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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丨杨劲桦:我所认识的同性恋朋友

杨劲桦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介:

        杨劲桦,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曾为央视编导和主持人。1983年赴美国留学,获MFA艺术学位,是中国大陆学生在美国顶尖电影学院拿到最高电影创作学位第一人。2010年在国内出版作品集《梦回沙河》;2013年翻译出版老师理查德·沃尔特专著《剧本:影视写作的艺术、技巧和商业运作》中文版。现为电影公司CEO,定居洛杉矶。    

 


        掰开指头算算,我的同性恋朋友可谓真不少,亲密者至少二三,曾往来的也总有八九。唯一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女的。


        1980年代初出国前,我对同性恋的认知几乎是零。同性恋对我来讲仅仅是个词汇,理解它的字面含意就是同性之间性的相恋。来美国后,因缘际会,使我接触到了很多同性恋。


        比如我读研究所的系里,听人们说小一半的学生和多一半的教授居然都是同性恋,当时我惊得汗不敢出。再比如我读书时在中文报纸打零工做兼职记者,我的第一次采访,就是1984年好莱坞的同性恋大游行。


        记得采访那天的傍晚,我走进日落大道上一个著名的同性恋酒吧,抬眼望去,我突然觉得腿软了。只见吧台旁、桌子前,三三两两坐着,还有站着的很多年轻和中年的男士们。他们大多相貌相当俊丽,身材挺拔,神态优雅,彬彬有礼,说话轻声细语。偶或你被一对眸子吸引住,那眼神就是典型的沉静但会说话的、勾魂的、欲语还休的、深情款款的、动人的、话中有话的……


        总之,我的形容词用完了,也还是不能完全表达的那种眼神。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看到如此众多、如此漂亮的男人们出现在眼前,我只有那种屏住呼吸的震撼,至今还记忆犹新。以后,我再不曾在别的地方看到类似的场面。唉,那才真真叫做浪费了上帝的造就呢!


        从对男同性恋朋友们的认识,我归结出了他们身上几个较为特殊的共同特征:


        第一,他们大多长相漂亮,也非常在乎自己乃至别人的容貌。他们说话语速通常较慢,不疾不徐,很少开怀大笑或是发怒狂叫,少粗口;有些人动作明显的女性化,例如兰花指之类的。


        第二,他们同情心强,乐于助人,容易交往,大多心地良善。我更觉得他们就像是我的女性朋友,但却没有女性身上那种普遍存在的,要命的妒忌心。



        第三,他们性格温和且极为敏感,有较突出的感受能力。比如大家讨论一些模糊的论题,诸如法国新浪潮流派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影片时,往往某个男同性恋的发言会让你后脑勺一麻,鸡皮疙瘩起满身。他们很善于体会和表达那种我们俗人经常有意无意忽略掉,或是由于忌讳而永远不会启齿并深入思考的情感灰色地带和细节。


        当然,与之并存的是他们比较情绪化的个性,他们似乎比大多数人更需要关注和呵护,内心深处有永恒的不安。他们鲜有领袖欲,独来独往者占多数。这些朋友心灵很容易受伤,受伤后又往往一人躲在角落,孤独地舔自己的伤口。


        我试图找到一个比较概括和贴切的词汇,来表达那种性格特质,觉得英文里vulnerable 这个词略为接近,多少是脆弱易碎的精致。当人们频繁地面对这种气质时,难免会有点儿起腻和不耐。


        第四,男同性恋者对情感较为忠实并痴情;不似一般男性容易喜新厌旧,见异思迁。


        写到这里,我自己都忍俊不禁,这不是在信口开河吗?万一有哪位同性恋朋友不小心读了以上文字,您可千万不要认真。下面我就讲一个我的同性恋好友的故事。


        初次遇见爱德已经是三十多年前了。

 

        那是我抵达美国后的第三天,一个初秋的下午,在系学生事务办公室里。桌子后面坐着拥有毛毛狮狗般栗色卷发的秘书西西丽娅;桌子前面站着清汤挂面懵懂的我;门口的靠背椅上还坐着一个男青年在看报纸,报纸遮住了他的脸,能看见的只有他两条慵懒的长腿。


        我是去报到的,但却不会说英文。(现在回想这些真是不可思议,我怎么脑子一热就出国了呢?)西西丽娅和我先是礼貌地各说各国话,还彼此默契地频频点头;继之我们比手语;直到最后终于放弃,仅剩下对视。



        突然,“我能帮助你吗?”一声怪腔怪调的中文从背后传来,西西丽娅和我几乎同时转过头去。


        只见那个读报纸的男学生有点害羞和兴奋:“我会说一点儿中文。”他又小心翼翼地说,颊上竟泛起了红晕。他就是爱德。


        我不得不相信,这冥冥中有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当你实在过不去的时候,它就伸出来扶你一把。于是爱德带我去见系主任,并充当我的翻译。


        其实以他当时的中文程度,基本听不懂我的意思,但他自说自话就翻译了过去。就这样,一切顺利。临走时,系主任微笑着对我说了好些话,估计是安抚我;爱德又对系主任说了好些话,然后他们彼此就大笑了起来。


        出来后,爱德请我到北校园的餐厅去喝杯咖啡,我们在外面的花园找了张桌子坐下,这时我才有机会仔细地端详这个学生。爱德看起来二十三四岁,身高至少6尺2寸,金发,肤色白皙得几乎透明,隐约看到一跳一跳淡蓝色的血管。他身材消瘦,脸是典型西方人的正面略窄,而两侧削平略宽的标准型。他凹陷的眼睛大且湛蓝湛蓝,真算得上是个帅哥。


        我先是对爱德谢了又谢,可他说不谢,小意思。因为他自己也是国际学生,跟我的情况相似,两年前从欧洲来读博士,所以驾轻就熟。


        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想起来说:“你知道系主任为什么笑吗?因为他让你去找一个像我这样说英文的男朋友。”


        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可是我告诉他,我是同性恋。”


        他看我没反应,又说:“你知道什么是同性恋吗?”


