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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 | 陈正青：怀念我的几位小学老师
原题
作者：陈正青
1954年，我进入上海新成区中心小学上一年级，后来新成区撤并以后，这所小学改名为静安区第三中心小学了。学校里大都是三四十岁的女老师，也有不多几位男老师，他们都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对小朋友十分关爱。
我一年级的班主任是汤仁一老师，她还教我们算术与语文。我校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班主任，都是兼自己班级这两门课的，其他副课比如唱歌、画图、体育老师，都要教很多班级。汤老师大概三十来岁，烫着一头短短的卷发，一说话就是笑眯眯的样子。
我上小学前没有进过幼稚园，从来没有过过集体生活，又生来胆小，刚进学校，感到非常陌生，天天哭。汤老师摸着我的头，拉着我的手，替我擦去眼泪，除了上课，一直让我跟在她的身边，不几天还介绍同班的两位小朋友陪伴我。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我才渐渐地适应不哭了。
可能是汤老师没有子女，她特别喜欢我们学生。一个星期天，她请我和另外两位同学一起去她家做客。她家的地址，我至今还记得是延安中路解放弄，靠近成都路，但是几号不记得了。奇怪，后来多少年了，经过那里我总会找解放弄，因为当时“解放弄”三个斗大的字寫在竹子編的墻籬笆上，很好找，可是只有一两年后看到过一次，后来一直至今，我连弄堂口上方匾额的小字也不放过，就是再也没有找到过“解放弄”三个字。这是后话不提。
我们同学三人，坐了一辆三轮车，来到汤老师家，她家很整洁。她的丈夫是一名报社记者，对我们很客气。后来我们学校有什么重大的活动，我总是看到他站在高处给大家拍照。那天做客很意外，汤老师的邻居竟然是我们学校的校工王妈，她看到我们也很亲热。我们的午饭是王妈帮助做的，其中有一个蹄髈汤，放了一点青菜，很鲜美。午饭后，汤老师夫妇俩领我们到人民公园去玩，拍了几张照片，很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
二年级的班主任是男老师顾友良先生，看上去三十岁不到。他在黑板上写的字特别漂亮，好多同学有意无意学他的字，就连类似“巾”字当中一竖拖得特别长，也都学他样。下课休息的时候，他总是和我们一起做游戏，大家都很喜欢他。谁知才半个学期，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顾老师突然不教我们，改做其他年级的体育老师了。
学校可能一时找不到别的老师来顶班，就把我们班级拆散了。我们一个年级有七个班，每个班有学生五十名左右，本来我们是第五班，就把我们六七个人一组，分到其他班级去了。以后我们在校内碰到顾老师，都非常亲热地地招呼他，但是顾老师总是勉强回礼，再也没有以前的热情了。再以后就看不见他了，估计是调走了。
后来一位同学讲，顾老师是个犯错误的人。这位同学的姑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我想他的话不会瞎讲吧。顾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被调到二年级一班，班主任是宋晴娥老师。她二十多岁，在我的眼里，她是我们全校最漂亮的老师。我现在想起她，脑海里还会出现一位美女，身上穿着漂亮的连衣裙，脚上一双黑漆发亮的皮鞋，身材婷婷玉立，长发弯弯披肩，皮肤白白，眉毛细细。最叫我们佩服的是她讲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把以前教我们的主课、副课的无论哪一位老师都比下去了。
谁料到，1957年当我读到四年级的时候，忽然宋老师变成右派分子了。那天我走过教师阅览室，看到门外、窗外站了好多学生，发出阵阵口号声：“打倒右派分子宋晴娥！”我挤进人群，看到宋老师一个人低头坐在那里，长发披下来遮住了半边脸。
从此以后，我看到的宋老师，弯弯的长发剪成男人一样的短发，漂亮的连衣裙换成打补丁的粗布短衫裤，脚上永远是一双军绿色的旧跑鞋，手里的粉笔、教鞭换成扫帚、畚箕，她每天扫地打扫厕所了。
我毕业离开小学三四年以后，一次在马路上看到她，简直认不出来，这样一位面目憔悴、身子微微有点佝偻的中年妇女竟然是宋老师。她低着头匆匆走路，我愣了一下也没来得及叫她，心里很难过，知道她肯定一直过得很不好，但愿她能早点结束这噩梦一样的日子。我不知道宋老师后来有没有活到右派平反的那一天。
三四年级的班主任是车惜琪老师。她将近五十岁，真是一位慈祥的老妈妈。我们班的同学，心里有什么话，碰到什么难事都愿意和她讲，她慢条斯理地与你分析，总是能解开你心里的疙瘩。当然有什么开心的事，我们也愿意第一个告诉她，她会笑得比你还开心。记得有一天《解放日报》登载了车老师的先进事迹，还有她一张照片，我们全班同学抢着报纸，争相传诵，兴奋得好比我们自己登了报。
我们最喜欢上班会课，车老师经常会给大家讲她两个女儿的故事，比如怎么认真学习，怎么节约用纸，怎么锻炼身体。全班同学谁都没有见过这两位姐姐，但是在大家的心目中，她俩就是我们大家的姐姐。
