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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张志鸿:为“四人帮”集团殉葬的那些人

青山自牧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张志鸿,湖南邵阳人,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7月毕业,曾在中学、中专执教17年,现为某央企湖南公司中层管理人员,定居长沙。


原题

1977年自杀的那些人

原本都可以不死




作者:张志鸿

原载微信公号青山自牧



“中国的十月”

1976年10月6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被隔离审查。

老诗人郭沫若欣喜若狂,创作了《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中年诗人贺敬之心潮澎湃,创作了抒情诗《中国的十月》。

影响更大的是由施光南谱曲、李光羲演唱的《祝酒歌》,唱出了当时大多数人的喜悦心情。

当然,有人欢喜有人愁。

翻阅那一段历史,不难发现:就在举国欢庆的同时,也有少数人落入了情绪低谷,有几个人选择了自尽。
 
王曼恬之死

1977年1月27日,天津市委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相当于副市长)王曼恬自缢身亡。

王曼恬,湖南湘乡人,生于1913年,是毛泽东的表侄女,也是王海容的姑妈,因为她的奶奶文六妹是毛泽东母亲文七妹的姐姐,她的父亲王星臣是王海容祖父王季范的胞兄。

上世纪三十年代,她在上海新华艺专学习美术,做过地下工作,后赴延安,在边中一队任美术教员。1938年与诗人鲁藜结婚,育有一子二女。

1949年后,曾任天津女一中教务主任、市教育局分局长。

1955年,时任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的鲁藜被打为“胡风分子”。经历了痛苦折磨后,王曼恬主动与鲁藜离婚。

1968年2月,王曼恬给江青写信,举报天津开了一个“黑会”,演了一出“黑戏”,即在天津召开了“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天津人民话剧院排演了话剧《新时代的“狂人”》。此信引起了江青的高度警觉。

2月21日深夜,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等中央首长接见了用卡车接来的“天津各界群众”1000余人,点名批判了一些人,要求对天津文艺界、政法界进行整肃。散会后,市公安局局长江枫即被拘禁,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服安眠药自杀,天津开展了批“二黑”、“砸烂公检法”的运动。这就是文革中轰动一时的“二二一”事件。

王曼恬成了功臣,出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后又担任分管文教的市委书记。

1971年7月,她又兼任国务院文化组(代替文化部)副组长、党组成员,分管美术工作。

据吴德回忆:当年他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主持文化组日常工作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自己工作起来很困难。万里(时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建议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理由是: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于是,吴德找到王曼恬,请她在文化组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周来一两次文化组即可。王曼恬说:我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建议她写信征求毛主席意见,王曼恬果真写了信,毛主席同意了。

吴德说,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比较好,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想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王曼恬水平不高,但工作敬业,也敢说话。1973年,国务院有意将河北省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5县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的发展非常有利,但难度很大。受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委托,王曼恬去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促成了这件事。

在扶持、推广陕西户县农民画方面,王曼恬也出了不少力。

王曼恬(前排中)在陕西户县

粉碎“四人帮”后,王曼恬成为清查的重点对象。从1976年12月开始,天津市委多次召开常委会,让王曼恬讲清问题,但她始终说不清楚,抵触情绪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用大量安眠药。因警卫人员及时发现,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天津市委将情况报告中央,并对王曼恬采取了保护性措施,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要求: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8日至26日,市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5单位先后开大会批斗王曼恬。1月22日,王曼恬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加上对她实行监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

1月27日晚21时40分,值班人员发现已经就寝的王曼恬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其瞳孔放大,呼吸已经停止。经法医验证,原来她将床单撕开,和一条毛巾结成布条,将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另一头勒在脖子上,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

据调查,王曼恬自1968年2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写信33封,留下电话记录23份。其主要问题,就是向江青写密信,导致了后果严重的“二二一”事件;其次是积极紧跟江青,特别是在1976年积极鼓动“批邓”。

刘传新之死

1977年5月19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干警云集北京体育馆,参加对市公安局原局长刘传新的批判大会。一个小时过去了,仍没有开会的迹象。人们坐不住了,议论纷纷。突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刘传新自杀了!