        我一脸茫然,先是摇摇头,然后使劲儿地点了一下头:“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他把话头接过去:“我和你一样,喜欢男人。”



        我又使劲儿地咽了口吐沫。


          “中国有同性恋吗?”他眯着眼睛问我。


        “没有。”这次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嘎……他乐了起来,这下轮到我有点不好意思了。此时夕阳放射出耀眼的金光,把爱德的头发,眉毛染上了一层金红。我看着他俊美的脸颊侧影,心想这要是个女人肯定会很漂亮。

 

        也许是爱德乐于助人,亦或是他对我这个从没有同性恋的神秘中国来的学生充满了好奇,总之我们变成了好朋友。后来的两年里,我们时不时地约在星期六上午去Westwood 的一家咖啡馆吃新出炉的烤酥饼,还有一搭无一搭地聊聊闲篇儿。


        有一天我问你的男朋友是谁呀?他忸怩了一下,伸出右手涂黑了指甲盖的小拇指给我看,说他现在available。原来涂一个小黑指甲盖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呀。他不无伤感地告诉我,其实他只有过一个爱人,一共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他十七岁的时候;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他来美国留学前。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问。


        回答是个四十多岁的神秘男人,安静迷人,令爱德无法忘怀。


        有一天爱德急匆匆地电话找我,说他很想去中国工作,问我能否帮忙。我说让我试试。后来有人找到了一个外国专家的名额,爱德就兴高采烈地去北京了。


        1986年冬天,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去看望爱德,他当时住在西郊的友谊宾馆,就是原来给苏联专家住的那种里外小套间。我问他情况如何?他说还好,博士论文写完了,正在世界各大学求职。我问有回音吗?他说美国和欧洲已有几个不错的大学给了他offer,但是……


        他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我说当然回美国呀,你的专业当然是在美国最有前途呀。



        他也不说话,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从厨房给我端了杯咖啡过来,一会又到书桌前摩挲摩挲。终于他拖过来一个四条腿的小板凳,坐在我的面前,神情很严肃的样子。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他的双眼灼灼放光,我不自觉地紧张了起来。


        “我有新的爱人了……”


        然后,他就前前后后地给我描述了他的爱人。


        事情发生在爱德到北京的半年后。一天下班,朋友请爱德去看电影,回到宾馆时已经是夜里11点。熟悉友谊宾馆的朋友大概还记得,宾馆大院里有一幢一幢的粉红色楼房,铺着方格水泥砖的小路通往各处。小路一边是齐腰的柏树,修剪得平平整整。


        那天夜里,当爱德沿着小路往家走的时候,突然,柏树后面跳出来一个大男人,爱德顿时吓得大叫起来,那人赶紧举起双手并示意别嚷嚷。待爱德平静后,借着昏黄的路灯看到,这是个相貌清秀的小伙子。


         “你要干什么?”爱德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小伙子说:“我是个同性恋,我跟踪你好久了。”


        于是如此这般,过程省略。反正最后就成了恋人。


        我问爱德这人是哪里的?回答说是南边大兴县的一个农民,会木匠活,姓王。我的脑海里立刻想起了莫泊桑的小说《木匠小史》,姑且我们就称呼爱德的爱人为小王吧。


        爱德又说:“你知道吗?我很犹豫。我不能回美国主要是为了他,他唯一的愿望就是让我带他出国。”爱德眼神黯淡了下来。



        “你想,美国欧洲的签证都太难了,另外生活费又高,我一个人的薪水,养活我们俩会很吃力的。出国后我要供他先学英文,然后再去上学,不然他什么也不懂。想来想去,我只能选择去新西兰。”


        我傻看着爱德,终于问了一句:“你决定了?”爱德点点头。

        ……

 

        没过多久,我就接到了爱德从新西兰寄来的明信片。


        1988年春天,我在家里突然接到爱德的一个电话,说他来洛杉矶开会,会住两天,并约我星期六在老地方吃酥饼。我告诉那个酥饼店早就不在了,于是我们改约在圣塔莫尼卡海边的一家小馆。


        停好车后,我朝餐馆走去,远远就看到一个人穿着色彩明媚的湖蓝色上衣,我想那一定就是爱德了。他总是敢于和喜欢穿那种鲜艳的颜色,好比鹅黄、青绿,而穿在他的身上又总是再合适不过了。


        坐下来还没来得及寒暄,爱德第一句话就告诉说,小王离家出走了。


         “走哪里去了?”我惊讶。


        “不知道。”我从没见过爱德这么难过的样子。

       

         “我每天一下班就马上赶回家等他,生怕错过了他。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看来他不再需要我了。”他强打起笑容试图调侃自己,不过不成功。


        我看着他半晌,想说点什么但还是什么也没说。


        几年后,爱德回到美国,在一所著名的大学执教。后来终于返回他的国家,现在是欧洲大学的著名教授。

(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图片来自网络。)


杨劲桦读本:

玛丽与我(上篇)

玛丽与我(中篇)

玛丽与我(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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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轩编辑、工圣审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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