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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丨杨利民:忠于理想的好校长,他改变了无数学子的命运

杨利民 新三届 2021-04-24

  作者简历

杨利民,甘肃酒泉人。 酒泉中学1966级高中毕业, 兰州大学哲学系1982年毕业。曾任酒泉地委副秘书长,敦煌市委书记,甘肃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第十六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交通运输部纪检组长,第十七届中央纪委委员。现任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长。著有《胡适哲学思想研究》《敦煌哲学:概念的界定与价值的研究》《杨利民随笔集》等。


原题

我心目中最好的校长




作者:杨利民


陈世勇校长


陈世勇校长是值得尊敬的爱国者、革命者、教育家。20世纪40年代国难当头,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青年远征军,走进“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郭沫若语)的抗战历史。复员后,他在兰州大学上学,白色恐怖笼罩下,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义无返顾地投身反独裁、反专制的革命斗争。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先后在兰州大学军管会、甘肃省政府教育厅工作。组织把他调到正在初创的、仅仅三班学生、地处天水县乡村的一所初级中学,他立即举家离开繁华的省城,在马跑泉镇一干就是七年,把学校办成六年制完全中学,成为天水名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后来,他被选调到省属重点中学兰州一中,继而又在同样是省重点的酒泉中学、还有酒泉师范……每一处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01


说陈校长在酒泉中学的岁月,就不能不说他主导的那场教育教学改革。时间长河,足以澄清许多原本并不复杂的事事物物。我的同班同学张衡洲给我讲过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文革”中,陈校长的教改被彻底抹黑,有个同学因此与校长势不两立。50年后,那个同学感慨:“回头再看,陈校长真正是目光远大,忠于理想,为学生负责的教育家!” 话说的还是那场教改。


陈校长的教改给酒中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学校教风和学风由此进入“文革”前最好的一段时期。学生个性得到尊重,特长发挥有了平台,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勤学苦读蔚然成风。同学们天不亮就在路灯下朗读外语、背古文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学生的变化,触动了许多学生家长,社会上盛传酒中来了个好校长,把孩子交给这样的校长有指望。


为了以点带面推进教改,陈校长亲自兼任我们的班主任。我是校长选的学习委员,我看教改,因此比其他同学多了一个视角。


有时,校长会把一些想法先和我谈谈,再通过我给同学们做些理解认识教改的工作。一天下午上自习时,校长把我叫到教室东边的白杨树下,一边练双杠,一边和我谈如何“一对一”地帮助滞后同学,促进班集体学习整体提高。那天我俩都说了不少,他的有些话,实际已超越了我们谈论的具体内容,表达着他的育才理念和教育思想。


看着校长在双杠上从容地支撑、摆动、腾跃,声音不变气不喘地言说他的教改理想,我想起一个词——举重若轻。


02


我以为,陈校长提出“放”字当头,首先是着力解惑,解空头政治之大惑,从而引导一大批师生走出认识误区,推动学校教书育人环境艰难地改进。为什么艰难?正如我的同班同学李自仁分析的,陈校长的教改是与当时政治形势逆向而动的,本质上是对横行的极“左”思潮的一种反拨。而这些,已为校长以后挨整埋下了伏笔。


我还有个体会,陈校长无论给我们讲什么教材,深层次是宣传他的个性化主张——“敢”字为先,这就有了传道意味。比如,他讲郭小川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记中国乒乓球队》,就绕开“打球主要是打思想”的时髦主题,把重点放在“敢于拼搏,敢于胜利,敢于走自己的路”,要求我们向乒乓健儿学习,苦练过硬本领,为国家为民族争光,为自己成长开路。他要我们每人竖起自己人生的珠穆朗玛峰,勇敢攀援百折不挠。校长指出,唯一的路径是学习、是读书,是依靠知识改变命运。在成分、家庭出身决定青年的前途命运之时,他反复讲这些“不合时宜”的道理,鼓起了多少人的信心!


陈校长教改的成效,还体现在授业。教改有力地促进了教师授业水平整体提高。他注重改善师生关系,加强了师生互动,解决了授受梗阻,理顺了文化知识传承途径。在他的领导下,教师苦练过硬本领,学生争做过硬作业,成为校园的两道靓丽风景。校长培养青年教师决心大,力度更大,他破格使用二十出头的年轻教师,引起酒泉教育界的轰动,也引来一片窃窃私语:走得太快、太远,怕是不好收场……实践证明,这些措施落地,使得师生双赢,就是说学生受益,教师也受益。改革开放以后,陈校长治校时期倚重的青年教师,大都成为名校领导、教学骨干和地方文艺创作、教育科研的带头人。


03


陈校长的教改使师生关系由僵硬变活跃,有些老师对学生不再颐指气使,学生对老师不再唯唯诺诺,许多人从此(包括陈校长和我们)谊兼师友,这份珍贵的精神营养,50年来一直滋润着双方。


教改也触动了思想保守无所作为者的利益,触动了极左者的神经,遭到校内外(包括领导层)集群反对。有些人以落实毛主席“七.三指示”为名,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出手扼杀教改;有些人以踊跃批判教改的姿态,向当权者投靠,谋取一己的私利。


“文革”开始,陈校长第一个遭冲击,持续受迫害。有位老师写道,陈校长是酒泉挨斗最多,挨打最厉害,被专政时间最长,“解放”最晚的领导干部。因为他始终不向邪恶低头,不向施暴者求饶,绝不依照办案者的要求糟践自己,诬指别人。所以,曾任酒泉地委书记的马汝贵赞扬道:“陈世勇是酒泉第一硬骨头!”