刘传新原是南京军区某军副政委,据说“能文能武”。1967年年初,中央决定对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管,拟抽调1000多军官进驻。在下达南京军区的名额中,指定要1名军职干部,南京军区推荐了刘传新。

2月11日,军管会正式接管北京市公安局,实行军事管制。刘传新任军管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是军管会的二号人物。

3月24日,刘传新对原市公安局作出了结论:“市公安局文化大革命前是个地地道道的黑窝子。一批黑帮长期为非作歹,作恶多端,在政治上与毛主席相对抗,千方百计反对毛泽东思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企图资本主义复辟。”

很快,敢于冲锋陷阵的刘传新成为军管会的一把手。1967年底,军管会出台了《关于北京市公安局问题的汇报提纲》和《关于彻底改造旧北京市公安局的若干问题》两个材料,指控公安局“是彭真、刘仁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10名正副局长、117名正副处长、分(县)局长都是特务、叛徒、三反分子”,“全局有1000多坏人。”

接着,刘传新指使专案人员搜集各级领导在侦察案卷中的审查批示,编写了《关于罗瑞卿、刘仁、冯基平、邢相生等一伙反革命集团里通外国的情况报告》,诬陷罗瑞卿等31名领导干部“里通外国”。之后又组织一个班子,从300多人逐渐增加到2000多人,用一年多时间,清查了全局各类档案77万余卷,零散材料105万件,列出所谓“出卖情报”的材料8600多件,“叛徒、特务、反革命线索”材料15万余件,并将其中8.5万件编印成122册,转发全国各地进行追查,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

另一份《关于冯基平、邢相生、闵步瀛、张烈、焦昆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内幕》材料,将冯基平定为“特务分子”,邢相生定为“特务嫌疑”。根据一名汉奸宋××的谎言,认定从中央到地方有39名领导干部参加过日伪“远东国际民主联盟”特务组织,有300多名教授、干部、职工是日伪潜伏特务。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后,仅在北京、天津、秦皇岛、大同就牵连105人,其中91人长期成为“特务嫌疑”,3人被逼自杀身亡。

在康生、谢富治授意下,刘传新等人还罗织了原北京市公安局“与帝、修、反特务勾结进行间谍特务活动的大量罪证”:“包庇、放走叛徒、特务、反革命1227人”,“放走帝、蒋重大特务间谍109名”,“送给美蒋特务机关和英、日、缅、印等国家各种核心机密情报1349项”,“供给敌人机密情报5689件”。原北京市公安局“早已成了敌人的特务机关”,历任公安局长都是“里通外国、罪大恶极的坏人”。

由于这些“罪证”,北京市及公安战线的众多干部受到残酷迫害。其中,长期分管政法的原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于1973年10月在秦城监狱冤死,罗瑞卿、冯基平、邢相生等人被长期关押,4000多名干警被赶出北京市公安队伍。

1976年淸明前后,北京爆发了悼念周总理引发的“四五”群众运动。刘传新组织警力镇压广场民众,并动用技侦手段,查后台,追线索,追到了一些老革命家、老将军的头上。

“四五运动”现场掠影

“四人帮”垮台后,北京街头出现了《向刽子手刘传新讨还血债》的大字报及漫画。1977年初,有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楼里贴出了题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大字报,公开点名刘传新是在北京市公安系统一手遮天的“庆父”,强烈要求清算他充当“四人帮”的打手镇压群众的罪行。

1977年1月27日,刘传新被免去市公安局长的职务,接受审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伤感地说:“我这辈子也算值了,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了,什么样的高级饭店都吃遍了……”

审查期间,刘传新被隔离在东交民巷他居住多年的院子里,沮丧而又紧张。5月18日,他接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二天要召开“批判刘传新大会”的通知,脸色苍白,一言不发,又极力装出镇定的样子。

第二天凌晨,他在自家院落里的一棵树上自缢身亡。

1967年前后,因“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原因,大批军官到党政机关任职,如李震(原任沈阳军区副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部长,1973年自杀)、郭玉峰(原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曾任中组部部长)、施义之(原任某军政委,文革中曾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文化水平不太高,但执行上级指示坚决。

