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1978年6月的一天，被调往美国驻华联络处的唐占晞一大早从台湾出发，辗转香港、深圳，当晚9点半左右从广州飞抵北京首都机场。他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眼前这片被台湾人形容为“匪区”的土地。从机场到位于建国门附近的联络处，他乘坐的小汽车迅速掠过一辆又一辆缓缓行进的牛车。沥青路两旁大部分都是农村景象，路灯下面，隔一段便有穿短裤背心的老百姓坐在灯下打扑克。就在唐占晞赴任的这个月23日，邓小平决定专门安排时间，和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一起，听取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刘达有关学校各项工作清查整顿情况的当面汇报。 “我赞成留学生的数量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邓小平当场作了这一后来被称为“扩大派遣出国留学人员的重要讲话”的表态，并指出：“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一千人跑掉一百个，也只占十分之一，还剩九百个。”教育部外事局随后专门开会，传达讲话精神。郭懿清回忆，“会上听到这一消息后，我们特别振奋。”不过，这个消息当时并不为唐占晞等美方人员所知。7月7日，美国总统卡特的科学顾问普雷斯博士率领美国科技代表团与方毅在人民大会堂会谈。在现场的唐占晞注意到，谈判桌两边，一排穿西装的美国人对面坐着一排穿中山装的中国人，“界线非常分明”。对互派留学生一事，美方只是作为谈判筹码，并不抱太大希望。普雷斯在上午提出可以互派留学生时，中方并未给予回应。但下午会谈即将结束时，方毅突然提出，中国政府要谈的最后一项，是1979年想先派500个学者到美国进修学习。唐占晞作目瞪口呆状，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方毅的话被翻译后，美方人员有那么片刻愣住了。坐在方毅正对面的普雷斯，用手碰了碰身旁随行人员，低声问，“有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Who will pay（谁出钱）？”普雷斯抬起头，严肃而略带困惑地问。方毅随即告诉他，“费用由中方来付。”在当天的欢迎晚宴上祝酒时，方毅说，希望中美双方在科技交流和合作方面，“步子要迈得更大一些，路子要开得更宽一些”。随后两天，带着谈判时获得的“惊喜”，来自美国科技、农业、地质和卫生等研究机构的代表，分头开始跟中国同行商谈合作交流事宜。唐占晞陪美国地质研究所的人去了北京地质学院，但“因为政治的问题，没有办法谈妥”。 “当时还没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基本路线还是阶级斗争，不是改革开放。”唐占晞这样解读当时的困局。7月10日，在会见普雷斯时，邓小平强调，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中国已经大大落后，迫切需要获得帮助，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唐占晞回忆道：“邓小平说，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科技知识，美国是最先进的国家，应该帮助我们。他提出派人到美国学习。”随即，卡特总统在凌晨3点接到了普雷斯的紧急越洋电话。美方没有料到，中国竟然会主动推开这扇留学之门。 “那时候从上到下，是从内心里觉得美国比我们先进，真心要向他们学习。”郭懿清回忆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邓小平发表讲话后不到20天，教育部便完成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确定了选派计划。但在普雷斯回到华盛顿近3个月后，中美双方有关教育合作交流的工作协议还没有达成。普雷斯向方毅发出邀请，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赴美商谈有关留学人员的事宜。这件事，让唐占晞第一次到了位于北京西城的教育部。在民族饭店附近，他下车问路，发现不少人远远看见他过来就提前走开了。最后，一位老太太朝教育部的位置斜了斜眼睛，努了努嘴，又用一只手贴在胸前指了指方向，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走进大木仓胡同，唐占晞看到一栋五六层的红砖楼，不少玻璃已经被打碎，大门外面挂着的教育部的牌子却很新。 “什么人？要干什么？”看门的人问。“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唐占晞回答，同时递上名片。看了一眼名片，看门人朝大楼里面喊了一句，“美国一秘来了。”楼里面的人接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看到唐占晞进来，里面的人也跟着喊，“美国一秘来了”，直至唐占晞走进接待室。经过商谈，中国教育代表团定于当年10月访问美国。35年前曾留美的中国科协代主席、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代表团团长，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代表团顾问的民间身份出访。谈判的对手则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国际交流署署长以及白宫、国务院的有关人员。在华盛顿的谈判进行得异常艰难。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留学生人数和专业范围。反复商谈后，双方同意，“在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会后，唐占晞接到通知：“明天到白宫旁边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找罗宾逊先生。”第二天，唐占晞一走进罗宾逊的办公室，就看见房间墙壁上的一块黑板，上面写着120多个苏联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的专业。当时，美苏之间进行一对一的交换学者。跟中国则没法这样交流，因为中国的人选不是按人而是按学科门类来划分。 “听说‘红色中国’要派学者到美国来，怎么回事？”罗宾逊问。“白宫要开始跟中国交流。”唐占晞答。“多少人？”“第一批，500个。” “哦，黑板不够大，写不下。你明天再来讨论吧。”罗宾逊耸了耸肩告诉唐占晞。