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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丨陈益民：“文革”大字本线装书在天津
本文作者
作者：陈益民
“文革”后期毛主席视力不好，中央决定印大字本线装书供主席阅读。所印之书同时也分送中央其他领导人。大字本线装书印制要求高，品种繁多，尤以“二十四史”出版计划最为宏大。
这一项目由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及上海、天津的人民社共同承担此项目。后因出版困难多多，又随着毛主席的逝世而项目终止，最终仅中华书局、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少数正史，其他社似未如期赶制出计划由其出版的正史项目。因而，大字本“二十四史”的出版，以虎头蛇尾告终。其中已出版的那些正史，也成为一个时代的精致而独特的品种。
毛主席阅读圈点古书（图片来自网络）
01
毛主席爱读古书，他书房里的书，以线装古籍居多。而他晚年视力不好，铅印五号或小四号字的图书，必须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对于喜欢边看书边在书上圈点的主席来说，拿放大镜读书简直是不可忍受的。于是，为了主席的阅读，中央决定印制大字本线装书。
其实早在1965年，主席视力还好的时候，就曾提出过印“大字本”的事。当时他读到一本大32开本的《近代逻辑史》，颇觉不便，就给秘书留言：
“田家英同志：此书印大字本一万册，这种小字本是不适合老头子读的。”
读线装书，本来就是他的喜好；而后来视力越来越差，大字本线装书更成为他的迫切需要。1971年以后，有关方面专门印制了一系列这样的书。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际，毛主席赠给田中首相的国礼，就是一函6册的大字本线装《楚辞集注》，足见新印大字线装古籍有很好的品质，可作国礼。
毛主席向来强调中央委员要多读书，大字本线装书也就成为中共委员也应读的书。当时每种一般印一百余册（亦有印数百册者）。这项工作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对外保密。参加编印的人员，最初还要查成份、查背景，必须根红苗正，一度还要求参加编印的人写下保证书，保证认真做好编印工作，保证保守这一国家秘密。另外，按中央要求，新印制的大字本线装书，除了直辖市市委留几套、出版社留一套样书外，其他书一概送中央，印刷厂也不得留存。印刷过程中出现的半成品、残纸片，须由出版社、印刷厂督促烧毁，做保密件处理，不得外流。可以说，这个图书版本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是十分独特而珍稀的。
据毛主席的图书服务员徐中远统计，从1972年印制的大字线装本《鲁迅全集》，到1976年的大字线装本《容斋随笔》，约有新印的129种（部）线装书经主席翻阅或圈点过。而实际印制的这类品种，还不止这个数。
当时，工作人员根据主席喜欢读什么书，经主席同意，报国家出版局去印制。印出来的书送中央，分发给中央委员。其品种不限于古籍，还包括：毛主席著作（如《毛泽东选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等）《鲁迅全集》、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如《简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发展史》等）、翻译经典作品（如《拿破仑传》《物种起源》）之类。甚至还包括一些轻松的通俗读物（如《历代笑话选》《新笑林一千种》《一千零一夜》等）。此外还出现了不是毛主席点名要求印制的书，如《小靳庄诗歌选》等。
有时两报一刊上发表的一些批林批孔文章（如《红旗》杂志1974年第6期梁效《论商鞅》、1974年6月11日《人民日报》第2版廖钟闻《尊儒反法的〈辨奸论〉》之类），也不时地被要求印成大字线装本。可见当年出版的大字本线装书类别非常杂乱。而用白话文写成的诗文，印成线装古籍样式，也属旧瓶装新酒，显得不伦不类。而这正突显了那个时代的奇异特征。
中日建交时毛主席赠予田中的礼物：大字本线装《楚辞集注》（图片来自网络）
02
大字本线装书最初主要由中华书局印制，随着要印的品种日渐增多，中华书局不堪重负，根本赶制不出那么多品种，因而又增加了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共同协作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曾参与印大字线装《鲁迅全集》。因此，实际上就是三大直辖市的主要出版社，共同承担这一中央分派的带有政治色彩的出版任务。其中“二十四史”的出版分工，天津人民出版社承担了六部，即《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元史》《明史》。
