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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0年10月14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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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档案 原题
革命时期： 中共经济来源及行为导向
作者：蔡晓鹏
这是研究中共革命财经史的切入途径。
革命者也要穿衣吃饭的；打仗也是打实力的。不解决钱粮武器弹药的来源供给，什么主义都是空谈。
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实行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直白说，就是夺财、夺权，两者缺一不可。谁不给，我就杀鸡取卵。动粗要有枪炮、钱财。自古“无粮不聚兵”。要建立军队，人、枪、款、缺一不可。所以革命的首要问题，武装斗争的首要问题，抗战的首要问题，都是解决人、枪、款的资源整合问题。
毛主席有句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两杆子”。但不等于他不重视“钱袋子”。相反，战争时期，党内最重视“钱袋子”的，是毛主席本人。中央苏维埃银行和金库，除了交给毛泽民，他谁都不放心。毛主席是首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主席，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解放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财经制度，都是他定的方计大略。毛选中文章主要分四类：一是政治；二是军事；三是经济；四是文化。
从1921年－1949年，中国革命的经济来源方式经历了五个阶段：
（1）1921年－1927年，外援依赖为主阶段
苏俄出钱，领导中共革命。这种经济依存性，决定了早期中共政治、组织对共产国际的依存性。从每次几千元开始，1925年－1926年，每年最高约200万。当时有5万多党员，80%是职业革命者，人均40元/年，很少。同期，民办小学教员每月40元/月。
大革命时期，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支部，没有决策自主权。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罪责，全推到陈独秀头上，是中共党史第一大冤案。陈独秀作为总书记，当然有严重过错，但真正决策人是共产国际和他们驻华代表们。
对历史影响最大的，是1927年4月，陈独秀和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讨论“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关系”时，说中国要在“20年实现共产主义”。把吴稚晖吓坏了，马上找蔡元培、张静江、李石曾商量，说陈独秀表态了，共产党要二十年实现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只有20年了。这已突破当年越飞、孙中山宣言中，明确宣布中国不搞共产主义的底线；苏俄又控制了共产党和武汉政府。这四位国民党元老，一致认为共产党和苏俄已威胁到国民党领导权和三民主义路线，就牵头找来李济深、李宗仁、戴季陶等人，召开一系列会议，做出一系列决议案，在政治上、组织上支持蒋介石反共排苏抗汪，自立南京政府。才有“四一二”反共大屠杀发生。
（2）1927年－1937年，暴力劫富+苏维埃财政经济阶段
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乡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与国民党领导的城乡有产阶级,围绕财产权与政权争夺的战争。极为残酷。
土地革命的目标原是农村土地，财产再分配；但实际延伸到对乡村公共经济（宗族集体财产）以及城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财产的剥夺、再分配。当时在政治上、经济上、把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宗教团体、小资产阶级，都划入革命敌人（中间派还是最危险的敌人）阵营，以至四面树敌。
土地革命时期的战争，中心是建立发展和消灭红军农村武装割据的战争。分为两类：
一类是红军反围剿的自卫战争。敌军主动进攻，我军被迫自卫。这些战争在苏区内线进行，对生产力和社会秩序破坏很大。红军打了胜仗，除了缴获武装弹药，没有更多财富可获。
一类是攻打城镇的外线主动战争。这类战争，在敌强我弱、我军缺少重武器装备条件下，负多胜少，伤亡惨重，甚至屡战屡败（中央红军著名的战役有打赣州，打长沙，红四方面军打武汉（中途转兵）等）。为什么还要打？
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了维持军队可持续生存。苏区都选在交通不便，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的山区，剩余农产品少，经济承载力极其有限。四、五次反围剿期间，被敌军长期严密封锁，连种子都交军粮了，农田十亩九荒，15岁以上50岁以下男丁，都当红军了，再加上有点钱有点文化的乡村精英层大部被杀了，中小商人破产了，怎么可能长期维持？
所以红军转战外线，攻打城镇，不是为了长期占领，而是为了“掠夺”。从生活资料和军工生产资料，粮食、布匹、纸张、医药、香烟、医疗设备、煤油、火柴，到金银珠宝，都是攻城战役的主要目标。当然，也不是全抢；军纪不准抢贫苦百姓；对中小商铺，尽量公平买卖；但经常打白条赊帐。