次日，唐占晞发现开会地点改在一个小会议室。一番自我介绍后，他才知道坐着的10多个人来自空军、国防部、联邦调查局（FBI）、中央情报局（CIA）、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部门，大都是情报人员。有些部门，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甚至从未听闻。唐占晞告诉他们：“白宫方面和总统本人，都决定开始跟中国交流学者。”这些人则从国防的角度，指出有一些学术领域，外国学者尤其是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并划定了一系列范围。唐占晞回忆，根据这个范围，他们设计出一个表格，以后申请留美的中国人，都需要填写各自的学术背景、研究领域等信息。这样的研究范围限制沿用至今，并在当时让谈判陷入僵持。接下来，李琦带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周培源则带队去考察美国的大学。在美方眼里，中国教育被“文革”耽误10年后，有些太先进的技术暂时还无法在中国运用，因此中国学生除了在名校学习外，还可以到一些社区大学学习。但中方明确表示，中国留学生只进美国的一流大学，学美国的一流技术。访问哈佛大学时，校方派出的接待者是医学院院长。 “我们来的是科协主席、北大校长，是名望那么大的周培源周老。他们等于是派个二级学院的领导出来接见。我们觉得太不尊重我们了。”郭懿清回忆说。会见过程中，周培源出来上厕所，看到会场外的郭懿清，便问：“小郭，礼品还送吗？”“不送了。”郭懿清随口回答。 “对！不送了！”周培源说。那期间，代表团成员讨论问题时，常常跑到院子里去，认为户外不可能被窃听。在美国停留13天后，代表团终与美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议定，“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这个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议定，在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起到了美国人意想不到的作用。唐占晞后来了解到，那些曾在1974年前后给中国写信的美国教授，在5年以后终于收到了回信。信的内容大同小异：教授，谢谢您1974年来函要求交流，我们很想交流，但要等到时机成熟以后才能做，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 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在与教育部外事局时任副局长胡守鑫熟悉之后，唐占晞问他：“胡先生，你们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找到50个人的？” “我们抓人。” “怎么抓？” “我们开着面包车，到中关村的大学和研究所，走进办公室就问，你们这里谁又红又专又有英语基础？人被叫来后，我们问几个问题，挥挥手说，好，上车。经过几天思想教育，告诉他们这次到美国留学符合国家政策，然后就送到使馆来。”胡守鑫笑着说。唐占晞对胡的话至今信以为真。以唐占晞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了解，他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文革”刚过，大家心有余悸，害怕万一去了之后，国家的路线改了，就倒霉了，要么回不来，要么回来了被戴帽子。教育部需要告诉他们，这是国家的需要，是邓小平的命令，到美国去学习他们的科学技术，回来给国家做贡献。这样大家才会安心。不过，在具体做选拔工作的郭懿清眼里，生前说话一直很幽默的胡守鑫，是在跟唐占晞开玩笑。实际上，这50个人是通过英语考试、业务考试和政治考核后，严格选拔出来的。他们原定在1979年9月赴美。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唐占晞当天就接到教育部打来的电话。对方口气很着急，“唐先生，请您马上到教育部来一趟。” “有什么急事吗？” “邓小平同志昨天亲自打电话给部长，要求建交之前，第一批留美人员必须到美国。”唐占晞和郭懿清开始手忙脚乱起来。英语考试，60分及格，但真正能考到60分以上的不多。有几个考到八九十分的，要么本人是1949年前从教会学校毕业，要么他们的导师1949年前曾在英美留学。李琦非常重视人员选拔，明确表示：“第一次往美国派留学人员，必须保证质量，政治上要过硬，业务能力要强。”最终，外事局确定了50人的名单，其中女性不到10人。郭懿清等人开始正式下达集训通知。这50个人被送到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集训。集训期间不能请假，还要经常就集训内容进行严肃讨论。集训内容除了国际国内形势、留学有关规定、出国外事纪律，还包括一些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生活常识——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国外报纸很多，但不能用来擦屁股，会堵塞马桶。后来，这批人出发前在国内买了很多手纸，带到美国去。因为听说在美国上厕所要投币收费，下飞机前他们甚至提前上好了厕所。集训期间，每人得到700元置装费，带着证明信，便可在专门给留学人员做服装的出国人员服务部选衣服。他们被一辆大巴车统一拉到王府井百货大楼背后的服务部后，尽管被告知可以自由选择，但几乎都做了同样的选择——当时国内最好的黑色“银枪呢”大衣，还有一样的西服，一样的皮鞋和包。后来，他们又被拉到美国驻华联络处办理签证。唐占晞看到，车上下来的50个人，大多穿着涤卡中山装，所有的纽扣都扣得紧紧的。面试前，唐占晞扯了扯签证官的衣袖：“嗨，这些人没有问题，你放心。”随后，他听到了这样的问答。 “Which school are you going to（到哪个学校去）？” “Chemistry（化学）。”“Oh，what subject will you study in America（打算到美国研究什么）？” “Born in 1933（生于1933年）。” “OK，very good（好了，很好）。” “他们大都40岁左右，不少人英文很差，可能事先背好了答案。不过还是给了他们签证。”唐占晞回忆说，为这50个人拿到签证，是他的任务。 周培源在北大的学生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美国的奖学金，即将去进修。外事局觉得，虽然这两人不由中方出钱，但也应纳入公派留学队伍。首批留美人员，于是变成5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