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丨顾晓阳：好日子，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纪事

作家档案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好日子：

八十年代大学校园纪事

作者：顾晓阳

 原载微信公号野事野史 

01

1978年刚上大学时，我最想写的是诗，所以学校成立社团，我加入了诗社。有一次诗社办活动，负责人让我写一张海报，贴在红一楼西墙上。海报中有一句话，大意是不拘任何观念、风格、形式都可以自由表达。这话搁现在很普通，应该也没毛病，但当时犯忌。我们系总支副书记站在海报前看了良久，然后对我说：“晓阳啊，不拘任何……都可以自由表达，这样说不好吧？‘任何观念’，错误观念也可以吗？都可以自由表达？”校党委开会时，把这一条作为学生思想动态报了上去，我也“挂上号”了。

第一个暑假，学校组织部分学生搞夏令营，去的是承德避暑山庄，共分三个连：三好学生一个连，各运动队一个连，各社团一个连。社团的负责人们都因事不能参加，所以委托我负责社团这块。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手中有了“印把子”，虽然卑微且有限，但不用白不用啊。各社团的成员都姓字名谁？校方并不知道，我说是谁就是谁。校园里跟我握手的人多了，一些半熟脸儿看起来就像我亲弟亲妹。我跟石庆最要好，他把他们班好几个同学推荐成“假成员”，甚至还拉来了一个校外的“社会人士”。而石庆自己却不稀罕这个，他跑回屯溪老家认祖归宗去了，他们家高祖从晋代起就世居彼地，繁衍生息，人才辈出。

在承德，吃饭是按人头算，一人派发一份。我是游泳队主力，因此在运动队那边还占着一个名额。伟光和老孟冒名顶替，吃起了我的空饷，没吃两天就被发现了，通报批评。我呢，最担心的是那位“社会人士”，怕暴露，幸亏他到了承德就走了，我才放下心。

为政者啊，万不可把权力交到我这样的小人手里。而对伟光和老孟这类刁民，必须出重手打压。

这一趟夏令营白吃白玩儿实在开心，让我对大学产生了好感。据说第二年还要办，去烟台和北戴河，但有同学给校领导写了信，指责这种作法对其他同学不公平，给搅黄了。此后学校再没有了这样的好事。

02

在大学里，我最讨厌的就是上课。

给我们讲现代文学的一位老师，讲课内容陈旧，只知照着讲义念，而那厚厚一沓讲义的纸张已经发黄了。我们私下开玩笑说：“老师的讲义还是五八年大跃进时期写的吧？”

另一位老师讲外国短篇小说，先把小说朗读一遍，遇到认为我们可能不明白的词汇（中文！念的是中文！），就停下来，给我们解释词意，“‘他四下里望了一望’，同学们，‘四下里’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四周围。”

某老师讲西方现代派文学，讲到荒诞派戏剧，这样介绍：法国有一个剧作家，叫尤涅司库，是反动地！他写了一个话剧叫《犀牛》，人都变成了犀牛了……还有一位剧作家叫伊奥内斯古，是进步地！他的代表作《秃头歌女》，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

后来，我翻闲书，发现他说的那两位剧作家，其实是一个人，即罗马尼亚裔法国人Eugene Ionesco，有人译成尤涅司库，有人译成伊奥内斯古。而“反动”“进步”云云，纯粹是这位老师根据剧名望文生义瞎说的，当时尤涅司库的作品，不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在国内根本就没有。

尤涅司库（1912-1994）

在课上睡觉吧，睡一节课还行，第二节课就精神了，睡不着。看书？太拘束，脚不能翘到桌子上。写点儿什么呢，噪音大，干扰。所以只好不去课堂。

我逃课逃出了名。

有的任课老师从没见过我，我偶尔去一次，被当成了外边来听课的人，让班长管我要听课证。

只有赵霞秋老师的古代汉语课我从头到尾听了下来。

教文学概论的余飘老师非常开明。记得他说到1958年时期，送结婚礼物，连枕头套上都绣上了“鼓足干劲”的口号，“你在枕头上怎么鼓足干劲啊！”逗得我们大笑。但我对文艺理论本身没兴趣，所以上课时心不在焉，小动作多，或者睡觉。有一天下了课，余老师问我：“晓阳啊，你不感兴趣吧？”我吭吭唧唧还没回答，余老师说：“不感兴趣就别来了。”

