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丨黄国杰：归去来兮，新三届的洋插队

Original: 黄国杰新三届 2019-06-06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黄国杰，文革下乡十年，1977年考取广州中山医学院医疗系，1982年毕业分配到广东省人民医院麻醉科工作，1987年考取新泽西医科和牙科学院(UMDNJ)药理系，自费到美国留学。1992年博士毕业后到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方向是中枢神经系统电生理。1995年到费城宾大做intern。1996年到波士顿麻省总院做麻醉住院医生。1999年毕业后先到纽约市后转到新泽西社区医院做麻醉工作, 任新泽西州Overlook Hospital, Summit, NJ 麻醉医师，业余兼任中山医学院海外校友网站(sysoa.org)编辑。2014年回中山医任麻醉医师至今。

原题

新三届的洋插队

作者：黄国杰

一

老三届，新三届，洋三届

“新三届”公众号，将七七、七八、七九级的大学毕业生定位为“新三届”，以别于文革期间的“老三届”。在该号读了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65届毕业生孟国庆的文章：改开时代走出国门的第一批"洋三届"，感到不少新三届毕业后在不同时段均有不同的出国的洋经历，不少同学甚至在国外定居、养老，其经历的磨练，不亚于文革十年中的上山下乡插队务农，不少文章称之为“洋插队”。

我文革时为六七届高中，1968年上山下乡，到生产队插队务农，是为“老三届”。务农期间，曾试图偷渡香港，无功而返，1977年大学招生，考入广州中山医学院，1982年12月经五年大学毕业，分配到省人民医院工作，是为“新三届”。这段经历，非本文重点，兹不赘述。

1987年自费留学，赴美读博，博士后考医生牌，做了一个麻醉医生，养家糊口。我们七七级毕业生，约有三分之一走出国门（包括港澳），並最终定居海外。我的个人经历与他们无异，並不值得啰嗦。有一点稍微不同是我2014年底返回母校，在广州工作至現在。在这四年中，不少同事对“洋插队”颇感兴趣，而在海外的同学对国内目前医疗行业的情况，基于专业及家国情怀，也很感兴趣。不嫌叨絮，以飨读者。

这里没有高大上的豪言壮语，只是生活琐事、百态人生。文中为尊重个人隐私，均以小某为名，但每个人我都认识。如为道听途说，文中会说明。如果我的朋友看到本文並感不快，请给予谅解，本文不过像一本留美小百科全书，希望对正在、或准备到美国做学生，做博士后的人，面对生活琐事或决定事业去向时有所帮助。本人对文中各位小某，並无恶意，大部分都是好朋友，有些只是人生过客，大家有缘擦肩而过。

二

墓碑上刻上博士

当年各人出国的动机、途径、机遇各有不同，下面是我自己的故事。

我们在学校就读的是“医疗系”，即绝大部分临床医生所受的基本教育，以区别于培养口腔医生的“口腔系”和防疫工作医生的“卫生系”。至于临床工作中各专业的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医生，则是毕业后再经临床训练而成，毕业生当年皆由医院分配入各科。

当年的毕业分配“走后门”，比起现在毕业自找单位的拼爹，丝毫不逊。在分配科室“填志愿”时，自认学习成绩还可以，也喜欢做事干脆的外科。殊不知外科是当时的热门，我一小县城考生，母亲护士，父亲早逝，无门无路，哪排得上我？第二天学习班宣布分科：我被分配去麻醉科！这真是当头一捧，“什么麻醉科”？我们实习並无麻醉科的轮科，外科实习时只关注怎么下刀，怎么止血，完全不知道盖住头部的蓝布后面还有个麻醉师。

我表示我不愿意做麻醉，其它任何科都成，心想大不了做内科，分了最多人去的那一科。医办主任说：我与上级沟通过，你不去麻醉科就将档案退回省卫生厅，分配去省麻风病院。麻风病院位于南海县一个孤岛上。去年（2017）《广州日报》还报道岛上的患者如何如何。在宿舍闷睡了两天，两害取其轻，只有去麻醉科报到上班。

刚入科室，感觉麻醉药真神奇，居然能麻倒病人任由外科医生宰割，麻醉工作也真有用，真能帮到外科医生，最终帮到病人。但麻醉師终究是外科手术的助手，本非我愿，上班除了上午做一台麻醉，科室下午的各类非临床话动：星期一下午政治学习，星期二业务学习，星期三党团活动，星期四科会……等等，本人是迟到早退，经常缺席，在宿舍看书，读英文。

我希望麻醉科讨厌我，把我调到其它科室，甚至去皮肤科也比待在麻醉强，总不成把我调到后勤去做饭。除非我的病人出了事，是我的差错，那我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故虽然消极，不敢怠工。当年十二个手术间，每天手术十七八台，一些泌尿科手术很短，膀胱取石，一上午做三台。开颅、开心，体外循环手术长些，四五个钟头通常也能完。故大部分手术室下午一二点能完回家了。偶尔外伤几只断指再植、接骨头、缝血管、缝神经，弄个二十四小时，麻醉、外科人员均需换接班，这情况不多。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结婚，单位分了十五平米的宿舍，生了个女儿，在单位的幼儿园读书，每月扣了一块七毛五的房租，五六块钱的幼儿园伙食，夫妇一百一十多块工资，每晚带上女儿到街头的烈士陵园玩。妈妈退休跟我们带孩子，弟弟结婚，生一儿子，两家住的距离不足三百米，两家一起做饭，妈妈管账，城市普通人就这么过日子了。

当时改革开放正在进行，不时听说某个同学又出国了，心里就痒痒的。除了这个大潮流的原因外，个人情况也是促成我下决心出国的因素。一是对麻醉专业非我所愿，另一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压力。老婆不经意又怀上了，书记动员去人流，说按政策，违反生育政策，双职工开除，户口迁回农村。我家虽然来自县城，但並无农地可耕，出路大概为回街道做街道工，只有接受人流。但心里总有根刺，心想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当时同一家属楼住的谢姓同学，他在外语学院的同学借他一本美国硏究生入学考试的小册子，说考了这试，再加上托福成绩，就可申请学校。那宣传小册主要是讲如何申请GRE，每部分考试（共三部分)也附了二十道题。我借来看了，下了决心去考。当年外语学院受委托承办该类考试。考试费只收美元，托福二十五元，GRE好像三十五美元。香港亲戚去中国银行交费，凭单报名，到时骑单车去外语学院考试。托福考了两次，最后是580分，还可以，因当时国内有英语三百句及follow me的教材，可以自己复习。GRE则毫无资料，考试只有凭感觉，考了一千八百多分，差强人意，不能再考了，没钱报名了。

有了成绩，怎么报名？报什么学校？当时美国领事馆在广州德政南路开了一个有很重冷气的美国教育咨询中心，五千多间大学的宣传资料随便翻，隨便进，是广州市除友谊啇场外向普通群众开放泠气的地方。

根据上中下皆选的原则，寄了十几封信索取报名表，很快大本大本的报名表格及介绍资料就寄来了。每份1.25元邮寄费将一大叠表格及大学成绩单、自我介绍（statement letter）、报名费（银行支票），寄了四间学校，哈佛、耶鲁、波士顿大学和密西西比大学的药理系博士研究生项目。报名费不便宜呵，三十五到五十五美元一个学校，就报这四个。最后发現新泽西医科及牙科大学不需报名费，立即再加上，再花1.25元邮费。

在等待中过一个多月，原来自认为最有机会的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回信了，说 sorry，我们今年不能接受你，欢迎明年再报。接着哈佛、耶鲁均为拒绝信，也就认了。隔两天，波士顿大学回复，congratulations你被接受了，免一年两万多美元的学費，可在校中担任undergraduate学生的teaching assistant工作，时薪十美元（具体数忘了）。这封信鼓舞很大，立马想着怎么去与单位申请了。

谁知第二天下班收到一封新泽西发过来的电报，说congratulations你被接受了，学杂费全免，外加八千美元一年的奖学金（fellowship），总值四万美元一年，第二年的资助依学习情况再决定，假如你认可，请回电，签证文件 I-20 form 待确认会寄出。

这无疑是天大的喜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须知当时我的工资63元人民币一月，汇率两元多（有人说八元多）换一美元，仅为年薪四百美元弱，对比起八千美元，天壤之别呀！立马到医院隔一马路的省电信门市部去打电报，即现中华广场位置。当时电信刚开始开通国内与港澳电话服务，且仅此一处，人山人海排队等打电话。我和弟弟等了半天，才知道电报不用等，立马回复新泽西我接受：I accept your offer, waiting your documentation !