其中,刘传新扮演了一个“酷吏”的角色,手段凶狠,不留余地。也许他无法选择他的职业,但他没有把握好分寸,最终沦为历史的罪人。

文革后问责刘传新的大标语

 
于会泳之死

1977年8月31日,原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服毒自尽。

于会泳,山东威海人,1926年出生;1946年参加革命,在胶东文化协会文艺团学会了谱曲、编导及多种民族乐器的演奏,整理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8月,被选送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教育专修班学习;次年9月,留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音乐工作团任创作组组长;1952年11月,调任该校民乐系教员;1962年9月,任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理论系副主任。

从1965年起,被借调到上海京剧院,全力投入京剧《海港》《智取威虎山》的唱腔设计,把传统京剧唱腔同西洋乐紧密结合在一起,既不离京剧正宗,又有新的突破。

1965年6月初,江青在《文汇报》上看到了于会泳撰写的评论《评郭建光的唱腔音乐设计》后,非常欣赏。张春桥投其所好,又搜集了于会泳的几篇文章,江青看了很满意。不久,她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见《智取威虎山》和《海港》部分创作人员时,点名要求于会泳参加。

从此,于会泳摆脱了受批判的困境。1967年春,他身兼上海市文化系统革委会(筹备)主任和上海音乐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对“样板戏”更加尽心尽力:首创了“三突出”理论;倡导“样板戏”运用中西混合乐队,拓展了京剧音乐的表现能力;主持了第二批“样板戏”《龙江颂》《杜鹃山》《磐石湾》的创作和排演,在艺术风格上也有创新,如《杜鹃山》全剧采用韵白对话。

1973年8月,于会泳被选为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并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实际主持工作;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上当选文化部部长。

于会泳与江青在大寨


粉碎“四人帮”后,于会泳被隔离审查。他写了近17万字的交代材料,对自己紧跟“四人帮”十分悔恨。起初,他还比较乐观,认为自己没有干过什么坏事,还保护过浩然、汪曾祺等作家;一些事只是奉命行事,有错误,无大罪;参与创作的样板戏得到过毛主席、周总理的肯定。

8月21日,他获准回家去取一些衣物,安慰妻子:审查完了后,会给我一个处分,处分大概不会太重,大不了回胶东老家……

8月22日,他得知十一大政治报告点名批判了自己,如五雷轰顶,一夜未眠。

第二天,他找专案组表示认罪,同时请求与中央驻文化部工作组组长见面,当面诉说意见。但工作组答复:组长工作忙,没时间和他谈话。于会泳彻底绝望,神志恍惚。看守人员将其精神状况向上级汇报,上级指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但没有要求采取其他措施。

8月28日上午,于会泳在院子里散步时,发现厕所窗外有个瓶子盛放着消毒用的“来苏水”,就偷偷将这个瓶子挪到自己平时洗脸的位置。午睡后,他去厕所洗脸刷牙,又将“来苏水”倒进自己刷牙的杯子中,用湿毛巾捂着带回自己的房间。

于会泳与江青等人合影

他给母亲、妻子、女儿写了遗书:我跟着‘四人帮’犯了罪,对不起华,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我的结局是罪有应得,只有一死(后又将“一死”涂改成了“长期”)才能赎罪……我恨透了“四人帮”,也恨透了自己;消除旧的于会泳!彻底改换……

当晚8点左右,他将大约160毫升“来苏水”一饮而尽。等到被发现,已经昏迷不醒,即送阜外医院抢救,终于不治。

于会泳死后,组织结论是:“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1983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张春桥母亲之死

1977年4月1日,张春桥的母亲宋蕙卿在上海自尽。

张春桥的祖父是清末官员,父亲张开益是家中的老二,本已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家里没让他上,因为家中老大已经在北京大学就读了,就在山东读了个医科大专,曾是高唐县国民党的少校军医。日军占领山东后,曾为日伪工作。日军投降后,他继续担任济南一家医院的院长。

张春桥的母亲比父亲大5岁,出身殷实之家,家里兄弟多,她特别受宠,结婚较晚。婚后,她是个精明能干的家庭主妇,能勤俭持家。

宋蕙卿共有6子1女:老大张春桥,老二张铁桥,老三张秋桥,老四张佩英(女),老五张月桥,老六、老七姓名不详。

50年代初期,张春桥的父母来上海短期住过。他搬进康平路市委宿舍以后,就把父母接到上海一起住。

周恩来宴请尼克松,张春桥作陪

张春桥出事后,其子张旗、其弟张秋桥也被隔离审查。

张旗小名毛弟,1950年代初在上海出生,是张春桥唯一的儿子。

张秋桥,1920年出生,1937年12月到延安(比张春桥还早两个月)。抗战期间在山东工作,当过罗荣桓的秘书;1955年授衔上校,1963年任《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社党委第一副书记,文革中被批斗、下放,直至1975年7月才被“解放”,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张春桥自1975年1月起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被抓后,张秋桥也被隔离审查,因为有人怀疑他在1976年9月去北京郊区某坦克师“活动”。

