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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丨“双博士”父亲的海归之旅，堪称“史上最悲催”
2020年作者摄于丽水
朱新地，1947年出生，1960年小学毕业赶上困难时期，1966年高中毕业赶上文革，而后上山下乡（属于老三届），1978年考上南京医科大学。现已退休。
原题
父亲的故事
1945年归来
口述：朱锡侯
1937年我从中法大学毕业后，因学业优异，获得了选送出国深造的机会，成为中法庚子赔款最后一批公派留学生中的一员。按规定，我在法国里昂大学理学院做心理学博士的时间是四年，但由于“二战”爆发，欧亚交通完全断绝，因而我在完成了心理学的学业后，又到巴黎大学做第二个博士学位（生理学），在法国一共呆了八年——前五年在里昂，后三年在巴黎。
1945年5月8日，巴黎从德国法西斯铁蹄下获得解放，全城人民走上街头欢庆胜利。凯旋门广场、香榭利舍大街、蒙马特高地……整个城市到处是人山人海，人们为战争结束而欢呼雀跃。国际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还专程从伦敦赶来巴黎，为庆祝巴黎光复举行专场音乐会。
这一天，巴黎大歌剧院座无虚席，梅纽因一出台，拿起弓，头一曲奏响的竟是著名的《马赛曲》。听众唰地一下全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从一楼到三楼，全场跟着琴声大声地唱着：“起来吧，祖国的儿女们，光荣的时刻已经到来，血染的旗帜已经升起……”大家边唱边痛哭，整个大厅里充满着同仇敌忾的悲壮气氛。
在这万众一心的时刻，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的心灵深处同样承受着巨大的撞击与震撼——为法国，也为我还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我离开中国已经八年了，我非常想念我的祖国，想念那里的一切，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妻子，我和她刚刚结婚我就出国了。
大约6月上旬，我因阑尾炎在巴黎一个区医院里做了手术。那时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的条件仍然很差，生活非常艰苦。我出院时身体十分虚弱，于是由朋友介绍，到了一个叫 Javene的小地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休息疗养。正在这时候，一个同学从巴黎写了一封信给我，告诉我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回国，并说，如果这次不回国的话，以后回国的路费，中法大学不再负责。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当时的中国大使馆武官叶南和指挥西线战场的艾森豪威尔元帅交涉后，说可以用ATA的军用飞机把滞留法国的公费学生送回到昆明。所谓ATA是Air transport of American 机构的简称，它主要往返于中法之间（巴黎—昆明），运送一些军人及与战争有关的工作人员。
我连忙赶回巴黎了解情况，当得知这些情况属实时，心里非常高兴，总算有了个回国的机会，否则，让我自己承担回国路费，是绝对没有能力的。但同时我又感到很矛盾，因为我做的一些学术研究工作还没有完全结束。另外，莱纳大学德高望重的心理学教授阿·比勃鲁十分赏识我，他一再表示希望我到他身边去做他的助手，并告诉我说如果我愿到莱纳大学任教，他可以一手推荐，绝对没有问题。面对这些情况，我当时的心绪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心里确实有些不甘，另一方面，我怀念祖国和想家的心情又是非常强烈的。
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我的妻子范小梵给我来了几封信，信里虽没有直接催我回去，但抄写了一些有关乡愁别恨的唐诗宋词，如“高楼谁与上，长记秋晴望，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等等，我读了之后，思想感情上引起很大的共鸣，对家国的想念简直强烈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想，我的祖国遭受了日本法西斯八年的蹂躏。日本投降后，国家正需要建设人才，既然自己已在外国读完了书，就应赶紧回国去报效祖国。而且，ATA的班机经过几个中间站后可以直接到达昆明，那时范小梵正在昆明的《中央日报》当记者，我一下飞机就可马上见到她。这一念头又增加了我想坐ATA班机回国的决心。于是我婉谢了阿·比勃鲁的邀请，马上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去报了名，争取尽早回国。
