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 | 顾晓阳：支教半年, 我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作家简历

本文作者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支教半年我引起一场

不大不小的风波

作者：顾晓阳

01

黄麓师范在安徽巢湖市黄麓镇的洪家疃村。这个村是张治中的老家。张父是村中篾匠。张治中十几岁外出闯荡，发迹以后，回乡创办了这所学校。据说当年是与南京晓庄师范齐名的乡村师范。

我们文联系统八个人，作为中央讲师团成员，在1985年8月暑假中来到这里。组长老段，三十多岁，党员，是文联某单位的科长。我和老汪是副组长，“民主人士”。老汪在我们当中岁数最大，四十多了。其他人有作协的、音协的、舞协的等，都和我年纪相仿，二十几岁，其中两位女性。

我教的班是一个乡村教师进修班，学生年纪轻，应该都是代课老师，身份还是农民。开学第一天，我申明上我的课学生可以自由出入、可以看课外书。我教语文，有教材，第一篇课文，是个名人写的散文，内容记不住了，满篇空浮的辞藻和虚矫的抒情，没一句实在话。我一看就来气。所以，我用了一节课来分析批评这篇课文为什么不好、为什么不能这样写文章。课堂里轰动了，学生们从来没见过把课文当反面教材的。

学校的师生本来对北京来的这些人就好奇，开学后又出了我这么个另类授课——模拟我所批评的“共和国文体”的调调来形容，“犹如一阵春风吹皱了池水”，校内微微起了波澜。我听过老段的课，谈古论今天马行空，信息量密集，把同学都听傻了。学校里有了关于我们的种种传闻，老段的父亲是个有名的老少将这样的八卦也传出去了。

学校里青年教师多，都是这几年新毕业的大学生，跟我们关系很好，经常来往。他们思想活跃，求知欲强，虽然分配在偏僻的乡村师范，心都在远处，密切关注着大千世界的动向。唐德刚这个名字，我就是听童老师第一次说起的，印象很深。唐是安徽人，来安徽师范大学讲过学，记得童说：唐德刚讲，在国内批胡适的时候，胡适在海外把每一篇批判文章都读了，常对唐德刚说，“大陆又发表了一篇批判我的文章”。

我们和学生的关系也很密切。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师生中爱写诗的人特别特别多。当时朋友间通信可以说是一种风俗，记得我给顾城的信里说：你有时间的话来我们这里玩儿吧，这儿的诗人比蚊子还多！

黄麓师范校门，拍摄年代不详，不是1980年代的样子了

学校位在村中，很偏僻，每天只有一班车到黄麓镇，从黄麓镇再换车去合肥。当时村子和镇上都很穷。学校刚盖好一座二层宿舍楼，分给我们每人一间，房间宽敞，有一张大床、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住得不错。但打开水，要走很远去锅炉房；生活用水也要走很远在井里汲水。

我们过得很快活，在我还有一种度假的感觉。校园外有一个水塘，在二楼我们的房间就能看到，水碧绿，很干净。刚来的时候，我和影协的刘林跳到里面去游泳，因为四野无人，我们都光着屁股游（女生不住这个楼）。但这事还是让人看见了，后来校长很客气地对我说，水塘水太深出了事不好交代。我们就再没去过。

老段个子不高，腿稍短，留撇小胡子，又成熟又简单。他很爱谈性，会背诵全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什么情境下因应哪几句诗，张嘴就来，自然天成。当时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三绝”，背十四行诗是一绝，另外两绝现在忘了。他也很热衷给我们几个生瓜蛋子传授经验。我们则经常拿他的岁数开玩笑。锅炉房的水龙头不好用，有时滴滴答答往外流水，逢到这种情况，刘林就说：“这怎么跟老段撒尿似的啊。”

校门外有一个农民开的饭馆，很简陋，但食材新鲜，味道也不错。我们想换口味大吃一顿的时候，就在早晨先去预订，“老板，中午给我们准备些东西，来只鸡，还有黄鳝、田鸡，其他看着给搭配吧。”全是现杀现宰。中午下了课，大家又吃又喝，言笑晏晏，一团和气。

