两年以后（1982年年初）中央一号文件予以肯定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同样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不循陈规、敢为人先、敢于犯险，对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有着示范和先导意义的翟新华建丰农场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在1980年率先垂范，像春雷一样乍响。
光阴如白驹过隙，40多年过去了。社会和人生都已沧桑巨变，山河变易、物是人非。
如今，不论是小岗村开启的“大包干”的农村改革还是翟新华先导的以“三定一奖”为标准的国有企业改革，都已融入时代、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展示了光芒、也铸入了历史。当然，也不复有我们当年的新奇和惊喜，有的，只是闲暇时沉静地思考。
如今，我们要为这一代知青立传，完成这一代人的文化使命，探讨知青的典型翟新华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因为历史对此自有定评，青史无欺、不会湮没。重要的任务是：要追溯他思想和性格的形成和特点，从人性方面加以考察。
虽然年代久远了，但笔者仍然记得与翟新华交往的一段往事。
那是1975年，是在所谓“评法批儒”运动期间。
一天，老翟（在兵团的知青中，老三届的高中生一般都会被尊称一个“老”字）赶着小毛驴车，轻装简从，从团部到一连专程来看望笔者。
他当时已经是农场的副场长，是知青中如日中天的人物，而笔者只是一个“思想灰暗”的边缘人，蜗居在后勤一隅的农工。在此之前，笔者与翟君互不相识也从无交集。只是相互觉得都是北京海淀区老三届的知青，通过他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介绍，彼此惺惺相惜想交流一下思想、读书等生活体会罢了，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从团部走10多里路颠簸来看我，不是他放下了身段，而是他根本没有意识要有这个身段。
内蒙古兵团时的作者
我说：“老翟，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你呀！听说你这小天地挺有人气的，躲进小楼成一统，让人羡慕……”
他五官棱角分明，目光坦诚；虽然是中等身材，但看上去骨架大而硬，双手孔武有力，给人以质朴、率真的印象。笔者总觉得他与电影演员金鑫长得很像。金鑫是1978年后新涌现的演员，在根据长篇小说《前驱》改编的电影中任主角，表现的是大革命时期一位革命者的成长经历，形象朴素、硬朗。后来，只要这个演员在影视剧中出现，笔者就会说，看，老翟这是这个样子。
话题从宿舍墙上用粉笔抄录的两首诗说起。
一首是知青战友老吴（吴胜国）抄录的、改写日本人西乡隆盛（明治维新时的著名人物）的诗：
另一首是笔者从《革命烈士诗抄》（萧三编著）中抄录的先烈熊亨瀚的诗：
老翟对这两首诗击节赞赏，说：“看到这两首诗，我们这些人还是不甘堕落要有所作为的，少年豪气，有担当！”他认为老吴的字拙朴方正、沉稳规矩；笔者的字浪漫不羁、不受约束，都字如其人。
说到诗，我们都喜欢所谓“法家”谭嗣同的诗，尤其是他弱冠时的诗作《潼关》：
先贤的眼光和气势、责任担当和献身精神，令人折服。
当时的“评法批儒”带给人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就是可以明目张胆地读一些被称作“封建糟粕”的文史资料。
从谭嗣同又聊到近代湘（湖南）派革命家的特点：激进、坚韧、决绝、豪气干云、热血沸腾。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楚文化自身的底蕴外，与湘地酷暑严寒的环境和湘人嗜吃辣椒的习惯不无关系。老翟打趣说：“都是湖南人干吃辣椒面辣出来的。”
“你对儒法怎么看？能简单概括他们的理论吗？对我们的影响在哪儿……”
讨论后，老翟和我认为：历史上，先秦时代确有儒家和法家学派。汉武帝之后，儒家是显学，其他学派都难与之争锋，从那时起还有没有法家都存疑。所以，把一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搞成儒法斗争史；把各个时代的历史人物都贴上儒家或法家的标签，不仅不伦不类而且是极其幼稚荒唐可笑的。
可以这样概括儒家思想的精髓和对自己的影响：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追求理想和正义事业的献身精神。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民本思想。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和自我修为的法则。
“勤于思而敏于行”“知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追求真理、成就事业的方法论和不二法门。此后世大儒王阳明的心学，影响了蒋和毛。
法家的理论可以用三个字概括：“法、术、势”——血腥的统治术，厚黑的权谋。这些能否有益于现实，一笑了之罢了。但是，法家不因循守旧、勇于变革的精神应予肯定和继承。