毛主席1927年10月23日上井冈山。1928年1月28日，打了第一仗：亲率两个营占领遂川县城。当时遂川城只有少数保安团，此战歼敌不是目的；目的是为红军筹措冬装、冬粮、钱款。
从1928年－1933年，红军在湘、赣、闽、粤攻占过、有的多次攻占过周边城镇，都是掠空了，就撤。没有坚守多日、等敌军围歼的。
1929年1月，朱毛率红四军主力4000余人离开井冈山，转兵赣南，遭敌军包围堵截，屡战屡败；直到2月10日才抓住战机，在瑞金县城北的大柏地，采取诱敌深入、山地伏击的战术，歼敌刘士毅师十五旅两个团大部，取得毙伤敌300余人，俘虏800余人，缴枪800余支的首胜，战事才转危为安。
但军需供给极度缺乏的难题，直到1929年3月14日，红军挥师闽西，于长汀城南的长岭寨歼灭敌郭凤鸣旅，取得击毙郭凤鸣，俘敌2000余，缴枪500余支、迫击炮三门的大捷，乘胜进驻长汀城后，才得到空前补充。
红四军在长汀，筹到红四军建军后第一笔巨款：4万银圆；接管了郭凤鸣旅的被服厂；伤员得到傅连璋“福音医院”救助；筹集到大批布匹、医药、还有一些五金工具、设备、医疗器械。红四军首次发军饷：每人伍块大洋；首次统一发放了新军装。利用在长汀获得的物资、设备，红四军在上杭蛟洋乡和永定，先后建了后方医院、军械修理所，军服厂，初步形成红军后勤保障系统。后于1930年11月，在龙岩成立了中共主办的第一家股份制银行“闽西工农银行”和多家地方信用合作社。首创“红色金融”。
中央苏区时期，长汀是红军重要的军工、后勤基地、金融及对外贸易窗口和苏区与上海中央秘密交通线的起点。
关于红军给养来源，中共中央在1929年著名“九月来信”中明确指示：
（1） 没收地主豪绅财产是红军给养的主要来源。
（2） 筹款标准，主要的是不要侵犯工农及小有产者的一般利益。
（3） 募捐亦是红军筹款的一个办法……特别要向富农及中小商人募捐。
（4） 对城市不举行经济没收；城市的政治没收应该执行。对富农及中小商人要向其募捐，并要防止反动。
（5） 红军中废除军饷，只发零钱和吃饭钱。 （其它略）
1928年－1934年，土地革命和红色政权的主要任务是保障红军粮食和经济供给。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临时首都瑞金（改名：瑞京），以中国工农红军为国家武装力量。苏维埃的中心任务：一是发展革命武装；二是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毛主席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起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毛选一卷，p63、57页），因此“苏维埃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武装民众，组织坚强的铁的红军，组织地方部队与游击队，组织关于进行战争的给养与运输”（《毛泽东军事文选》卷p337页）。1931年11月7日－20日，中华苏维埃一大召开，通过了《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1934年1月22日－21日，苏维埃二大时，毛主席做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和《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
毛主席提出：
一“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增加财政收入，这是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二、“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竭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 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
三“在红色区域内的经济成份，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工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国营经济的经济，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但他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而私人经济是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只要它不超出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仅不加阻止，而且要加以提供和鼓励”。
四、“红色区域经济建设的中心，应当是发展农业，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而农业生产是红色区域经济建设中的第一位”。
五、“要有计划地组织对国民党占领区的贸易。由红色政权直接经营若干必要的商品流通，如食盐和布匹的输入，粮食和钨矿的输出，粮食在红色区域内部的调剂。”
随着苏区经济建设发展，农业生产和税收增加，红军供给来源中，红色政权提供的权重不断增长；对掠夺性外源经济的依存愈来愈小。到四次、五次反围剿期间，外源性收入已成为偶然性收入和红军供给补充渠道。
但中央苏区只有5万平方公里，80%是山林，耕地约300万亩，人口250万。无论人口和财力，根本支撑不了十万红军、几十万地方自卫武装和庞大政府机构的长期消耗。红军长征前，中央苏区再生产能力已基本殆尽；加上被压缩到狭小中心区；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不撤退已不行了。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获得较大补充的机会甚少。一次是在遵义；一次是罗炳辉九军团在云南宣威；还有就是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和红25军徐海东部的接济。