主席喜欢坐靠在床头闲读，一手拿书，一手拿笔。因而出版大字本线装书有特别规定，每一册不允许太厚，以便一手拿着方便。通常每册40页，40页文字排满，内容就转下一册，而不考虑篇章段落的完整性。自古以来古籍印制出版，是不会如此分卷的，这也成为大字本线装书的特殊性之一。
为了视觉上显得疏朗清晰，最初规定，每页8行，每行14字。可知一册连空格在内，可容纳的文字量仅4000余字。这意味着每一部正史，都将会有很多册。后来在实际操作中，对于每页文字字数作了调整，改为每页10行，每行21字，实际上适当增加了每册的文字量。
大字本线装书在出版过程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一份有关天津人民出版社派人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学习“大字本”线装书出版的材料称：
“任务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这个任务的特点是工作量大、时间要求急、变化多。对于中央交下来的出版任务，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有的需要个把月要书，有的半月、二十天要书，有的两三天内就得出书，甚至一套分为十六七分册的书，急到订出一本送一本的程度。同时由于形势的不断变化，各种‘大字本’的先后出书顺序也时有变化……有时已经发排了，有更急的任务下来，就放下手中排活，改排更急的。就是机器已经上版了，也有时落版另上新任务。”
而困难还不止于此。
首先是相关的厂房设备需要投资建设：对于长期未做线装书的出版社来说，要新成立“大字本组”，须在印刷厂设立专门的大字本线装书车间，建造纸库，储备大量宣纸；建造书库专门放印出来的大字本。国家计委“1974计计字588号”文件说：为解决大字线装书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国家计委特批准天津市增建厂房、书库、纸库投资 95万元。天津市文化局于1975年1月给市建委的《关于要求抢建大字线装书基建项目的报告》称，增建厂房、书库、纸库等的总投资为95万元，其中500平方米纸库须14万元，1300平方米排字车间须13万元，新华书店500平方米书库须5万元。此外还须购买纸张、设备，培养编、校、印古籍的人才，搜求恰当版本等等的投入。因出书有时间限定，基建必须抢时间争速度完成，其他工作也须统筹尽快进行。
其次，当时缺少有编印线装古籍经验的编辑、校对人员和印刷工人，成为顺利进行此项工作的瓶颈。由于二十年间政治风云不断，不少文史专家被关“牛棚”、下放改造，拥有良好专业知识的古籍编校人员非常缺乏。天津的出版社现有在职人员多不懂线装书的编校。为此，既要专门从社外调来新的人员加入，又要进行线装古籍的出版业务知识学习。而直到1975年8月，仅新调来编辑6人，校对2人，印刷工人4人，与原计划和实际需要的人数相去甚远。甚至直到1976年3月，当时的档案材料还在说，“由于人员还没有配齐，不宜于开展较为大型的‘练兵’活动”；并认为，“由于人力不足，对完成中央任务有很大影响”。事实上，后来的实际出版情况也与国家最初的出版计划存在巨大差距。
再次，这项工作还牵涉京、津、沪三地的协调问题。一份天津人民出版社当时的档案说，“印刷一厂已经按照新的版式规定排出了样张，如果我们认为合适，工厂即可着手赶铸装饰边线和填空材料”，但其中有些问题“涉及到京津沪三地统一规格问题，我们定不下来，需要和中华书局共同研究解决”。而北京的中华、商务和人民出版社三家出版的“大字本”，直至1974年底，版式尚不完全统一，有边框线的粗细不同，有前言在目录前和目录后之别，有每页文字行数、每行字数不同，等等。而确定统一的字体，也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摸索。这都成为影响这一出版计划进度所面临的困难。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汉书》的内文
03
因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的独特性，有关部门对其出版质量的要求非常高。不仅是纸张、用墨的质量，还有印刷、装订的质量，尤其特别关注的是编校质量。其使用的大字，是专门新设计铸造的新型字体。原打算用一号长仿宋体铅字印大字本，这在三大直辖市的许多印刷厂里都有现成的铅字，但因其笔道较细，不便于视力不好的人阅读，于是国家出版局又从全国组织了一些专家，专门设计并确定了一种“36磅”的长宋字体。每字高12毫米，宽8毫米。比原来的一号长仿宋字更清楚好看。当时从全国各地召集了几十名刻字工，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刻制了四套36磅长宋字体的字模，制好后北京留两套，上海、天津各分配了一套，从而可以保证新印的“二十四史”所有书的字体字号的统一。
