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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苑 | 陈益民：那幕喜剧之后，世上再无讽刺县长的戏
升官图之后，
政治讽刺剧谢幕
中华文化本身不缺乏幽默感，汉语言的讽刺艺术也源远流长，极富魄力。然而，中国的政治文化环境，却极大地限制了讽刺艺术的发展，因而用漫画讽刺有污点的具体官员尤其是政府高官，是十分犯忌的；以幽默方式通过戏剧、影视剧影射现实社会中的世象百态，也是难以被允许的。曾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塑料人像在美国街头被民众暴揍以取乐的情形，在我们的国度这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不过，剧作家陈白尘在抗战中和抗战后创作的几部讽刺剧，却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稀有的幽默政治剧，为中华文化留下了一道值得深深赞叹的印记。其中，尤以他的喜剧《升官图》，最值得我们赏叹。
剧作家陈白尘
笔者从一本1946年的旧期刊中翻检到一封陈白尘致上海某编辑的信，信中言及《升官图》等几部剧作，对于我们深入了解陈白尘的喜剧创作情况不无意义，联系几十年后陈先生对自己创作生涯的反思，不能不让人对中国政治讽刺剧的兴衰起伏大发一番感慨。该信落款处的时间标明“廿一晨”，从内容及当时情况推测，大约是1946年2月21日所写。信中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弟现住□兄旧居之屋，但殊少写作时间。即使写些，也是耗子尾巴式，所以至今未曾向沪寄稿也。《升官图》已在《国民公报》连载，不日即将上演；《岁寒图》于月半前演出，成绩平平，但卖座亦并不恶，中途且自上俏之势。……《结婚进行曲》于弟在蓉时即曾函蓬子要求收回版权，如今置之不理又行再版，不知是何道理？请于便中代为一洽为感。日前弟已与群益有约，将此书交该社作为全集之一种出版也。
信中所言的《结婚进行曲》写于1942年妇女节前夕，约一个月后在重庆演出。它的前身是独幕剧《未婚夫妻》，约写于1940年春。因讽刺了当时的黑暗社会，《结婚进行曲》在第二次重演时，曾被国民党当局秘密禁演。
《岁寒图》写于1944年春，据《岁寒集·后记》称，该剧“一直到1946年春天，才首次在重庆演出。而‘票房价值’又不高，除了《新华日报》以外，很少引起一般批判家的重视”。尽管如此，从上面的信中可知，在重庆上演期间，“卖座亦并不恶，中途且自上俏之势”。可见这部描写民众在那个时代穷困潦倒的剧作还是很受观众欢迎的。
陈白尘平生最得意之作还是《升官图》。
他曾因屡次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和剧作，深受国民党当局的忌恨，所以抗战胜利后，重庆就有陈白尘在成都被捕的传言。为避免真落入当局顽固派的魔掌，陈白尘不得不躲进《华西晚报》主持人田一平的住所，寄寓了二十多天。
正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多天里，他写成了政治讽刺喜剧《升官图》，并在1945年10月至11月间的《华西晚报》副刊《艺坛》上发表。由上面的信函可知，该剧还在《国民公报》上连载过。
1949年前出版的《升官图》单行本
1946年2月旧政协会议之后，《升官图》一剧公演，大受群众欢迎。“在渝轰动一时，弄得大小官儿啼笑皆非”。国民党当局不好公开禁演，便对它在各地的演出百般破坏，阴谋捣乱，甚至唆使众特务在剧场门口大小便以阻止观众。但这样做终究没能阻拦该剧在各地的迅猛演出势头。
4月下旬开始，《升官图》又在上海连演，观众场场爆满，光华剧院的玻璃门竟曾因观众拥挤而破碎。当时的影剧评论说：“‘上艺’的《升官图》上演以来，连日客满。对于大官小官，陈白尘未免‘缺德’；而[黄]佐临的喜剧手法和丁聪的漫画装置服装，更加强调了这些人物的可鄙可笑。是本年度话剧的一部杰作。”
