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夏，我们几十名留学生搭乘美国邮轮“海眼”号漂洋过海。经意大利拿波里，留欧同学登陆换火车。离船时，头、二等舱的外国乘客纷纷给美国服务员小费，几十、上百美元不等，中国留学生急忙开了个会，每人凑几元，集中起来由一个代表交给美国人，美国人说不收你们四等舱里中国人的小费。
留拿波里四五日，主要参观了庞贝遗址及博物馆，便乘火车奔巴黎。车过米兰，大站，停的时间较久。我迫不及待偕王熙民叫出租车往返去圣·马利教堂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教堂不开放，我们的法语又讲得很勉强，好不容易说明来意请求允许进去看一眼。教士开恩了，让我们见到了那举世闻名的模糊的壁画，教士解释那是被拿破仑的士兵用马粪打犹大打成这样子的。匆匆返回车厢，出租车费甚贵，以为人家敲竹杠，不是的，等待的时间也计价，我是生平第一次乘坐出租车。火车很快就启动，万幸没耽误时间。
1947年赴欧洲留学生在美国邮轮“海眼”号上合影
我们的公费属中法文化交流项目，在法费用由法国外交部按月支付，不富裕。第一天到巴黎被安排在一家旅店里，那房间里卧床之侧及天花板上都镶着大镜子，看着别扭，原来这是以前的妓院改造的旅店，少见多怪。搬过几次旅店，最后我定居于大学城，寄寓比利时馆中。大学城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法国提供地面，由各国自己出资建馆。当时的瑞士馆是勒·柯彪西（Le Corbusier）设计的新型建筑，是悬空的，像树上鸟窝。日本馆保持他们的民族风格。中国呢？没有馆，据说当年建馆经费被贪污了，因此中国留学生分散着寄人篱下。
如饥如渴，头几天便跑遍巴黎的博物馆。我们美术学院的学生凭学生证免票，随时过一座桥，便进卢浮宫。那时代参观博物馆的人不多，在卢浮宫有一次只我一人在看断臂（米洛）的维纳斯，一位管理员高傲地挖苦我：在你们国家没有这些珍宝吧？我立即反击，这是希腊的，是被强盗抢来的。你没有到过中国，你去吉美博物馆看看被强盗抢来的中国珍宝吧。这次，我的法语讲得意外流利。在国内时学了法语很想找机会应用，但在巴黎经常遭到歧视，我用法语与人吵，可恨不及人家讲得流畅，我感到不得不用对方的语言与对方争吵的羞耻。我曾千方百计为学法语而怀抱喜悦，而今付出的是羞耻的实践。但咬紧牙关，课余每晚仍去夜校补习口语。
1947年于巴黎
对西方美术，在国内时大致已了解，尤其是印象派及其后的作品令我陶醉，陶醉中夹杂盲目崇拜。因是公费生，我必须进正规学校，即国立巴黎高级美术学校。
油画系共四位教授，其中三位都属现代派，只一位最老的杜拜（J.Dupas）属学院派。在国内人们只信写实技巧，对现代艺术所表达的情和美极少人体会。作为职业画家，我们必须掌握写实能力，我赶末班车，就选杜拜的教室，摸传统院体派的家底。
“白发”老师严于形与体，他用白纸片贴近模特儿的后面，上下左右移动着白纸，证明浑圆的人体在空间里不存在线。然而有一次他请几位学生到他家看他的作品，我也去了，播放的都是他大壁画的幻灯片，装饰风格的，都离不开线的表现，是体的线化或线化了的体。我不喜欢他的作品，因缺乏激情。
他上课从不摆弄模特儿，让大家画呆呆站立着的男、女人体，自然空间，不用任何背景。从锻炼功力看，这确是高难度，但我对非艺术的功力无兴趣。老师对我的评价，说色的才华胜于形的把握，他总和蔼地称我：“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但“小东西”决定离开他，投入苏弗尔皮教授（J.M.Souverbie）的怀抱。
苏弗尔皮老师观察对象强调感受，像饿虎扑食，咬透捕获物的灵与肉。他将艺术分为两路，说小路艺术娱人，而大路艺术撼人。他看对象或作品亦分两类：美（besu）与漂亮（joli）。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呵”便是贬词，是警惕。有一回，课室里的模特儿是身材硕大上身偏高而头偏小的坐着的中年妇女，他先问全班同学：你们面对的对象是什么？大家睁着眼无言以对。他说：我看是巴黎圣母院！他赞许我对色的探索，但认为对局部体面的琐细塑造是无用的，是一种无谓的渲染，叫我去卢浮宫研究波堤切利。
苏弗尔皮教授（1891—1981）