02

为了丰富同学的业余生活（学生老师都住校），我们还真动了脑子，决定先搞几个兴趣小组：音协小来是音乐学院声乐系毕业，组织合唱团；阿农会拉小提琴，开个学琴班；我办文学班……热情挺高，校长很支持。

一天晚饭后，两个学生会的干部敲开我的门，“顾老师，给我们开讲座去吧。”“什么讲座？”“今天晚上的讲座啊，已经通知了。”“可没通知我啊！讲什么？”“什么都行。”“我没准备呀！”“同学都到了。”老段说：“咳你就去吧，学生这么热情。”“我不知道讲什么呀！”刘林阿农也劝，硬把我推出门。这是我们第一次搞活动，老段等一起去助阵，刘林还提上暖瓶给我倒开水。

一进礼堂，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好多青年教师也来了。我说我被临时通知没准备，只能是座谈了，大家想聊什么，传纸条吧？

刚开始还平平稳稳，没出格儿。后来收到一张条子，问我对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怎么看？我批评了这个电影。正巧前一天在青年报上看到一篇报道，12个战士在最近的一场战斗中全部牺牲，配图是这12个青年在战役开始前，记者给拍的合影，个个都漂亮、个个笑容灿烂，有的还有妻子。我强调了生命的价值，历数战争给人类造成的巨大灾难。这么一说就刹不住了。

后来揭发我的另一大错误言论是全盘西化。我将日本明治维新和清国洋务运动进行比较，否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在制度和文化上做根本改造。其实这些都是当时文化界讨论的热点，但可能不像今天这么普及，所以很多人听了感到新鲜。会场气氛特别热烈。刘林说我喝了整整两暖瓶开水。

结束后，刘林阿农等都说我讲得好。刘林说：“你讲到清廷腐烂甲午战败时，我眼泪差点儿下来。”老段开玩笑说：“你现在成了学生的思想领袖了……如果你振臂一呼，黄麓师范的一半学生都会跟你上山打游击。”

03

另一位副组长老汪，原来就跟我认识，在这8人当中他也只有我一个熟人。他岁数最大，不会笑，跟其他人也没什么共同话题。倒不是生性寡言，他其实挺爱说的，但他的话别人一般接不上，比如他说王致和臭豆腐是他们家的，这话怎么接？从此我们每月有臭豆腐吃了？何况他又不姓王。

有一次去合肥，在长途车上我俩坐一起。他忽然没头没脑地骂起老段来，说了一大堆鸡毛蒜皮的小事。最后的意思是：让我和他联合起来，把老段拱倒！我才最适合当组长，他来辅助我。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嘛！推我当组长？这种拉拢和挑拨的手段，简直是幼稚园级别的。

我说：你四十多了，来这鬼地方辛苦一年，为什么？不就为入党吗？咱们这些人里只有老段是在党的，到时候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你应该跟他搞好关系。其他人，没一个愿意跟你竞争，将来搞评议的话，我们群众肯定会一致推荐你。这不就成了嘛！你拱倒老段有什么意义呀？

他说：我这人，对歪风邪气就是看不惯！

我警告他：我来支教，就是玩儿来了。咱们8个人相处不错，不容易。我希望这一年大家都高高兴兴的，别闹矛盾。除了我和刘林阿农，你们都不是一个单位的，没有利害关系，一年后各奔东西，也犯不上闹矛盾。老段对你没有任何威胁，只会对你有好处，你可不能把咱们内部搞得鸡飞狗跳的。

他愤而不语。

我开讲座那天，老汪没在学校，请假外出了。估计他那时已在草拟揭发信，当然主要是揭发老段。回校后听到我的讲座内容，把我也给捎上了。信直寄最高层，最高层批给中办王兆国，王直接抓，命安徽讲师团领导和文联领导调查处理。

他揭发的老段的事情，实在太过零碎，什么说下流话啦、给女生起外号之类的。领导看到我的讲座内容，可就不一样了，是政治问题、思想意识问题，高度重视。我成了主要目标。

安徽讲师团总团有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都是大机关的司局长。团长先到我们黄麓师范来了一趟，他很会作人，嘻嘻哈哈的。吃了晚饭，在我们宿舍二楼的宽大晒台上，跟我们坐在一起喝茶聊天，谈艺术谈家常，说话幽默，常把我们逗得大笑。对于他来此的目的，一个字没提，就跟没这回事一样。第二天大家一团和气地送他离开。

