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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丨顾晓阳：我们的今天，得益于他们的昨天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顾晓阳，作家、导演。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1987年赴日本留学，1990年移居美国。作品有《洛杉矶蜂鸟》等，冯小刚电影《不见不散》编剧，电视剧《花开也有声》导演。
原题
《今天》片段回想
作者：顾晓阳
《今天》编辑部原来在纽约，编辑部主任是王渝。大概是1995年，北岛要把编辑部移到加州。当时他在戴维斯，我在洛杉矶，车程约五六个小时。我先做散文编辑，后来又接编辑部主任。记得还到戴维斯开了一次会，有谭嘉等，我们都住在北岛家。
《今天》每三个月出一期，每出一期，给我好像200美元的辛苦费，所以不算义务劳动。我在邮局租了个信箱，稿件和信件都寄到那里。又购置一台传真机和一台小型复印机，放在我家里，这些都是实报实销。社长谭嘉在爱荷华，管钱，我负责找人打字录入文稿和校对，都要付费。编好之后，邮寄给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林道群。稿费是不是由我计算的，不记得了，反正是由谭嘉开支票。电话费全部报销，我每月把电话明细账单的原件寄给社长。
有一次谭嘉给我打电话，说她计算明细的总合与话费总额对不上，总额200多（大概，现在记不清了），明细加起来才100多。我一听也懵了，账单是电话公司出的。思索良久，忽然一想，说：“你看看账单背面。”谭嘉可能手上就拿着账单，马上说：“噢，在背面，在背面。对不起，对不起。”美国佬“节约闹革命”，两面都印了。可见《今天》财务管理多细多严。谭嘉可嘉。
做散文编辑我有成就感，最大的是：使高尔泰和王瑞芸成为《今天》的作者。也有遗憾：当时木心在国内还无人知晓，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想给《今天》约稿，但不认识他，始终没联系上。其实找陈丹青就好了，可当时我没往那儿想。
九十年代初，高尔泰和夫人蒲小雨移住到洛杉矶。我是作为报社记者去他们家采访他，本不相识。采访完，把特意带去的几本《今天》送给他。尔泰先生问：“有你写的吗？”我翻出散文《胡同》给他看。他拿起来一扫，便说：“写得好，写得好。好文章看一眼就知道好。”又叫：“小雨呀，这儿有篇好文章。”当时我认为这是尔泰先生鼓励我。若干年后，我也获得了这种能力，一篇文章，一打眼就能判别它的好坏。电影看过1000部以上，也同样，只消看前面三五个镜头，就知道是什么档次的了。
高尔泰蒲小雨夫妇
此后我和尔泰先生并没有来往，那时我也没参与《今天》的工作。过了半年多小一年，忽然接到了小雨的电话，说他们在中国超市门口拿到一份免费中文小报，上面有我一篇文章《逃学》，“我和高老师很喜欢”。接着尔泰先生拿过电话，说：“晓阳啊，你写得真好啊，才子啊……”我爱听表扬，很高兴。几天后，就去他们在西来寺附近山上的新居拜访。那之后常有来往，蒙尔泰小雨夫妇不弃，成了忘年交。北岛有一次来洛杉矶，我们也一起去了高家，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还拍了合影。
当时，尔泰先生已在写《寻找家园》中的文章，发表在《民主中国》杂志。我请他赐稿给我们的小报，他也慨然应允。到我给《今天》编散文后，又得到他的许可，发在《今天》上。后来，尔泰先生对《今天》很重视，说：“我的文章不给别处了，只在《今天》发表。”于是，一篇接一篇绝世文章出现在《今天》上。
十几年后，尔泰先生对徐晓说：“是顾晓阳发现了我。”这个话太重，我根本扛不住！尔泰先生名重海内外，轮不到我去“发现”。只能说，他对人一视同仁，没有分别心，十分尊重他人和他人的劳动，使被尊重者感到自己的工作获得了意义。我深受感动。
那时，我认识很多留学生，什么样的人都有。一天，一位留学生（不熟，现在已忘记名字了）来报社办公室，给了我一包黄牛皮纸袋稿子，说是一个留学生写的，能不能给她发表几篇？她与作者好像也是间接关系。我全部看了，写得很好，作者王瑞芸，住在千橡树市。打电话与王瑞芸取得联系后，我在小报上开始登她的文章。后来我开始编《今天》的散文，觉得她的文章完全够格发表在纯文学刊物上，便把她发展为《今天》的作者。
第一次见面是她同她的先生来我家，她先生也姓顾，五百年前一家人，很融洽。此后一直保持着联系。她时间富裕，我请她帮忙给《今天》的文稿做校对工作，在我保存的《今天》1996年第4期的目录页上，有一行我用铅笔写的记录“王瑞芸校对字数97，000（每千字2元）”，就是为计算校对费的。
从千橡树到洛杉矶，车程一个半小时不止，很远。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她曾与一邻居女友来参加我们的一个什么聚会，女友有家庭有孩子，却闪电般爱上了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立刻决定要“重新再活一遍”。王瑞芸很不好意思地在电话中转达了女友非要她转达的要求：让我把我同学的电话号码给她。我倒挺好意思的，谁都想重新再活一遍，但给电话号码，要征求同学本人的同意。同学说：“阳子哥呀，千万别！”