第二天与麻醉科主任谈，主任说，我们麻醉科很缺人，要以革命需要为重呀。气死人啦。我接着找科党支部书记谈，书记虽然平时对我不严格遵守科纪律时有微言，但对我的临床工作还是认可的，人也通情达理。她说，人家出钱培养我们，为什么不去，主任说的别听他。他自己的儿子去年不就去了美国读书（读大学）！你写个报告来，我替你递上去，你也可以跟罗院长说说。

罗征祥是心外科医生，1953年华西毕业，手术做得很好，都认识我们麻醉的人。第二天罗院长有手术，正在洗手准备上台。我说，罗院长，我打算去美国读博士，人家给八千元一年。罗院长说，黄国杰，你们文革后第一届，医院一定重用你们的，我可以派你出国进修，也是学习呀。我说，罗院长，进修一百次都没有学位，我现在是读博士，到我死了，我的墓碑都可以写某某博士之墓。

罗院长不吭声啦，继续刷手，想了一会，说：打个报告来院办吧。然后上台手术去了。他连硏究研究都没说。须知当年，单位卡，是无法绕过的坎。我多年后才了解到，不少同学联系好出国，单位卡住就黄了。待你曲线救国换单位，或送烟送鸡送礼（当年直接送钱的好像还没有），国外早收满人啦。

我在多年后（2017）有机会与罗院长（他上手术台做到79岁，现86虽仍体健，早年还自驾游西藏，祝好人長寿），向他当面道谢，说假如不是你开明大度，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大不一样。他说，人材是国家的嘛，又不是我罗征祥个人的。

四十年后同学相聚，回看我们新三届毕业生的人生轨迹，特别是自己几十年的经历，感觉到历史潮流，个人处境，信息获取，以及机遇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不少同学当年的成绩，表现比我优秀多去了，也同样出国进修学习，他们选择了留在国内发展，现在有不少是全国各专科的大伽，学科带头人，不少是医院院长，厅局级干部，也读了博士，是博导、硕导，同样可以在墓碑上刻“博士之墓”，非老黄所独有。不过我感到当年这句话让我的上级思考了，批准了我的出国申请。

三

洋插队

1987年出国到2017年，三十年搬了十一次家。去国近三十年，所见多多，以时间为线索容易叙述，每次搬家与环境，工作密切相关，就顺着这个家的变化慢慢展开。

1. 获取签证: F 和 J 签证

提出出国申请十五天，省公安厅（单位是省属单位）就通知去街道注销户口领护照。获取签证，也是一个坎。当年请签非移民签证，通过率少于百分之十，尤其是读书签证（F1）。美领的考量是有无移民倾向，这个仍是目前的主要考量，怕你不回来，抢了美国人的工作。公派(J1)签证，由于受回国两年的限制，通过率几乎百分之一百。F1签证可在美国国内转为移民，那就严了。

签证严否与所申请国家亦严重相关。国家富，在原国家就可赚相当的钱，那美国签就宽，就像目前的中国，英法意等发达国家，甚至赴美免签。我的F1签证因有美国全资助，一下就过。领事只是问我你己是医生，怎么还去读书？我说我读的是药理，与我麻药有关呀。他说 I see。叫我下午去取签证。

当年持自费F1签证的不多，我在美国三十年，只知为数几个当年持F1赴美的。大部分是持J1访问学者签证，随后走不同途径转为绿卡留美的。假如1989年前到的，大部分依老布什总统的特别绿卡获得，不能依此者，则需原派出单位发函同意豁免回国两年要求，由美移民局认可。国内不少大单位，像协和、中大等，是无论如何不肯开这豁免的。

我见过一苏州医学院来的小康，与我同年考上新泽西，在苏州当地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事，学院將当年全校外汇指标五千美元全拿出来给他带走，指望他能为校争光。谁知他当年到了美国，第一个寒假，就出境加拿大，入境时就改成F1签证了。读完毕业当然也就留下来了。不知他多年后如何面对送他出去的学校。1990年前后美国驻加拿大领馆就不再办这类改签了。

2. 惶恐，焦虑的第一年及椰菜鸡

1987年7月2号啟程。虽然学校开学为九月，但听其他人说，开学前可以先打工，一个月能賺七八百美元，打算去早两个月打工。而实际上是半天工没打成，你想，飞机一下地，两眼一抹黑，去那找工？美国並非遍地黄金。与新泽西学校的中国学生电报联络，帮租房子，买好机票，两个皮箱，怀揣五十美元，洋插队了。

中国人帮忙接机，到了新居。与其他两个香港学生分租两个房间，但无厨房及厕所，要去房东处解决。伙食只有买个电飯煲，飯、菜、汤均依赖它。房间十七八平米，比广州的家还大，房租180美元/月，且在意大利人区，安全。学校位于黑人区，每天坐公交车转地铁时，经常有人问（实际是乞讨）要钱：Do you have change? 给他一个25分的硬币quarter就可以了。

第一次上附近的超市ShopRite买菜，可真是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听说有中国学生买了狗吃的肉罐头回家，因未认真看说明，盒上又印着肉，价钱较便宜（这是最主要的），买回去食了，还说与普通罐头没啥差别。我当然也是买最便宜的肉菜。肉是鸡块最便宜的，很多时候39分一磅，菜是椰菜19分一磅。米是加州长身白米20磅1.99元一袋。一个月五十美元伙食费。一上海生化所公派进修生，拿国家教委400美元/月的资助，住房费省不了，只有省食的，一月只花30元食的，也是顿顿有菜有肉：椰菜鸡。我一年天天鸡肉，食到見鸡就怕，甚至二十年以后，对鸡也不感冒。

这一年硏究生院有六个中国大陆学生，有病理、生理、生化、解剖、药理等。年终考试下來，我每门八十分或以上，终于可以拿到第二年的资助。

有两人就没那么幸运了，有一门或两门没达八十分，她俩只能转读硕士，且没有了资助。一广州来的找亲戚资助，一北京来的就去本系一教授的实验室做实验室助理兼读硕。苏州來的小康转学去了纽约上州。六个人剩三个升上第二年。

听说北京來的那女生很快就和本系那洋教授在学校附近一房子住一起了，就是包养了，也是迫于经济压力。当时回北京显然不是选项，只有继续读下去。读了两年，拿到硕士，就离开了这学校，后续如何，不得而知。数年后才从同校同学中知悉此事，不免唏嘘，一种同情而又无耐的感觉。一个姑娘，没有退路，只有暂时找張饭票，渡过目前难关。

刚出国，自然想家。那时越洋电话只有AT&T一家，每分钟1.5美元。国内是街上的电话传呼，传呼亭的大叔知道是美国电话，三步併两步快跑。稍后打电话可打到住家了。一亲戚是水利工程师，防洪时要电话叫他，是市内第一批装的个人电话，先写信家里，约定某日通电话，到时候妈妈、妻子、女儿、弟弟一块上亲戚家等电话。

3. 第一次搬家，继续大浪淘沙

第一年的日子是挺过去了，但是是在惶恐、焦虑中度过的。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就像一个人进了丛林中，你不知道生存的法則。首先是语言有障碍，头三个月听课是人在云雾中，不知道老师说什么，也完全没有教科书的。硏究生的基础科是与医学生一块上的，如解剖、生理、生化等。医学生学生会有上课笔记服务，叫 note service. 交二十元一门科，有人录音，当晚打字出来，第二天发。天天下课后就看头一天的笔记。糊里糊涂听了三个月以后，突然发现老师讲的东西全听得懂了。

语言只是其中一个障碍，文化的隔阂更重要，見到人只有赔笑脸为上着，因为不知道洋人是如何思考、处事的。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验能有用吗？在国内时，路上过来一人，根据地点，来人的穿着，说的话，你大概能判断这人的背景、文化，且这判断通常是不会离谱。到了这，我只能分辨对方是男是女，是白是黑，其它完全没法估摸。

科里给每个研究生指派一个生活导师，任何问题，包括对讲课老师的意见，都可以与他（她）讨论、请教。当然很多人的生活导师並不认真，谈过一二次话会觉得可有可无。我的生活导师是波兰人，耶鲁毕业的PhD，做事很认真负责，五十多岁终生未婚。我有疑问时找她，总能得到她的忠告，后来她还邀请我全家数次去她父亲的生日聚会。

洋人即使明知你没弄懂，通常不会直说你不懂，充其量用更简单的语言重复。这在大学里行得通，在街上的环境末必行。经过这一年磨练，我知道洋人与中国人一样，也会唠叨别人的缺点，也会吵架......就是嘴甜一点，Thank you 不离口。

暑假从宾席法尼亚州來了一对北京夫妇，小初和小冯，也住同一房东的单间。小冯考上病理系來读一年级。我嫌住的地方没法做饭，很不方便，180元房租也贵了点，想搬家。与小初一块找房子。同住的香港学生听说我们找房子，介绍他们一香港同学的出租房。当年的香港学生看不起大陆学生，这是大家同住一年惟一的一次交流。

房子在北纽瓦克，两室有厨厕，在三楼，才三百元月租，我和小初夫妇合租，每人150元，便宜点，当然区域治安差点，是灰色地带，即白人、黑人、墨西哥人混住的地域。房东住二楼，一楼租给印度学生。印度人一做飯，那咖喱味直冲三楼。房东嫁女，给我们看录像，送礼的龙凤金镯两个手臂戴滿，共十八只，看得目瞪口呆。