该剧讲的是两个强盗逃入一座老宅，睡了一大觉，做了一场升官梦。梦中两个强盗趁群众暴动，县长受伤、秘书长死亡之机，混水摸鱼，冒充县长、秘书长。自此县衙中各局局长科长们，甚至原县长太太，为了金钱利益，纷纷承认了两个冒牌货，而真县长却被冒牌县长罚作苦力。
自此县里乌烟瘴气，官员们争权夺利，百姓受压受欺。后有省长来视察，因受了贿赂，竟大力表彰该县县长。自省长到县长到科长，升官的升官，发财的发财，皆大欢喜。最终百姓造反，两强盗也从美梦中醒来，遭到惩罚。
这相当于一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新“官场现形记”。
由于影响大，上海群益书店很快出版了《升官图》单行本。这部讽刺剧自此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光辉一页。
国共内战爆发后，身在国统区的陈白尘继续拿起讽刺之笔，连续写了《幸福狂想曲》《天官赐福》《乌鸦与麻雀》三部电影文学喜剧剧本，辛辣地嘲讽了国民党顽固派。但这三部剧作均被当局的检查官查扣“枪毙”了。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喜剧并不多，尽管中国社会需要这样的剧作针砭时弊，中国国民也需要这样的思想深刻而又通俗易懂的作品唤醒麻木的神经，但是，当局只提倡唱赞歌的作品，打压揭露阴暗面的作品。当时要发表讽刺时弊的作品还十分困难。
随后，又因战争的动荡不安，影响了陈白尘的进一步创作。待1949年新旧政权更替，总算到了和平年代，却又遭遇一浪接一浪的政治运动，陈白尘这位富有才华、善写讽刺喜剧的作家，正值创作年龄的鼎盛期，本应写出更多更精彩的讽刺喜剧剧作，却在《升官图》风靡各地之后，渐渐停止了他手中的笔，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创作“冬眠期”！
《升官图》演出剧照
1955年，他在编选自己的作品集《岁寒集》时，就禁不住感叹：“不图六七年来没有写出什么像样的新作！”懊丧之情溢于言表。1957年，他在中国剧协一次工作座谈会上又说：“解放后有几部能经常上演的剧本？不多！每个剧作家又写了几部作品？不多！”他还举例说吴祖光抗战八年写了十个剧本，郭沫若在1942年后的三年里写了六个剧本，而现在写了些什么？
陈白尘说的是别人，却何尝不是说他自己呢？最旺盛的创作才华，都埋没在了政治学习、思想检查、整风批判、下放改造等无休止的运动中。60年代以后，文艺界的政治运动依然不断，到“文革”时达到极至。陈白尘后来能够活下来已属万幸，更勿论创作讽刺喜剧了。在那个文学家个个“但求工作上无过，不求创作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不求艺术上有功”的年代，哪能产生什么像样的讽刺文学作品？
待到春回大地、拨乱反正之后，陈白尘总算能够重操旧业了，他急切地想把失去的时光挽回来，然而人却老了，体也衰了，才情已大不如从前了，有很多写作设想，却最终未能圆梦。他忧伤地说：“得承认自己是‘江郎才尽’。我得承认我之所以写写散文之类，是因为写不出剧本来了，并不是为了什么‘革命的需要’。”话里话外，透露出了不尽的无奈和遗憾！
陈白尘晚年还曾有过创作一部《鬼趣图》的冲动，想勾勒一幅“新官场图”，使之与昔日的《岁寒图》《升官图》合成“三图”，成为他一生中最具代表性的讽刺喜剧“三部曲”，但这一愿望终成了泡影。残酷的岁月，已把他喜剧创作上的智慧灵光消磨殆尽，现实也不允许他有过于敏锐的讽刺空间。他的“三图”梦想，永远停留在了旧时的“二图”中。
《升官图》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讽刺喜剧的高峰，也是陈白尘创作生涯中的扛鼎之作；《升官图》以后再难以产生类似的作品，这是陈白尘个人的历史悲剧，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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