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
作者：冯印谱
退休了，回首往事，几十年干的是同一个职业——新闻记者，前期“爬格子”，后期“敲电脑”。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然而，那些引导我走上写作道路的启蒙老师，始终难以忘怀。我出身农家，父亲当医生，连一封通顺的家信也写不来，母亲没上过学，她说自己是“睁眼瞎”。我上学在本村七年制学校，1970到1971年读初中，正在“文革”期间，受“读书无用论”影响，学校领导不敢抓教学。使用的语文课本，内容多为毛主席诗词、报刊社论、大批判文章、鲁迅杂文。学过的古文有两篇，一篇是《愚公移山》，至今还记得开头几句“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一篇是《武松打虎》，从《水浒传》选的一段，开头是“这武松提了哨棒，大踏步向景阳冈走来”。物理、化学课本叫《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初中学到的知识可见一斑。我们班主任是冯进禄老师，同时代语文课。他是本村民办教师，学历不是很高，却对我们学习抓得很紧。他的备课本钢笔字写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每讲一节新课文，先让学生预习，开讲前，让大家谈预习感受，然后才正式讲课。
冯进禄老师跟学生合影
每周一次作文课，冯老师常常采取命题作文，有时当场写作，有时课后写。下一周作文课上，主要讲评上周的作文，挑选出几篇写得好的作文，详细介绍其优点和不足，同学们记忆深刻，进步也快。我在几门课中，比较热爱语文课，喜欢课外阅读，喜欢做作文。我写的作文，经常被冯老师当作“范文”拿来讲评。每当此时，听着老师的赞语，看着同学们投来羡慕的目光，我心里美滋滋的，虚荣心就甭提了。下次作文越发精心构思，认真写作，往往又是一篇“范文”。冯进禄老师是我写作道路上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他后来离开学校，担任过多年大队干部，如今在村里担任红白喜事总管，谁家有事就去热心帮忙，又写的一手好毛笔字，一年到头忙得不亦乐乎。初中毕业升高中，我们那里实行贫下中农推荐制度，我父亲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我是“黑五类子女”，自然不会被推荐。我渴望继续读书，父母也支持我。1973年春，被打倒的邓小平先生重新出来工作，狠抓科技教育整顿。闻讯太原市夏季升高中实行考试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我喜出望外，辗转奔赴姐姐工作的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松树学校，复习了两个多月，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泥屯高中，后转学到老家阎景中学，这是后话。在松树学校复习期间，代语文课的是陈德明老师，他也常在课堂表扬我的作文。恰遇六一儿童节，班级同学纷纷制作手工作品欢庆六一。我一来缺乏制作材料，二来笨手笨脚啥也不会做，情急之下，连夜赶写了一篇反映儿童节题材的忆苦思甜独幕话剧交了上去。当天展览现场，我的独幕剧在墙壁上张贴了好几页，招来各年级同学和老师围观。陈德明老师看了独幕剧后说，这一作品完全达到发表的水平啦。他把独幕剧投寄到太原市一家儿童出版物，虽然最终没能发表，但陈老师的评价给予我相当大的鼓励。重要的是通过此事我才知道，自己动笔写出的文字是可以用来给报刊“投稿”的。我转学老家后，再也没有见过陈德明老师，他和蔼可亲的面容时常浮现眼前。阎景中学在距离我村30里的阎景镇，校舍占用远近闻名的地主兼资本家“李善人”李家大院，是运城行署教育局直属中学，当时师资队伍堪称一流。
王全军老师
代我语文课的王全军老师，解放前曾在傅作义部队做文职，参加了北平和平起义。他在大同的报纸连载过小说《春逝》，后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用写作稿费供自己读书，毕业后一直从教。我在王老师宿舍偷偷看过《红楼梦》等“禁书”，将创作的散文小说稿送他批阅，王老师用红笔逐字逐句修改，我受益匪浅。在王老师指引下，我不知天高地厚给省内外文学刊物投稿，每次收到“大作拜读，经研究不予刊用，现将原稿退回，请自行处理，欢迎今后多多赐稿”的油印退稿信笺，失望失落，王老师总是热情地予以鼓励。有一次，可能是我投稿多的缘故，山西日报社通联部给我寄来一个大纸袋，里面装着三本写作知识书籍，一个黑塑料皮采访本。我非常激动，王老师更高兴，特意拿到讲台，向全班同学展示，以此激励大家努力学习。王老师退休后常住运城，今年已97高龄，仍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我的高中班主任是贾华老师，大学学历。在革命口号震天响的年代，贾老师不惧政治风险，一再教导我们：每个人在社会上都要有点真本事，有点特长，既可以为国家做贡献，也能给自己找到出路。他常举的例子是，庄则栋为什么有那么大名气，就是因为乒乓球打得好，有一技之长。