……在造反派最暴戾的时候,我们几个同学把陈校长秘密接到我家藏起来,又怕留在城里不安全,我们联系高二.一班的韩万仁同学(曾任酒泉肃州区教育局长、区人大副主任),送陈校长到怀茂乡村他舅舅家躲了二十几天。那真是一段惊心动魄、不堪回首的日子!


04


“疾风知劲草”。经过“文革”大灾大难, 许多人认识了陈校长的处世为人,人们对陈校长更加了解,更加敬重。


“文革”刚开始,校长正在省委党校学习,看到兰州的运动形势,他给夫人余老师写信:“要有精神准备,经得起千万张大字报的轰击。”回到学校,果然大字报铺天盖地。他给张衡洲和李自仁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没什么可怕的。”还吟诵苏轼的“猝然临之而不惊,无辜加之而不怒”以示心境。


陈校长对接纳大字报有精神准备,却对“传单与耳光起飞,红旗与拳头共舞”的局面,对钢丝鞭、狼牙棒、捆绑吊打乃至火刑未必有精神准备……


经过“文革”,陈校长说自己是“癃残顽鄙,不死幸甚”刚走出政治阴影那段时期,同学们去看校长,他还是入木三分的谈吐,还是不怒自威的气势,哪里像是在磨难屈辱中挣扎了多年的人啊!蓦然回首,感慨良多:


——陈校长眼光长远非常人所及。他和我的同班同学周谦仁都关在牛棚里,挨打挨斗朝不保夕之时,他还给周谦仁提出,要吃、要睡,要保住身体不能垮了!要准备着将来做大学问,干大事业。


——陈校长胸怀宽阔亦难能可贵。他兼我们班主任时,对于敢于和他争辩的学生,由衷喜欢,多加提携。对于“文革”中误入歧途、伤害过自己的学生,他秉持宽容,不计前嫌。


我看过陈新民写“文革”的部分作品,包括《父亲和他的学生》的一些篇章。我想,只有把这段历史记住了,才能使我们的子孙明白:左的东西是很容易泛滥的。


05


很多年以前,一连几个寒冷的夜晚,在赵叔铭老师(作家,曾任酒泉地区文联主席,《阳关》杂志主编)的陋室,我俩围着小火炉喝茶吸烟,反思陈校长的教改,回顾那段往事,既温暖又沉重,既亲切又苍茫:陈校长主导教育教学改革是顶着巨大政治压力、冒着极大风险进行的,他表现了难得的勇气魄力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不顾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冲破阻力一往无前,这种改革先行者的精神和品格,无论在当时还是现今,都是非常宝贵的。


虽然陈校长的教改仅仅进行了五个多月就被封杀,但它带来的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甚至影响了我们这代人的一生。


 “文革”前对陈校长的严厉批判,“文革”中他遭受的深度迫害,一方面摧残着他的心身,一方面反而助推了他的“正能量”的扩散,形成了他在教育界、在社会上广泛持久的影响力。


以我在甘肃省委任职期间的了解,陈校长不仅在酒泉、在兰州、在天水的教育界有特殊的影响,在全省都有影响。陈校长执教几十年,可以说陇原大地遍布贤者弟子,声名远播京华。


陈校长对教育事业的执着,对学生的关爱,赢得了学生如我辈永远的爱戴。


06


前两天,我去看望91岁高龄的陈校长,老人听力已明显衰退,“文革”中他的耳朵被打残。我们谈话有时不得不借助纸笔。越是久远的事,校长反而记忆更清晰,他对每一个学生的询问和关心,都使我感到温暖。


50年前,陈校长经常表扬我的大楷。这次我给陈校长又交了一张“作业”:“峥嵘岁月风雨人生,阳光品格红烛精神”。


临出门,陈新民给了我这本书的清样。回到住处,我边看边想,这不正是大家和陈校长的笔谈吗?


这本书以“弟子说”为主,其中收录的文稿、访谈录和信函,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生动地反映了陈校长教育生涯的光彩片段和艰难步履,表达着弟子们对陈校长的崇敬和爱戴。每一个作者都记叙着动人的故事,每一个讲述人都述说着他或她心目中的陈校长。我注意到,有几位不约而同地谈到:要是多有一些陈校长,会不会有“钱学森之问”?


作者和讲述人中有我的老师、我的同班同学、我的中学校友,有我在敦煌、在酒泉、在甘肃同事。打开书,仿佛面对熟悉的面容,倾听亲切的笑声,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共说我们的陈校长。


当然,编辑出版本书不仅是为了大家的书面交流,也不仅仅是为促成弟子和校长的笔谈,更重要的是,在融合几代学子集体记忆的同时,又以个性化的视角,回顾审视那些渐行渐远的年代;因而,这本纪实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不容忽视的文学价值。


此前,编者陈新民已有同一主题的作品面世。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韩小蕙点评2014年中国散文创作趋势时写道:“并不是说‘华美’才是散文语言的圣地,‘质朴’同样能绽放出散文的国色天香。……陈新民的长篇散文《父亲和他的学生》几乎是以大白话记述了他父亲的中学教师生涯,还有他教出的一个个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学生们。这样的师生关系于今天似已看不到?但看不到不等于从来就没有,不等于不应再朝这个高峰去学习、去奋斗、去努力升华,去重新找回教育的真谛和教育的崇高。“


这段论述,同样适宜把握这本《我们的老校长》。

 


文章由作者提供,图片由陈新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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