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 | 顾晓阳：日本的房东井口大叔

作家简历本文作者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留学日本的生活

及房东井口大叔

作者 ：顾晓阳

原载：野事野史

1.

我上中学学的是俄语，基本上只会说“我爱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万岁”和“缴枪不杀”。后来中苏两国老打不起来，“缴枪不杀”就忘了。“我爱北京天安门”好像动词有阴性阳性的问题，日久也二糊了。只有“毛主席万岁”牢牢记在心间，而且派上了用场。

我在东京圣保罗学院学日语时，班里同学大部分是台湾人，也有少数马来西亚华人和大陆人。有一天日本老师说：“台湾人和马来西亚人都会讲几句英文，只有中国人不会。”这话一下激起了我的爱国感情和虚荣心，我说：“我们不说英文，但会说俄文。”老师说：“是吗？你说几句听听。”我清清嗓子，用俄语激情高呼：“毛主席万岁——！”这句话俄语说来很长，而且要打好几个嘟噜，大舌头讲不来的。口号喊完，教室里鸦雀无声，全服了。女老师爱用感叹词，赞叹地说：“嚯啦！这是什么意思啊？”我矜持地笑笑，给他们留下个迷。

本班同学大多比我早来日本一年以上，有些女生还在“水商卖”（风俗营业）场所打工，工作中必须进行会话，所以说起日语来都噼里啪啦的，甭管对不对，能跟人交流。我在大学学过日语，结业考试优，有点基础，但张不开嘴，听力也差，远远比不上这些人。但一到考试要写卷子，水商卖的同学们呼啦一下就把我围上了，因为我懂语法。在实际生活中，是懂语法好呢，还是能噼里啪啦说话好？当然是噼里啪啦好！痛苦的教训使我明白了：倘若你学外语的目的并不是为念博士，那最好向水商卖同学学习，拼命去“胡说八道”好了，学语法没用。

小孩子学说话并不先学语法，周围人怎么说，他就怎么说。我在东京的小巷子里，经常碰到放学的小学生，听他们说话，别提多忌妒了，小小年纪，怎么把日语说得那么标准啊！比我强太多啦！

辜鸿铭小时候被带到德国，一句德语不会，监护人上来就教他背诵歌德那类人的经典著作，意思完全不明白，硬是死背，背到滚瓜烂熟。他就是这么学会德语的，日后受益良深。有道是：“各村都有许多高招儿”啊！

日本的报社都雇有很多推销员，挨家挨户发展订户。有一天来了个《朝日新闻》的，提溜着一大盒洗衣粉，鞠了躬之后，说订报就送洗衣粉。我贪小便宜的心一动，看上那盒洗衣粉了，于是成了《朝日新闻》的订户。此后养成习惯，醒来第一件事就是看报，早晨不忙的话，能看一个小时。当时中国的报纸还都是对开四版的，望着《朝日新闻》那书籍一般的厚厚一沓，不胜艳羡，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这样的报纸就好了！《朝日新闻》是左派报纸，有关中国的消息较多，容易引发兴味，有些常用的外来语，不查字典，慢慢也能猜出意思。一年以后，我又白拿了一盒洗衣粉。

秋叶原

老友的太太列列是日语专业毕业，在丸红北京事务所工作，来日本出差。那时中国人来东京，必去秋叶原电器街。列列是第一次来日本，我陪她去了。她要买个“随身听”，跟售货员砍价。她说中文就快，说日文也快，我基本听不明白，但我注意到她的话里频频出现“勉强”这个词。日语汉字“勉强”的意思是学习，“学日语”就是“日本语勉强”。买完东西，我问她：你老说勉强勉强，什么意思？她说：就是打折。“不是学习吗？”“是，但也有打折的意思。”“噢。”

有一天我在驹込商业街闲逛，这是条小街，但很繁华，布满小店铺，卖什么的都有。我在一家陶瓷小店看上一套茶具，也就三五百日元，我想砍砍价，便叫道：“老板！勉强一下吧？”小店只有老板一人，是个中年汉子，额头上缠着布条，根本不理我。我叫了三遍，他转过头，高声对我说：“勉强？你上学校勉强去吧！”说得我臊眉搭眼，灰溜溜走了。

不久我搬家到埼玉县川口。有一次跟房东井口大叔聊天，给他讲了这件事。大叔哈哈大笑。我说：“难道‘勉强’没有打折扣的意思吗？”大叔以前在伊藤忠商社工作多年，曾派驻过芝加哥，他一边笑一边说：“有是有，但只有像我们伊藤忠这种大商社在谈大买卖的时候，才会说‘勉强’，你买把茶壶勉强什么呀？”

2.