对土地革命的“暴力劫富”方式，不予评价。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曾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
但“土地革命”对中共和新中国有三大贡献，功不可没：
一是解决了早期革命武装的“人、枪、款”来源。
二是在上海党中央失去苏俄外援后，能转移到中央苏区坚持领导和运转。
三是主要经济来源上摆脱了对苏俄外援的依存。为遵义会议后，中共开始独立化发展奠定了前提。
没有当年苏区这三大贡献，就没有革命武装的建立和发展，中国抗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国国家独立统一；定遥不可期。
（3）1937年－1941年：国民政府有限供给；八路军、新四军和边区政府有限社会自筹阶段
这一阶段，国民政府批准“一国两制”。1938年8月，国民党颁发“抗日建国纲领”；批准由中共合法管辖两大行政特区：“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边区财政独立，实行自收自支。
纳入国军系统的八路军、新四军，军费由国民政府定编、定额拨款。有些国共合作建立的地方抗日武装，如山西新军，则由山西省政府出资。未纳入国军编制、由中共领导的其它抗日武装和超过国民政府核定编制（八路军4.5万人、新四军1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武装，不予列编、列支。
新四军发展初期有两大矛盾极为突出：
（1） 国民政府供给严重短缺和敌后抗日武装发展需求间巨大的矛盾。
1937年，批给新四军的编制是1万人、军饷8万元/月（同期，国军甲级师军饷20万元/月）；到1940年，中共领导下，以新四军为核心的华中抗日武装已达10万人枪，又没有根据地和地方政权为依托。
（2）国民政府、军委会及各战区以“统一军政”为由，限制新四军辖区、军事行动、独立自主发展、执行“溶共，限共”政策与中共中央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武装，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斗争的持久抗战、人民战争的战略目标和政策严重冲突：
当时新四军受中共长江局（书记王明）垂直领导（1939年夏，江北新四军转归中原局刘少奇领导）。长江局执行的是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质是一切按国民党的规矩办。项英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军部项英的右倾保守和新四军各部队主官要求独立发展的矛盾，也随之深化。
1938年－1939年，陈毅、张鼎丞、粟裕、谭震林先后脱离军部，从皖南转战江南，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江南指挥部。
1939年春，张云逸、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组建江北指挥部，也从皖南军部脱离，转战皖中、皖东。
1938年－1939年，暂栖在豫东的李先念、彭雪枫、张爱萍等，各率小股部队向鄂豫边、鄂豫苏、皖东北战略展开，深入敌后建立发展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
这几支新四军部队，除江北指挥部及所辖四支队有少量军饷来源，都要自筹军饷。军费来源：
（1） 地方爱国乡绅的捐献；占70%－80%。
捐粮、捐枪、捐款、捐军队（民团）、捐医药。
（2） 大中城市市民、海外华侨的捐献：
最大两笔：一是上海煤业大亨、爱国民族资本家潘以三组织上海 煤业公会，给新四军捐献了一批卡车、救护车、医疗设备。
二是投军华侨陈子谷，变卖泰国家产，捐资20万元。
（3） 打“资敌”：
逼迫与日伪有关系的“财主”和“伪属”及其有钱亲友，交“爱国捐”。
（4） 设流动税卡：
在水陆交通要道，武装设卡，收“流通税”、“过路安全费”。
（5） 发行地方小额流通券：
主要在豫皖苏边区和苏南抗日根据地。这是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最初的小规模类金融活动。
这一时期，由于“国共”矛盾，导致新四军高层矛盾激化，引发著名的“高敬亭事件”。新四军内部残杀，造成重大损失。
高敬亭是红25军长征后，坚持大别山三年艰苦敌后游击战的红28军领导人。骁勇善战，山地游击战术出神入化。以一千多人枪与东北军、中央军10万大军武装对峙三年：到新四军整编时，已壮大达4千人枪，占新四军总数的40%，兵强马壮。对比，中央红军8万余人，长征后剩8000余人。中央苏区留守红军3万余人，整编新四军时3千余人；还有一千多是非中央红军系的叶飞闽东红军独立师。1938年5月11日，高敬亭率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中蒋河口伏击日军，打响了新四军对日第一枪。后多次主动袭击日军，屡战屡胜。是新四军在江北唯一主力部队。
1939年春，新四军参谋长兼新任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张云逸将军，到立煌（金寨）县拜访桂系21集团军司令、安徽省主席廖磊，协商在江北指挥部辖下，整编地方游击队成立“江北游击纵队”，请求列编、拨饷事宜。瘳磊借机压张云逸，达成将高敬亭四支队调离大别山东部，转兵津浦路南段东西两侧驻防的协议，得到军部的批准。
但高敬亭只同意部分转兵，不同意完全放弃大别山区。他提出：
1. 应在舒城、桐城、庐江一带建立皖中根据地。地形有利，可攻可守。
2. 形势有利：乘日军（武汉失守后）西犯西南、国军西撤防守、皖中空虚有利之机，发动人民，开展敌后游击战。
3. （皖中）党组织工作活跃，已建立地方武装；
4. 群众基础好，靠近鄂豫皖革命老区，有光荣革命传统；
5. 物产较丰富，是部队赖以斗争和生存的好地方。