古籍中的用字没有统一的汉语规范标准，异体字很多。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汉字简化改革已卓有成效，对于新旧字型（包括部首）都有了明确规定，有些旧字型（含部首）如“㑹”“靑”“糸”“刄”“戶”，新字型确定为：“會”“青”“糹”“刃”“户”。旧时的异体字有了统一的规范，有助于这套书避免古籍中那种异体字太多的乱象。然而，在明确和规范异体字时，同一个字，因较多地考虑了现代汉语应用的情况，所以也可能忽略该字在古时应用的广泛程度。例如“吴”与“吳”，“真”与“眞”，“争”与“爭”，“為”与“爲”，“潜”与“潛”，“盗”与“盜”，等等，实际在古时，后一字比前一字应用更频繁。而新大字本却以前一字作为规范字。从这一点来说，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可谓有古代线装图书外观之形，而又在一定程度上改造了线装古书文字之体。
此外，古书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如《史记》中，越王“勾践”，又写作“句践”，所依据的原著版本本身就未必统一，大字本也就尊重原书，未予修改。而“敕”字，同一部古书中就可能还并存着异体“勅”“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只求本页统一，不求全书统一。这种处理方式是否妥当，尚值得商榷。而这也算是大字本线装书正史文字处理的特点之一。总之，不同的史籍、不同的版本，乃至同一部史书中，同一个字，在同一篇章或不同的篇章中可能呈现着不同的异体，究竟选取哪一个作标准字，却是很不易做到绝对合理的。
当时的出版进展很不顺利。1974年就接到了中央布置的“二十四史”大字本线装书的出版任务，而天津方面直到1976年3、4月间，仍处在熟悉这套书的编辑、设计、排版、校对业务的状态中，当时称作“开展‘练兵’活动”。新成立的“大字本组”全体人员赴北京的中华书局，学习大字本线装书的出版流程与经验，已是在这年的4月初。
当时要安排的工作也实在太多，天津人民社那时还承担着国家分配的其他出版任务，诸如：5种法家著作选注（如《荀子选注》《曹操诸葛亮著作选注》等），4部中外词典（如《英语同义词反义词词典》等），17部外国历史、4部外国地理的翻译出版，其中《日本历史》《美利坚共和国成长史》的翻译出版自然是较有参考价值的，而列入出版计划的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史》《巴拿马革命史》《巴哈马群岛史》《危地马拉历史概况》《西印度群岛史》……那就扯得太偏太远了。这么多国家出版计划项目都在运作中，对于出版社的编校压力非常大，因而也必然影响到大字本线装书的出版进度。
在重重困难之下，天津人民出版社仍接近于完成了中央下达的大字本线装书的出版计划，即使“文革”结束，其他诸社基本停止了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的出版，而天津社仍坚持在进行着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了1979年春。其时天津出版界已开始改革，眼见其他诸社已终止此项工作，自己何必还要在这上面坚持呢？于是也决定停止。实际上当时天津社承担的《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元史》的印制已经完毕，而150册的《明史》也已完成过半。此项工作在天津社的终止，标志着“文革”大字本线装“二十四史”出版计划的终结。而作为一个特殊时期的特别图书版本，天津社所出版的《明史》未能完璧，这终究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点功亏一篑的遗憾。
天津社参与的大字本线装书出版，除前述六部正史之外，还印制了1函6册的《战国策》、1函10册的《吕氏春秋集释》、1函10册的《词综》，以及《清诗别裁》等书。这些书均成为那个时代的高品质出版品种。除中华书局外，其他几个原计划共同参与的出版社在大字本线装书出版上成效甚微。就这一点而言，天津社当时的工作作风还是相当扎实的。
如今，19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线装古籍，成为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版本，也成为中国出版史上一个有象征意义的出版物。它在编校印上达到了较高的水准，同时又有别于古旧线装书和当今新印的线装书，可谓独具魅力。它们如今也成为旧书市场上的稀罕物。中华书局当年出版的大字本线装《史记》（6函52册）旧书，网上售卖价为6800元。而该社利用原版，于2008年印制的大字典藏版《史记》，定价达18000元一套。则大字本线装旧书之珍贵，于此也可见一斑了。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词综》《吕氏春秋集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