这的确是我人生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常有学生对我说：“朱先生，您当初干吗要回来呢？您留在国外并不妨碍您报效祖国，您在国外做出成绩，同样是中国人的光荣呀！您可以把师母接出去，还可以经常回国来看看，作些交流……”也许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真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也。别的姑且不谈，起码一点，我后来不至于成为“右派”，在人生道路上经历那么多磨难与坎坷，在学术方面也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不至于把一生中年富力强的时光，都用在接受批斗和写检查上。当然这一切都已是后话了。
7月，我正式决定回国，去向我的导师皮隆辞行，恰巧皮隆不在，因为要办很多手续，不再有时间来，只好留了一个条子给他。我向他解释道：“我在法国留学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经历了战争摧残的祖国需要我们。中国要求我们这些二战前到法国的留学生在指定时间内回国，我应该赶紧回去报效我的祖国。”同时，我把我妹夫李汉松的地址告诉了他。没想到我回国后不久，就收到了皮隆寄来一张明信片，他写道：“亲爱的朱，想不到你要走了，但愿你回到国内，能为你的祖国好好的效力。”下面是问候和签名。后来，这张明信片和其他一些我非常宝贵地留着的恩师的照片及资料，都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了。
1945年8月16日，我和蓝瑚、李念秀、于道文等六人作为首批的回国小组一起回国。出发点是巴黎，到达终点是重庆。为什么终点是重庆而不是昆明呢？这是因为ATA是为战时服务的军用飞机，非得有一定的名份才能乘，因此，我们几人是作为支援国内抗日战争的工作人员去重庆军令部报到，听候军令部发配而乘坐ATA飞机的。
8月16日那天，我们各人把自己的行李带到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派一辆大卡车把我们这些人和行装一起送到奥利机场。虽然法国不是我的祖国，但我毕竟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之久，和这片土地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有我的业师，还有许多朋友，一旦真要离去，心中也充满说不出的怅惘和依依不舍。
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从巴黎起飞就可以直达中国的，途中要经过马赛、罗马、雅典、开罗、德黑兰、卡拉奇、加尔各达、昆明，最后到达重庆。一路曲曲折折的行程，简直就像是我后来的人生道路那样，不仅充满了磨难——应该说是灾难，而且差点儿送了命。
我们从雅典飞往开罗时坐的是陈旧的运输机，机舱比公共汽车还要狭小，最多不过坐二三十人。靠窗有两排长条木板凳，人们面对面地坐在两边，中间只有很少的空隙。
正是8月中旬，陈旧的军用飞机里没有任何空调装置，我热得昏昏欲睡。为了凉快一点，我把西服脱下来披在身上，为了能稍微轻松一些，甚至连安全带也没有系。哪知我背后所靠的机窗是军事人员跳伞用的，开启机窗的把手就在窗的下边，很像现在小轿车门的把手，跳伞时只要把下边的把手一转，窗户往上一翻就打开了。由于起飞前检查人员的疏忽，机窗下面的把手没有卡紧，当飞机在爱琴海上空飞行时，强大的气流使得机身猛烈震动，机窗一下子自动打开了。
当时我正紧靠着窗子打瞌睡，顿时半个身子已经翻在窗外，马上就要摔下去了。幸好坐在对面的一个美国兵一把抓住了我的小腿。他猛地一拽，我的屁股一下子跌在机舱地板上，等清醒过来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多亏那位美国兵眼疾手快，否则我恐怕早已葬身鱼腹了。
然而，命虽然被救下来了，我却变成了一个赤贫者，也丢掉了一切随身携带的证件，这就给我后边的旅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甚至有可能回不了中国。因为我所有的钱和重要证件，都放在我身披的那件西装上衣的内口袋里。里面有我的护照、一只西马怀表、几张非常重要的医疗证件和三百美金。