既然不上课，我就跑回家去写小说。

当时社会上出了一件真事：某女的丈夫在1976年4月5日去广场参加悼念周总理的活动，当天夜里进行清场，传说工人民兵打死了很多人。丈夫也自此消失了。某女奔走寻觅不果，认为一定是被打死了，悲痛欲绝，跳河自杀。一位男青年发现后，把她救了上来。男青年很同情她，对她关怀照顾，日久天长，二人产生了感情。粉碎四人帮后，丈夫仍无下落，他们便结了婚。1978年底，该事件得到彻底平反，被抓的人成了英雄，全部释放。原来丈夫是被抓了，没有死。丈夫回到家中，面对这一意想不到的局面。他和男青年都表示：自己退出，让对方与某女结合，使对方幸福。某女崩溃了，她在=市·委大楼前贴出大字报，质问当时的书记：“吴德，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把这件事写成了一篇小说。这是我第一次写小说，写在中学数学作业纸上。

写完非常激动。但写得行不行？心里没底。

晚上，我来到石庆他们班教室。石庆比我活跃多了，难得他竟在教室里乖乖地上晚自习。我把他和大张叫了出来，仨人坐在一根电线杆子下，掏出小说稿，给他们看。年轻人眼神儿真好啊！昏黄的路灯下居然能看清手稿。

石庆看完，吭吭咔咔地，语不成句：“操！这……我操阳子，这他妈……操……”不说“好”，说多少个“操”也不管用。黑大张也不会说假话，但为了避免直接表示否定，讲起了他入学之前的职业生涯：“我是人力车夫啊！社会最底层啊！比牛马还……青岛不净是坡路嘛，我拉着那么沉的车，脑袋都快碰到地面了，那大汗珠子，啪啪往下掉……”我火热的心在渐渐变凉，就像在心爱的姑娘脸上，看到客气的微笑和刚毅的拒绝一样，不一会就缩成了一块冰疙瘩。

但没过多久，我又写了一篇，凭空编造的，这回上了路，写对了。恰巧班上同学自发办了一份油印刊物《锤与砧》，登在了上面。此后接二连三，每期都有我的小说，有的一期两篇。解大手的时候都会灵光乍现，提上裤子就去找纸笔。

系里的学生和老师开了个文学讨论会，就《锤与砧》上的作品展开讨论，主要是议论我写的东西。一位老师说：“顾晓阳的东西还不如新月派。”许多人指出我的小说是灰色的，太压抑，没写光明。余老师不同意“灰色的”这类说法，认为应充分肯定，但还有不足。朱宏庆写评论文章声援我，“晓阳同志的新作《孤臣孽子》”如何如何……他是“能从平地里抠出一张烙饼”的主儿，巧舌如簧。

何百科从图书馆借出一本破破烂烂、包着牛皮纸封的《新月派小说选》，让我看。我问为什么？他说：“不是说你新月派吗？还不看看。”新月派在老师口中是贬义的，但那是个什么鬼？搞球不清，也只有他“百科”才知道。我由此第一次读到了沈从文。

每期《锤与砧》我们都在校园里兜售，两毛一本，不便宜，赚的钱作为继续出刊的工本费。甚至还到西单墙卖过。

一天中午我和何百科在食堂外头叫卖：“两毛一本两毛一本，饭票儿也行！”大冬天儿喝着西北风，容易吗？ 

啦啦啦，啦啦啦    

我是卖报地小行家

大风大雨里满街跑

走不好噢滑一跤

满身地泥伊水，惹饿人嗯笑

饥饿寒冷只有我知道

女性就是天生同情弱者，有三个女生已经走了过去，听到这凄惨的呼号，又转回身来，一边忍着笑一边给了我们两毛钱菜票。

偶尔有人按照上面的地址到我们宿舍来买，那成就感简直爆了棚。

03

游泳队每周训练两次，一次补助4毛钱，一个月3块2，好大一笔钱。用伟光后来的话说：“我们就是当时的大款啦！女生把我们追得满校园跑啊！”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不过我们游泳队的男生，除了几个像许小年那样的英才，活跃分子都和伟光差不多，流里流气，还能白话。