他还批评新四军军部与国民党第五战区谈判，答复国民党要求，命令四支队向淮南铁路以东，津浦铁路南段转移，将淮南路以西的抗日根据地交给国民党军队，是投降主义。
1939年6月4日，高敬亭遵军令率四支队司令部转移到肥东“青龙场”集结，即被以“反党的路线”、“抗命”由扣押。6月24日，经报中央军委及报蒋介石批准，叶挺军长签字，高敬亭被枪毙，年仅32岁。此后一个来月，由于“肃高余党”斗争过火，引发军心涣散，一千多名红军老战士被迫离队。直到中央紧急派原红25军军长徐海东从延安到皖东兼四支队司令，终止“肃高运动”，才稳住溃散局面。四支队后整编为新四军二师，是21、23、24等集团军的前身。197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发文，为高敬亭将军平反。
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主要目的是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保护根据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战略上牵制日伪军，配合正面战场，积蓄人民抗战实力，粉碎日军“以战养战”的战略企图。作战形式以游击战和中小型伏击战为主，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最高原则。内外线结合，“反清乡”、“反扫荡”、“反屯垦”、“反封锁”是战争主战场。
抗战期间，除在大后方的陕甘宁边区外，八路军、新四军从1937年－1945年，先华北、山东后华中，先八路军、后新四军，先后建立和巩固了晋察冀（115师聂荣臻）、晋绥（120师贺龙、关向应）、晋冀鲁豫（129师徐向前、刘伯承、邓小平）、山东（115师罗荣恒、山东纵队向明），华中（新四军叶项、陈毅、刘少奇、饶漱石）五大战略区。华中战略区辖八大抗日根据地，在1939年－1942年间形成，略迟于八路军在华北、山东的根据地展开。
（4）1942年－1945年：八路军、新四军依托十六个抗日根据地，实现了经济自力更生的和平转型
以新四军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为例。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取缔新四军、囚禁叶挺、关押、杀害2000余新四军被俘将士；600多名军官，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受尽折磨、迫害。
1941年2月，奉党中央、中央军委令重建新四军。陈毅代军长，刘少奇政委。将原属各部队和在苏北的八路军黄克诚部，整编为七个师、一个浙江游击纵队。开辟了苏中、苏南、苏北、淮北、淮南、鄂豫边、皖江、浙东、苏、浙九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十大行署（苏北分为盐阜、淮海）及各县、乡级“三三制”抗日民主政府，颁发了一系列地方法律，法规和各项经济、文化、教育政策。
这一时期，财政及军需主要来源：
1） 地方政府税收；
2） 大生产自给（粮、油、棉、畜禽、纺织、副业）；
3）自营收入（商贸、手工业、军工、军需生产）。有的根据地、自营收入占财政收入80%；金融事业进入蓬勃发展期。十大行署都有由行署牵头、财政拨款（有的还部分有社会资本参股）的公有制银行，发行各面值、版类抗币60余种。民间社会资本兴办的钱庄业，恢复到抗战前水平。金融票据各类还有本票（折实债券）、商业流通券（结算凭证）。
以多种经济共存、市场自由为主，大宗战略物资政府管制、公办、混合办金融为特征的新民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
抗日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水利、交通、教育、文化、医疗）的投入和建设规模，也史无前例。绝多数抗日根据地，社会井然有序、军民团结、物价稳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人口增长。有的不少指标已超过战前。
1938年－1944年春，新四军在华中和日伪作战17500余次，毙伤日伪军24万。至抗战胜利时，华中抗日根据地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240万。新四军主力部队发展到20万，地方抗日武装80万。军费和地方财政，不仅实现了自给，还多次反哺延安中央和兄弟部队。
根据地人民的满意度很高，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奠定了民心基础。
以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例：
1943年，新四军暨皖江根据地，还创造性建立了汤家沟自由贸易特区，利用长江大航道，开辟“三区”（沦陷区、国统区、根据地）间大流通、大贸易，粉碎了敌顽经济封锁。既满足了人民军队和生产消费需要，又使贸易流通税和自营收入，以千倍速度增长。仅1944年－1945年，上缴军部和支援新四军五师等兄弟部队就达一亿七千多万。（华中各根据地财政分配的规定是：1/3上交军部、华中局；1/3军供；1/3地方自支）。
由于有强大进出口交易能力和金融管制能力，至1944年，皖江行署“大江银行”发行的“大江币”，已驱遂法币、中储币，成为全国十六个抗日根据地中唯一实现区域本位币的抗币。
抗战期间，毛主席有两篇纲领性指导战争战略全局的文章《论持久战》、《论新阶段》。《论新阶段》是1938年10月，毛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对抗战十五个月的经验总结。报告对“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新阶段”的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文化问题，提出了系统对策。重温其中部分精要，有助于我们对抗日战争各方面关系的完整把握。
毛主席提出：
（1） 我们的目的何在呢？