没几天，两个副团长又坐吉普车来了。其中一个跟我们打了招呼，遛了一圈儿，坐上吉普走了，剩下另一个副团长住下来。这个人太简单了，一上来就把自己摆到我们的对立面，气势汹汹，说话也直。他跟我谈，我当然是把他怼回去。跟别人谈，让他们揭发我，谁都不配合，强调我们这个集体一直很和睦，老汪是个神经病。大家对他很冷淡，他住在我们的二楼宿舍，问喝水洗脸怎么办？我们拿出暖瓶和水桶，告诉他打水的地方在哪儿，但没一个人说帮他去打。一个局长，换了别的地方，哪用得着操心这个？薄暮之中，看着他孤零零提着大水桶走下山坡小路，真觉得他没那两位团长会当官。

04

在黄麓师范这种小地方，一听说中央下了批示，是很恐怖的。学校的气氛骤然一变，校长我们也见不到了；有些老师也不敢接触我们；学生中，则能感到无形的压抑和低沉。原来校园里那种亲切融洽的局面不复存在。

老汪在师生中到处散播，说顾晓阳写了检查，要受处分。他在两个班讲课时，有三节课都在说我的坏话，批判我在讲座上的观点。学生们强烈不满，当时就有人给他递纸条表示抗议。课后，学生向刘林一一做了汇报。

他还在我们内部挑拨，但始终孤立。他对小崔说：“小顾对你有意见。”小崔回答：“不管他对我有什么意见，我也认为他好。”

一天，我从教室里出来，忽然跟过来一群学生，我都不认识。他们说：“顾老师，你的讲座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你讲得好！”“顾老师，我们支持你！”我谢了他们。他们围着我久久不散。

晚饭后我们散步，迎面走过来一个同学，与我交会时，往我手里塞了张纸条。我在路灯下展看，也是写“顾老师我们支持你！”匿名，我连他的模样都没看清。

有一天晚上，学校的青年教师黄老师来我的宿舍访问，看样子是有话要说，可没等说，又来了两个学生，要跟我请教社会和人生问题。我开玩笑说这么大问题我哪儿懂啊！可他们不走，我看实际上是来慰问我的。黄老师一看，先告辞了。

后来刘林告诉我：黄老师去了他那儿，向他说明找我的原因。原来，当初老汪曾向他询问我讲座的情况，他不知有诈，说了许多，还表示有的观点他不同意。出了揭发信事件以后，他觉得自己被老汪利用了，十分气愤。他想对我解释一下，并强调说我的大部分观点他都赞成。

我们刚来时，曾到合肥去玩儿。在包河公园，有一溜人蹲在那儿摆摊算命。我花五块钱算了一卦。那位先生三十多岁，像个农民，没文化，说我命好就是将来“入党提干”。他让我摘下墨镜，说：“你印堂发暗，时运不佳啊！半个月内须防小人。”我当时心里暗笑：我是主动报名来的，又不是发配充军、劳动改造，有什么不佳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临时组合，没有利害关系，有小人又怎样？——没想到，真被这位农民说中了！他还说了一些我的其它事，有过去有未来，全部应验。

包河公园

第一波处理结果出来了：老段老汪全部调离黄师，老段去肥东，老汪去皖南。

后来，我和阿农还去肥东看过“段三绝”。

05

一天晚上，我从合肥回来。长途车是开到学校校园里的，天很黑，下着雪。我下了车，忽然看见屋檐下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我们影协的机关党委副书记张阿姨（平时大家好像叫她“老张”，为行文方便写阿姨），一个是电影出版社的中年女编辑（也许是主任，忘了）。我很惊讶。她俩对我满面笑容，说专门从北京来看我们。“这么冷，怎么不在屋里呆着？”“等你呀！”

影协来讲师团的是阿农、刘林和我，他俩一个是出版社的，一个是《大众电影》的。张阿姨把我们仨召集到一块儿，特意给我们带来了一只烧鸡，让我们吃，嘘寒问暖，说来到这儿才知道条件这么艰苦，真是辛苦你们了！吃完聊完，鼓励一番。第二天一早她俩就回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们此次来，是奉文联之命，把我带回北京的。就是说，对我的处理方案是取消讲师团资格，发回原单位处理。结果两位没执行，回去后，还汇报说我们那里很艰苦、很不容易，被文联领导骂了一顿。

