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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丨张志鸿:我的乡愁,那些正在远去的明师

张志鸿 新三届 2021-06-25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现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定居长沙。

原题

那些正在远去的明师

——我的乡愁之二




作者:张志鸿

                   
1970~80年代家乡某中学校园
  
01
       
你没有看错,我说的不是名师,而是明师,是睿智的、尽责的优秀教师。
       
世界上明师很多。我想说的,是我熟悉的一个群体,是上世纪70-80年代农村中小学的一些老师。
        
我对他们熟悉的第一个原因,是从小学到高中,我是这个群体的众多受益者之一。
       
“文革”之罪罄竹难书。但即便是痛恨“文革”的人,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正是由于频繁、残酷的政治运动,使一批非常优秀的教师流落在农村中小学,客观上造福了农村的学子。
       
那时候的中小学老师,大致有四种来源:一是“文革”前正规院校的毕业生,二是因为各种原因被迫下放乡村的知识分子,三是以回乡知青为主的民办教师或代课教师,四是“文革”后期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1977年后,又有一些落实了政策的知识分子(如被平反的“右派”)走上了中学讲台。
       
不能说这些老师都很优秀,但其中一些人,令我终身难忘:
       
语文老师A是民办教师,只有高中学历,但他能在1975年自作主张,自刻油印教材,给我们初一学生讲解语文教材中没有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他能在“文革”后期组织智力竞赛、抓特务等课外活动;他能把全班学生编成多个课外自习小组并组织检查。记得1976年4月的一天,听了广播电台对“四五事件”的激昂申讨,我热血沸腾,在黑板上写了“打倒邓小平”5个大字,A老师板着面孔走过来,声音不高:“不要这样写嘛,中央还没有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呢。”我意识到自己的幼稚,赶快擦干净了黑板。
       
数学教师B是“文革”前的老牌大学生,为人刚直不阿,做事严谨认真。她的教学水平高,思路很清晰,对学生要求也严。正是在她的教诲下,我找回了对数学的兴趣和信心。
       
语文教师C身有残疾,离不开轮椅,但他思维敏捷,眼光独到,善于鼓励引导。依靠他的指导,一批批学生提升了语文成绩。1986年,他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优秀教师”。
       
在严酷的“文革”岁月里,许多老师仍能忠于职守,尽到为师的本分。“文革”后政治上翻身,让他们扬眉吐气;高考制度恢复,更使他们焕发了青春。很多老师以感恩、报恩的心态投入工作,视教学的权利为生命,视寒门子弟如己出。从19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他们人生的丰收期,也是农村学生被重点大学录取比例最高的几年。
       
这种现象并非特例。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秦春华在一篇文章中说:“20世纪60年代,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一大批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上山下乡,以及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许多人就此成为当地农村学校的教师,为当地学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1978年恢复高考后的前几届大学生之所以能够顺利进入重点大学,很大程度上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教育出来的结果。”
         
时至今日,一些同窗或师弟师妹,说起中学老师的教诲之恩,还是念念不忘,点滴在心。   
       
02
       
我对这个教师群体熟悉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的父母也属于这个群体。自小,我就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农村校园里,得以有更多机会、更多角度观察他们。
       
首先,他们是那个年代的弱势群体,“臭老九”的标签让他们低人一等;如果家庭成分不好,还要再低人一等。为了生存,他们不仅要向各种领导低眉折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还要低眉顺眼,跟食品站、粮站、汽车站、百货商店等“权力机关”的工作人员搞好关系,甚至还要在学生面前谨言慎行,防止祸从口出。那时候,学生贴老师的大字报不算新闻。
       
但是同时,他们也是贫困乡村里的精神贵族。身居一隅而知天下风云,家徒四壁而富知识精神。即使是频繁的政治运动,也没有磨光他们的棱角,有的反而如钢铁淬火,炉火纯青,在谨言慎行的同时散发着人格的魅力。
       
在我认识的老师里面,不少人多才多艺。有的满腹经纶,出口成章,引经据典,滔滔不绝;有的学什么像什么,敢画大幅毛主席像,也能自编自演单口相声;有的生性乐观,爱开玩笑,走到哪都能激起一片笑声;有的恃才傲物,特立独行,喝醉了也会放声大哭,或者大骂平时不敢骂的人。
       
D老师精明强干,风度翩翩,吹拉弹唱、打球下棋样样在行。不管是当教导主任,还是后来当校长,都能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在家里,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此外,他还能好整以暇,每天与青年同事杀几盘象棋。
      
E老师出身不好,学历不高,也没出过远门(直到1979年夏天参加地区高考阅卷,才有机会跑到城郊去看火车)。但这些因素不妨碍他好学肯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天马行空,长袖善舞。恢复高考那年,学校让他弃教语文,改教高中毕业班的历史、地理,他就自行编写高考复习资料。到了1980年代后期,他已是全县乃至全地区著名的历史教师了。
       