日本是单一民族，排外。但正因如此，社会上就有一部分人要克服这种偏狭，反其道而行之，有意识地与外国人交好，做“地球人”。东京有很多专门帮助外国留学生的小团体，都是自发的、义务的。有的给留学生办拍卖会，以极低的价钱出售五花八门的商品，都是他们募集来的，我曾经买过一套十分精美的咖啡杯和一套红铜小圆碟（盛蛋糕的），极便宜，铜碟现在还保存着。我还和一伙年轻人去过镰仓游玩。有的房东明确说不租外国人，有的却专门租给留学生。川口有几个大妈办了个“留学生相谈室”，“无料”提供帮助，我是在报纸上看到广告，去找她们租房子。日本房屋中介的惯例是收取一个月或更多的“中介费”，有的还要给房东“礼金”，川口大妈们不要中介费，房东井口也不要礼金。后来井口大叔告诉我：那些大妈都是家庭妇女，挨家挨户募集愿意帮助留学生的房东，所以通过大妈们租的房子都不用交额外费用。

井口大叔胖乎乎笑眯眯的，花白头发戴眼镜，性格豪放。井口阿姨皮肤白皙，显得年轻，善良周到。他们有一座二层楼的公寓“井口庄”，分了十几个单位出租，我租的那套有两个房间，一个四叠半大，一个六叠，玄关两边是厨房和厕所（无洗浴设备），月租好像是三万多日元。他们家“自宅”就在公寓旁边，是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一儿一女，女儿在上大学，儿子是中学生。

川口的某条街道，与井口庄的街道很像

我刚搬来，夫妇俩开车带我熟悉环境，指指点点，在周围转了一个小时。北川口有红灯区，大叔笑着跟我说：“你要找女人呀去东京，这里不行，小地方保守，妓女不接待外国人……”井口阿姨叽里呱啦地骂他，别的没听懂，反正有好几个“八格牙路”。大叔说：“太太是我的大藏省（财政部），我的工资都打到她的账户里了，每个月都得找她要钱。‘拜托啦！再给一点儿吧？’‘不是给过你了吗？要那么多做什么？’所以我没钱，不然我就带你去了……”

后来有一天夜里，他还专门开车带我去东京市内观光夜景。

元旦早晨，日本人的习俗是去神社祈福。井口一家四口带上我，去了东京的一个很大的神社，可惜我忘了名字了。但大叔啪啪拍掌、合掌祈福的样子，我还记得清清楚楚。他们还曾十分正式地请我到家里去吃了一次丰盛的晚餐，女儿很漂亮，儿子很清纯，一家子好人。

大叔年轻的时候参加过学生运动，猜测他的年龄，应该是战后上的大学（或中学），那就是反“日美安保条约”了，左派学生。毕业后曾在伊藤忠商社工作，后来自己经营一家小的计算机公司。他常到我的公寓来喝酒聊天，对我的学习、生活、工作乃至安全都非常关心。阿姨教我做日式咖喱牛肉，说一次做上一大锅，放在冰箱里，吃的时候浇在米饭上，一加热就好，方便。我到现在还不时做咖喱饭吃，日本咖喱很容易买到，做出来味道一模一样。

“井口庄”除了我以外，还有里库桑夫妇也是中国人，他俩都是日语专业毕业，日语程度很高，尤其是太太说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几乎没有外国口音。井口大叔去他们家更多，一聊就聊到深夜。后来里库桑告诉我，大叔喝了酒爱谈下流话题，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之类的，他太太非常生气，不让大叔再来了。唉，这种时候我特别痛恨自己不努力、日语不灵光，这么高深的话题，我是听不懂的。不然的话，我们爷儿俩倒能聊它个热火朝天。真是太让大叔失望了！

3.

日本人还有个习俗，不管家里有没有洗浴设备，也不论穷人富人，都爱到社区的“钱汤”（公共澡堂）去泡澡。井口庄附近就有个钱汤，进门以后，一块两米多高的薄木板分开左右两个区域，左边是男部，右边是女部，既没有墙也没有门。老板娘的收银台在两个区域中间，正对着，两边都看得见。因为客人都是邻居熟人，她总是同时跟左右两边的人说话聊天。两边的人，因为隔板不高、不到天花板，男女熟人也经常隔着板子说话。进了男部先是更衣室，我头一次去，想找个老板娘看不到的角度脱衣服，可是转了一圈，没有她看不见的地方，只好随便了。从更衣室进入里面的洗浴区域，她是看不到的。

某“钱汤”

和辻哲郎认为：罗马人的洗浴习俗是由中国传过去的，它从中国一路向西，先到波斯土耳其，再传到希腊。罗马人从希腊人那里习得，青出于蓝，把公共浴场建得富丽堂皇，不仅懂得了泡澡的美妙享受，还把浴场变成社交场所。不用说，日本的洗浴风俗更是从中国传来的，和辻说：唐朝诗人的（沐浴）雅兴非常对日本人的胃口，所以在日本扎下了根。（《古寺巡礼》）

4.