苏弗尔皮是四五十年代前后威震巴黎的重要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作风磅礴而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如《母性》——庞大的母亲如泰山，怀抱着厚重的金矿似的孩子；《土地》——镇坐中央的是女娲似的人类之母，耕畜、劳动者们的形象既具古典之端庄，又属永恒的世态；《昼与夜》……我到现代艺术馆、夏依奥宫等处找他的展品及壁画，我确乎崇拜他，也是他启发了我对西方艺术品位、造型结构、色彩的力度等等学艺途中最基本的认识。
巴黎的博物馆和画廊比比皆是，古今中外的作品铺天盖地，即便不懂法文，看图不识字，凭审美，眼力也能各取所需，但若无苏弗尔皮教授的关键性启蒙，我恐自己深入宝山空手回。世事沧桑，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重返巴黎，博物馆里已不见了苏弗尔皮的作品，他的同代人勃拉克依然光照观众，我不禁怅然。
感谢一位法国友人送了我一期沙龙展目，封面是苏弗尔皮的作品《母性》，那一期是专门纪念他的，内有他的照片及简短介绍。历史的淘汰无情，而淘汰中又有遗忘后被重新发现的人和事。
在法国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件
我没有记日记，先是觉得没工夫，记了日记只是给自己将来看的，后来也就一直没记了，让生命白白流去未留踪影。现在追忆某一天的巴黎学生生活，当然并非天天如此，但基本如此。
大学城的宿舍一人一间，约三十平方米，包括小小卫生间、一床、一桌一椅一书架。每层楼设公共淋浴室及煤气灶，可煮咖啡烤牛排。每晨有老年妇女服务员来打扫，她跪着抹地板，一直抹到床底下，抹得非常干净。干完活她换上整洁的时髦服饰，走在街上谁也辨不出是干什么工作的。大食堂容量大，学生们端着铝合金的食盘排队取菜，菜量限在饭票价格六十法郎（旧法郎）之内，如超限或加红酒则另补钱。食堂的饭是最便宜的，质量也可以，我们总尽量赶回来吃，如赶不及，便买条面包、一瓶奶、水果及生牛排，煎牛排五分钟，一顿饭就齐备了。蔬菜少而贵，水果代之，尤其葡萄多，法国人吃葡萄是连皮带籽一起吃，只见葡萄入口，没有东西吐出来，我也学着吃，可以。早点咖啡加新月形面包，吃完便匆匆赶地铁去美术学院上课，走在街上或钻进地铁，所有的人都一样匆匆。
油画课室旧而乱，墙上地上画架上到处是颜料，我赶上学校三百周年纪念，我这课室虽古老，显然不到三百年。每天上午画裸女，男模特极少，因人工贵，男劳力缺，而女的求职难。有一次来了个青年女模特，大家称赞她体形美，但三天后她没有再来，后来听说她投塞纳河自杀了。
同学中不少外国留学生，美国学生显得很阔气，带着照相机，日本人是没有的，我在街上往往被误认为是越南人或日本人。十二点下课，背着画箱就近在美术学院的学生食堂用餐，价格和质量与大学城差不多。学校下午没有我的课，除了到卢浮宫美术史学校听课，整个下午基本是参观博物馆、大型展览及大大小小的画廊，那么多画廊，每家不断在轮换展品，虽然我天天转，所见仍日日新。再就是书店及塞纳河岸的旧书摊，也吸引我翻个没完没了。
晚上到法语学校补习，或到大茅屋画室画人体速写，时间排得紧，看看来不及回大学城晚餐时，便买面包夹巧克力，边跑边吃。大学城晚上常有舞会，我从未参与，没有时间，也因自己根本不会跳舞。晚上回到宿舍十点多了，再看一小时法文书，多半是美术史之类，那时不失眠，多晚睡也不在乎。
复活节放几天假，一位法国同学约我驾小舟，备个帐篷，顺塞纳河一路写生去。我在同学家乡间别墅住了好几天，有几幅水彩速写就是在那里画的，在我画集里尚可找见。
法国乡村教堂 水彩 21×17cm 1950
每遇暑假，总要到国外参观，首选是意大利。战后欧洲供应困难，在巴黎，凡糖、肉、黄油等替代品均定量分配，凭票按月购买，仿佛我们的票证时代。我从来不进饭店吃饭，贵，都说蜗牛是法国名菜，我至今没有记住蜗牛的法文名称。去外国旅行，失去了大学城的学生大食堂，又进不起饭店，于是面包夹肠之类的三明治成了每天的主食，只是总须找个偏僻处吃，躲避人们的眼光。
罗马、佛罗伦萨、米兰、威尼斯、拿波里等名城的博物馆及教堂都跑遍了，像乌菲栖博物馆更去过多次。文艺复兴早期壁画分散在一些小城市的教堂中，为看乔托、息马彪等人的壁画，我到过一些偏僻的小城。在伦敦住了一个月，除看博物馆外，补习英文，在中学时学的英文全忘了，因不用。
1949年在米勒故居
