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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丨王智娜：我的两位老师
作者档案
本文作者
王智娜，郑州老知青，出版社副编审，现已退休。
原题
我的两位老师
作者：王智娜
上小学时我分到了一年级二班。上学的第一天，我爸让姥姥把我送到一班。一班没有我的座位，我就蹲在教室后面旁若无人地抓骨头子玩。
一位面容清癯的女老师过来了解情况，她是一班的班主任吴老师，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来一班，老师就请二班的老师领走了我。
我爸知道我没留在一班，就斩钉截铁地说：明天你还到一班。我问为什么，他说一班的老师是特级老师，你一定要去做她的学生。交待我如再被送回二班，也要自己去呆在一班，除了一班哪儿都不能去。
第二天，我听话地又去了一班，仍然在教室后面自得其乐地玩着。
老师过来问：你怎么又来了。我头都不抬继续拍着洋牌应答：我爸叫我来的。老师弯下腰和蔼地问我为什么，我这么憨厚老实的，就把我爸的原话复述了一遍。老师一边笑一边牵着我的手把我又送回二班了。
第二节课，听爸爸话的我又赖皮地蹲在了一班的教室后。我哪懂特级老师这么深奥的意思啊，只是怕不好向我爸交待。另外，我讨厌规规矩矩抱着手臂坐着。在这边，没座位的我在后面玩着多自由啊。
这个拉锯战不知持续了多久，最后我在一班有了自己的座位，还有了一个脑后有根小辫子的男同桌。
我猜测：可能是老师都替我难为情了，每天像个没人要的小乞儿一样被送来送去。另外，也可能有同学不来上学了，不然怎么又有座位了呢。现在想来当年风气真正，我爸去找校长要求把我分到吴老师班，他是同区另一小学的校长，可我们学校的校长仍坚持按报名的顺序分班，大家都一样。
我们学校大门迎面是一座大教堂，约摸有两层楼高，顶部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文革时那些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锯掉了它。
教堂里面很华丽。穹顶高高的，椭圆形；窗子也长长的，上面三分之一处是半圆的，玻璃上涂了红的黄的蓝的各色颜料，给人温暖的感觉；大理石的地面，光可照人。我们把大教堂叫作大礼堂。
吴老师是特级教师。现在教育界的特级老师泛滥了，早先的特级老师极珍稀，郑州市经常组织语文老师来听吴老师的课。每逢外校老师来观摩我们老师的教学，老师只是要求我们换上干净的衣服。不像现在，老师被听课前要演习，像排练节目一样。
我们老师的观摩课通常安排在在大礼堂。有一次来听课的人特别多,人乌压压的在大礼堂四围坐满了。我们班被圈在中心，看上去像小小的一撮。我爸妈都来了，他们好像不认识我一样，不理不睬的。倒是他们的同学或同事对我热情洋溢，一时间我好像熟人遍天下，膨胀得无可不可。
那天语文观摩课讲的是有关祖孙三代七岁时不同命运的课文，名字忘记了。我还记得有几句课文是：
爷爷七岁去要饭，
爸爸七岁去逃荒，
今年我也七岁了，
背着书包上学堂。
老师给我们提的问题是：爷爷的儿子是你的什么人？急着回答的我身体已全部离开座位，手臂伸出最大长度斜向右前方。还一迭声地小声说：叫我，叫我。老师却叫了我的同桌。同桌个子大胆子小，他有着与我们不大一样的口音。
惭愧得很，我好心地让他抄了我好长时间的作业，直到我伤寒病休息时才中断。当然，让人抄自己的作业也是有报酬的。一次5分，都被我买了肉桂吃或到眼镜爷爷的书店看小人书了。
真金不怕火炼。现在想来，早先的老师是实打实地亮真本领，一点儿也不掺假。放过我这品学兼优的，叫了很有可能让她下不了台的我同桌。要知道几乎全郑州市小学的语文老师都在座啊。
同桌战战兢兢地起来了，努了好一会儿，才抖着声音说：爷爷的儿子是伯（他发出的音是bai）。我第一个嘹亮地笑起来了，继而大礼堂笑声四起。我妈后来说：那笑声至少一半是笑你的，笑你的肆无忌惮。
姥姥从父母那儿得知情况后，呵斥我：就你聪明！坐没个女子相，笑也没有女子相。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很不堪，觉得全世界人都讨厌我。心里又难过又自责。从那以后，每当我跃跃欲试要表现自己时，耳边就响起姥姥呵斥的声音，我人立刻就蔫了。
