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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 | 陈益民：面对嘉木成林，他应当走得了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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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生死两茫茫”。不知不觉，到2021年3月11日，我的中学班主任孙绍华老师，谢世竟已十周年。时光如梭。我客居他乡，不能上他坟头去敬一烛香，心有不安。而想想这些年每次回老家，屡想去他坟头祭拜，却一直未成行，因大家都说忘了他的坟头在坟山的具体位置。天地君亲师，师也至高至上，而我于他，竟如此这般，心下不无愧疚。此时执笔，寄哀思，叙怀念之馀，实也想一表心中歉疚。
十年前，孙老师去世，我曾写《一个人的战斗》一文悼念。同学们在为他圆坟时，在墓前全文诵读了那篇祭文，代表我，也代表全班同学，向幽冥中的老师致哀。那天，天很冷，一直在下雨。
今年，孙老师的墓上，是否一如此前，自那年圆坟后就不再有人祭扫？墓碑或被尘泥掩盖、杂草遮蔽。火葬，无所谓“墓木拱矣”，但碑石下的荒凉，当可想象。
孙老师是个孤独的人，生前茕茕孑立，死后寂寂无闻。自认识他后的几十年间，我们没见他有可以走动的亲戚，没见他有关系较近的同事，甚至，形影相吊一生，身边没有共同生活的女人，自然也就没有子女。要说与他关系稍近些的人，也只有他的学生了。
班主任孙绍华，目光犀利，透着力量；而大鼻、厚唇，又给人鲁莽、粗疏感觉
可以说，孙老师几乎与所有人都难以和谐相处。校长（那时候叫“革委会主任”）是个比较温和的人，而孙老师曾因对教学方面的不满而在校长面前拍过桌子；而且校长的儿子在我们班，个子很高而成绩平平，孙老师从没有给过好脸色，相反甚至在校长之子犯点小错时还会勒令其在教室当众罚站，并有“站起来跟个桨篙一样的”之类贬语（谓白白长这么高——与撑船的竹篙一般高）。与校长尚且如此，与其他老师的关系不融洽，也可想而知。但与他当班主任的班级的多数学生之间，则略有不同，虽说严厉，却还蕴含温存。
孙老师是我们读初二和高二时的班主任。他很少笑对他人，只有在他的学生面前，他才会不时地露一下微笑表情。
说起来，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像那个时代多数人满怀政治热情一样，他也总是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对于国家大局、世界大势，他从不放松认真细致的观察研究，并很有自己的见解。如今街头摆摊的中年大叔能一边摆摊一边高声纵论我军与美军的对抗和“攻打台湾”的战略战术，带有那个时代传习下来的遗风。那时候的孙老师，就对“解放全人类”之类的大事充满关切。
孙老师朋友少，有观点无处交流，岂不苦恼？这个不必多虑，他可以在他的学生面前阐述和分享他的观点。他是班主任，本班有许多时间供他利用，比如早读时间（每天一上学半小时自习诵读“红宝书”时间）、下午放学时间，以及其他可利用的课程，比如今天体育课老师有事不来，让同学上体育课时自由活动，孙老师就会及时“拍马赶到”，收拢同学们的玩耍心，强令回教室，坐听他神侃“五洲震荡风雷激”。孙老师高谈阔论时，喜欢一边忘情地论说“东风吹，战鼓擂”，一边将右手的四指与拇指分开，插在衣服的第一和第二粒纽扣间的缝隙，另一只手插裤口袋中；或者，将双肘后夹、两手掐在两肋靠胸的部位。——我印象中列宁演讲时常有这种姿势。
为了取得胜利，孙老师特别舍得下功夫。比如文艺汇演，提前一个月天天晚上让同学们去学校排练两三个小时，这是别的班也同样干的事。而有的事他却做得与众不同。有一回，演出那天，全校各班级的演唱伴奏，要么是放唱片，要么是班里一二位会笛子、二胡的同学吹拉点跑调的管弦。而孙老师则从一个大工厂的宣传队请来一位拉手风琴的高手，带着琴前来伴奏。手风琴经喇叭扩音，效果一下就与外班不同。当时孙老师是自掏腰包，花10元“大团结”才请来乐手的。那时10元，约相当于孙老师工资的四分之一吧？类比如今教师六千元工资的话，就相当于现在的1500元了！别人谁会为班级在学校里的文艺汇演出这么一大笔钱呢？没人会，唯独孙老师这么做。对他来说，文艺汇演获奖带来的成就感，决不是10元“大团结”能够衡量轻重的。
当然，现在看来，那时的很多做法未免太“左”，把大量精力用在了学习文化知识以外的方面。时代使然，不是个人非要如此。那个时候搞所谓“开门办学”，重视学工学农学军，重视用“战无不胜”的什么什么思想占领文艺舞台，就是不重视学习文化基础知识。化学课改成“农化课”，数学课改作“农数”课，物理课改称“农机课”，让学生们觉得学习真的无用，学与不学都一样——不是所有人都将去种田，即使种田也未必需要知道那些“农化”“农数”和“农机”。因而对于当年班里同学们的文化知识学习的成效，我就实在不敢恭维了。