三百美金是我们离开法国上飞机前，中国大使馆发给每个回国留学生的，作为我们一路上的费用和到重庆后的生活费等。医疗证件则是证明我已经注射过的几种疫苗。因那时正是炎热的夏季，非洲一带可能发生霍乱、鼠疫、黑死病等流行病，没有这些医疗证件是绝不允许上飞机的。而且每到一个着陆地点，也要把这些证明连同护照一起交给检查人员，经过检查确认后，才能离开机场。
除此以外，还有我戴的近视眼镜，以及放在西服口袋里的那支随时要用的派克笔，也一起随着下了地中海。因此，飞机在开罗机场着陆时，我已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难民。特别我是一千多度的高度近视，眼镜一丢，连走路都要摸瞎走，不要说是东南西北，就是在强烈的光线下，机场上转弯抹角处的高低不平都分辨不清，走起路来踉踉跄跄的，其狼狈不堪可想而知。
此时要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就是找航班负责人，大家作证，说明该事故是由于检查飞机的工作人员失职所造成的，因此应该赔偿我的损失。哪知在航班办公室那些人的眼里，我们这些黄种人，特别是一些回国的留学生，又不是军事人员，本来是没有资格乘坐军用飞机的，完全是由于他们的慈悲，才让我们搭乘了ATA的飞机（实际上我国政府是付了费的），根本不肯承担任何责任。在这种蛮不讲理的情况之下，无论我们怎么争辩，甚至据理争吵，也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
最后，他们总算答应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证明，上面写上我所丢失的东西及其价值，让我们到昆明后再跟ATA的总公司办公室交涉。
显然，跟ATA航班办公室那些人再争执下去也不会得到更好的结果，我们只得无奈地离开机场到指定的宿营地去休息。
第二天，几个关心我的同学经过考虑，认为我应该到开罗去找中国驻埃及的大使馆，请求使馆给予帮助和救济。于是，大家一起陪同我去了大使馆，未料那位姓张的大使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说从来没有这样的先例，使馆绝对不可能给予救助，最多就是给我补办个护照，不收五块钱的手续费而已。
经大伙儿再三恳求，张大使才答应把我的意外遭遇在护照上加以批注。他说：“你到了重庆后再去向中央教育部反映吧。”这算是我对国民党官僚主义嘴脸和作风感受到的第一堂课。但不管怎么说，我总算免费补办到了一张护照，能够继续旅行和回到祖国了。
由于我已经一文不名，只好向蓝瑚、李念秀借了几十元美金应付路途的开支。到了昆明以后，又向亲戚借款折成当时的法币偿还了他们。
未料我的厄运还没有结束。
到了加尔各达，飞机又着陆了，再次起飞就将是飞越喜马拉雅山，即经“驼峰航线”到昆明。由于这条航线的飞行高度要比一般航线高得多，而那时的飞机性能及条件都远不像现在的飞机，因此，在起飞前照例要给每个乘客发一个氧气瓶和一件棉袄，用来应付高空的空气稀薄和寒冷。
在排队领东西时，我们几个人是排在后边的，而我呢，大概是生性与世无争吧，又总是排在最后一个，因此等轮到我时，氧气瓶和棉袄都没有了。于是机场方面让我在加尔各达机场停留等候，等有氧气瓶和棉袄时再乘下一次班机走。
自从出了事情之后，我已成了惊弓之鸟，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尽管补到了一本护照，但其他东西全丢光了，连带的近视眼镜还是李念秀的。如果跟大家一起行动，多少还有个照应，此时要我一人孤零零地留在加尔各达，我那里能肯呢？蓝瑚也很不放心，于是大家又和负责人交涉，我也一再表示自己的身体很好，没有棉袄也不要紧，没有氧气瓶也不要紧等等。再三央求之下，负责人终于同意我跟着我们小组一起走了。幸好我在飞机上的情况还算好，也算是我命大吧，最后总算是平安地到达了昆明。
8月28日下午，也就是我们从巴黎启程的第12天，飞机终于降落在了昆明巫家坝机场。到达后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去找我妹妹和妹夫。妹夫李汉松当时是昆明中华书局的经理，他家不住在市内，而是住在昆明近郊吴井桥的中华书局仓库里。我就东问西问地找到了我妹妹家。见面后大家都非常高兴。寒暄之后，妹夫对我说：“今天晚上你就住在这儿，明天早上我带你到市里去看小梵。”