贾华老师
不久，贾老师的话得到应验。我们班同学王春生，阎景村人，自小喜爱拉板胡，正逢著名蒲剧演员王秀兰在阎景中学创办运城地区艺校，招收学员，经贾老师推荐，王春生考取了艺校。此事对同学们震动可大啦，艺校两年毕业，春生就能够吃商品粮，挣工资，而我们农家孩子高中毕业只能回村修理地球，前途渺茫。受此影响，我记住了贾老师的话，更加刻苦努力，也希望凭借写作一技闯出一条人生路。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贾华老师代地理课，是运城地区响当当的地理老师，每年赴省城批阅高考地理试卷。贾老师后来调到运城学院，退休后在运城安享晚年。不久前，80高龄的贾老师特地给我打电话，嘱咐我写文章一定谨慎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其关怀之殷令我感动。屈殿奎老师学历不高，学问庞杂，穿衣打扮不讲究，剃着光头，喜欢戴顶旧毡帽。解放前，他在运城当过报社记者，描写万荣县飞云楼的散文刊于《山西通志》。他代我们历史课，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秦始皇他妈很糟糕”，至今难忘。屈老师性情随和，没有脾气，跟谁都处得来，他的宿舍成天学生不断，桌上床上堆满了报刊社寄来的书报，有同学拿去借阅，他会喊一声：“别忘了还我。”后来还没还，他自己也忘了。
屈殿奎老师
屈老师还代过农业课，头顶烈日管理试验田的棉花蔬菜。退休后，专心研究民俗学和万荣笑话，著作颇丰，80多岁仍写些历史掌故和风土人情稿件，四处投寄，辛勤教学、笔耕了一辈子，前几年谢世。我担任《三晋都市报》总编后，派特稿部记者高辉赴万荣县万泉村采访屈老师，写了一篇特稿《万荣耄耋老人屈殿奎 传承民俗文化备耕不辍》，刊登在2011年9月30日《三晋都市报》，多家网站予以转载。1978年我高考史地分数不错，跟屈老师和贾老师的辅导分不开。王增义老师是我认识的阎景中学第一位老师，当时他管教务，我转学手续就是他给办的。王老师待人热情诚恳，写一笔好字，上课板书工工整整，赏心悦目。我参加高考文科复习班，王增义老师是班主任，并代语文课。他耐心给我们补习拉下的语文基础知识，曾将我和其他几位同学的作文油印成册，供大家学习借鉴。在万荣县城高考那两天，他一直在考场外面陪伴我们，帮助同学解决问题，一颗心操得细碎细碎。我工作之余喜爱弄点杂文，其中一篇杂文引用了一则万荣笑话，说的是一位农村老汉第一次乘坐火车，不料进火车站晚了，看见火车已经轰隆隆开动了，他焦急地站在月台大喊大叫：“站住！站住！我是贫下中农！我是贫下中农！”借以讽刺“文革”中大搞“阶级斗争为纲”，无论做什么都贫下中农优先的现象。不料被王老师看到了，特意给我写信，语重心长地规劝说，你这样的文字太不合适了，太冒险了，当心被人抓了把柄，会吃亏的。王老师家庭是高成分，经历了一次次政治运动，变得循规蹈矩，谨小慎微。我毕业多年了，他仍然像母鸡护小鸡一样关心自己的学生，我读完信，眼睛湿润了。
王增义老师（三排右一）
有一次，我给王老师写信，透露出工作不遂意。王老师很快写来长信，讲述他自己努力工作，成绩突出，曾受到地委某领导赏识，有意调他到运城担任县团级领导，并配有一辆吉普专车。当时农村已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王老师爱人在家种地，他若调到运城工作，就不能帮助爱人种责任田了。王老师婉言谢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即便有了吉普车，它能把一小平车农家肥送到责任田吗？”以此教育我，人生难免有得有失，一定要放平心态，知足常乐。王增义老师从阎景中学调到万荣县委党校工作，退休后住在农村老家，儿孙满堂，热心周旋于本村和邻村村民的红白喜事帮忙，书写对联，乐在其中。我家丁樊村离公社所在地高村十里路，高村出了两位名人，是我当年崇拜的偶像。一位是艾斐老师，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学识渊博，勤于笔耕，创作长篇历史小说《阎锡山》，从事鲁迅研究，在全国报刊发表过许多有影响的各种体裁文章，著作等身，曾担任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艾斐老师毕业于山西师院中文系，钻研学问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老家传颂不少有关他刻苦学习的故事，激励着一代代青少年。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劳动，因为久慕大名，大概是1976年春节，打听到艾斐老师从太原回老家过年，专程赶到高村，在高中好友史志强陪同下，拜访了艾斐老师。艾斐老师不苟言笑，却没有丝毫官架子，还拿出“迎泽牌”香烟招待我们。我向他请教文学创作知识，艾斐老师滔滔不绝，讲述了巴金、杨沫、柳青及托尔斯泰等外国作家的创作经验，指出当作家不仅需要深厚的文字功底，更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有思想，写出的作品才会有深度。