我们一定要同全中国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同胞永远的团结起来，击败新的困难，动员新的力量，在目前，停止敌方进攻，在将来，实行我方反攻，达到驱遂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三民主主义共和国之目的。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2）假如没有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建立与坚持，如此伟大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与发动、持久与争取胜利，是不可能的。
（3）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不是短期的，战略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
（4）支持长期战争与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道路，在于团结全民族，力求进步，依靠民众。
（5）敌据城市我据乡村，所以战争是长期的，但农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
（6）抗日民族战线以三民主义为政治基础，不但是合作抗日的基础而且是合作建国的基础。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争取全民族解放，其民权主义将引导这个合作到彻底的建立民主国家，其民生主义则更可能引导这个合作到很长的时期。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与政治思想保证着统一战线的长期性。
（7）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反对分歧与分裂，反对任何的汉奸政府。
（8）广大地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立和巩固我之根据地，缩小敌之占领地，配合主力军作战。
（9）实行集中领导下的民主政治，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发挥抗日政权的最大能力。
（10）扩大统一的民众运动，全力援助战争；改善民众生活，激发民众的抗战热忱与生产热忱。
（11）实行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渡过战争难关。
中国的抗战是在一种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被敌占领，抗战的主要依靠是乡村与农民。农民是有伟大力量支持战争的，但须实行必要的政治方面与经济方面的改革。
（12）实行战时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
（13）发展国共两党及各抗日党派、强固统一战线，支持长期战争。
（14）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
三民主义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的基础。
在现在抗战的阶段与战后彻底完成民主共和国的阶段，都是三民主义的阶段，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阶段。为了彻底完成这个民主阶段的任务，一切共产党员，毫无疑义，应该依照自己的一贯的革命总方针、自己的决议与宣言，同中国国民党、全国各其他党派、全国广大人民一道，诚心诚意地实行三民主义。谁要是不忠实于三民主义的信奉与实行，谁就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谁就不是一个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同时具有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的两种责任的。
（15）长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让政策。
（16）民主共和国问题。
这是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后题……建立一个什么国呢？一句话答复：建立一个三民主义共和国。
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三民主义共和国，它的性质是三民主义的。按照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一个“求国际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经济地位平等”的国家。第一、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国家。它一个独立国，它不要任何外国干涉，同时也不去干涉任何外国。……这个国家是一个民权主义的国家。国内人民、政治地位一律平等；各级官吏是民选的；政治制度是民主集中制；设立人民代表会议的国会与地方议会；凡十八岁以上的公民、除犯罪者外，不分阶级、男女、民族、信仰与文化程度，都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国家给予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 、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并在政治上物质上保证之。第三，这个国家是一个民生主义的国家，它不否认私有财产制，但须使工人有工作，并改良劳动条件；农民有土地，并废除苛捐杂税重税重利；学生有书读，并保证贫苦者入学；其他各界都有事可做，能够发挥其天才。一句话，使人人有衣穿，有饭吃，有书读，有事做。我们所谓民主共和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就是真正三民主义中的中华民国。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一句话，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就有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