在第二年，从俄亥俄州转学來了一个上海生化所的大龄学生。他是文革中大学的“老五届”，所里派出來进修，进修结束不回去转考读博士。老兄刚來时与我们一块修生化课。两月后的一天，在学校楼下大厅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老黄，别上六楼的生化系，那里有毒。不久在学校就不見他踪影了。

原来他得了精神病，怀疑有人要害他，大冷天将家里的被子扔院子里，说有毒。一个人一百多块买張灰狗大巴票跑回俄亥俄，又跑回來。中国同学怕他大冷天的，在外头跑会出事冻死，告诉领事館的人。那時中国学生不像现在这么多，领事館一年会來新泽西两次，召集中国学生开个会什么的。生化系老兄受几个生化所的人劝说：领事館最安全，没人能害你，最后去了领事館，领館买張机票送回了上海。

老兄出事没一月，与我同一年考上生化系的同学莉莉出事了。莉莉是河南的，她先生早一年考來同一学校读书，她是奔先生考來的。当來到纽瓦克时，她先生已移情别恋，並转学去了纽约。莉莉父亲是河大的教授，她先生是她父亲的得意门生。莉莉含泪咬牙坚持安顿下来，熬过了第一年。

第二年的生化期中考试刚考完，她腰疼得厉害，以阑尾炎入院，以阑尾炎开刀。术中发现是腰椎肿瘤：多发性骨髓瘤。术后下肢瘫了，那几天同学大家輪流去病房照顾，男的白天，女的晚上。在领事館帮助下，一礼拜后父母从河南赶來，两老住女儿原住的地方，天天來医院陪着。当保险公司的上限三十万美元用完后，他俩带着女儿回河南了。当时看着两老头，头发花白，照顾女儿，自己心里头都发闷: 这留学两年，人都瘫了。听说回去河南一年后就过世了。

在这第二年里，自己开始觉得舒畅了一点。一是买了部二手车並学会了开车，二是开始送报有赚外快。

没车严重限制了自己，比如去海滩，只有坐别人车，去纽约唐人街，公车时间上受限，班车有限，更重要的是没车无法打工。

说说买車。在超市买菜看到留言板上有卖二手车九百元。九年七万英里美国雪佛莱五座车。走路去到车主家，一退休白人載上我和小冯，车一下子就可打上火，声音大，在街上转了两圈。实际上我们都不懂车，知道能开就是了。交了九百元约定明天下午来拿车，等有驾照开车的北京小初回来才有办法把这铁架伙带回来。他还在宾州读大学，要礼拜未回来。

这北京夫妇的故事也挺有意思的，从邻居，我们成了好朋友，至今仍有联系。

小初中专毕业，分配到北大动物房养小白鼠。小冯北大生物系读书，这认识了。男的父亲在机械工业部做事，工作中与一个美国人认识了，美国人说我帮你担保儿子美国读书吧，帮签了个担保书，1985年小初去了宾州读大学，打工交学费，往后与那美国人也仅仅是间中互相探望三两次而已。与最近几年我们报上看到的薄公子由英国佬安排留学那类不是一码事。男的來后帮女的也弄来美国留学了，1988年我们邻居时他俩跑去中国领事館登记结婚了。婚后生一男一女，子女现己大学毕业，男的开个石材厂，雇十几个人生产建筑材料，女的病理毕业后一直做病理研究，1990年代末还被国内聘为“千人计划”人选，最终因家庭在美，未能成行，这是后话。

车开回来了，摆街上。我坐在驾驶位，久久不想下來。这是自己的汽车！没出国前能想象吗？更不要说在知青务农时，做梦都梦不到啦！真是世事难料啊。

我太太经三次签证，终于以陪读F2签证來了。每次签证前准备，预演，越洋电话，那个忙乎，都可以理解啦。开着那二手车，晚上九点从机场接了夫人到家下车，夫人一下车，看路灯昏暗，街上空无一人，第一句话就说：这就是美国啦？

太太到达不够一个月，有台湾來的唐人（中国人）需请住家保姆，照顾三岁、一岁两小儿兼简单家务，月薪800元。太太即去上班了。礼拜末（星期六，日）回家来。做了大半年，至怀上了大儿子，就辞工了。我们大女儿仍留在广州。

打工送报

我除了上课，也需去实验室做实验，礼拜一至六，下午需六点多才离开。同学中已有两人在兼职送报纸。送报纸早上四点多起床去报纸分发站领报纸，然后挨家挨户送，七点钟左右即可结束，刚好回校上课。

学生签证在移民法上可允许校内20小时/每周有薪工作，但校内通常是图书馆或餐厅工作，且学校在黒人区，需按比例雇佣当地居民，需人有限。医学院及研究生院几百个学生只有一个图书馆，根本不要人。校外打工属于非法，但很多老板並不看你身份，出现金。

送报纸很适合学生。我有了车，可以去赚外快了。

报纸是新泽西当地最大的报纸Star Ledger, 相当于广东省的《南方日报》。报纸的分发系统是早上五点前，报纸被二十四英尺長的大货车运到各个分发站，分发站可能在一个仓库或一个小房子，报纸就堆在街上。五点到五点半，各送报童（实际上全是大人，现在送报全是用汽车，与书上读到送报是中学生背上步行送报不一样）拿报纸，通常为80至120份，依各人客户多少而异。拿到报纸装入塑料袋，挨家挨户扔到门前，有些房子前花园很深，要很费劲才能扔二三十米。

星期天报纸量大，两三斤重一份，大量的广告。星期六可拿到大部分的广告，带回家分好，一家一份，星期天拿到当天新闻后再挨家送到前门，每个礼拜天附上一个收费的绿信封。住家将报费放入上礼拜的信封中，压在进大门的地毯下。每礼拜天送报时揭开地毯取回绿信封。礼拜天报费五毛，平常是两毛五，一星期应收两元。不少客户给点小费，通常可收两元五，有一个客户每星期给十元的，有两三户给五元的。给报纸站交费大概是八分一份。

礼拜天送报回来，就和太太拆信封，登记各户交钱。没交钱的信封里放一纸条提醒。虽然送报纸天天早起，但到数钱时心里挺高兴的。一个月下来能有600到800美元的收入。送报纸我一直送到读完博士，着实帮补家庭不少。读书第二年太太來，第三年女儿來，兼添了一个儿子，不能打工只靠奨学金是不够开支的。

送报纸也有困难时候，不管刮风下雪，天天要去。下大雪也要送，会等天亮铲雪车出动了才去。另外有时老板叫去外地开会，展示你的研究，那只能请朋友帮忙送，付回钱给朋友。王光英的兒子当时在美国读书，也是和我们在同一报站送报。

修车记

我这九百元车开了四年多。这期间自己修过水泵、油泵、车门，更别说平时的换油，换刹车片等保养工作。我们一同学从深圳來纽约开会，我开车去接他回家。他告诉我当他坐我车时，他在这边关门，另一边的门就开了。这事几十年后同学聚会还成为笑谈。

修车不便宜，动则几百元，能自己解决就自己来。车零件店有各类车型手册，告诉你怎么诊断，怎么拆开，买什么零件去换，需要什么工具等等。很多时候拆开了，搞不下来，但明天又要去送报纸，只有又装回去，应付明早报纸，再找时间來。修车礼拜天是最理想了，有几乎整天时间。有时我钻在车底下，两个儿子坐在马路边，拿着满是机油的螺丝往嘴巴里塞，弄得脏脏的，给妈妈骂：“你个死仔，弄得成头成身都黑黑的，怎么才洗得干净。”

不过，每次能够修好车，省了錢，心里有满足感，成就感。

4. 第二次搬家及找博士后

1989年，第二年读书完了，有中国同学介绍说他们住在Irvington，房子更大，更便宜，因此搬家。与小初一块搬到一个单位，二百五十元/月，且多了一个共用的厅。房东是一美国白人，願意租房子给中国人，中国人准时交租。

这一年我一同班同学小黄也通过博士后的身份来了美国我读的学校。我开着我的九百元车去接机，在我们住的厅里打地铺安顿下來。

小黄的经历也是当年很多同学的典型。毕业几年后考上生化碩士，三年毕业。当时我在教授Lester 的实验室做一个药理实验，很顺利，三个月就出了一篇文章，Lester 很满意。我趁机向他推荐小黄，Lester 一口答应。我问他需要托福成绩，和其它什么资历材料吗？他说不用，我相信你的推荐。一个星期IAP99签证表就寄出了。

一方顺利另一方就好事多磨了。生化系主任，也是小黄的导师坚决不同意。小黄最后一手就是提出退职。研究生科说你退职要先赔研究生学费，一年五千，三年一万五千元。当年那是一大笔錢啊！发了财的个体户才是“万元户”哩。小黄从深圳的親戚处借來錢，手提包提着那沉重的一万五，交了费才将户口迁移证拿到手，入了親戚处的户口，随即办护照，签证，來了美国。

