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 | 周初：日本新年号的由来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
周初，北京理工大学附中高68届，1969年延安插队，其间任公社干部。1982年首都师范大学俄语系毕业后，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日本政治。1986年作为公费研究生入日本一桥大学，后考入该校社会学部博士生。1992年入日本住友信托银行研究所，1994年入日本松下电工株式会社海外总括部，负责中国投资项目。2011年退休。
原题
日本新年号引起的随想
作者：周初
4月1日上午，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公布“令和”为日本新年号。
“令和”年号取自日本古代诗集《万叶集》中“初春令月，气淑风和”（時に初春の令月、気淑く風和ぐ）一语。《万叶集》成书于公元8世纪后期，汇集了4世纪至8世纪以来日本各阶层人士创作的4千余首和歌，相当于中国的《诗经》。
“令和”成为日本历史上的第248个年号，也是日本首次使用日本古代典籍作为选定年号的来源。
一国年号的由来
日本年号“平成”，将于今年5月1日正式走入历史。新年号提前在4月1日、也就是日本新的会计年度起始日公布，可能意在有个适应过度期。2016年，明仁天皇流露出强烈的退位意愿，这是日本首次的天皇生前退位，也让改“年号”成为日本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年号更换不是只改几个汉字这么简单，从选定到公布其实还牵涉了各种层面的问题。
日本是当今世界上少数还在使用年号的国家之一。从公元645年的“大化”算起，至1989年的“平成”为止，总共换用了247个年号。自1868年的明治天皇开始，才确立了一任天皇只用一个年号的“一世一元制”。
二战后，根据日本的和平宪法，天皇制改为象征性天皇制。因此，年号的选定也必须体现以民为主。1979年出台的《元号法》规定年号由内阁负责决定。遵照这项法律，此次是继1989年1月的“平成”之后，第2次由日本内阁决定年号。
这次日本年号的选定过程十分慎重。先由总理大臣遴选学者专家，分别提出多个年号候补案，再由官房长官从这些候补案中选出几个方案，送交各界专家组成的“元号相关恳谈会”以及众参两院的正副议长，最后由内阁协议决定新年号，并向外界公布。
日本的年号从公元645年孝德天皇的“大化”开始，典故多取自中国经典古籍，例如“平成”取字《史记》“内平外成”以及《尚书》“地平天成”。“昭和”是《尚书》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1912年开始的“大正”则是取自《易经》“大亨以正，天之道也”，1868年“明治”也同样典出《易经》：“圣人南面而听天下，乡明而治”。
而年号典故的选用，历来也会出现雷同、重复出现或是未采用的情形。像是在江户时代最后一个年号“庆应”时，就曾经将平成列为选案之一，只是当时并未采用。出自《易经》的“明治”，过去就有10次被列入年号候补名单，直到明治天皇即位才终于被选为年号。
然而，年号的候补提案，其实并没有明文规定一定要选用中国古籍。原则上，年号汉字必须有所典故、言之成理，所以被日本吸纳、内化成传统的汉学，自然就是最直接的资料库。包括《尚书》《易经》《史记》《汉书》以及其他史书和文选。
这一次的平成改年号，舆论也出现了希望使用日本古籍的声音，NHK据此征询了日本史学以及汉学专家的意见。认为，可从和歌《万叶集》，或是《日本书纪》、《日本叁代实录》等“六国史系列”经典着手遴选。
是否还需要年号？
“年号，是时代的理想。”京都产业大学名誉教授所功在接受采访问时表示，年号有承载国民期望与理想、反映时代氛围的作用。
也有资深学者表示，年号象征着天皇，但现今日本天皇早已无政治实权，年号制度似乎没有保留的必要。
不过“是否需要年号”的疑问，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天皇制度的检讨质疑。面对天皇问题，在当前日趋保守和右倾化的日本政治和社会中，废除年号的议论并没有成为讨论的主流。
尤其是，自平成年代开始，日本社会对天皇及皇室的关注度越来越大，拥戴天皇的热潮空前高涨。年号更改的多种社会效益更是不可估量。
淡化汉文化有点难