人大游泳队蛙泳接力队员。左起许小年、张伟光、张雨辰、宋毅。肖燕 摄 

伟光是学校里第一大名人，没人不认识他。多严肃的女生，他一开口，准能给逗笑。有一个漂亮女生把书包放在图书馆，丢了，不久抓到小偷又给找回来了，校方人员检查书包，里面是避孕套。当时风气保守，这就成大新闻了，立刻传遍校园。伟光认识这位女生，故意找人家问：“嗳！听说你丢一书包？”女生瞪他一眼，一蹁腿骑上车走了。这种低级趣味的事他最爱干，我们也最爱听。

老孟闷骚，知识广博学养深厚，在我眼里却像小流氓。小宋记忆力超群，对学校里的大小八卦如数家珍。老蔡冲完澡爱坐在更衣室外面，拿个小本子写写划划，“思考几个问题”。小年文质彬彬，如玉树之临风，跟我们这几个小痞子，亲，好得一塌糊涂。老方和小徐精明强干，稳重又正直，后来成了德才俱美的好干部，如果党风清正，都是当封疆大吏的料子。

女生小杨兴趣广泛，常到别的系听课，也在我们班听过。据她回忆，她一来，我就招呼她：“来来来，坐我的位子。”让了位，我就一溜烟儿跑出去玩儿了。活雷锋啊！我都不记得做过这样的好事了。

冬季在平安里总参游泳馆训练，结束后，我、老刘和女生小凌都坐22路，往一个方向，经常同车。不久我就看出这俩“有意思”。为了和他们打个时间差，淋浴时，我老瞟着老刘，他慢，我就快洗；他快，我就站在喷头下多搓搓泥儿。这样出门的时间是错开了，可公交车在晚间间隔太长，等着等着，仨人准碰在一块儿。我当了一个冬天的大灯泡儿。

两年下来，游泳队的男女生成了两对儿，都在毕业时结了婚。

人民大学不招体育特长生，所以我们这届的游泳队其实都是菜鸟，我是自由泳最快的，但在首都高校比赛中根本拿不到名次。师范学院有一个男生是从北京队招来的，参赛100米自由泳，不仅夺冠，还破了首都高校几十年的记录。据说他放话：明年游蛙泳，后年仰泳……要一项一项把记录全给破了。有一天我们在老莫儿吃饭，正碰上师院游泳队的，他们一个男生走过来，还想吊马子，跟我们的漂亮女生小张搭讪。气得伟光差点儿跟他打起来。

后来，人大也有了改变，游泳队进来了一批专业队的。一天我来到泳池，张老师说：“顾晓阳，先游一千米准备活动，今天你跟着她。”那个姑娘是四川队的，姓尹。我心里挺不服气，以前都是男女分开游，为什么今天让我跟一个女生？结果游了没两圈儿，小尹就把我甩没了，我呼哧带喘直呛水，根本追不上她。从此以后，我们这帮菜鸟都臊眉搭眼的，很自觉地慢慢脱离了队伍，那一月3块2，也忍痛不要了。

我们都很喜欢小尹，可惜她大学还没毕业，就得白血病去世了。哀哉痛哉！我们都参加了她的追悼会。

小年是我们当中最早出国留学的。临走前，在我家给他饯行。男生个个都是烹饪高手，女生小张主动负责刷碗，刷得衣服前襟湿了一大片。

后来老孟也去了美国，拿了博士。回国后，成为他那一领域的权威。

我们游泳队的这第一代菜鸟元老，一直没散，到现在还定期活动，是人大所有运动队和社团中存活时间最长的。

首都高校游泳比赛

04

夏天游完泳，我常去金鱼胡同里的和平宾馆西餐厅喝冷饮。冰镇酸奶1毛5一瓶，一坐坐一下午。

和平宾馆是五十年代初新建的。在清末，这里是内阁大学士那桐家的一部分，俗称那家花园。南墙一排平房原本是那家的马厩。改革开放了，和平宾馆将这一排平房改造成对外营业的西餐厅。

当时，北京所有餐馆只在中午和晚上的饭点儿上才营业，不是饭点儿，大门紧闭。这家西餐厅却是全天开放，实际上是咖啡馆性质。这可太时髦了！是开风气的创举。北京根本没有咖啡厅，卖“大碗茶”的，是在金水桥头城楼子底下摆摊儿做生意，顾客全部站着喝。