小黄來到，随即帮他去物色买了部二手车，考过驾照，和我一样送报纸去了。小黄没我送的时间長，赚够还债就不再送了。送报錢也就辛苦錢，小黄是做博士后，老板按NIH标准付他一万八千一年，比我的一年八千的奨学金多去了，能过日子就不去送报了。他老板是药理背景，只是做传统的受体结合实验，小黄是生化背景，带来的生化技术老板很受用，在一个实验室做了近十年，直到老板的NIH资助枯竭，不能再支撑博士后。

小黄只有另找工作，转到另一个实验室干，受不了一个印度二老板的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外无不如此，碰上素质差的，更会发揮得淋漓尽致，小黄实验室的印度人就这样。小黄看这实验室博士后实在是廉价劳动力，不值得留恋。

当时正值世纪之交，电脑“千年虫”问题导致IT行业极需要人。小黄买来电脑书，买两部电脑伺服器联起来，对着书自学、自练。将微软公司提供的四个资格考试（certificate）全部考过，出山去闯世界了。第一份工与实验室工资相似。小黄无半点电脑训练，全靠自学，立即找到工，勇！半年后，有了信心，跳槽，工资加三分一。一年内换了三个工，工资升了一倍。老板出差，外出解决问题，一定要带上他。

德国一个银行用了他们公司的软件，一有事指名要小黄去解决。开始做的是“码工”，即写软件程序。后来小黄感到程序员迟早会被替代，转行做服务器的后台管理，工作不易被替代。后来大量IT工程外包给印度公司，证实了小黄的先見之明。小黄经几年摸索后，在一世界五百强的公司做后台管理，年薪十几万，与做医生的同学不相上下。他的团队从十几个人多年裁员，到只剩下两个人，他是其中一个。无点真功夫，是生存不下来的。最近公司决定将全部IT部门外包，小黄也打算做完这最后两年移交，退休了，來美三十年，划上完美句号。

还有一个在Irvington 住时认识的老范，也是值得一说的人物。

老范父亲是北大经济学教授，建国时是上天安门城楼的，老范说小时候跟着父亲去开会，还被毛主席抱过。改革开放后，考來美国俄亥俄州读水下超声硕士，毕业后无法找工作，因雇主只有海軍部门，不能雇外国人。他又读了一个物理硕士，考了一个教師执照，回来东岸生活。老范做过短时的代课老师，开过餐館。看报上有餐館出让，买入餐館之前去餐館外盯了几天，坐自己车上，看每天有多少客人出入，间接估计餐館的营业额。

电脑千禧年时缺电脑人才，老范又开过电脑人才培训班。老婆也是北京人，文革开始时读四年级，用她自己话说：我就小学四年级文化。她送外卖，上门替人搞卫生，早上也送报，尽管英文字认不了几个，但跟报纸站的人用英文吵起架來不遑多让，我们都大叫佩服。

老范两夫妻最大喜好就是去大西洋城赌博。大西洋城在新泽西，是全美仅有的两个賭博合法的城市，另一个是拉斯维加斯。老范两夫妇平日死做烂做，不时会去大西洋城賭一把。老范对我们说，不能带多钱，太少了也不成，无机会。每次最多带二千元，输完就走。老范住二楼，我们住一楼。夏天热的时候，大家傍晚赤着上身坐在门前侃大山，那时虽然不富裕，但大家都是留学生，没有互相攀比、互相看不起这些个陋习，日子倒乐也融融。

各人都是奔着学业，毕业的路子走。只有老范家是真正过日子了。女兒多次签证未获批，奶奶带着在北京。每次打电话回北京，那六七岁的女兒总是说：我在这很好，不用担心我，你们寄錢回来就好。女儿一直等到十五六岁，老范夫妇入了藉，才移民美国。由于長期不与父母在一起，且成长在北京，在孩子的反叛期转换得並不顺利，來美国读完大学，工作一两年，感觉老美不好相处，回北京找工作，在北京工作了三四年，感觉中国人样样讲关系，很不习惯，又回来美国，大学读的传媒，也不容易找到对口、称心的工作。

回顾老范三十年，來美希望有个好的前程，结果是平平庸庸几十年，以没有陪伴儿女成长为代价，如果当年有选择的机会，你会挑那一条路？回到当时的环境，出国是最佳选择，几乎无人可避免这诱惑。且也无人能预料到中国的发展是如此之大，比天翻地复还要天翻地复。

早两年老范妈妈过世了，回北京把单位分配，当年买下的房子卖了，两兄妹分的钱，比老范在美国熬三十年所积存的钱还多。说起錢，去年我问老范：你去大西洋二十多年，总共賭了多少钱？一出一入，共输了多少钱？老范说，大概共花了二十万吧，输赢一下来，共輸了十万吧。我说，二十多年，大概就一年几千块，等于每年花点钱去度假吧。

我们还说起当年一次虚惊。我们知道他夫妇一般星期五收工后去大西洋城，一般住个一两晚，最迟礼拜天晚上七八点就回到家了。有一次星期二都末見人，小初说，是不是老范夫妇出事了？老范入警局是有先例的。也是据老范老婆说，有一次老范打老婆，老婆一气之下打911电话报警，警察来了不容分说将老范带回扣留所，苐二天老婆去派出所求情，将老范放了。老范出来说：里面蚊子很多，真不容易待。

这回老范几天不見，我和小初正准备去派出所报警失踪寻人，老范夫妇颠悠颠悠开着车回来了，说是开始赢了钱，赌场继续提供免费旅店，心想白吃白住，这个礼拜的搞卫生工不去了。一真到带去的两千块全输完了，只好打道回府！

在Irvington 住的时间最長，两年半，到了九零年四月，我的博士論文写好了，也找到博士后位置了，就离开了新泽西，要搬家到康州New Haven 耶鲁大学做博士后。

在博士毕业和找博士后上，也简单说一下。

博士毕业，先要通过博士論文答辩，答辩委员会全部签名同意，将名字报大学的学位委员会，通过了，毕业时就将学位证发放，将博士帽带你头上（hooding），就完成了。学位证不能补发，但学校留永久档案，学位論文由联邦政府的一个机构印出，放一本在联邦图书館备查。如你个人要印，当时交十来块钱给一本。学位最重要的是論文答辩委员会答辩通过。委员会由最少五人组成，皆需有博士学位。你的老板是当然的主席。最少需三名委员（即大多数）是非本校的，其它学校或公司的硏究部门成员亦可。遴选这四个成员由老板负责，但需学生同意（避免利益冲突，下文介绍一个例子）。

我的硏究是酒精对神经系统钙离子通道的电生理影响。校内的成员为我老板及生理系另一个做离子通道的，校外三个是药厂硏发部门的。一个是Merckpharmaceutical. 另二个Hurfman andRough pharmaceutical 的，均在神经通道上工作。論文副本送他们看，答辩日各人问问题，然后关门讨论，半个钟头后开门宣布通过，或不通过，或需补什么，或修改什么。我的很顺利，一下通过了。但有不通过的，生理系一北京來的学生经历值得一提。

小李，未婚，高高，白白的，比我迟一年入学。他找房子时碰到一个华尔街工作的单身，在Newark有一大房子，养了一条大狗有一米高，雖然狗年老做过一次开心搭桥手术（费用比人做一次搭桥手术还贵），但带上这狗上街绝对无人敢欺负或打你主意。这房东平时不在这住，让小李一房间免费住，条件是要負责天天溜狗喂狗。我去他家跟他一块溜狗觉得这狗長得跟一头小牛似的，但很温顺。小李不用交房租，这几年读书经济就很潇洒了。

我毕业后一年就该他毕业了，但很不顺利并拖了又近一年。原来系里一离异白人女教授看上他，多次邀请看电影、食饭。去了一两次后小李觉得味道不对，以各种借口推搪了。到选答辩成员时，小李觉得两人关系还可以，同意她为成员之一。怎知答辩后她死活不签名，答辩是一票否决的。小李只有将整个事情向老板，老板向硏究生院长完全托出。委员会成员不能半途换人，最后小李以再做多些实验，老板及院长也做工作，半年后再行答辩，最终通过。多年后获知小李最后考过医生牌，在中西部行医。

关于过不了答辩关的例子，还有一个香港來的学生小叶，在中部一大学读博士，做完实验，他老板不具他的名字将结果发表，两人起争执。小叶老板不安排他答辩，学位就拿不到。小叶无拿到学位，來到新泽西做实验室技术员。我在图书馆碰上讲广州话的中国人，大家成了好朋友。他告诉我他將老板告上法庭，偷窃自己的工作成果，一审下来，一方不滿意，正在等二审，云云。二十八年后，当我离开美国时，他的官司仍然未了，总之他就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

读博士通常是头两年修课，成绩及格后叫博士候选人，然后选做实验的老师（简称老板），做完实验，得出结果，就写論文。通常实验结果会写成文章发表，我的实验结果就发表了三篇論文（国内简称SCI文章），但发表文章不是得学位的必须条件，論文通过才是。选老板很重要，没有资助，或过去没发过多少文章的不能选，你担心你的实验做不下去。有已毕业或正在做博士后的人告诉我，假如有选择的话不要选中国人、犹太人和印度人做老板，他们太扣门，拼命榨干你的时间、劳力。毕业后陆陆续续听说的例子是基本如此，但也有很多例外。我自己的老板是爱尔兰人。我认为他是公平（fair），合理的。