不久，中直机关党委直接给我个人发来一封电报，很简短，调我回影协工作。

我其实早就归心似箭了，原是兴冲冲而来，把这儿当世外桃源，岂料一根搅屎棍，给搅得乌烟瘴气，还在这鬼地方干嘛呢？但是这样回去，等于承认了错误，心大不甘，必须斗一斗才行。我们仨在一起商量，我说我回去是回去，但要找他们讲理，讲完理再回来，绝不认错。阿农和刘林都赞成，而且做了个决定，他俩跟我一起回，不惜代价，到北京为我申辩。我坚决不答应，说本来没你们俩的事，没必要卷进来。可他们主意已定，固执不变。真是太仗义了！感念至今。

06

学校开往黄麓镇的长途车，每天早晨6点发车。我们5点起床，简单洗漱，背个书包就走。从我们宿舍到学校前面的广场，有好长一段路。冬天，很冷，也很黑。走近广场，我愣住了：黑压压的一片人群，沉默地站在广场上，为我送行。

我们班的班长告诉我：班里的几十个同学都来了。更多的是我不认识的学生。没有人召集，一传十十传百，自发聚集到这里。黑暗中，没有人说话，也没人走动，安静得有些可怕。

我们上了车，人群围在车下。乡村长途车没准点儿，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当天降温，冷风嗖嗖。我几次让他们回去，谁也不动。司机终于来了，发动了汽车。学生们一下子拥了过来，挤到车窗下跟我握手。车刚一动，忽然响起了鞭炮声，原来他们在车前车后挂上了响鞭，噼里啪啦像打机关枪。鞭炮释放了大家的情绪，广场上一片呼喊：“顾老师，我们支持你！”“顾老师，一路平安！”我禁不住泪眼模糊。阿农在我旁边说：“晓阳啊，你就是将来挨了处分，或者比处分还厉害，有了今天这一幕，你也值了。”

我从车窗探出身，朝人群挥手。嗓子眼儿堵，不敢发声。

送君送到大树下

心里几多知心话

死里逃生闹革命

枪林弹雨把敌杀 

电影《怒潮》

《送别》这首歌的音乐，放在这个场景挺合适；这段歌词，放在这里也挺合适。我本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就是嘴巴没有把门儿的，祸从口出，竟把我逼向“死里逃生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的意境里去了。好端端一个局面，不旋踵弄糟到这种地步，没有一点点是我的错。

天已经微亮，再看一眼黄麓师范简陋的校舍、校园外朦朦胧胧的山丘。车出校门就是黄土路，颠颠簸簸像蜗牛似地爬动，熄了三四次火。送别的人群一直跟在车后，也就帮助推了三四次车。本来肃穆悲情的气氛在推到高潮时，应该一脚油门，绝尘而去；无奈车不争气、路不争气，把情绪给弄疲沓了，让结尾略带喜感。这就叫“关键时刻掉链子”。

最后一次打着火后，我离开了洪家疃。

07

我们编辑部共十几个编辑，大多是中老年，只有我和夏虹是新毕业的大学生。我刚来一年，夏虹比我早些。领导很希望有年轻人给杂志带来活力，因此把我们俩当骨干用。我辜负了领导的期望。

北京各国家机关抽调干部，到边远地区支教，是胡耀邦首倡。主编老秦在编辑部传达时，抱着例行公事的态度。因为影协机关有三百多人，而我们编辑部最缺人手，即使分派指标，也轮不到我们。况且好好的北京城住着，谁愿意往外跑？

可是在散会时，我站起来说要报名。老秦十分意外，脸色都变了，他不愿意从我们编辑部出人。其他人也都意外，因为看我这副样子，平时玩世不恭，既不想入党也不想当官，分房更没我什么事儿，怎么会争着去抢这份苦差事？

一年前我刚来时，领导对我特别好，找我谈申请入党的事。我连连摇头，说不成不成，这可是原则问题，绝对不成！于是影协流传说《电影艺术》调进来一个“现代派”。有人对我挺好奇。这次我报名支教，又在影协引起小轰动，艺术研究室主任陈剑雨（后来电影《红高粱》的编剧）说我：“你还是挺传统的嘛！”