一场别有用心的“评法批儒”的厚黑运动，就这样在我们的心里和老翟与笔者的聊天中被解构。
交谈中，我感觉到，影响和成就老翟当时思想和性格的根源，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保尔.柯察金、牛虻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外，最主要因素，是他的思想受到马克思主义、原典的马克思主义的淬炼。
翟新华从少年时就养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他读书必做笔记、不做笔记不读书，且数十年持之以恒。他读书涉猎广泛，尤其在整个兵团时代他精读了马恩列斯毛的众多著作，摘录重点、撰写心得。于苦读中获得乐趣，异于常人的求真求实，令笔者折服。
最终，把目光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源头。他通读了数遍《资本论》，从中不仅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大理论架构，更感受到震撼人心的逻辑思维的力量。养成了面对现实、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勇于实践的精神品格。
他读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现状》，用功颇深，体会到善良、悲悯的人性之美以及面对受苦受难的普罗大众，思考一个大写的人应该有怎样的责任担当。后来，在三五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深谈的场合，谈到民族、民众的苦难，谈到历史和现实，谈到横向纵向比较产生的危机感，谈到改革的步履维艰，谈到吾辈的责任担当……情到深处不能自已，朋友们的情绪受到感染也会潸然泪下。
在笔者看来，1975年的那一天，一个善良、有担当、不盲从；有脚踏实地的沉稳、又有理想主义的激情；既有科学理论的知识储备、又具勇于实践的品格；这样的一个翟新华已经站在我们面前。
笔者当时概括了一句话：老翟是个性情中人加“实践的革命家”。（借用鲁迅赞扬中共早期志士仁人的话。）
当时，笔者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老翟或许有所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识：“回归常识，立足现实，尊重人性，尊重天道（规律）；冲破禁锢思想的藩篱，粉碎乌托邦的迷思。”有些话虽未如此明白地说出，但心照不宣。
说到当前（1975年）的现实，同意老翟的看法：需要稳定和秩序，需要新的社会治理观念，特别是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具体是什么，当时说不清楚，现在也就更记不清楚了。
针对国营农场，老翟认为，虽然施展能力的空间相对狭小，农场体制设计又天生畸形积重难返，但是既然已经处在这个位置，就要尊重现实情况，探索符合人性、符合规律的管理观念和管理制度，提高生产力、减亏增效、改善群众生活。
朦胧之中，似乎都在企盼着大变化。
1975年的那一天，笔者从食堂打来饭招待老翟。虽然饭很难吃，但是，在风和日丽中，效仿古人，席地而坐，扪虱而谈，臧否人物，笑论天下，忘乎所以，十分惬意。
一夕谈记了一辈子，再见翟君已是40年后了。
1975年以后，老翟由副职升为正职、进而成为农场的一把手。此时，知青大返城开始了，他尊重知青朋友自己的选择，不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予人。他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告别宴会开了一个又一个。他说，整个15团（建丰农场）知青都走了，最后，只剩下他自己，落寞孤寂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这种境遇中，翟新华仍在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推进改革实践，不断总结经验，完善他的现代企业的管理观念和管理制度。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胡耀邦总书记慧眼识珠，1980年10月的批示，老翟脱颖而出。
历史已经证明，翟新华的一整套关于国营农场的管理观念和管理制度的改革，在当时确实有率先垂范、振聋发聩的作用，确实开了国企改革的先河。
但是，在笔者看来，老翟改革的最长久的价值是他在实践这些措施时洋溢的人性光芒和传达出的先进的经济管理理念。这种光芒和理念贯穿于他做企业的全过程，不仅仅是体现在1975~1980年代，但肇始于那个年代。
比如，老翟在接任建丰农场场长后遇到第一次给企业职工调级涨工资。他处理的一件事，令人印象深刻。
当时，调级的比例很小，大概只有20％左右，调级的目的无疑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当时，有一位女职工，已经50岁了，丈夫去世，带三个儿子，很不容易。大儿子也是农场职工，二儿子三儿子还小、没工作。“僧多粥少”，只能在她和大儿子之间选择一个人调级。很多人认为：应该给大儿子调，年轻，调级后积极性高，效果明显。