我们这些留学生大都不问政治。国内内战日趋激烈，改朝换代的大事岂能不波及每个中国人，我们持的是国民党中华民国的护照，而国民党将被赶出大陆，宋美龄频频飞美国求救，秦庭之哭已徒然。国民党的腐败我们早痛恨，对共产党则无接触，不了解，但共产党在长江中炮打英国军舰的消息真令我们兴奋，受尽歧视的中国留学生渴望祖国的富强。
中共派陆璀和区棠亮二位女同志到巴黎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大会是露天的，我也去旁听了，在那里见到与会的毕加索。陆、区二位在一家咖啡店里邀请部分留学生叙谈，介绍解放战争的形势和解放区对留学生的政策，希望大家学成归国建设新中国。每个人面临着去、留的选择，其间关键是各人的专业与回国后如何发挥的问题，对生活待遇等等很少人考虑。
夜咖啡 油彩 41×32cm 1989
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因之我想在巴黎扬名，飞黄腾达。当时有人劝我不要进学校，不要学生身份，要以画家姿态出现。我想来日方长，先学透，一面也参展春季、秋季等沙龙，慢慢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看了那么多当代画，未被征服，感到自己怀着胎，可能是异样的中西结合之胎，但这胎十个月是远远不能成熟的，不渴求早产。
我陶醉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作品中，但我的父老乡亲同胞们都不了解这些艺术，我自己日后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将与祖国人民绝缘吗？回忆起在独石桥小学给女生画的那幅麻子像，感到落寞、茫然。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似乎感到我将在故土长成大树，在巴黎亦可能开花，但绝非松柏，松柏只卫护故国。
当苏弗尔皮教授预备为我签署延长公费时，我吐露了我的想法，他完全同意这观点，并主张上溯到十七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离开巴黎，仍舍不得，但梁园毕竟不是久留之地。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与熊秉明等研讨无数回，最后我于1950年暑假离开了巴黎，投向吸引海外游子的新中国，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我们这些先行者们当时似乎是探险者。这之前一年，我曾给吴大羽老师一封信，倾诉我的心情。大羽师保留了这信，“文革”中此信被抄走，最后得以退还，数年前，感谢大羽师之女崇力给我寄来了复印件。
我并非最勇敢的先行者，同学中更有先行人。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巴黎学生会立刻挂出了五星红旗，驻法使馆来干涉，扬言要押送我们去台湾，威胁扣发旅费。我们四十名公费生索性全部住进使馆大厅，请愿红旗要挂，路费要发，使馆里乱成一团。使馆请正在出访的陈源教授来劝说，而我们根本瞧不起这位被鲁迅讽为“写闲话的西滢”的陈西滢。学生胜利了，有些人拿到路费便提前回国了。巴黎的华侨开庆祝大会，使馆的官员们识大局，也起义与会，钱泰成了光杆的国民党末代大使。
1950年暑假，我买了从马赛到香港的法国“马赛曲”号船票，自己提前从巴黎出发，到阿尔（Arle）访梵·高的黄房子及其附近写生过的风物，并在小旅店的小房间住了几宿。那房间的简陋，颇似梵·高作品的原型。接着又到埃克斯访塞尚故居。维多利亚山是塞尚永远的模特儿，我绕山行，移步换形探索老画家的视野与构想。在此遇到同学左景权，便同宿相叙，惜别依依。他是历史学家，左宗棠的后代，当时不回国，至今仍在巴黎。久无联系，垂垂老矣，据说孤寂晚景，令人感伤。
中国学生往返买的都是四等舱。四等舱，肮脏，塞在船头尖顶，风浪来时这里颠得最疯狂，那些吊住上、下床的铁链条摇晃得哐当哐当响。白天，我们都爬上甲板，在甲板上租一把躺椅，舒舒服服躺着看海洋，江山卧游，每经各国码头港口时，泊二三日，均可登岸观光，这样神往的行程，现在当属于豪华旅游了，一般人恐已不易享受到。舟行一月，闲着，我作过一些速写和诗，诗见于《望尽天涯路》。
《我负丹青：吴冠中自传》，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