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觉得在北京呆着没劲，想换个地方玩玩儿。当时全民经商大潮已经涌起，每个朋友小本子上都记载着一打以上的大买卖，见了面就是交流贸易信息。我那时候来往的朋友既多且杂，路子比现在野多了，成天为空头买卖谈得口干舌燥，还挺乐此不疲。但时间一长，就厌倦了，嫌北京太热闹。那时多数人都没有电话，来访从不预约，我家从早到晚人不断，半夜都有人站在胡同里喊开门。因此，有这么一个机会离开北京，正好可以躲个清净。

我去安徽时，带了一箱子书（我妈当年下干校时打的大木箱）。根据日记，到黄师头一个星期，就寄出三十多封信。写信是清理头脑、治疗心理问题的好办法，是与他人进行深度交流的好工具、好形式，现在已近灭绝。我和多多通信最频繁、谈得最深，他的信是满纸珠玉，一腔孤愤。当时他34岁，以今天来看，还是嫩得掐出水的花样年华。北岛在西德，多多告诉我，他回国后听说我去了安徽，“十分震惊”。不久马高明到合肥出差，特意来黄师看我，北岛托他送我一盒从德国带回的古典音乐磁带，本来还有一个高级打火机，没出北京就被人“劫”走了。

1980年代的诗人多多（左二）和马高明（左三）

我在黄师过上了我想要的生活，心非常静。宿舍的后窗外是一片打谷场，场上堆着印象派绘画中那样的干草垛。水牛追逐而来，绕垛三匝，追逐而去，发乎情，不止乎礼。黑脊背的老汉赶着白鹅走过，鹅们大摇大摆，伸长脖子能看见我。远处，就是我和刘林游过泳的池塘。池塘后面层层山丘。书桌摆在后窗下，我每天坐在桌前看书、写作、备课、批作业，井井有条。

可惜，好景不长。

08

回到北京是12月底。张阿姨说过完元旦，苏云同志听我汇报。

到了那天，我走进会议室，只见长条大会议桌后，坐着七八个领导，中间是全国影协副主席、常务书记苏云，他两旁有丁书记、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大众电影》的社长等，我们主编老秦坐在边上，很沉重的样子。长条桌的另一面，只放一把椅子，是给我坐的。

一看这阵势，像审判啊！兴师动众来了这么多头头。我把心一横，豁出去了，死不认错。虽然影协很好，领导对我也一直宽容，可要硬逼我检讨，那我也只好对不住了。

老秦说：“晓阳，坐。你把情况谈一谈吧。”

我开始说了，从入校开始讲起，刚讲到为什么办讲座，苏云把手一挥，打断我说：

 “你不用说了！那些话，别说你没说过，就是说了，也没关系！年轻人，思想活跃，说些错话，办些错事，没什么了不起！”他指指身旁的丁书记和另一位（我忘了是谁了），“老丁，老×，年轻的时候不都打过右哌吗？都是过来人。你回去好好工作，不要有思想负担……”

就这么简简单单几句话，问题解决了！我看到所有的人、尤其是老秦，大松了一口气，脸色开朗起来。我自己则差点儿泪目。还没等我感激涕零说点儿什么，散会了，前后不到十分钟。

苏云与夫人向隽殊

苏云，山西陵川人，1938年参加八路军，长年担任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向隽殊，著名配音演员。

真是太出乎我意料了！

张阿姨见到我笑眯眯的。这是个大好人，她有精彩的人生故事，有机会另表。我问她中直那边怎么办？她说：“你去呀，去找他们谈谈。”

第二天我去了中直。接待我的一个是组织部副部长、一个是年轻的处长。他们主要是听。我滔滔不绝，把我们在那里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叙述一遍，同时对安徽团领导的作风和方法也提出意见。他们态度很好，没有反驳我，更没有批评训斥。

最后，我要求马上返回学校，继续未完成的工作。这他们可就不答应了，说安徽你就不要回啦，在影协安心上班吧。我说我的班一直是我授课，快期末考试了，如果我不参与出考题，会影响学生的成绩。他们劝我放心。