西餐厅东西向，窄窄的，宽度只能摆两排桌子，中间留一条走道。走道尽头有个吧台。餐桌上铺台布，椅子是金属的折叠椅，墙面几乎没有装饰。以今天标准看简陋之极，但当年觉得新潮时尚，气氛不一般。

所以，全北京城的牛鬼蛇神都云集到了这里。

著名作家喝着咖啡，高声大嗓地否定×××老人家。第一代“倒爷”财大气粗，一要一大桌子。到北京找对象的“港仔”在此与女方见面。外国人是逐臭的苍蝇，哪儿有腐败的气息就往哪儿落。几位刚平反的老右派像几只老鼠，仍灰溜溜的，听说我是大学生，又好奇又感慨，仿佛在我身上看见青年时代的自己。什么公子王孙、待业青年、电影演员，都来了。我头一回不是在电影里、而是活生生地看见妓女什么样——嘴唇鲜红、眼窝黢黑、穿开领很低的黑裙子、腰身丰满、眼神飘飞……一点儿也不漂亮嘛！有这么几位老姐姐在，我心里砰砰直跳——没见过世面哪！

北京像坐上了一列绿皮火车，呲噔咣当地启动了，速度缓慢，但会越跑越快。

校园里舞风大盛。本来是跳嘣嚓嚓，越跳胆子越大，跳成了贴面舞。有一次在第九教室（大教室），跳到半夜，说灯太亮，于是灭了灯，点起蜡烛。蜡烛多，还嫌亮，又一支一支地灭蜡烛，最后只留下一支。一支也亮怎么办？有人在这荧荧如豆的蜡烛前又挡上了一个啤酒瓶子。伟光告诉我：某某和某某两个“四眼儿”跳到了一块儿，边跳边接吻，“眼镜磕得咔咔响”。还有一位大帅哥说：他的舞伴是北大来我们学校跳舞的女生，跳到半截儿，把他拉到外面的树丛里，对他说：“你对我干什么都行。”帅哥一听就尿（sui）了，什么都没敢干。

校方曾经下令禁止跳舞。我本来不跳，它一禁，我倒去了舞场。不过去归去，不是此中人，不感兴趣，也学不会，撑个场子而已，用朱子损我的话说，“抗争”一下。学校的禁令也徒具空文，没发生效力。

我们班的校花田文穿了一条喇叭裤，引起校方高度警惕。田文是个先锋式的人物，抽烟熏得手指发黄，她的一举一动都受众人瞩目。我也穿起喇叭裤，却遭到班上一批小流氓的嘲笑，朱子说这是在地摊儿上用7斤粮票换来的，意思是质料恶劣，不堪入目。的确，这是件作工粗鄙的仿制品，把我大腿箍得圆滚滚的，无法下蹲，穿了两天就放弃了。在八十年代初，牛仔裤是“奇装异服”。

田文，1987年在藏区意外事故身亡

美国杨百翰大学的学生艺术团来华演出，轰动京城。至少对我来说，是平生第一次观看这么热情奔放、自由欢乐的表演，鼓掌鼓得手都疼了。结束时，演员全部走下舞台，与观众互动交流，这也是我们从未有过的体验，陌生而激动。一位穿着夏威夷花裙子的女演员要跟我握手，我吓得没敢握。

所以后来我对进城务工人员的一些呆、愣、不礼貌的举止，都能理解。

打开的国门被一点点撬动，海外杂志通过各种渠道传了进来。我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一篇为“个人主义”正名的文章，大意是个人主义并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而是捍卫个人的价值和权利。论述很浅显，对我却是启蒙。自上小学以来我们所受的全部教育都是国家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个人主义见不得人、甚至是罪恶的。这篇文章颠覆了我的观念，此后，通过大量阅读和思考，使我从集体主义的禁锢中挣脱了出来。确立个人主义，是我思想转变的起点。

那几年，感觉每天都是崭新的，走在熟悉的街道上，一天看它是一个样。实际上，那是自我在更新。热情涨满心胸，满肚子都是想说的话。不仅仅用脑袋，而且用眼耳鼻口齿舌、用手足四肢、用整个身体来思想，所以那不一定是思想，但比思想深刻。一天一个我，天天不相同。