童年的阴影像树荫一样渐次变得浓密笼罩着我，自闭自卑也像树的年轮一样随生长而扩展增大。
我的老师却在我不懂事地赖着不离开一班，给她添了不少麻烦时，没有一丝不耐烦，也没有一句重话，保全了我的自尊心。我小时候是个女顽童，逆反期在幼儿园就开始了。我行我素恶作剧欺负男同学等不听老师话的现象严重，吴老师没有把我这个麻烦当麻烦，反而对我母亲说：我很高兴留下个高才生。我明晓事理后心中充满了对吴老师的感激，我知道了特级教师不单指课教得好，还是一个全方位的考量。
吴老师已经90岁了，身体依然康建。她是我的启蒙老师，她虽然只教了我一年，但老师如沐春风般的个人涵养，教给我的科学的学习方法，都让我敬仰并受用一生。
我中学的老师姓戴，挺风趣。据说，他是文革时学校老师中挨学生打骂最少的。他给自己取了个新名字叫戴枪。跟学生皮时常常立正作手握钢枪的姿势，逗得熊小子们乐不可支。
戴老师教语文。他语言幽默，还善于表演，课上得热闹。讲《红灯记》时，说得高兴了，唱了起来；唱得来劲了，从门后操起一扫帚，锵锵锵地走起台步来了。
班上有个调皮的男生搅扰得老师上不成课，老师让他坐在位子上，他犟道：我非不坐。戴老师伸手在空中做了抓虫子又撕下虫子翅膀的一连串动作，嘴里还狠狠地说：飞，我让你飞，膀给你掐了还飞吧。大家都笑了起来，连那调皮男生也乐了。
我在最初的新鲜过后听课的积极性就消减了不少。老师讲得好，我就抬头认真听几句，不然呢，就闷声做自己想做的。
一次，老师又在讲笑话，我虽没抬头，可不自觉地带了点儿不以为然的表情。只听老师说：有的同学啊，不声不哈的，其实呢，满脑子的玩世不恭，小小年纪就看破红尘。
我吃了一惊抬头望去，老师正盯着我。我心里翻起了惊天骇浪，不敢相信有人能把我看穿，就强撑着与老师对视，直到确认了老师确实是在说我。好毒的眼睛啊，教了我不过几个月，连话都没说几句，竟把连我父母都不知道的我的状况看透了。
戴老师看人的眼力如同透视镜。
记得我们学校原本只有团总支，我当时是团总支的组织委员。其实是总支书记柴老师想树一个学习好的典型，我在总支里的作用是每次开会柴老师让我把作业给大家看看，表扬表扬我鼓励鼓励其他委员搞好学习。
后来，学校要在各个班成立团支部。戴老师对柴老师讲智娜有干才没帅才，建议我不担任团支书。老师对我也这样说了，我完全同意，还到柴老师那里表明自己确实不是当班干部的材料。老师了解我的短板，其实是在帮我卸下我没有能力担的担子。后来，我勉为其难地做了班里的团支书。所以同学们如今提到支书什么的，我都说自己是徒有虚名。
郑州市第一届冬季野营拉练报名时，很多同学都围着老师要求参加。虽然我也想去，因为有人数限制，我就远远地站在后面的黑板报前望着。戴老师隔着同学们问：智娜去不去？我忙点头，实在觉得意外。他是怎么知道我想去的？
我们去农村劳动时，还保持着尊重老师和大夫传统习惯的村干部，把戴老师请到自己家搭伙。老师有几次都安排我一起去搭伙。伙食好多了。
我后来读书时，有老师因为在试卷上给自己印象好的学生加分，引起了一些同学的不满。 记得老师叫我过去讲了半天自己的理由。我不在意这些事，但当听到他说老师都会给自己喜欢的学生加印象分时，我说也不尽然。我的老师不会这样。
戴老师一次对我说，你的语文应该是满分的，我有意扣了一分。“捷”字你写的不规范，上面的一横短了。
还有一次，我把鲁迅《药》里华小栓吃的人血馒头的“馒头”，写成我们北方人习称的“馍”，老师又扣了一分。他得意得眯着大眼睛说：你别自负，我这里语文没有100分。可怜见的，我还自负！自卑已缠绕我多少年了。
如今戴老师已仙逝，愿他在天堂安好。
我整个学生时代，性格原因和我的老师们都不亲近。老师们都没计较我的疏离，对我仍像对待其他同学一样关心，甚至更照顾。这是早年间大多数老师的做派，他们只管付出而不计得失。
我自己做了老师后，班上有个女生在年级中学习是最好的，她平时见了老师冷冷的，听课时无论是表情还是身体语言都带有审视挑剔的意味，这的确让我不大舒服。我想起当年的自己时不禁苦笑，我也是这么让老师头疼不省心的啊。
我的老师对我的包容大度让我感动并终身受益。我也学会了善待个性鲜明桀骜不驯的学生。两位老师的师德对我影响深远，他们确实是教书又育人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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