到午饭时间了，二位表示谈话可以结束了。我说你们答应我回安徽就行，否则还得谈。他们说我们再研究研究，你跟我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吧？我说谢谢不用了，你们也先别去吃，谈完再去。他们都笑，拿起食具往外走。我拦着。他们拍着我肩膀，笑着把我送出门。

回到影协找张阿姨，想汇报谈话情况。我还没开口，她就给我竖大拇指：“说得好！说得好！”“什么说得好？”“你在中直说得好。”“您都知道了？”张阿姨笑着说：“你在中直谈的时候，那不是个套间吗？文联组织部的副部长就在里屋一直听着哪！你刚走他就给我打电话了，说你谈得不错……这可不容易啊！本来文联一直是批我的，对影协有意见，说我们包庇你。这回他也说不错，那就没事儿啦。”“可我还想回学校呢。”“你这个晓阳啊，哈哈哈，学校就别去了。”

好吧，张阿姨开口说不去，那就不去了。其实这么一折腾，我也真不想去了。北京多好啊！

后来听说中直和文联有个结论，说我在讲座中的某些话是场合不当，但不是政治问题。这应该算是个相当宽大的结论。从此这件事再没人提起。

影协对我真是做到了家，在评选1985年度先进工作者时，我也榜上有名，并奖励150元奖金。这是我平生获得的唯一一个荣誉。

我惹了那么大麻烦，不仅没批评过一句，还给我以表彰，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还能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领导们呢？

09

老段结束讲师团工作后，来影协找过我一次，互道契阔。他还是那么不温不火的，一笑，小胡子微微翘起，又坏又可爱。他在计划拍摄纪录片。他是“老三届”的，经的事儿多了，这点小风波，对他没有丝毫影响。近年网上发布的红色活动中，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去年北京清理环境，微信上流传一段视频，是北京远郊山区拆除违建，村中居民与清理人员对峙的场面：一个小老头儿站在一排盾牌前，大呼：“你们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呀？我们老百姓过得好好儿的，为什么要拆！……抗战期间，我父亲是这儿的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你们就不能为老百姓想想吗？”画面是个大全景，人太小看不清，但一听嗓音就知道是“段三绝”。

现在的老段（左一）

刘林升官了，提拔为主任。阿农研究电影音乐，出了专著。

伪“王致和臭豆腐”，继续对歪风邪气看不惯。回北京后，他那犀利的目光又瞄上了文联主持工作的部级大干部，给中央寄出重磅揭发信，揭发这位领导访问日本期间腐化堕落。据说，证据只是一张领导在日本与艺伎拍的照片，其他全是捕风捉影。大概当时高层对艺伎与妓女的区别不甚了然，这回还真把领导给告倒了。当初，这位领导看了他揭发我的信，曾给影协施压让严肃处理我。没想到，还是同一个人写的揭发信，却把领导本人整了下去。真够荒诞。

当然老汪在文联系统是别想再混了，灰溜溜调到了其它单位。

老汪这个人是某一类典型。“文革”开始时，他已参加工作，是个成年人，经历了整个运动。从此后，他似乎就患上了“运动后遗症”，以揭发别人为终身职志，走到哪儿揭到哪儿，不揭出点儿什么，浑身难受。更要命的，是他从揭发中并未能攫取到什么个人利益，而异化为为揭发而揭发。用伯恩斯坦的话说，“目的是没有的，运动就是一切。”我感觉他并不是对哪个具体的人（包括我）有什么恶意；但也可说，只要是人，他都有恶意。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人格。

我回北京一年多后，有一天编辑部开全体会议。正开着，门被推出一条缝，一颗陌生年轻人的脑袋伸进来，沿室内转了一圈，转到我，停住了，“顾老师，你好！”见我发愣，又说：“我是黄师的学生，来看你来了。”我把他带到我的办公室。我不认识他，连模样也没有印象。他说他是某某村的，毕业后跟同乡一起做生意，好像是做石材。这回来北京出差，特意来看望我。我离开黄师一年多了，跟他什么关系也没有，他还一直惦记我，我很感动，也很欣慰。

近年在网上浏览黄麓师范的信息，见新楼簇起，与昔日面目全非。在一篇介绍学校今昔的文章中，把我也编入了校友名列，我感到很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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