找博士后是另一个重要拐点，影响自己往后找工作。我在写論文时就开始找博士后位置了。在Natute, Science 和与本专业有关的杂志上找，最后在匹兹堡大学的一个教授处找到一位置，他的技术是生化，我目前掌握的是电生理，我想假如我掌握两门技术，对我做研究相当有好处。他还提供面试來回机票，对我有电生理技术（patch clamp）也很感兴趣，发明该技术的两德国人在两年前（1987）还为此得了诺贝尔奖。

我甚至租好房子准备下个月搬家了。香港小叶正好周未來串门，听说耶鲁大学有一个实验室也招人，对我有兴趣，极力鼓动我去耶鲁。我说匹兹堡我可学到新技术。小叶说：任何技术随着时间都会变成旧技术，但你去那里做博士后，这个名会跟你一輩子。英国牛津、剑桥校外随时有二三千人在等着机会进去做博士后，你有机会去耶鲁不去太可惜了。

我说匹兹堡我早两天已交按金租房，要损失好几百。他说交25元手续费给银行止付你的支票即可，损失无非25元。我当即电话耶鲁的实验室，约定明天去面试，面试当天即敲定了。事后回顾这一决定对我应该是正确的。

5. 耶鲁三次搬家，医疗保险给付，信用评分及其他

从新泽西搬到New Haven 这次搬家是真正意义上的搬家，人口从单身成了四口之家，老婆，女儿从中国來了，在新泽西生了大儿子，从街上也捡了一張大床墊、一張铁桌子，二百多元买了一張婴儿床……去油可（uhaul）租车公司租了一个最小的拖车卡，用我九百元的白车就可一次搬走了。

在新泽西生儿子的医院收费也值得一说，看看医疗保险的情况。

学校（实际上是联邦政策）要求每个学生要有健康保险才能注册。有个上海來的小杨去保险公司注册一个健康保险，公司马上会给你一个保险号，用这号到学校注册完后立马去保险公司注销保险，一分不花，就搞惦了。我听了没有这样做，我觉得对学校、对保险公司都是一种欺骗，况且最基本的保险一个健康单身只是三百多元一年。我第一年买了三百多。第二年买就变成三千多，原因是一对年轻夫妇，保险必须包含生育险，即使你不生育也要这个价，属于家庭健康保险。所以第三年我女儿来了，保费没有增加。

老婆怀上了，从四个月到分娩时按医生要求，产前检查了五六次，每次抽一大筒血。产科医生是在我实验室做实验的一韩国麻醉医生介绍的，所以那印度女产科医生很客气、很认真。有一次印度医生休假，告诉我们下次来去挂另一个男医生。那医生看完后说，我诊所不接受你的保险公司，下次不要来找我了。事后多年当我在这系统里时，我才知道保险公司，甚至同一公司不同的病人，同一治疗对医生的结付可以相差很大，有时甚至相差两三倍。

儿子顺产生下来，母亲第二天，孩子第三天就出院。约一个月后账单陸续寄來了。接生费三千（看到账单，相较于当时省医二三十元人民币接生费，我下巴都丢下来了），孩子及母亲住院费分别是每人每晚一千零几，检验费四千多，每一项都有时间、项目、费用。总费用是一万一千多。保险公司支付了约六千元，剩下的五千多是我的责任。我看账单，新生兒住院三晚共三千多元，保单上写着“新生兒住院” cover* ，再看*底下的小字：非正常新生兒住院头十天给付。我的是正常新生儿（绝大部分都是正常的啦）！要自付。

再过一个多月，医院寄來了通知，假如你有困难付账，可联系医院财务部，否则账单会移交收账公司（collection agent）。我咨询我一个老美研究生同学，他说，collection agent是律师楼，如果欠费多于五百元，会将你告上法院。你没有錢，就算上了法院，这是医药账单，不会判你坐牢。大不了判你一个月还五十元，慢慢还呗。我跟我老板说，我老板建议我去医院财务科看看。到了财务科，科里的人说，假如你是公民，你无錢，我们有政府资助的項目，帮你减免。你是外国人，我们有另外的项目可以帮你减免部分，你填一些表，看我们可以减免多少。

那些表将我所有的财务情况都要填上去。我的收入，由老板写信，研究生院秘书签名将奖学金写上。我的银行存款由银行出具，我的汽车，包括什么车，哪年生产，跑了多少英里，全写上。资料交上去，约两个礼拜后财务科给我一封信，说根据他们的评估，我所欠五千多元，可减免80%，我个人支付一千一百元，减免部分由医院社区资金支付。

原来根据州法規，凡在本州开业的医院，要将所有收入的5%用于照顾州内穷困病人。医院将减免我们的四千多元上报州政府，作为该項目的一部分。那20%怎么计算出来的？我估计是看着我的银行存款数算出来的。我总共存有一千一百多元存款，交了那数后，就剩二十多元了。我想假如我存有二千多元，那数可能就是40%的了。不管怎样说，我马上写了一張支票寄出。困扰几个月的账单解决了。

说回第三次搬家。先要在当地找屋。在新天堂（New Haven）镇耶鲁大学我找不到认识的人，找屋只能在耶鲁大学的留言板上（当时未有上網）找寻租客的留言。看着地图，看着价钱來找。找到一个朝鲜人的房子，二房一厅二百八十元一月。交了定金就开车搬去了。然后为女儿找学校读二年级。耶鲁附近范围内住的人可入一个小学，是大部分国际学生的家庭入读，校长说有二十八个国家的学生入学。但离我家有好几条街，近一公里远，且要上一个大斜坡。

上班交通在门口就有耶鲁大学的 settle bus，凭耶鲁工卡免费，环绕大学主要学院环行一次要近一个钟头。耶鲁大学由本科八个学院，十二个研究生院组成，New Haven 市几近一半范围为大学佔有，古老的建筑为大学，隔一个街区就是市区，治安很不好。学校和市政府互相依赖，但运作完全不同。历史上关系並不融合，南北战争时一个耶鲁毕业生的將軍经过New Haven 甚至炮轰市政府。

我们搬到新家，我太太说，天天晚上听到鞭炮声，那里开party?我问住地下室的另一租客，一个白人装修工，他说那是附近打一枪，天天晚上有枪战，是黑帮互相打，或警察与黑帮打。住宅街口转角就是生产枪支的工厂，有四五幢厂房两班倒生产。校园（实际並无围墙，建筑物内属大学，街道属当地）相对安全，街上走的绝大部分是学生，四面八方來的学生。

有一次逛一个车库拍卖，听到很地道的普通话，一回头，原来是一个金发碧眼的白人。在这朝鲜人房子往了六个月，这时太太生了二儿子，天天送女儿上下学要推婴儿车带上两岁大儿子，特别是冬天下雪，上斜坡推车，很不容易，我们就搬家了，搬到离小学校稍近，不用上斜坡的willow street。在那住了半年，房东要加租，就又搬到whitney Ave的一个apartment住。在这住得较長，一年半，直到考过医生试，去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医院做 intern 才搬家。

我在耶鲁医学院五官科做博士后，医学院位于33 cedar st，在 New Haven 的南瑞。耶鲁是私立非营利组织，由Yale-Coop 的董事会选择校长管理，董事从何选出这些信息相信網上都有。学校的开支大概由三部分各约占1/3支付组成。一部分是学生学费，虽然不便宜，目前是五万多一年，但只占1/3，另1/3为学校教授们从国家、公司、基金等申请到的研究费，一年好几个亿，(hundred millions)，第三部分为校友多年捐款的投资收入，耶鲁数百年（近四百年历史），校友捐款是继哈佛后的第二多。

耶鲁请你做教授，假如七年内不能升到tenured(所谓的终身教授)，你只有开路一途。就算是终身教授，也不表示耶鲁开你工资一辈子。有些教授耶鲁只提供你工资的10%，其它部分由你的基金支付。从10%到90%不等。如果你找不到资助，头两三年系里可能出錢补够你工资，假如仍然无望拿到基金，你不可能领10%的工资生存，只有走路。

保证100%工资由耶鲁付的叫title professor，冠以某捐款人的名在前的。捐款两百万或以上，年利息收入约5%即近十万元，大概可以支付一个教授的工资。这类政策各个学校不一样，州政府的公立大学，例如很大、名声也很好的加州，纽约州公立大学，与耶鲁的政策也很不一样。但效果是不断鞭策教授做硏究、争取基金。我的老板当年是五官科新招聘的PhD，系里有一个专做舌头味觉，一个专做鼻嗅觉的PhD，我老板做听觉耳毛细胞的研究。

我在耶鲁三年，出了三篇SCI，其中有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学报PNAS上的，影响因子（citation index）是10。有人做过统计，说平均一篇这些文章的发表，花费约十万美元。这些研究经费主要由美国NIH及NSF等政府机构资助，占全部资助90%，剩下的10%由私立机构如基金、药厂提供。