有一天，井口大叔问我有没有医疗保险？我说没有。他说：这个必须有，赶快去买！最简单最便宜的叫“国民保险”，在邮局就可以办，外国人也可以。我去了邮局，果然十分简便，填个表交了钱就行，好像每月是300日元保费，合人民币几十块钱。大叔告诉我：要去医院的话，就去附近的一家共产党办的医院，“共产党开的医院便宜，因为日本的共产党里有钱人多。”也巧，刚买上保险，我就病了，发烧，像打摆子一样，一会冷一会热。夜里，我爬起来去了那家医院，值班的是个戴眼镜的男医生，非常和蔼，简单做了检查（还称了体重），说没什么大问题，就是太累了，多休息。给我开的药是一包包粉末，喝水冲下去。药到病除，只过了一天，我就霍然而愈，此后再没生病。我只花了700日元的挂号费，其他费用都“走医保”了。

1989年秋日本众议院大选，有一天我从地铁口出来，碰上共产党众议员候选人的团队派发传单，小伙子塞给我一份，标题是：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完全不一样！！！

5.

在日本留学，签证是个大麻烦，每半年就得去入国管理局签一次，人很多，一去就要花大半天时间。朋友告诉我埼玉县的某个入国管理局（地名忘记了）人少，离我家也近，让我去那里。我去了，人是少一些，但净是一伙儿一伙儿的菲律宾姑娘，每一伙儿都有一个理着平头、戴着墨镜的日本黑道弟兄模样的男人率领，感觉怪怪的。她们都很年轻，花枝招展，活泼好动，浓郁的香水味把入国管理局笼罩在诡异的气氛中。离开那儿以后挤进地铁，身上全是她们的味儿。

后来，我在一所大学当客员研究员，签证改为一年一签。情况虽有改善，但终非长久之计。我有了离开日本去美国的打算。

我的教授也是位大侃爷。我们每周见一次面，都是他在那儿滔滔不绝地大讲特讲，当时他的兴趣，是要和中国做什么大生意（忘了具体的项目），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发布会，要请李鹏参加之类的。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吃晚饭，饭后再去喝酒——是有陪酒女人但规规矩矩的酒吧，看来是熟客。他还邀上其他教授，把我介绍给他们。酒过三巡，教授之间谈话热烈起来，我便只管将酒往那喉咙里灌去。

我1987年出国时，北京还没有从清贫的生活中摆脱出来，全城的餐馆屈指可数，酒吧则除了不让中国人进的几个“涉外饭店”，社会上几乎没有。到1997年我第一次回国，却完全变成另一番天地，那真叫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大家呼朋唤友，吃罢晚饭不仅要喝它几轮大酒，还要去歌厅、去泡澡。到了凌晨三四点，东直门“鬼街”比白天的王府井还热闹，眼看一天行将结束，必得来一顿丰盛的“宵夜”作为谢幕。

中国其实是早已有这种吃喝玩乐的奢靡传统和方式的，只不过解放后断掉了30多年，我们这代人没见过。随着改革开放和生活富裕，它又回来了。回来的路线，我猜，是由日本经台湾，“反攻大陆”被激活的。所以，它跟过去的传统虽然衔接，却也发生相当的变异，不伦不类。

6.

井口大叔听说我要去美国，显得非常意外，甚至有几分不高兴，他问我：“你为什么去美国？日本不好吗？”我说我很喜欢日本，在这里也住习惯了，但学业结束就没签证了，待不下来。他听后是将信将疑的样子，问了里库桑，才相信我所言是实。

临走前，大叔在一家西餐厅请我吃饭，依依惜别。他说：他本来想出个办法，能让我在日本留下来，就是把我认做义子。于是跟阿姨商量，阿姨说：顾桑这个人咱们是绝对相信的，但一旦在法律上确认了关系，他就有了继承权了呀，当然顾桑是不会要什么遗产的，不过嘛……大叔带着歉意对我说：“贱内呀，八嘎！女人脑袋里考虑的就是钱钱，说不通她！唉，没办法……”

真没想到井口大叔对我的去留这么上心，把我当成了亲人！

我到美国后，与井口大叔保持了几年通信，后来用日文写信感觉越来越费劲，慢慢就断了。大叔给我的信中说：井口庄又搬进来几户中国人，我可以用中文给他写信，他找人翻译。我没能照他说的做，感觉十分对不起他。

我在日本接触到许多“地球人”，他们都同样善良、热情、不怀私心，帮助人纯粹是出于良知，没有任何其他目的。美国却不同，它由移民立国，种族混杂，是海纳百川的大局面。美国没有什么人刻意要去做“地球人”，在美国人看来，美国人就是地球人。外国人在美国生活最自在，因为制度和文化自由包容。美国人天真外向、乐善好施，把个人权利看得极重，绝不会干扰你，但也不会介入你的生活，有点“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意思。我在美国结识的美国人，远不如在日本交的朋友多。美国人好交，日本人能深交。真是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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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作者公号野事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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