我们那一届的同学基本上是1967年入小学，1977年高中毕业，整个中小学阶段多在“文革”中度过，实际所学文化知识很有限（一些同学后来上山下乡被称作“知识青年”，称青年没错，加“知识”二字就对这二字多有玷污了）。1977年冬季参加第一次高考，我们学校这一届四个班全军覆没，没一人考上，可见整体文化水平之低。
好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高考中，略有“斩获”：全年级有四五人考上大学本科，而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我们班占了二人；我班另有考上专科和中专的同学好几位。至少在全年级里，这点可怜巴巴的成绩还算是“佳绩”吧？而这，是不是多少可算作那个“刘项原来不读书”时代里孙老师在文化知识传授方面的成果呢？
另外，培养的人是不是人才，不能光看学历，更要看能力。我们全年级走向社会后整体发展层次较低，多属于后来下岗自谋生路的群体。但我们班的同学在年级中还算出了点人才，在当地（地级市）有一位做过区委常委，一位做过交通局局长，还有一些成为不同单位的业务骨干。这一切，我想如果与年轻时的学习经历相关联，那就多少得算孙老师的一份功劳了。
孙老师太有个性了，是那种近乎偏执的个性。凡事都带着一股执拗劲，总是忘我地奋斗，为理想的实现而不顾其他。这使他在工作上、事业上如此，在生活中也是如此，与常人的行为方式大不相同。这既成就了他作为一名中学老师创造的业绩，也导致了他在人际关系方面的紧张和不顺畅。尤其是个人的生活状态，实际上是不理想的。曾多次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结果均无疾而终。据说他上大学时曾有过一个恋爱对象，不知何故未成姻缘。而后来再找对象，有前任对象作标准，后来者就很难让他满意了。此说是否属实，我不清楚。而他后来始终难与其他女人结成连理，却是事实。我们认为他性格上难与人相处，恐怕是后来未能成家的更主要原因吧！
2006年，我与原来的班长一起去他家拜访。在那儿我们真正感受到了一个没有女人持家、缺少家庭温暖的孤身者的家，有多么的清冷与孤寂。孙老师把我俩让进屋。那儿感觉很空，只有一张旧办公桌，一个竹制小旧书架——书架上放着不多的几排过时数学教材。两个旧沙发，还有他坐的旧椅子。全是旧的，墙壁灰暗，已脱落漆皮的窗户上落着灰尘。我坐在那旧沙发上，总感觉除坐靠过的地方光亮外，其他地方都落有灰尘——当然，也可能这是一种错觉。
然而，在那个冷落的屋子里，我们也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其一是言谈中，他仍充满激情。他说自己生活得很充实，追求精神世界的圆满，不屑于世俗的生活趣味。虽然他为退休后不能再为学校发挥重要作用而流露出几分失落，但他强调，自己的生活自得其乐。他高昂的情绪感染着周遭，仿佛化作四射的光芒，让那间原本寥落的房间也变得明朗起来。我从心底敬佩这位即使人生命运多舛，仍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师长。他的精神世界，他人很难走进去，他活在一个远离俗世、完全自我的境界中。世人也许不肯苟同他的人生态度，但不能不佩服他的高远精神追求。
其二是在他那张靠窗的旧办公桌上，铺着登载长征回忆文章的报纸，还有老旧台灯、老旧闹钟、粗糙塑料笔筒，以及落满灰尘的几瓶红、蓝墨水瓶。而令我们意外的是，桌子正中居然摆着镶有我们那个班毕业照片的小像框！照片已被抚摸得模糊不清，而同学们举着的一张张奖状仍一览无馀，无声昭示着这位老师曾经的辉煌。数十年前，孙老师曾以他的冷峻和专横来贯彻他的想法，实现他的追求，那种严苛的教育方式，过于刻板，近乎无情，让好些同学心怀抵触，也充满敬畏。然而，正因为孙老师对学生在吃苦敬业意志、团队合作精神上的严格打造，不仅有助于培养一些人的坚韧个性，而且还有利于让全班同学拧成一股绳，去克服一个个困难。当年，他的超常付出，激发了这个班的集体荣誉感和共同战斗精神，从而一次次取得荣誉。或许，我们那个班，是孙老师当班主任的所有班级中，最令他满意、也最让他有成就感的班级吧？那些奖状，就是他心中永远的骄傲。
退休后，孙老师基本上闭门谢客，而那天我与老班长却敲开了他的房门，我们俩都是他一直怀念着的那个班的主要班干部，登门造访，老师心里应当是高兴的。可是高兴中仍透着他的倔强。多年不见，我问能否与他合个影，以作纪念。非常平常而自然的一个请求，他却拒绝了，没有说理由。我相信不是因为他心中排斥我，只能说，他个性独特，不落俗套，做事方式与众不同而已。
好些年，他离群索居，拒人千里，由此也渐渐被人淡忘。去世时，他身后事本来会十分冷清。没想到他的两位学生——前述当时的区委常委和交通局长，表示要去他所在学校吊唁，引起学校高度重视，由此而给孙老师办了一场隆重的丧礼，落寞的孙老师得到一番死后的哀荣。他若泉下有知，当会为此感到欣慰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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