次日上午，妹夫带我去到了小梵住的地方。那是一个堆满了土坯泥巴的小院子，真是名副其实的蓬门陋巷。小梵和她的女友胡剪虹住在一间非常简陋的小屋里，只有两张单人床，一张破桌子，没什么像样的东西。我和小梵分别已整整八年了，其中有一段时间甚至失去联系。她见到我时，感到非常意外。
我们俩真是悲喜交加、百感交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那时小梵实际上已经失业，手头恐怕连买菜的钱都不宽裕。正巧那几天剪虹到沾益找她的未婚夫去了，于是我就在小梵身边住了三天，又跟随我们一同回国的小组飞往重庆。
在见到我妹妹、妹夫后，我把路上那些曲曲折折的经过和惊险讲给他们听，妹妹是个心地善良的人，看见哥哥平安回来，总算没把命送掉，很是为我庆幸。妹夫呢总认为我在国外留了八年学，回到国内可以出人头地，飞黄腾达，哪知我回来却是两袖清风一无所有，所以觉得我留学八年是件十分不划算的事。他对我说：“锡侯啊，你如果留在国内做点生意，现在也该有些经济基础了，绝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我知道他这番话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是肺腑之言。由于妹夫这些年来干得不错，有些经济基础了，所以我离开昆明去重庆时是向妹夫借的钱。
9月1日早晨，我们一行从昆明起飞，下午一点多钟到达重庆。下了飞机后四处打听，费了好些周折总算找到了我们中法大学的老校友陆祖铮。
陆祖铮当时是长江实业银行的经理，为人非常热情。他见到我们感到十分意外，立刻把手头的工作停下来，就在他们银行的一间会客室里接待了我们，我们六七个人把那房间挤得满满的。一听说我们还没有吃午饭，又连忙打电话找人给送面条小吃，把我们的午饭安顿好后，陆祖铮又打电话给在中央银行工作的黄融。黄融也是中法大学的老校友，后来，我们在重庆的生活以及与外界的交往，有很多事情都是靠他们两位的帮助才得以打通的。
第二天一早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在蓝瑚小组长的率领下，带着我们的证件、介绍信等到军令部去报到。尽管刚经历了长途跋涉，我们几个人还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显得精精神神的。
未料军令部负责接待的军官听完我们叙说后，显得很吃惊，他说：“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通知，因此不可能接待或安置你们。其实你们跟军令部一点关系也没有，要联系的话，也应去找教育部。”
接着他又推测：“可能是你们要坐ATA飞机，找个借口而已。”这话犹如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当时我心里就想，早知如此，真不该跑到重庆来。本来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妹妹、妹夫和妻子，可以在昆明就地找个工作的，结果为了到重庆来还向妹夫借路费。
既然军令部安置的希望已经落了空，我们只能按那军官说的去找中央教育部或其他部门，呆在重庆也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长江实业银行的会客室容纳不下我们这些人住宿，因此在那里挤着住了一两个晚上后，我们就住到一个叫做“留法、比、瑞同学会”的机构去了。当然，这也是通过陆祖铮和黄融的奔走周旋才做到的。
当时重庆各大机构和部门里，留法、比、瑞的同学很多。本来这些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但那些地方成了沦陷区，因此都集中到了陪都重庆。因为人数多，所以成立了个“留法、比、瑞同学会”，负责人是蒋介石前妻毛夫人的弟弟毛庆祥。毛本是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由于也是留法的，就顺理成章的成了这个同学会的会长。但他本人很少到同学会来，负责具体事务的是他的一个副官，姓曹。据说曹原来是飞机驾驶的教练员。我们给他起了个绰号“飞机曹”。
同学会临时腾出了一间房子，让我们几个人暂时住在那儿。当时我们都觉得有这些老同学帮忙，在重庆熙熙攘攘的人海中找个工作和出路也许并不是太难。没想到现实并不如我们所想，不久，我们的希望就像肥皂泡一样，一个接一个的幻灭了。
虽然已到了9月份（阴历的八月），重庆仍然非常炎热。白天我们出去四处联系，晚上大家回来互相交流办事的结果，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失望而归。我们住的那个房间毫不透风，热得没办法忍受。幸好客房外有一条长长的走廊，我们晚上就在走廊上铺一张席子，穿个短裤头，光着脊梁睡在那里，每个人拿一把大芭蕉扇不停的扇。
