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职务变化

原题

遵义会议后

毛泽东的职务变化

作者：黄铭

原载《百年潮》2010年第11期

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

01

红军长征之初，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基本上是党的六届五中全会时确定的。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补选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绍禹（即王明）、陈云、康生、任弼时、张国焘、毛泽东、顾作霖、朱德为委员，刘少奇、王稼祥、关向应、邓发、何克全（即凯丰）为候补委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陈绍禹、张国焘、项英等。军事上有一个隶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主席为朱德，副主席为周恩来、王稼祥。另外还有一个相应的中国工农红军总部，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他们二人还分别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

1934年年中，为准备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和周恩来组成“三人团”负责实施转移计划。博古负责政治，李德负责军事，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施。毛泽东在长征初期的职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因受排挤，他在军队内已没有职务，也就不可能参加长征初期的领导工作。

长征途中，1934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召开会议，决定：

“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由“三人团”负责，而博古、李德应负主要责任。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5日，红军长征至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分工的提议，推举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习惯上也称之为总Z书记），博古因王稼祥有伤病在身代理总政治部主任。3月4日，中革军委在第二次进驻遵义后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其后，鉴于作战情况瞬息万变，指挥需要集中，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在战争环境中，这是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6月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不久，为了红军的团结，又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这一过程据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回忆：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么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是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毛主席说：“张国焘是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

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松潘毛儿盖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同时任命周恩来兼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政治委员。会后，中央根据中革军委提出的红一、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右路军和左路军的意见，决定左、右路军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统一领导下，共同北上。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领。

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常委会议，中央领导重新进行分工：王稼祥重新负责红军政治部工作；中央组织部由张闻天兼管，罗迈（李维汉）为副协助工作；博古改为分管宣传部工作；长征中的主要工作军事由毛泽东负责。这一分工没有周恩来的工作，原因是他当时重病在身（患肝脓肿，高烧不退），无法承担具体工作。

9月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博古商量，决定率领红一、三军团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在俄界召开，决定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5人负责处理军中大事。9月22日，中央又在甘肃哈达铺召开全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

10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吴起镇召开会议，确定调整分工：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博古负责苏维埃工作，已恢复健康的周恩来负责中央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当时王稼祥曾向张闻天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周恩来有多年从事军事工作的经验，军事仍应由周恩来负责。毛泽东也提议军事工作仍由周恩来负责，自己做副手。但周恩来一直推让，建议由毛泽东主持军事工作，自己协助。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会上张闻天提出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滞留在四方面军，一时无法脱身，需要在组织上作出调整。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取代原来的中革军委，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02

1936年10月9日和22日，红四、二方面军分别同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将台堡会师，胜利结束了长征。从此全国三大主力红军集中统一于党中央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下。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统一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2月7日成立，并取代原来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西洛川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重新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

1937年11月底，王明、陈云、康生等由苏联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这次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共9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决定成立召开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成员有25人，毛泽东担任主席，王明担任书记，秘书处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5人组成。议定中央实行集体领导并有分工，日常交往电报“党的交洛（张闻天），军交毛，统战交王，王外出时交洛”。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其间，也就是在10月，当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王稼祥回到国内。7月初，王稼祥回国前夕，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专门会见他，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会议期间，张闻天向毛泽东提出“把总Z书记一职让掉”，并“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Z书记”，但当时毛泽东本人“不主张提这个问题”，因此张闻天没有向会议提出。而是在会后将自己的工作职责逐渐向宣传教育部门转移。

1940年2月，周恩来赴苏治疗臂伤归来，传达了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其中有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曼努伊尔斯基称赞当时的一位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的理论家”这样的话。毛泽东听后，十分不高兴，随口说了一句“什么理论家，不过是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的话。曼努伊尔斯基的这一评价也引起毛泽东的深刻思考，一些干部包括一些高级干部，不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与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不愿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种教条主义倾向是十分危险的，不彻底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倾向，党就无法团结和前进。所以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他认为遵义会议决议只强调了军事上的错误，没有涉及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遵义会议的决议需有些修改。

9个月后，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拉开了中央领导层整风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议上作了主题报告，随后有28人次发言，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报告，认为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对于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中央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张闻天都作了检讨。张闻天第一个检讨，对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工作估计，他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检讨说他是最主要的负责者之一，应当承认错误，特别在宣传错误政策上应负更多的责任。过去共产国际把一批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的干部提到中共中央机关来，这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损失。这些干部过去没有做过实际工作，现在还要补课。张闻天感到自己对错误路线负有较大责任，很难在中央书记处继续工作，因此主动提出不再参加书记处和政治局的会议，去农村搞调查研究。他的这一请求得到中央书记处的认可。这次会议还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陈云提出的刘少奇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被党内众多同志所认可。

1943年整风运动还在继续，由于张闻天离开中央书记处去农村搞调查研究，王明因受到党内众多同志的批评拒不认错，一直称病，不干任何工作，不出席任何会议，中央领导层出现了人员空缺，急需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委托由苏联回来、担任七大筹备秘书长并兼任中央秘书长、实际上负责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的任弼时和当时主持整风工作的康生，提出一个中央机构调整和精简方案。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会议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刘少奇参加中央军委并任军委副主席；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作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助理机关。中央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组成，毛泽东兼书记。中央组织委员会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组成，刘少奇兼书记。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举行，历时11个月。会议为召开党的七大做了充分准备，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五人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召开。6月19日，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13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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