早两年我知道我老板还在耶鲁做教授，能在那立脚二十多年，也不错了。假如在这类一流大学流出来的教授，通常在其它大学混个教授，或系主任当当，也不是难事。事实上很多系找主任，通常就是从一流学校挖來的。

在耶鲁这三年博士后也碰到不少有趣的人，值得一提。

随着国内改开的进展，耶鲁就逐渐有更多中国大陸來的学者了，特别是医学院。医学院地下室那层是飯堂，有午餐卖，中国人通常是自带飯盒，一是省钱，自己带飯菜，不过两元左右，飯堂买西餐，至少要五六元，二个是西餐也並不对口味。但有一个湖北（或湖南？忘记了）来的小邹，是天天买西餐的。

中午11.30到13.30这一个多小时，一定有一堆中国人在那食午餐侃大山的了。小邹是一个，天天不缺，苏州人复旦毕业的小夏是另一个，一定到的，我几乎也是天天到的，少则五六个，多则十个八个人，天南地北，政治经济，海阔天空。每天干活就盼着那 Lunch time 的一个小时了。

小邹与当时已回北大做生命科学院副院长的陈章良是海南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同学，有不少所谓“坚料”。他也买股票，当时上海沪深指数才180点(1992年)，他是看好股市的。我们认为会计制度不完善，不值得玩。小邹在耶鲁做了四五年博士后，转到其它地方去了。小夏在生化系做博士后，然后升为facaulty、副教授……

早两年耶鲁朋友说他一直留在耶鲁。我在耶鲁做了三年博士后，后来考过医生试，1995年也转去宾大做住院医去了。这以后就没再碰到这样棋逢敌手的胡乱辨論了。不知现在飯堂是否仍有热闹的中国博士后Lunch time侃大山了。还挺怀念的。

在新泽西时就读是单纯的医学院，开始仅有PhD中国学生，后来有少数几个博士后来了。耶鲁是综合学校，读工科的、经济的等等都有。耶鲁也有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好像当年有二三百中国人的。什么选学生会主席，喜莱莉到耶鲁竞选之类，只是过眼云烟。倒是1992年中领館中秋节买月饼招待学生，还记得很清楚，带来一百多盒月瓶，隨便吃，不能带走。

当时NIH博士后标准是一万八千年薪，我老板給我两万二，不错了，也不送报纸了。到我的九百元车坏了transmission，俗称波箱，修复要三千元。只有叫人拖走，贷款买了一部美国箱型车，Dodge，一万六千元。在这趁此说一说美国的信用系统。

美国有三大信用评估公司，收集每个美国生活的人的借还款资料，诸如买屋、买车，申请信用卡，甚至电气公司、燃气公司的账单付款纪录，以评估个人的信用分数。银行、信用卡公司给你借贷主要是根据收入及信用分数來定，信用卡借款实际上是无抵押贷款。我一个学生，无记录在案，即分数很低，申请不到信用卡。但开会去订旅店不能不用信用卡，只好借同学的信用卡订。

后来有公司发行相当于借记卡的信用卡，即预存五百元入该公司，你的卡就只能用五百元，到你还款后再用。我要买车时去贷款，车证是由银行保存，即这是有抵押贷款，所以可以贷给我。但我的信用分数低，所以贷款利率高，为12.5%年利，普通人只需7-8%。当我一年内每个月按时还款，我的分数就加上去了。一年后我申请信用卡，没有什么障碍就申请到了。几年后我需要买第二部新车时，利率只需6%了。

这种信用分数与收入，做什么工似乎关系不大。我的老板在新泽西买了屋，1990年经济下行吋，他的屋贷款每月还款数与他出租的租金相比差很多，他认为供得越長，亏得越大。申请经济破产，银行断供，银行将屋收回。他告诉我们，说八年内他申请不了信用卡（己在用的好像並无问题，只要月月还款），也申请不到钱买房。他也是租房，不是像我租两百五十元的apartment，是租八百元的独立房，门口有一公共湖，他自己装一小马达发动的小舢板，兴致冲冲地載着我们在湖上转。

能不能借，利率高低，与这信用分数有关，能借多少，与你收入（即还款能力）有关。

再说说加工资。生化系有一北京來的博士后，做一段时间后觉得老板给他工资少，听人说要升工资就要跟老板说你想走，老板为留你，一定加你工资。他听懂了前半句，没听懂后半句，不知道自己在老板心目中的地位。一天早上趁机跟老板说想走。老板说你现在就可以走，明天不用來上班了。他实际上並没准备走，这下懵了，班又无得上。求老板肯定不成，只有跟同学、熟人，认识的人找，三个月后才在本学校另一个教授实验室找到工，原工资。有一个博士后，上班看报纸，给老板训他：我请你来不是来看报纸的，是请你來做工的。吓得他从此不敢带报纸回系里。

我在耶鲁又添了一个儿子。这个孩子是在新泽西怀上的，有了生大儿子付账单的经历，为省錢，这次一次产前检查也没做。到了耶鲁一个多月孩子就出生了。老板帮买了耶鲁本校办的保险。这次生孩子，保险全付了，我连账单都没見到。耶鲁由于本身职工体量大，自办医疗保险（GE等有数的几个大公司亦如此），耶鲁保险也自办诊所，请些nurse practitioner 相当于中国过去的医士，中专毕业再经训练，相当于家庭医生，这样省钱。解决不了才转诊去医院。这制度对医疗质量並无影响。例如由于我们来自肝炎高发区中国，给我们全家都打乙肝疫苗。

生小儿子当时还有个小插曲。太太半夜作产破水，一点多钟，我立马开车送医院。两个孩子又不敢单独留在家，全家都进去。开车路上碰到红灯，我一踩油冲过去了。立马警灯闪闪，警铃大作，一部警车追上來。我只有停下车，摇下窗门大声说：我老婆正作产，我们赶去医院。警察喇叭说：go ahead，走吧。去到医院十来分钟孩子就出生了。

夫人在家带三个孩子，大女儿上二年级，一个礼拜车她去学钢琴45分钟，每次二十五元，她持续学了好几年，一直到上九年级（高中）。她不想学了，我们也觉得学这钢琴严重干扰学习就不值得。家里没条件买钢琴，就买一个几十块钱的电子琴练习。

说起孩子学钢琴，这里的中国人，只要有条件（即除了两餐还能支付这学费）的家庭，都去学琴，大部分是钢琴，小部分学小提琴，很少一些学其它乐器。孩子大了，还有重新拿起来的吗？恐怕很少，我所认识的熟人的孩子，没有一个以此为业的。那这投入的时间、精力，值得吗？这就是見仁見智了。单纯从功利看，当然不是一个好投资。

女兒上学后夫人就带上俩小的到公园，和其他大陸來的带孩子的一块。一天太太说隔壁的上海婆跟她说，那些土博士（中国读了学位来这做博士后）怎么能与你先生和我儿子这些洋博士（即在这拿的学位）比呢！笑了我半天。

国际学校一年有一次“国际学生节”，各个学生和家长带自己特色的美食去参加。我们带过蛋炒饭、煎餃子、年糕。

耶鲁每年从New Haven 中学招收一名学生，不是与全国申请的学生相拼，只是挑全校成绩最好的一个，大概以此作为对本市教育的一个姿态。哈佛大学也有相似的項目。数年后我到哈佛做住院医，住在Quincy，女兒入读Quincy 中学，当时也知道哈佛亦每年从该中学选一个成绩最好的学生入读。脸书（Facebook）的女主人Miss Chen 当年读中学就与女儿同学，成绩排第二，女儿排第一，但我女儿升九年级即离开Quincy搬到新泽西，这是后话。

New Haven 无唐人街，只有一间几十年前來此的香港人开的只卖中国工艺品的店。随着中国学者越来越多，有个中国（西安？）來的学者辞工专卖中国食品。每个礼拜六从纽约唐人街买来青菜、肉、杂货，用一部箱型车在路边卖，很热闹。

我们一个月开车出一次纽约唐人街，去飯店飲茶，Dimxun(点心)，然后买菜、副食品等。一个月没去，就觉得好像有件事设办似的。

读书时持学生签证，做博后时转为工作签证（H），随后转为绿卡。

学位拿到了，博士后也做了，何去何从？我写信咨询国内同学，想回国工作，国内同学说目前並不是好时候，过几年再说啦。1995年拿到绿卡后，曾回国一次。出国八年，广州一切都在变，到处挖路，建房子。見过时任省医院长的X院长（批我出国的罗院长已从位置上退下来了）。X院长说，等你当了主任再回来吧。

当主任不是学术上厉害就成的，还要政治上，connection，那么容易吗？实际上美国那么多学校，那么多系，中国人，包括台湾來的，香港来的，能当上主任（正主任，第一把手）的，实在没几个。我当时感觉他是不欢迎我的，虽然我离院时是停薪留职。我曾经写信港大药理系询问是否要人，但如石沉大海，无回音。

回去无门，只有向前走了。考医生试（board）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我是医学院毕业，做了几年临床，美国医生收入比PhD要高，约为两三倍。