最叫我难忘的是，每节班会最后半节课，她会给大家读一段《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尽管她的普通话带有一点浦东口音，但是我们都觉得没有人比她读得再好再动听了。大家一起跟着故事中的主人公，经历了一系列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事情，我们一会儿点头微笑，一会儿皱眉流泪，一会儿愤怒无比，一会儿感动赞叹。班里无论哪一个平时调皮捣蛋的小孩，听故事时都全神贯注，不会发出一点点声音。教室后面，我们自发挂起了一幅大标语：“卓娅和舒拉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五六年级的班主任是王碧痕老师，她接我们班级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怀孕好几个月了，但是她一直是教毕业班的，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学校就是专门靠他们几位老师抓毕业班，争取多几名学生考取重点中学，提高我们中心小学的名声。
王老师家住得较远，要换两辆车，路上要花一个多小时，就这样拖着笨重的身子每天来上课，一直到生孩子。产假一满，她又马上来上课了。记得那天她一踏进教室，全班同学先是一愣，接着不约而同热烈鼓掌，“王老师好”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王老师平时对我们比较严格，轻易不露笑脸，但这时她笑得满脸开花，连连摆手，叫大家轻一点。
除了几位班主任以外，还有好多老师我也一直念念不忘。
蒋沛老师是我们学校屈指可数的几位男老师中的一位，是教导主任兼自然老师。他四十岁左右的年纪，器宇轩昂，一表人才，穿的毛料两用衫整洁大方，里面雪白的衬衫领子总是翻在外面，毛料裤永远毕毕挺，有一条笔直的裤缝，脚上的皮鞋擦得鋥鋥亮，上面还有布做的很精致的盖子。这种皮鞋盖子我是第一次看到，后来也极少看到，据说这是上海老克勒才有的打扮。
我们五六年级开设自然课，学校专门有一间自然教室，老师讲台特别高大精致，学生课桌椅也特别宽敞，因为有时要做一些实验。教室四壁都是玻璃橱，摆满了各种动植物标本。大家都觉得，只有蒋老师这样气度不凡的人，才配在我校气度不凡的自然教室里上课。你看，他在高高的讲台上一站，几分自信，几分神圣。
正式上课铃声响了，蒋老师把双手往讲台上一撑，四周一望，还有几分君临天下的霸气，再调皮的男孩子这时也不敢出声，准备上课了。我们被他气势镇住了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上的自然课大家都太喜欢了。在他的的讲课中，古今中外，天文地理，飞鸟走兽，花草鱼虫，一桩桩、一件件给我们娓娓道来，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一直到现在，我所掌握的自然常识，有很大一部分是蒋老师教的。
说起高老师，全校每个学生都认识她，因为人人都上过她的音乐课。起先学校多少年只有她一位音乐老师。她矮矮的个子，齐耳的短发，说一口北方话，不仅弹得一手好钢琴，其他中西乐器都很拿手，吹拉弹唱样样在行。
据说，全校除了校长以外，高老师的工资是最高的。真不知道她有多少精力，除了上那么多的课以外，还在业余时间组织了学校民乐队，胡琴、笛子、箫、扬琴、琵琶，样样都有，乐手几乎都是男孩子。学校每学期结束开文艺表演会，他们一定会演奏几支新的民乐曲子作压台戏。
后来又来了一位新的年轻音乐女老师仇志英，她组织了学校合唱队，经过考试，我也成了合唱队的一员。仇老师教我们唱了很多美妙的歌曲，还训练我们高声部低声部两重唱、男女生对唱、和声唱法、无伴奏唱法等等。
我们合唱队参加了多少次区里、市里的布谷鸟歌咏比赛，得了多少次布谷鸟奖，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次去比赛就好像过节一样。仇老师会想尽办法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白衬衫红领巾是不用说的，男孩子穿蓝短裤站在后排，在前排的女孩子，花裙子一定要一尺三寸长，否则长长短短不好看。如果谁的裙子是背带裙，仇老师一定会把她的背带解开，藏到腰后打个结。她如果看到队伍中临近的几位同学花裙子颜色不协调，一定会换位子调整好。有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花，有的时候我们头上戴着花环，有的时候最后突然挥舞先前藏在身背后的红绸带，总是会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当然，合唱队唱歌也从此成为每次学校文艺会演的开场节目了。
我记得的小学老师太多了，有时还会在梦中见到他们。现在这些老师恐怕很少还健在了吧。不管他們在地上还是地下，有知还是不知，我都要告诉他们，一名七十多岁的老人，六十多年前他们的学生，与他们分别以后还时不时地牵记着他们，怀念着在他们的呵护培育中度过的美好少年时光。哦！想念他們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一定还有其他同学吧！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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