这些“臭老九”饱受运动之苦,所以比别人更关心国家大事。在“文革”后期那些风雨如磐的日子里,他们每天都留心报纸上的新变化,私下里常常为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记得毛泽东去世的那天下午,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遍遍播放《东方红》《国际歌》,几个老师预感有大事发生,就自动聚集在有线广播前,面色凝重,默默等待,终于等来了慷慨悲壮的《告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书》。
      
 这些老师是被当时的制度和运动“扣留”在农村的。如果生活在现在,他们的才华一定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展现,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03
       
我对这个群体熟悉的第三个原因,是我198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分在省城的一所高中教书,与部分来自农村的骨干教师成为同事,得以继续观察这个群体的走向。
       
大约从1982年起,新疆、贵州等地的国有大单位来湖南农村招聘中学骨干教师,开出的条件相当诱人,一是工资翻倍,二是可办理家属户口的“农转非”,三是子女可随迁转学,享受当地的高招低分录取线。于是,一些教学尖子去了新疆、贵州等地。
       
过了几年,大城市的重点中学也到农村挖墙脚。我工作的那所省城高中,先后从全省各地的农村中学招聘了近20名骨干教师,并把他们放在高二、高三的“刀刃”上。这些老师大多也名不虚传,兢兢业业。那几年,本校的高考录取率扶摇直上,声名鹊起。
       
到了1990年代,“孔雀东南飞”,农村骨干教师的主要流向,就是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了。不过,这时候骨干教师的主体,也已悄然换成恢复高考之后的大学毕业生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期的农村中小学,都会涌现优秀的教师,例如恢复高考后的“新三届”,整体素质优秀,逐步成为各个领域的中坚。但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像1970~80年代那样规模的优秀教师群体,恐怕很难再出现了。
       
我有一位堂兄,至今仍在农村中学任教,亲历40多年的变迁。他说:论业务能力和职业道德,还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批老师最强。这些年,农村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越来越差;最大的差距,不是文凭学历,不是科学文化素质,而是缺少老一辈的责任心、荣誉心、爱心。

04
        
正因为熟悉这个群体,思虑再三,我觉得我有责任写一写这个群体中少数老师的另一面。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教师也不例外。
      
尤其是在“文革”那种人人自危的环境里,一切都可理解。何况,很多恩怨是非已随清风飘散。
       
但有两点似乎不可原谅,至少是不能遗忘:
       
一是在“文革”中甚至“文革”后,为了个人私利(而非为了自保)主动整人。你能想象,内行整内行,当然不外行;“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往往比婆婆更厉害。
         
二是恢复高考那几年,为了确保升学率,个别老师逼迫成绩较差的学生“自动”退学。至今,还有昔日同窗说起来恨恨不已,眼泪汪汪。
       
有的当事老师已不在人世了,不知道他在天国里是否醒悟、悔恨?

05
       
时隔多年,重提1970-80教师群体,是因为我感觉我们正在告别这个群体。
       
一方面,是这个群体的逐渐淡出。这几年,陆续有几名恩师和父母的同事病逝。剩下的老师也都已退休,甚至进入了耄耋之年。他们的时代,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远。
       
另一方面,是农村地区优秀教师的不断流失、教学质量的不断下降。
          
细究其原因,大致有三:
       
第一,因为待遇不高,如今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已很少愿意到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任教。
       
第二,即使到了农村中小学,许多人也是设法离开,或者去了大中城市或沿海,或者考了公务员,或者去了薪酬更高的私立中学。
       
第三,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农村优质生源的流失。家境差的,已无力读完高中;家境好的,去了教学质量更好的城市重点中学、私立中学。生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升学率的高低,也会严重影响教师从业的积极性。
       
你注意过一个愈演愈烈的现象没有?10多年前,每个地市都可能有学生考取清华、北大。现在,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大学,几乎被省城几所高中名校的毕业生包揽了;而这几所名校,又兼并、托管、派生出几所、十几所“子学校”“孙学校”,令人眼花缭乱、啼笑皆非。
       
水往低处流,这就是城镇化带来的“锅底效应”。
       
而且,农村地区(不包括城市郊区)的凋敝、衰败是全方位的,不止是教育。
       
如果要改变农村的面貌,根本出路是留住人才(不单是优秀教师)。留住人才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努力,除了提升待遇,还要改善医疗、文化、交通、子女就业等等条件。
      
说到底,导致农村面貌发生巨变的主要推手,是权力之手与市场之手互搏的现实,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大潮。而且,这一波大潮方兴未艾,据说还将持续10余年。至少在近期,我看不到中国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停止衰败的迹象。
       
当然,物极必反。在那片“希望的田野”上,终归会有希望的。
       
在我看来,“希望”来自于更多人的危机意识,来自于政策的调整引导,也来自于后辈教师的担当、坚守、薪火相传。

2016年6月10-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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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作者公号青山自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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