既定方向，就开始复习了。解剖、病理……一门门啃。心理学是没学过的，什么家中長子(長女)在什么情况下行为模式最可能是什么？这些靠蒙的题，最难。我自己是白天上班，晚上复习。我知道一些校友是不工作，天天复习，生活靠老婆去衣厂工作维持，复习一年考一次试（part I 和 part II），有人做了医生嫌老婆土气，一扔手走了，现代陈世美，无语。我是拖家带口，只有边干边考。一年半，把两个试考了。考试只是起始的一步，且由自己掌控。但到申请住院医就完全由别人决定了。

先插一段住院医制度背景介绍。

美国承认联合国WHO列入的全世界各国医学院毕业生资格，但所有医生执业均需经认证的住院医培训才能发执业证。这培训由美国老年医保（medicare）资助，当年每人每年约10万元发到医院，住院医工资目前第一年约五万。我做住院医时为三万。美国医師协会（AMA）及受其影响的医学院协会设定每年医学院毕业生人数为所需人数（每年退休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余下的百分之二十由各国来的医生（ECFMG）补充。

联合国曾多次开会批评美、英（实行类似政策），说这是brain drainage。某些非洲国家一年只有医学院毕业生五十人，三十五人来了美英执业。批评归批评，美英政策继续，各国的医生仍然络绎于途。ECFMG系统用得最多的国家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他们很多人医学院一毕业就考过试，來美国做住院医了。台湾人來得早，也有不少台湾医生在这执业。

中国大陸医学院毕业生在1990年代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目前有大概四千人执业。最多的是北医600多人，第二是上医，中山医第三，约五百五十人左右。拿执照的必须途径是住院医训练，进不了那试就白考了（七年之内有效）。我认识我们届就有同学考试过了，找住院医找了四五年，每年花在面试上飞机票都近五千元。最后放弃了，安心做其它工作。

找住院医专科由考生自己选。我第一个面试是内科，那个住院医的主任对我说，你过去是麻醉医生，我不相信你会真心來内科。后来我才知道麻醉比内科赚钱多成倍。所以那个主任这样说。

虽然我入医学之门是麻醉，我开始并不喜欢，但做过五年临床，重做住院医，应容易一些，轻车熟路嘛。况且收入高，年近半百（47岁）了，做人看钱份上啦！随后申请的項目都是麻醉专业了。

可能我有做麻醉的经历，PhD 論文也是有关麻药机理，所以去面试五间医院，四间当即答应收我，out of match。因为我不是美国医学院毕业生，不一定需经过每年三月十五号全国的 match。一般美国毕业生申请十间医院，我面试至麻省总院后就不再去面试了，我选定了哈佛医学院的麻省总院麻醉科。麻省总院是世界第一例全身麻醉的地方，也是目前为止全世界麻醉最好的医院。麻醉住院医需先做一年intern，在非麻醉科室輪转。

我去宾大的presbyterian hospital面试，那个項目主任知道我已被MGH接受，立马就答应收我。找两个住院医位置的事，一个月内就解决了。从决定了去向，至等着七月一日去費城上班那三四个月，是人生中最愉快的日子，走路都觉得轻快。三十八岁出国读书，四十七岁做住院医。当年並无意识年纪，只是天天向前走。现在步入知天命之年，回头看，才意识到岁月不饶人这道理。

6. 搬家到费城宾大做intern，没有医疗保险得急病怎么办？

耶鲁做了三年博士后，找到住院医，1995年6月29号就搬家到费城，开始新的地方了。

费城中心房租贵，宾大在费城西部，治安很差，去看过社区的小学，一色的“有色人种”，决定不住费城，过河住新泽西的小镇Maple shape, 宁愿每天通勤四十五分钟，治安好，学校不差。

在宾大附属医院presbyteria做一年intern, 对我來说，这是全新的领域，跟做研究不一样。做研究你自己安排你的步伐，做临床是你适应病人多少、轻重。上一天白班收五六个新病人，写病历，写不完就下不了班。当时还没有规定住院医一天不能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的法规。三天值一次班，值班当天七点开始，第二天七点将病人交值班的，然后上手术，下午两三点才完手术，己经是连续工作三十多小时了。回家路上开车只是机械性动作而已。第三天正常白班，第四天又要值班了。

有文章发表在JAMA上说，住院医汽车出事率比社会上同龄人高很多。2000年左右政府制订法律，医院安排住院医工作一天不能超过十八小时。在急诊室的一个月，天天晚上的病人不是枪伤就是药物过量，再不然就是psych患者，胡言乱语。做医生接触到不同的病人，不同阶层的人士，也挺有意思的。为了解美国社会，说说見到的病人。

一輩子依赖政府的人

我管一个慢性胰腺炎的病人，男，31岁。我问他你做什么工作？他很骄傲地说：我从未工作过，一个月领九百元的殘疾救济款，医病靠穷人保险medicaid。原来他在中学时与人打架，枪战中击中胰腺，成慢性胰腺炎，从此成几等殘疾（政府有一定标准），月月领政府救济。

还有一类人也是長期依赖政府救济生活的。就是带孩子的单身母亲。单身母亲需要在家照顾孩子，不能工作，政府救济。母亲一个月八百多元，添一个孩子加二百多。有两个孩子加起来就一千二三百元一月，比去找份最低工资工作，例如做个接待员或麦当劳工作，收入差不多。

这样的单身母亲福利政策造成两个坏后果，一是生身父亲不结婚，虽然是住一起，但不必负责任。另一个是多生孩子，这些孩子缺少父教且長期在贫困中生活，一代一代翻不了身，且这类人群不重视教育，难以在社会的阶梯上爬上去。我在产科見不少产妇，三个孩子三个不同的父亲（当然目前通常是与一个男人住一起）。

没有医疗保险得了阑尾炎

没有医疗保险，得了急病怎么办？

在外科輪科，一天院办pager说叫我去急诊室找某医生。原来急诊收了一个福州人急性阑尾炎，不懂英文，只是提供一張字条，写着纽约一个地址和名字。我协助那急诊室医生问诊完成病历，当晚我值班参与了手术，术前签字将基本情况摸清了。福州人，二十岁，早两年偷渡来美，正在南部佐治亚打工还钱，因为办事坐唐人街的长途巴士返纽约，一上车就肚子疼，到了费城疼得叫救命，司机只好将他送到最近的医院，就是我们医院急诊室。字条上的地址，名字是蛇头交代的。

第三天没有什么併发症且白细胞降下来，attendant 指示让他出院了。出院前他说伤口还没拆线怎么办？我告诉他没关系，术后五天可自己拆线，给他一个医院用的 stable remover，一些酒精和纱布，出院走了。一个多月以后，pager 叫我去財务科，说阑尾炎那个病人提供的姓名，地址，电话都查不到的（假的）。我只有将所知情况说一下，这肯定是烂账的了。

另一个情况也值得参考。一个我们住New Haven 认识的朋友，上海來，在康州开餐館，就那种遍布全美的外卖中餐。妈妈从上海來帮带孩子。一天老妈妈心绞痛，急诊室入院，做了支架。术后账单一万多元寄來。由于妈妈入急诊时签名由她女儿签，所以账单全部由女儿负责。两年后才还完那一万多。

相似情况发生在北京小冯妈妈身上。她妈妈从北京來探親帮带孙子。当年冬天，在车道上滑一跤，将右手腕关节摔断了。当晚打电话我求咨询。我告诉她这骨折应去医院，拖到回国才治不是办法。然后将上述两例子讲给她听，假如那些 paper work 仅由你妈妈签名，账单就追不到你身上。

中国在1990年代曾经普遍出现过“有病无錢莫进来”，病人在急诊室外流血致死也无人抢救的，因为没付费。过去这类问题在美国也曾是普通现象。后来政府立法，规定各医院的急诊室，无論患者有无保险，无论患者年龄、种族……等等，均需治疗患者，将病情稳定，安排转诊。由于有这一法律，急诊室的病人是无法推搪的，且同样经受 liability 的标准，有差错一样告你。绝大部分医院急诊室是亏錢的，达到一定规模的医院（以床位为规模标准）则一定要配备急诊室。

美国急诊室费用不菲。我兒子早两年与同学去滑雪，右手小指可疑断了，去当地看急诊。照X光片，骨没断，用酒精擦擦，用个brace(sprint)即嘣带带片木头，包扎一下回家。事后账单一千八百元，保险公司说事前未报备批准，且发生在外州（宾州），不予报销。我只有乖乖付账。

费城宾大的图书馆，博物馆，宾大隔壁的Drexel大学，即江书记儿子读书的大学，都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但如上面所说，一天到晚忙个没完，根本没有时间去看，一年就过去了。

7. 开始出現的中国学者协会及海外校友会，海归回流

在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学生学者在美逗留时间的增长，各种组织开始形成，抱团取暖。也有不少学者结队回国。我在费城这一年的经历及一些人物，值得一提。