老翟说：“不可。要调也要调他母亲。调动人的积极性是对的，但是，人的积极性不能变成很庸俗很功利的东西，这个不对，这还有基本的企业道德和文化的问题。”“为什么要给他母亲调级？因为她母亲岁数大了，以后调级的机会就很小了，给他母亲多调一点儿，便于照顾三个孩子。如果给他大儿子调了，他可以孝敬他母亲、也可以不孝敬她母亲，母亲会很困难，给他母亲调级更符合人性。”
又比如，当时农场的场部和机修连是青年农工最想去的地方，去场部可以做农场的管理人员、去机修连可以当拖拉机手。但是，场部的工作位置都被原场的老干部、现役军人、关系户等利益小团体把持；机修连位置都被子女接班了，没有背景的普通人很难染指。
老翟说：“如果这样下去，一般人进不了场部工作也开不了拖拉机，大家会觉得没有机会、没有前途，不公平，企业就没有朝气和凝聚力。改革吧，考试面前人人平等，合格的可以进场部工作，也可以去开拖拉机。”
结果，出身不好的青年郝XX（父亲是日本特务），笔试口试都以出色的成绩通过，如愿进入场部工作。前面提到的那位调级的女职工，也是毫无背景的人。她的三儿子也是经过考试当上了拖拉机手。
公平、公正、公开，提供一个平等竞争的平台。出身不好的人可以进场部工作；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的人能开上拖拉机。这是改革，也是勇气可嘉的有人性的善举。
老翟的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完善的，给人们留有深刻印象的一件事是他在1979年底发起的“百元运动”。
时间是：1979年的11月20日至12月30日，共40天；内容是：农场各个部门自己想办法，下达经营任务：平均每人向国家提供利润100元。完成任务的结果（提供利润的数量），要与参加“百元运动”人员的工资和奖金挂钩，奖金分为200元、150元、100元三个档次，在1979年，这是相当诱人的数字。
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各单位“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有组织去乌梁素海割芦苇的、有用闲置的运力跑运输的、有到火车站做搬运的、有用农、牧业的资源优势搞沈加工、搞经营的，等等，不一而足。年代久远不必详叙。运动圆满完成，结果是：40天中全场收入26万元，支出13万元，纯利润13万元，以参加运动的1200人计算，人均完成利润101元。
这个运动敢于冲破国有企业体制的束缚，向人们传递了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观念突破：1969年—1976年以政治为中心；1977年—1979年以生产为中心；1979年以后要以“钱”（利润、效益）为中心。没有观念的改变，国有企业无法走出困境，无法扭亏为盈，更无法改善群众的生活。观念的改变，必然带来各项管理制度的变革。
老翟的改革实践，在当年就受到许多志同道合者的关注。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社长、记者于德等人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的职业嗅觉，在1978年就已经关注、追踪老翟的改革。终于，他们采写的关于翟新华改革的事迹引起胡耀邦总书记的关注并做了批示，于是产生了1980年10月18日媒体报道的全面爆发。回溯历史，具有“凌云健笔意纵横”的情怀和责任担当的于德功不可没。
1980年，依托老翟的内蒙知青战友和同学的人脉网络，还有一段所谓“改革‘四君子’”与翟新华和于德相关的历史，应该浓墨重彩地书写。
1980年11月28日老翟信中写道：
1980年12月8日写道：
1980年12月15日：
让我们再次回到那段历史的现场：1980年总书记褒扬了翟新华，总理提携了“四君子”。这一年，一代知青中的佼佼者风云际会、一飞冲天，必将搅起变革的风云。让笔者不禁想起李白的诗：
是机缘巧合还是势所必然？在笔者看来，是以翟新华和“四君子”为代表的知青群体，一直以来，忧患意识加持己身，是责任和使命感催促他们，率先在1980年代走出历史和精神的“三峡”，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
1980年的10月在铺天震耳欲聋的赞扬声中，老翟是清醒的。他在信中写道：
翟新华是清醒的，代表这一代人所能达到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高度的知青群体也是清醒的，请看40年前朋友给老翟的信：
W君的：
X君的：
思想的光芒不会被时间所遮蔽。
这里有对历史、现实、个人的清醒认识和估计，也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悲壮。改革者的命运并不能或主要不能由自己掌控，但不管结果如何，总要奋然前行，这是这一代人无可逃遁的历史宿命。
笔者记得，当年病退回城后曾经写信寄语过翟君：
历史在这里定格。
原载《记忆》290期
作者提供本号分享，略有删节
内蒙古知青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