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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丨冯印谱：当年自撰腐败"辞典"，被批“很不严肃”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
作者：冯印谱
杂文，在我国是一种特殊的报刊文体，属于新闻与文学的杂交体，常见于报纸副刊。从20世纪20年代至今，中国报刊登载杂文，已然成为一个传统，形成了报人与读者的共识。虽然在不同时期，杂文这一文体存在着繁荣与衰落、禁止与再生的现象，杂文作者存在着热捧与冷落、执著与打击的遭际，但是，杂文这株带刺的玫瑰，在酷热与冰霜之下，在狂风与暴雨之下，在荆棘与斧钺之下，仍然破土发芽，逢春又生，枝繁花艳，迎风怒放。
王中教授给我们这届毕业生的题词
在大学求学时，给我们代杂文课的是林帆老师。系主任王中老师也讲过几次，他讲课的特点，从不带书本教案，拄着一根拐杖，往讲堂一坐，一根续一根吸着烟卷儿，侃侃而谈。讲课内容看似东拉西扯，海阔天空，但主题始终明确，很开脑筋，言辞间透露出一种文人学者的傲骨。王中教授曾写过不少精彩的杂文。林帆老师1950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院系调整后，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分配到复旦大学，先在中文系任教，后被王中挖到了新闻系。林老师讲课神采飞扬，十分认真卖力，遗憾的是广东口音浓重，有不少听不大清楚，好在后来他出版了不少杂文写作论著，我存有一本《门内门外文谈》。林老师是杂文大家，一边讲杂文，一边写杂文，时有佳作见诸报刊，读之格外亲切。
林帆老师的杂文写作论著
我是毕业十多年后才学习杂文写作。一开始免不了捉摸名家名作，照猫画虎，逐渐写得多了，有不少篇章被一些报刊转载，受到读者赞扬。然而，我并没有满足陶醉，沾沾自喜，总是思谋在杂文的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超越自我。
没想到，一篇写得稍有点另类的杂文，竟然招来了一顿批评。而且，批评者来头不小。
先看看这篇杂文：
《与腐败关联的辞典》
杂文刊发在1999年1月21日《山西日报·社会周刊》，见报当天，就有读者打电话，赞扬杂文写得新颖别致，幽默风趣，深刻揭示了官场的诸多黑幕，读后酣畅淋漓，十分解气。并鼓励我多多写出这样抨击腐败、替老百姓说话的杂文。
没想到，几天后，某位很有来头的人士写了一篇评报稿件，标题为《“与腐败关联的辞典”一文不严肃》。批评者一一列举出杂文中“电话、秘书、开会、水杯、警车”几段之后，“义正辞严”地指出：“腐败的内涵有严格的界定。该文列举一些中性事例硬和腐败挂起钩来，颇为牵强，并且模糊和混淆了政策界限。反腐败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以这种不讲政策、开玩笑式的游戏文字谈及，是很不严肃的。”
呜呼！这一批评有没有道理呢？
首先，我写的这是一篇杂文。杂文者，形式活泼，语言幽默，短小精悍，笔带机锋，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也。正因为它是一篇杂文，而不是一篇反腐败社论，也不是一篇反腐败文件，更不是一篇领导的反腐败报告，跟严肃不严肃扯得上吗？恰恰是批评者没有分清杂文跟社论、文件、领导报告之间的界限，信口开河，无的放矢，“模糊和混淆”了不同的文体，反倒真有点“不严肃”了。
其次，批评者说这篇杂文“列举一些中性事例硬和腐败挂起钩来，颇为牵强”。我们今天所说的腐败，主要是指官场腐败，是指党政机关的腐败分子。正是这些号称“人民公仆”的官员，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招牌，买官卖官，中饱私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诚然，“秘书”是中性事例，可是“河北第一秘”李真因贪腐而被判死刑；“上海第一秘”秦裕也因为贪腐被判无期徒刑。“水杯”“话筒”是中性事例，而南京“最牛房产局长”周久耕就是坐在主席台上暴露出名表和名烟，遭人肉搜索被查出是贪官的。同样是中性事例，清者为清，浊者为浊。我的杂文标题就是“与腐败关联的辞典”，意思是这些中性事例很可能滋生腐败，与腐败存在一定的关联，怎么能说它“颇为牵强”呢？