此外,早在1974年3月30日,张春桥唯一的妹妹张佩英因为一次意外的医疗事故死在手术台上,年仅46岁。她于1948年8月参加革命,生前是上海第一医学院教育革命组副组长、院机关党支部书记。

张春桥被抓后,宋蕙卿一个人搬到了东安新村。

唯一的女儿已猝死三年,引为自豪的两个儿子接连被抓,孙子也被抓走,很难想象80多岁的宋蕙卿老人承受了多少痛苦和绝望。

查阅叶永烈的《“四人帮”兴亡》、郑重的《张春桥:1949及其后》等书籍,都没有找到对宋蕙卿自杀过程的记述。

网上有一个传说:一个外孙女去看她,她把身边仅存的100多元给了外孙女。外孙女走了,她也自尽了。
 
他们原本可以不死

这几个人原本都可以不死。

首先,是罪不至死。除了刘传新负有血债应当受到法律制裁外,王曼恬、于会泳犯的是路线错误,张春桥的母亲更是无辜。

其次,是他们对形势产生了误判。文革中你死我活、残酷无情的政治斗争,使他们对未来产生了绝望。他们哪能想到:走出文革的中国面貌一新,社会、政治环境日益宽松。

宋蕙卿老人就没有想到:儿子张秋桥、孙子张旗能够全身而退。经过审查,没查出张秋桥任何问题。1984年,张秋桥按副军职离休,2005年出版了长篇回忆录《但求屹立天地间》,2010年逝世,享年90岁。张旗被审查不久,也得以无罪释放。

晚年张秋桥

于会泳也不会想到:作为优秀的音乐家,他仍然得到社会认可。1997年,《音乐人文叙事》创刊号发表了他的遗作《民族民间音乐腔词关系研究》。至今,《智取威虎山》等现代京剧仍被传唱,其唱腔已成经典。

于会泳的女儿于佳易生于1954年,1975年考入总政歌舞团。文革后受到牵连,被停止演出;离开军队后,一度无处容身,中国铁路文工团有意收留,仍有阻碍。她通过好友苏丹丹(叶剑英的小儿媳、原总政歌舞团报幕员),写信向叶帅求援。经叶帅过问,进入铁路文工团任独唱演员,多次为影视剧演唱,也出过个人演唱专辑。1989年赴澳大利亚,定居悉尼。

即使是负有血债的刘传新,如果不自杀,也有望得到比较公正的司法处理。

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事诉讼法》出台,扭转了持续30年依靠政策定刑量罪的“人治”局面,《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布废止。

1980年10月至12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两个集团10名主犯进行公审,并直播公审过程。这是第一次采用法律手段处理党内斗争,标志着法治建设迈出了一大步。

1997年,修改后的新《刑法》颁布实施,废止了“反革命罪”,代之以“危害国家安全罪”。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次把“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并列。

2017年,中共十九大工作报告仍然保留了“政治文明”的提法。

时代总在进步,虽然步履艰难。
 
主要参考资料: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一书,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版;
《血与火的历炼——施义之纪念文集》一书,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10月版;
《走向毁灭——样板戏主将于会泳人生沉浮录》一书,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公司2008年出版;作者戴家枋,曾任文化部教育司副司长;
《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一文,载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作者王辉;
《诗人鲁藜》一文,载于《闽台文化交流》2011年第1期,作者蔡鹤影;
《于会泳浮沉录》一文,载于《党史博览》2011年第11期,作者艾英旭;
《为“四人帮”殉葬的公安局长》一文,载于《炎黄春秋》1994年第1期,作者蔡明忠;
《“文革”中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文,载于《湖南文史》2004年第02期,作者蔡明忠。


初稿:2019年9月
二稿: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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