回国的领軍人物。

我医学院同班同学小張是大学校长多次來美从费城招聘回去的。小張毕业后考回血液肿瘤的研究生。毕业了就跟着潮流搞出国。没考托福，也没有GRE. 直接写信自我推荐，说我喜欢你的研究，希望到你那读博士。纽约上州 syracuse一做爱滋病研究的教授接受了他，给他奨学金，托福是來到学校为应付入学注册要求第二天考的。小張也考过了医生试，但没有去申请住院医，而是申请了博士后，他认为再花二三年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再回去做住院医ID专业。到了费城做博后，然后 Assistantprofessor, associated professor，在Sciences,Nature, New England J of Medicine 上相继发表文章。2010年国家入选千人计划回到广州，手下招聘了一班人，也算是领軍人物了。

当年在费城做博士后，后来被当时的校长招揽回去的十几个海归，俗称十三太保之一的Z博士，回国之前与小張、我，我们几个中山医毕业的，在费城燒烤。Z博士要回国，小孩子最有抵触，因要与玩伴分离。Z博士回国二十多年，后渐转入行政，上調北京工作。下定决心回国服务，是要牺牲一些眼前利益，克服一些困难的。回国是否适应水土，则另当别论。依个人决心，修养，以及落地时当年的土壤情况密切相关。十三太保听说过半又回来美国了，不少是重新再来，原来的位置己经没了，我就认识其中的一些。

中山医美东校友会。

当时在全美各地的学生学者，隨着在当地社会时间越長，捲入越深，要拨根回国的机会就越少了。不少校友在1990年代中后期均在美国东西两岸成立校友会，抱团取暖，提供平台与母校联系。北大、清华、中山医校友会均成立于那时。中山医校友在纽约、波士顿、华盛顿三地的校友成立“美东校友会”。我当时在费城，也是开两个小时车去纽约开成立大会，母校则派时任正院长的彭教授出席。

医学院校友会由于是大部分由执业医生组成，各药厂乐于赞助，因而二十多年来校友会均年年有活动，对当地校友的学术、生活交流，甚至对刚到美国找住院医的年轻校友，均有一定帮助，对推动中外医学交流起到一定作用。类比于其它单纯的大学校友会，由于大学毕业生专业繁多，内聚力不大，外部赞助商不多，通常是人寿保险、会计師楼等间中有兴趣赞助，希望在校友活动时拉到新客户，故多年來会务活动稀缺，校友会徒有其名的，不在少数。

1990年代来美国的中国专业人才越来越多，各类专业的中国学者协会也随之誕生。作为麻醉医生，北医毕业的王医生，在宾州一个中等城市执业，1995年也拉起了全美中国麻醉医師协会。我在费城也参加了。王医生听说后来直接就回北京工作了，协会继续办下去，在最近几年的中国住院医培训上也在项目推动、引荐、培训上做工作，总之是希望为母校、母国的发展做点工作。近几年以波士顿的麻醉医生为主要推手的也另起炉灶，成立美国中国麻醉師协会，推动类似的活动。

最近几年加州一批以内科医生为主的中国医生，也成立协会，推动中国住院医培训，兼搞些远程医疗之类的，这其中有社会游资渗透，成立公司，已非早年单纯的学术，校友协会可类比。只要有利益渗涉其中，问题就开始复杂化了，让国内不明就里的医生、学者在选择上，增加不少困扰。

在美的华人專业团体，校友会等民间组织，其积极和中坚分子，大多数都是抱着为同胞，为祖国出点力，为祖国的繁忙昌盛貢献自己的力量。我所认识的最终回归祖国服务的中山医人，无不是当年校友会的积极分子。

8. 搬家到波士顿及麻省总院

在费城一年的住院医intern 一眨眼就过去了。六月底最后一个礼拜，结束训练，拿到结业证，就搬家到波士顿，七月一日准时到麻省总院报到开始三年的住院医训练了。

波士顿可以说是个大学城，哈佛及麻省理工为其首，几近二十间大学都位于此。街上的行人大都很年轻，很朝气阳光。

麻省总院麻醉科一年新收住院医二十八人，三年在院的住院医，加上专科训练的fellow，学生合起来就几近一百个人。当然手术室数也多，院内四楼就六十八间手术室，还有院外的MRI，住院医还要輪转到麻省耳鼻喉医院、波士顿兒童医院、布列根妇女医院進行相应的专科以及院内的ICU。所以麻醉科还得另雇十个八个麻醉护士上麻醉，我们麻醉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缺一不可的。

麻醉科值夜班六个住院医，男女不分，睡两间房的上下铺。一夜能在床上睡两三小时就算那晚 lucky了。听说现在值班房仍然是男女不分间的。

在波士顿这三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和事值得一提。可能一是已來美近十年了，一切都司空見惯了，留不下什么印象，二是做临床与基础不一样，没有机会与中国大陸的学生学者一块午餐侃大山了。麻省总院当然有不少中国面孔的教授、学生，但其背景大部分是ABC，即American Born Chinese，偶尔碰到有口音的，一聊是从台湾、香港，或马來西亚、越南、缅甸……等全世界各地來的华人。他们的故事，尤其是越南船民的经历，也是相当动人的，不过与本文主题无关，不提。

波士顿的地铁很方便，黄线、蓝线、绿线，我住北昆士，红綫直到麻总门口。在同一地方住三年，住到做完住院医，在纽约找到工作，搬家走人。

这找工作的经历或许值得和大家分享。由于美国医師协会掌控了美国的医学院毕业生的总数量（详细见前的ECFMG），医生总能找到工作的，问题是在那里，工资多少而已。

从住院医毕业，东岸，西岸，南部……看你喜欢了。我一同学从中部电话我，说他们那里要招人，三十多万年薪。这比当时东西岸的十几万多几近一倍。我当时自定的原則是：1.去有中文学校的地方，让子女学点中文。2.去方便买中国菜的地方。有些地方，买瓶醤油都要开车七八个小时，賺到錢又有什么意义？

美国东岸、西岸满足我那两条件。顺利在纽约市史丹登島的一大学医院找到工作。但为让孩子能上好点的学校，家住在新泽西，每天开车单程四十五分钟。这在纽约市算是平均数啦。三年后新泽西住所附近的医院聘人，又換到新泽西工作，上班只需八分钟。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了，天天如此。

四

尾声

家国情怀

东晋陶渊明“归来去兮”辞：归来去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故乡，未曾离开故土是极难理解这词包含的情感的。只有你人在他乡，才有那种思乡的感觉，想哭，胃像给抽提到心脏。我生于斯，長于斯，父母葬于斯，三十八岁才出国。出国后笫一次去到纽约唐人街，看到中文招牌，听到满耳的广州话，像触电似的，脑袋为之一震。

为了前途，为了生活，忙忙碌碌，东奔西跑，提着行李，租着“油可”（U-Haul），在美国搬了十次家。当孩子都大学毕业，找到工作，家里进入“空巢期”，思归之情油然而生。2014年中秋之夜，我溜狗路上，看新州（New Jersey）的月亮，碩大如盘，银光泻地，叶落萧瑟，有感而发。

七绝中秋望月

胡地虽好非我家，

岁月蹉跎逝韶华，

祗望来年春暖日，

回乡聚友再品茶。

在纪念入学三十五年同学聚会游輪上，也拾人牙慧，填一词“采桑子”。

釆桑子

美食阳光海沙软，

年年游船，

今又游船。

同学聚首庆团圆。

三十六载途匪短，

峰回路转，

峰回路转。

夫妻携手覓桃源。

我们那时已在覓这桃源了，广州成惟一选地。我的弟妹，我太太的兄妹，均居于此，还有更好的选择吗？

退休做寓公也很闷呀，倒不如利用自己一技之长，回一医院做做临床麻醉，回馈培养我成才的母校吧。而且在国内有美国执照的医生还不多，至少在广州如此。

我广州一親戚说，你死蠢，回来收入只有美国的零头，倒不如做多一年，到时返来玩下就系啦。我想，蠢与否，看判断点而已，我的点在于参与。

尽管如是说，真要“扚起心肝”回程，也难免有伤感。下面是2014年收拾行李时所写。

今天是十二月一号，是这次返国前一天，今晚就坐国泰航空经香港回国。这次是长期回国，不像过去祇回去一两个礼拜就回来了。心里颇为伤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次又回河东了。

三十年，实际上是二十八年，一九八七年来美国，二零一四年回去。这“三十年”奋斗的一切，转眼一抛身后，与来时一样，也是两个皮箱，唯一不一样是多了一部手提电脑，一九八七年来时手提电脑还没有出现。

这二十八年，从中年变成了老年，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三个孩子，美国的纳税人，不愿意与我同回。罢了，孩子大了，他有他的路要走，也由不得我。

早几年，我曾经对我的儿子说，你回中国的话，我将我的养老钱，帮你开个小杂货店，给你说个老婆，与父母过日子吧。他们过去曾多次跟我们回国，也感性上知道一些情况，回我说: 打死也不回去。阿弥陀佛！

回广州四年，在公立医院工作，見到国内的医院与三十年前的情况，也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与美国的医疗系统相比，还有不少差距。非本文主题，有机会再聊。

作者2018年5月摄於新泽西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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