1944年，八路军、新四军转入战略反攻期，采取外线主动进攻，逐点歼灭中小据点日伪军，迫使日伪军向大中城镇集中，为主要战争形式。典型战役是粟裕指挥新四军一师暨苏中军区，于1944年3月5日在江苏淮安县发起的“车桥战役”。此役采取“围点打援”战术，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内俘24人），伪军480余人（内俘168人），新四军伤亡200余人。
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目的：抗日建国，保护人民利益。战略反攻阶段，攻城拔寨后，除缴获日伪军武器物资、没收汉奸财产外；不准抢掠中国人，包括地主、富豪、资本家，成为八路军、新四军铁律。这与土地革命时期战争目的和结果有本质区别。
（5）1946年－1949年：解放经济来源：解放区财政金融收入为主、有限暴力财富再分配为辅
解放战争是中共自1945年“七大”决定，开始从“三民主义建国”转向的新民主主义建国目标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不是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革命。新民主义革命，是新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旧民主主义（三民主义）更具彻底性。是中共领导下的依靠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联合城市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城乡中小有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反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军队集团中反蒋政治派别，以推翻蒋家王朝实现国家独立统一，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各阶层在中共领导下联合执政的民主政府。
中共全面总结了“土地革命”时期，化友为敌，四面树敌的“关门主义”左倾路线并导致最终失败的惨痛负面教训；总结了抗战期间，团结所有爱国抗日阶级和人士，建立反日本法西斯统一战线，最终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在解放战争中，中共坚定执行最大限度“化敌为友”，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最大限度孤立国民党反动阵营中蒋介石顽固派的统一战线政策；坚定执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路线，在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一般有产阶级和阶层实行私有制剥夺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私有制改革，让50%以上农村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成为革命战争的积极参加主体。同期，通过没收敌产（官僚资本主义财团资产）、公有化自然资源和公共事业资源，建立、形成国有经济基础。
1946年－1952年的“新土改”，把由地主、富农、宗族、寺庙占有的40%以上的农村土地分配给了占农村人口50%以上的农村无产阶级（雇农、佃户）、半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被土改“斗争”的对象，也包括抗战期间，曾予八路军、新四军巨大财力支持的广大爱国乡绅。但与土地革命时期相比，对地主、富农的“灭门之屠率”已大大降幅。除民愤大的地富恶霸，被处极刑共产外，90%的地富全家，作为阶级异己分子，在乡间管制劳动，但也平均分有田地，可勉强维持生计。“少杀地富、地富也分田”的政策改变，相对降低了农村贫、富阶级对抗的烈度，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保留了一些农村精英。所以在名称上，称“土地改革”，不称“土地革命”。
有两个特点：
1） 对城市工商业实行保护、支持、恢复政策（略）
2） 在新区就地筹粮筹款
解放战争期间，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汲取了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经验，千方百计把战争从解放区引向蒋管区，以消耗蒋 军区的战争支撑力，缓解解放区经济消耗，不断扩大解放军的军需供给来源。在我方尚未建立政权的新区，沿用国民党政府的办法及下层税收机构，确定累进征粮征税办法。
1948年7月30日，毛主席对即将直出大别山的刘邓大军下令，要求他们“决心不要后方”，“设想各种困难条件，建立远征意志”，就地征粮征税。“大体确定征粮征税办法，告知一切干部：土地革命时期打土豪办法，所得不多，名誉又坏。在我方政权未建立以前，仍应暂时利用国民党下层机构及税收机关（在我党有力人员监督指挥之下），以大体上累进方法征粮，惟免除贫穷人口负担，方能解决大军给养。”（1948年7月30日给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谢富治、韩钧及陈毅、粟裕、谭震林的电报）。