艾斐老师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艾斐老师的讲解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浅薄和无知，亟需学习的知识太多太多，当作家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我后来到了太原工作，有时间就向艾斐老师请教，他总是有问必答，诲人不倦。另一位是史秉有老师，跟我家沾点亲戚，我喊他叔叔。秉有叔自小酷爱画画，从阎景中学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取得大学和研究生学位，分配到山西大学美术系任教，专攻工笔花鸟画。他创作的画作在省内、国内及日本、法国等地多次举办画展，还给中共中央大会议厅画过巨幅作品《朝鹤图》。由他创立的山西工笔花鸟画学会，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画家，如今80多岁了，仍然挥笔作画，四处讲学。1977年寒冬，刚下过一场大雪，土路不能骑自行车，我送秉有叔从我村去高村，一路上听他讲绘画创作知识。走着走着，突然，他停住脚步，伫立观望，眼前夕阳衔山，喷射出万道霞光，广袤的原野白雪皑皑，万籁俱寂，美丽静怡。秉有叔说，搞美术创作和文学创作是一个道理，要学会观察生活，熟悉生活，心中储藏许多腹稿，到创作时可能就用上了。
史秉有老师
我们家乡田野里司空见惯的柿子、酸枣、谷穗、麻雀，均被秉有叔纳入画作，看似简洁土气，却蕴涵深刻的寓意。从他身上，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那次，秉有叔送我一本陈望道先生著的《修辞学发凡》。2011年，我详细采访秉有叔后，写了《史秉有：杜鹃泣血，中国工笔花鸟画的守护神》长文，较为全面地记述了史秉有教授的艺术人生，在《三晋都市报》连载了10天，被多家网站转载。上大学期间，我们新闻系学生有两次到报社实习的机会。我第一次实习在武汉的《长江日报》农村部，刘晓江编辑是我的指导老师。他带我在武昌、汉阳乡下采访，手把手教我如何提问，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写作。我写的一篇武昌农村缺乏农技人员的内参稿件，经带我们实习的张骏德老师修改润色，被报社评为红旗稿，发给我20元奖金，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刘晓江老师（后排左1）；实习同学姚晓东（后排左3）、闻莲芳（前排左3）、印敏智（前排左4）、作者（前排右1）
第二次实习是在长沙《湖南日报》科教部，指导老师是编辑谭毅挺，他母亲是山西籍南下干部，对我这个小老乡十分关心。我采写了不少稿件，其中一篇通讯，内容报道长沙一所小学注重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各种兴趣爱好，共分三部分，在《湖南日报》见报后，被《人民日报》科教版转载了一部分，标题是《小鹏的飞机上天了》。2010年左右，我根据谭老师提供的资料，写了一篇《“介休王家”走出来的革命小姐》，刊于《三晋都市报》，讲述谭老师的母亲王戈进从一个富家小姐走上革命道路的坎坷经历，被搜狐等网站转载。
谭毅挺老师（右）和作者
这两次实习，对我毕业后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回忆三十多年的写作生涯，我写过新闻稿件，写过杂文时评，写过散文随笔，写过小说，虽然没有写出什么名篇巨著，但是没有虚度光阴，踏踏实实一路坎坷走来。2007年，我荣获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这些成绩的取得，与这些写作路上的启蒙老师分不开。在此，我默默悼念谢世的老师！向健在的老师深深鞠一躬：祝老师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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