我什么时候把王瑞芸介绍给北岛的，不记得了。1997年夏，我有了回国的计划，势必就无法兼顾《今天》了。老北岛操心太多，不容易，如果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继任者，走得也安心。我把周遭的朋友想了个遍，觉得王瑞芸最合适：有水平，办事细心，居所稳定，时间充足。我向北岛推荐了她，北岛同意了。事后证明，王瑞芸的确合适。1997年最后一期还是我编的，那以后就是王瑞芸了。
我真正参与《今天》的事情，就只有这短短两年多，都是琐细小事，不足道。北岛让我写回忆文章，我一再推辞，确实觉得没什么可写。但老北岛属牛，太执着，最终还是无法抵抗。
油印版《今天》
我第一次读到《今天》，是1979年初在“西单墙”上。寒风刺骨，热血上头，内心的震撼无法言喻。这样的阅读经验是绝无仅有的。《今天》的诗人们立刻成了我的偶像。当时我在人大上学，中午走到食堂门口，看见两个青年正被校方人员驱离，他们是来卖《今天》杂志的，遭到禁制。
秋季，我参加了《今天》杂志在玉渊潭举办的第二次诗歌朗诵会，那时《今天》的影响已遍及全国。两棵树之间拉着一块布，布上画着抽象画，布前就是舞台，布后聚集着一群漂亮的年轻人，不知道谁是谁。地下洒落着金黄色的树叶，数百只脚踏在上面，他们从四面八方走到了这儿，还有不少外国人。离人群几十米远，零零落落又站着一圈儿警察。
诗人芒克
主持人是一个瘦高、漂亮的青年，“一边儿倒”长发、大鬓角儿，风流潇洒。以后才知道就是芒克。他手持麦克风，“朋友们！”——声音从一只简陋的小音箱里传出来，这样的开场白，与当时的“同志们！”和现在的“各位领导！”有着极大的区别。听众里有很多文艺界名人，同去的朋友给我一一指点，可惜现在不记得了。大家都很兴奋，也充满了好奇心，洋溢着一派“解冻”之后的勃勃生气。
朗诵会刚结束，一部分人忽然朝某个地点奔跑起来，迅速排起了长龙，原来是在出售《今天》杂志，五毛钱一本，油印的，比正式出版物贵。我慢了一步，卖光了。
诗人北岛
1981年5月，广东《花城》杂志编辑舒大沅来北京，介绍我认识了北岛。他并不认识北岛，只通过信，他和我都是第一次看见真人儿。我也并不认识舒大沅，在他来京的前一天，小杜跑到我家，让我去车站接他并且还得给安排住处。小杜说完，就坐火车出差去了。小杜也不认识舒大沅，只是因为给《花城》投稿，通过信。敢情谁都不认识谁，一来二去，就这么愣认识了。这是八十年代的交友方式，很有意思。这些人和我现在还有联系。
1980年代初，米黄色是北京的流行色，有诗为证：狂不狂，看米黄；匪不匪，看裤腿（越瘦越匪）。那天北岛就穿了件米黄色风衣，真他妈狂！他给我的印象：很有教养，说话不带京腔儿，细致周到，毫无虚骄之色，绝对的“大哥式”人物。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印象一直没有变。当时，《今天》已经被封，北岛随时有进局子的危险，我们躲在苏州胡同东口一间小平房里，颇有点儿地下党秘密接头的刺激感。我带了几本我们同学自办的油印刊物《锤与砧》给他，他前后翻翻，说：“装订挺漂亮的。”那时这种学生自办刊物在全国的高校里遍地开花，但离死也不远了。
过后，我怀揣几首自己写的诗，登门“朝圣”，去了北岛家。北岛近视，把我的诗稿凑在眼前仔细看了一遍，问我：“你坐过监狱？”因为诗里有“铁窗”“囚徒”这样的词（不好意思，诗太烂，此处就不照录原文了）。我没坐过监狱，那是“为赋新诗强说愁”嘛。北岛对这些“诗”的评论，好像只说了句“比较传统”。他本来就寡言，那天还聊了什么，现在忘了。反正从此后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毫无诗才，再没写过分行的东西。
因为准备进监狱，有一天，北岛把《今天》编的诗集数十本放到我家，让我帮他保存。所幸岁月虽不静好，大家还算安稳。慢慢地，我认识了“老《今天》”的几乎所有人。他们通过那两年胼手胝足的工作，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共同血脉的家族。我对所有“老《今天》”的人，包括那些不写诗也不写小说、在幕后默默付出自己的劳力与热情的无名者，都心怀敬意。
我认为他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也可以说，是创造历史的事情。尽管在1980年，《今天》被权力一刀腰斩，但《今天》里的作品、《今天》作为一份独立杂志的傲岸不羁的存在方式，已撞开了通往艺术自由和表达自由之路的铁门，并被历史铭记。我们其他人，都多多少少得益于他们当年的努力，直至今天！
写于2018/8/3
顾晓阳阅览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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