05

我不上课，但要考试。怎么办？有一次考政治经济学，我一节课也没听过，考前三天才醒悟过来，真着了慌了。我们同寝室的老许在给一帮女生做辅导，我向他申请旁听。在红一楼前面的小树林里，她们坐着马扎围了一圈儿，我也搬个马扎，坐在圈外，听老许侃了两天。第三天，我自己又翻了一天书。考完试，老许得了个良，我是优。当然兴高采烈，直拿老许开玩笑，但说正经的：这只能证明这种考试方法是荒唐的，根本考不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后来考多了，积累了丰富经验，班里形成大小几个“考试托拉斯”，我们这个组有十来人。方法是：一，派几个与老师熟悉的同学天天缠老师，把考试的底给摸出来。二，推举学习好的，分工负责，一人准备一二个重点。三，临考前几天，由这几个同学给大家讲解。四，最后一天自己再翻翻书。

对我来说，这种方法效果很好。

大三大四时，因为我不怎么去学校，也不参加活动，油印刊物《锤与砧》也停刊了（全国高校都禁止学生自办刊物），不再惹眼，校系负责学生思想工作的领导大概就把我过滤掉了。还有更多的事让他们操心呢。

大三那年暑假，学校里来了日本留学生，校方决定派我们班的一些同学去陪住，学日语的同学都去，我学日语，所以也有我。系里老师和领导虽从不露面，但对我们在留学生楼里的一举一动都清清楚楚。同学中发生了很多事，有和日本学生搞对象的、有换“外汇券”的、有要东西的……不一而足，领导全部掌握。

有一天我在校园里骑车，遇到了系总支副书记，他把我叫下来，挺满意地说：“晓阳啊，怎么样？这回表现不错啊。”我是头一回被表扬，受宠若惊，蹬上车刚要走，他又把我拦住了：“哎哎哎！以后就不要再教日本同学说那些脏字儿了！”我的妈！连这个他都知道！看来我的“口语教学”名声太响了；而且日本人嘛，都不是好东西，没一个不爱学脏话的，只要学脏话，必定来找我。可把我给坑了！

1981年夏，人民大学校门口，日本留学生、老师和同学

据说在毕业之前，系副书记谈到我时曾说：“顾晓阳这个人本质不算坏，思想有一些偏激、有一些混乱，当时也是一股社会思潮嘛，青年人都会受影响……”

毕业分配时，我们班有三个新华社的名额，系总支委员程老师提出让我去，副书记说：“他去别的单位都可以，新华社这么重要的部门不能让他去。”

不管怎么说，总算把上大学这事给对付过去了。最后一个学期不上课，写毕业论文。对我们坏学生来说，就是放鸽子了。

不爱念书的同学纷纷来我家聚会，把酒纵歌，言笑宴宴，说的都是欢乐的事儿，趣味偏低。有一次我妈妈在旁边听了，恍然大悟地说：“你们这哪儿是上学呀！纯粹是玩儿！”

我很感激这四年无忧无虑、如醉如痴的好日子。

当时并非自觉这么做，但事后来看，我是用玩儿的方式，把自己从童年阴影中解放了出来。那些处于潜伏状态的心理疾患，在任情笑闹和发烧似地写小说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得到了缓解或治愈。我变得健康了。

有一天去永安里小明家，他父亲李新问我：你最喜欢哪个诗人？我答杜甫。他又问：“最喜欢杜甫的哪一首诗？”我说：“《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李新叔叔感叹说：“这是因为你经历了文革，有了这些年的遭遇，才能理解杜甫。”还说：“越老越喜欢杜甫。”

诗我是不玩儿了，没有才能。小说治病，写一回爽一回。有时候写得直哭，有时候写得直乐。想把谁写死就把谁写死。

后来，每写完一部长篇，我都精疲力竭，感觉自己被掏空了，肚子里什么东西都没了。是枯竭了吗？没的事！只要坐在书桌前耐心地耗着，月缺月圆，或暂或久，心里便又会有一些什么冒了出来，渐渐地累积，越积越多，越来越充实，直到有一天它意外地自己喷发出来——这种感觉实在是好，是生命中最迷人的体验之一。我写小说就是为满足自己的，不管别人怎么说，也不管能不能出版。这种利己主义的自足式写作，动力最足，干劲最大，能持之以恒。

我自由了。我成为了我想要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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