日本政府强调，这次从日本的典籍中遴选年号，意在弘扬日本的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久的历史。其真意是想摆脱中国文化的影响，强化主体意识。和日本明治维新以来推行的“脱亚入欧”是一脉相承的。
其实，在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和南亚，以及亚洲各国都普遍存在着强化主体意识的倾向，已不足为怪。
问题是，在日本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字、文化的基础上想实现“去中”又谈何容易。
首先，日本的语言文字中，汉字是不可缺少的。韩国、朝鲜等国在强化主体意识过程中，能做到基本上取消了汉字。可是，日本语中的汉字是取消不了的。
我们且将那些学术、文化等深层次的原因留给专家们论证。这里，笔者只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闲下没事，可随便翻阅一下日中辞典或是日汉辞典，就会发现，日语中的“同音异字”实在太多，太普遍了。比如“きょう”（KIAO）这个发音，在日语中就能找出四十几个同音汉字，都是发此音，但意思却大不相同。
日语中，平假名和片假名是日本的原创，但它们只是起链接汉字的作用，没有再生词汇，再造语言的功能。近现代以来，片假名虽然代替了大量的外来语（主要是英文）。但是当人们读起连篇累牍的“外来语”时，往往也是一头雾水。更不可能体会到那种“一目了然”、“过目成诵”的感觉了。
再加上，日语的发音中没有“四声”，不像中文那样可以用不同的“四声”区别不同的汉字。在日语中，大量的汉字都一股脑的变成了同一个发音。这就更增加了日语取消汉字的难度。
所以，要想准确无误的进行表达，唯一的办法还是必须使用汉字。日语中离不开汉字，“去中”又从何谈起呢？
骨子里还是中国文化
此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记者会上强调，新年号出自日本典籍《万叶集》，是象征日本丰富的国民文化和悠久传统的日本古籍。
没想到，安倍话音刚落，就有中国网友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找到了多个出处。
下面，仅列五条有理有据的出处：
《黄帝内经·灵枢》：“阳受气于四末，阴受制于五脏，故泄者迎之，补者随之，知迎知随，气可令和”；
《礼记·经解》：“发号出令而民说谓之和”；
《汉书·贾谊传》：“法立而不犯，令和而不逆”；
《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
《谏蕃官仗内射生疏》：“时惟令月，景淑风和”。
《归田赋》和《谏蕃官仗内射生疏》的创作时间均早于《万叶集》。
《万叶集》创作时期，日本仰慕唐朝文化已久，哪怕没有看过薛元超的《谏蕃官仗内射生疏》，但肯定看过《归田赋》，来源出处可基本确定。
这篇“梅花诗并序”的词语结构，都疑似脱胎于中国家喻户晓的《兰亭集序》，此歌序从词句到结构，都与王羲之在兰亭集会上所作的名篇《兰亭集序》非常相似。
中国专家学者们也在中国的典籍中找出了有关“令和”的出处。
中国的辞典鼻祖《尔雅》：“令，善也。”“和，和平”。令和，象征着美好而和平。
《尔雅》成书的上限不会早于战国，因为书中所用的资料，有的来自《楚辞》《列子》《庄子》《吕氏春秋》等书，而这些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尔雅》成书的下限不会晚于西汉初年，因为在汉文帝时已经设置了《尔雅》博士。就算是西汉，也是公元前的古典了。
日本本身就处于汉字文化圈，说去中国化本身就很离谱，就算你是出自日本典籍，那两个汉字难道就能摆脱中国了？
不仅如此，年号也是从中国借鉴的。
年号，起源于汉武帝时期。在汉武帝之前并没有年号，元狩之前也没有年号，之前的建元、元光乃是追加的年号。社会的评价是：“朝野上下俱便于记载，实为万世不易之良法。”年号的最大意义在于：次序纪年，便利社会。
从汉武帝至宣统帝，我国存在的年号总共有800余个，正统王朝年号316个。年号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纪年方式，还是一种内涵深厚的政治制度，是汉字文化圈的重要传统。
图为明仁天皇与德仁皇太子 图片来源：NHK
1989年1月日本民众街头围观刊登“新年号”的报纸号外 图片来源：NHK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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