另外，批评者所说“反腐败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以这种不讲政策、开玩笑式的游戏文字谈及，是很不严肃的”，也难以服人。是的，反腐败确实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问题，反腐败也应该讲政策，但要看在什么场合，在什么部门以及什么人来讲。倘若是领导做报告，纪检部门和公检法部门办案，就不仅要讲政策，而且要依法办案。相反，老百姓的顺口溜、民谣、手机短信，反映人们对腐败的憎恶和痛恨，就大可不必较真，大可不必讲政策。同理，以杂文体裁抨击腐败，以“开玩笑式的游戏文字谈及”，完全符合杂文的形式和内涵要求。况且，认真读读我这篇杂文，还并不完全是“开玩笑式的游戏文字”呢！
此事，倘若放在20世纪50、60、70 年代，我这个作者肯定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反右”时，不少人就因为一句话、一篇文章，被划为“右派”，挨批挨整，劳动改造，妻离子散。“十年浩劫”首当其冲的，就有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撰写的一系列杂文。
今非昔比，时代已经快要迈进21世纪了，甚至连报社一位主要领导（就是当年对杂文《王伦喊冤》不感冒的那位领导）看了批评意见后，也认为这位阅评者的所谓“批评”显得“颇为牵强”，并没有把问题看得多么严重，更没有像上次那般发火动怒，仅仅在上面批示：在会上（报社碰头会）传达，“引起大家对于类似问题的重视”。
报社另一位领导落实主要领导的批示精神，让我看了“批评”的原文，善意提醒我应当引以为戒。我担心因为我的一篇杂文给领导和报社惹出麻烦，主动提出：“需要我给上级写检查吗？”该领导宽容宽厚地笑笑：“不必了，要写检查，你还不够资格，我以编辑部名义向上级汇报吧。”他是怎么写的，我不知道，此后便再没有了下文。感谢两位领导对我的庇护和包容，一场来自高层“批评”的杂文风波，就这样化险为夷了。
网上有一段讲述杂文写作中提及：杂文讲究幽默、讽刺与文采的巧妙运用。幽默，是通过影射、讽喻、双关等修辞手法，在善意的微笑中，揭露生活中乖讹和不合情理之处。讽刺，是以含蓄的语言或夸张的手法，讥刺、嘲讽落后、黑暗的人或事。杂文笔法，就是以讽刺、幽默为主的笔法。杂文语言还要有文采，精练、别致，往往庄谐并用，骈散结合，妙趣横生，令人叫绝。《与腐败关联的辞典》一文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结果，是我的一次探索，没想到刚走出第一步，便遭遇闷头一棒，差点招来横祸。
没过多久，这篇受到“批评”的杂文，又被《杂文选刊》选载了。我收到入选的杂志左看右看，哭笑不得，套改赵本山小品的一句台词，描述当时的心情：同是一篇杂文，这欣赏者眼光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个月后，“屡教不改”“冥顽不化”的我，又写出一个续篇来：
《与腐败关联的辞典》（续）
后一篇杂文见报后，没有再听到任何批评意见。
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是，上面提及的《“与腐败关联的词典”一文不严肃》的阅报批评文字，是以“严肃”的公文从上下达的，公文下方标明“此件抄送报社总编辑，抄送主管部门领导”。报社总编辑阅后的批示意见前面已说过了。而主管部门领导阅后作何感想，有何批示，作者是“小人物”不得而知。
数年之后，该主管部门领导官职得到升迁。没多久，就因为贪腐问题锒铛入狱，成为本省近年来查处级别最大的贪官，当然也成为本省乃至全国一大轰动新闻。而接任该领导的另一位主管部门领导，此后荣调中央部委任职，结果沦为“十八大”之后反腐运动“虎群”里的一只“大老虎”。
这些都是后话，“严肃”地说，跟这篇杂文并没有什么关联。但是，“幽默”地说，他们的腐败罪行如果跟这篇杂文联系起来，草蛇灰线，不能不说是一个绝妙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