“飞机曹”有时也来看看我们，我们把求职碰壁的情况告诉了他。他倒还热情，给我们出些点子，叫我们把各人的履历情况、希望就业的单位等写下来，让毛庆祥帮着推荐。于是我们连忙写了自己的材料交给“飞机曹”。后来，“飞机曹”带来了毛庆祥给我写的一封推荐信：“兹有我国留法学生朱锡侯君旅法八年，学有专长，现已归国，其专长为……希望贵部能把他推荐到有关的部门，根据他的情况予以聘用为感。”下边盖了一个毛庆祥的签名章。
我们几个人各自得到这样一封推荐信后，心里很高兴，想这一回大概踏实了，便去找中央教育部。当时教育部在离市区很远的乡下，而且交通不便，我们前后跑了四五次。每一次去都是扑空，见不到朱家骅和其他有关负责人。最后总算在高教司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个负责人。
听了我们的情况之后，他直截了当地说：“现在很多大学和科研单位都在忙着复原……目前交通困难，各方面的工作完全跟不上，在这种情况下，部里怎么可能再推荐你们呢？”这番话真让我们打了一个寒颤。之后，我又把自己落难的经过，现在生活无着的事说了一下，问道：“教育部是否可以介绍一临时工作，或者先给一点救助，等我的工作安置好后再归还？”得到的回答是：“这绝不可能。”这时我才算是真正认识到了现实社会冷酷的一面。
在我离开昆明之前，小梵曾一再表示，希望我到重庆后争取回北平。结果到重庆后折腾了半天，别说是回北平，就连谋个饭碗求得个立足之地的希望都难以实现，甚至连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尽管我每天都满怀希望地出去奔波，却总是失望和无奈地回来。借来的钱已快用光，工作没有着落，前途一片茫然。
酷暑炎热、贫困乡愁、悲凉凄苦以及对找工作的焦虑和期待几乎就是我的全部生活。重庆有名的督邮街就在离我们住处不远的地方，那里有不少下江人开的小馆子，如“三六九”啊，“小乐意”啊等等，东西比较便宜实惠。我总是早上去吃一碗阳春面，午间、晚上去吃一点最便宜的菜饭，除此以外，我不买任何东西，不花其它的零用钱，甚至连发也不理，以节省每一分开支。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两件事：一是常看见绸缎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些四川特产的织锦缎，相当漂亮，商家急于把东西脱手换成现金，都在减价出售，非常便宜。我很想给小梵剪几尺缝件衣服，却没有能力买。二是中秋节前夕，街上糕饼店的橱窗里，摆着各式各样的苏式或广式月饼，还没有走到店门口就闻到了香味，我谗得直流口水，却没勇气走进去买个月饼。
就这样一直熬到9月下旬，后来回国的一些同学也坐ATA飞机到了重庆，和我们住在一块儿。恰好这时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和昆明的中法大学分校负责人王树勋到重庆开高教会议，得知了中法大学一些老校友困在重庆找不到工作的情况，双方才算是沟通起来。
当时云南大学有个特殊情况，因为有些教授和系主任是西南联大的人兼任，西南联大一复员，马上显出了教师不足，有不少教授甚至系主任都空缺。这时，王树勋把我们这些刚从法国回来学有专长的同学介绍给了熊庆来，熊庆来非常高兴。
记得那天是王树勋把我带到熊庆来住的地方和他见面的。见面后我们谈得相当投机。熊庆来见我很年轻，谈吐也不错，而且能开心理学、生理学和美学等好几门课，可以说是喜出望外，当即亲笔填了一份聘书交到我手里，聘我为云南大学教授。并预支了一点路费，使我能坐飞机由重庆到昆明。对我来说这真是一个喜讯，于是我接受了熊庆来的聘书。
我是1945年9月30日离开重庆的，屈指一算，在山城大火炉里整整待了一个月。说来也奇怪，我这个人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伴随着七灾八难的，乘飞机离开重庆时，还有个小小的惊险镜头：我坐的那班飞机是从珊瑚坝机场起飞的，由于驾驶员不小心，飞机在临起飞时偏离了跑道，差一点掉进嘉陵江里，因此耽误了两个多小时后才起飞。
哪知到了昆明巫家坝机场时，又赶上云南省里发生政变，省主席龙云被劫持到重庆，于是我们这批乘客被困在飞机场不许进城。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城里。
下汽车后，我叫了一辆人力车拉着随身行李往吴井桥走，没想到刚走到塘子巷口处，就看见小梵已在站那儿等我了，我们俩总算又见了面，我的生活才算暂时安定下来……
父亲晚年
父亲和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