这个阶段，公有金融对恢复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支援解放战争，发挥了重大调节作用。
1945年10月，华中各根据地金融机构合并为“华中银行”，取消各地方抗币，统一发行“华中币”。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胜利，华中币作为本位币，流通于长江以北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各解放区。1949年4月20日，大江渡江后，又在苏南、皖南、浙江、福建短暂成为本位币。后为人民币取代。
所以毛主席说：“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1948年11月11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野战军前委）。
解放战争目的
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政治斗争则是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争夺经济权益的表现形式。抗日建国，是要建国民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民主共和国；解放建国，是要建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民主共和国。
这是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中共就在“七大”上提出的政治任务：“放心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1945年4月4日，毛主席在七大发展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是纲领性指导文件。
1949年9月29日，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临时宪法《共同纲领》。宣布：新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以实行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为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的国家所有，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护国家的公共财产和合作社的财产，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急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共同纲领》并没有提出消灭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转化的国家经济、政治制度变性这一建国方向问题。
中国只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私有制改造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国体从新民主义性质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政体由一党控股，多党各阶层共同参股联合执政，形式转化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独股执政的排他性政体。和平实现“旧瓶新酒”的国家和社会转型。
解放战争，是中国三千年历史上历次从分裂走向中央集权大一统过程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总人口牺牲最小，时间最短、社会损失最小、除四平外，没有一座城市被战火严重毁灭，是人类战争史的奇迹。
冷静保持历史观察定力
中共从1921年53人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创业团队，在不到一百年中，经历千难万险，领导中国人民战胜无数强大内外敌人，使中国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社会现代化水平也进入全球第二梯队。
历史已证明：中共是人类具有空前历史领导力的创业团队。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为核心的一代领导团队，以邓胡赵为核心的二代领导团队，居功至伟的历史地位，可以质疑、不可否定。这是大历史观的基本面。其它不足，包括一系列重大决策失误，都是非基本面。正反两面都要总结，才全面。
历史经验证明，中共有善于在重大危机时刻的自纠、自救机制。1927年（枪杆子出政权）、1936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78年（改革开放）三次处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中共，都能“处变不乱，转危为安，与时俱进”。我们要保持历史定力，对中共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实现，要有信心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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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蔡晓鹏：革命时期中共经济来源及行为导向
本文作者在巴黎
原题
2019年9月
蔡晓鹏之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