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蔡晓鹏：早期革命者哪来的钱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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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蔡晓鹏：早期革命者哪来的钱吃饭？

蔡晓鹏新三届 2019-08-28

作者简介

蔡晓鹏，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分配到商业部，后调农口，杜润生门下弟子，曾任职中央农研室、农业部。现为北京新四军研究会研究员，北京金百瑞集团董事长。

原题

中共早期开创

自营经济的大咖们

作者 | 蔡晓鹏

初期主要靠借钱或捐款

中共创建初期，就具有与生俱来的缺乏自筹经济能力的结构性缺陷。若不根本改变这种结构性缺陷，中共只能是一个寄生的、被国内外各类出资者操控的政治工具；犹如当今中国各类或拿着洋钱或靠着财政拔款的“智库组织”，总脱不了出资人雇佣的吹鼓手的嫌疑。

建党初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主要靠李大钊的工资捐献；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主要靠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文人自己的稿费维系；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经费，也来源于陈公博等发起人的稿费工薪；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则依托于新民学会。新民学会也没啥钱，毛泽东、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一大”的旅费，还是请托新民学会的会计熊瑾玎筹措的。“共产国际”的经费拨付，仅是区区小数。

连中共“一大”的会议费用，除了会议场所是一大代表李汉俊免费借用其兄李书城私宅，其它费用都是从共产国际赞助的区区1000元开办费中拨付的。大革命时期，中共曾发展到了5万多党员，其中大部分是职业革命家，党的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拨付。1925年－1927年最高峰期的各类年度费用也不过100万左右；人均不过区区20元/年左右。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拨付的经费大幅锐减。白区工作严重受挫，受经费困难影响很大。除了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共产国际为中共中央出了大约10万这笔最大经费外（主要用于六大代表从国内到莫斯科差旅费），其余都是间断性的中小额拔付，多以钻石、黄金形式让密使传递。1931-1932年，上海中央若不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连中共政治局这少数人员的基本生活都维持不下去了。

到1933年，党中央转移到中央苏区、共产国际远东局撤离上海，双方的经济纽带也同时脆断了。党中央在最困难的时侯，如1936年长征到陕北后，毛泽东曾找宋庆龄借过钱，宋拿出个人住宅抵押借了5万美元救了急（1954年，毛泽东让当年经办人潘汉年送还宋庆龄）；据时在中央上海分局负责统战、策反、情报工作的张执一回忆，1948年，宋庆龄还捐了3万美元，支持中共工作，由张执一转交上海分局书记刘晓。另外最大一笔捐赠，则是1936年来自美国友人史沫特莱女士捐赠的4万美元。

1929年－1930年，毛泽东领导的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闽西、赣南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先后建立，无疑是中国革命自我获得经济支撑点的最重大转折；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土地革命派”在遵义会议及以后，敢于与王明、博古等为首的“洋房子”派及其后台共产国际叫板，走自主革命之路的基点之一。

中共基本依靠“自力更生”为主，实现“保障供给”、“独立自主”，则是在1943年以后，立足全国十九大抗日根据地的代议制民主政权和广泛的经济资源动员。

一旦解决了经济上结构性缺陷，有了自有经济来源，中共不仅可以挺起腰板与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相抗衡，也有实力开始走上独立于共产国际组织控制的新阶段。

众所鲜知的是：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三位大咖，是中共党内最早创建“自营经济”的拓荒人。尽管，他们亲自倡建的自营经济体，资本少，规模小，盈利不多，时间不长，但在中共幼年期，对于低成本运营组织体，无疑发挥起过重要保障作用。

办杂志掘到第一桶金

陈独秀是第一位大咖。中共中央的第一桶金，来源于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的发行。《新青年杂志社》与党中央的秘密机关刊物，如《红旗》最大不同，前者在中共建党后，既是党的机关刊物，又是面向社会大众公开发行的公开刊物，一切按市场规则，把新文化新思想传播和发行出版的盈利性同时作为办刊目标。后者则是党内免费发行的、靠拨款维系的非盈利性刊物。

中共初期，党员以文人为主，他们为新青年，和其它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撰稿，有稿费收入；为党刊撰文，则是义务，无稿酬。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前，中共大笔杆子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毛泽东、李汉俊、蔡和森等，教书和稿费是维持生计的主要来源。李汉俊主办内部党刊《红旗》时，就因向陈独秀要求，从《新青年》盈余中拔付100元印刷费遭拒，遂发生争吵，发展到李汉俊甩手不干了。罗章龙也对陈独秀把党内文件起草的活，都交给罗章龙、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这班年青人干，自己撰稿赚钱，发过牢骚。彭述之则深受陈独秀信任，具体代营“新青年”这摊。

新青年杂志社，1921年搞过一次股份融资。参投的有中共党员，有亲共社会人士。共产国际也投资了1000元，但不占股，应是赞助吧。《新青年编辑部》一度在上海时，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家里一楼厢房。

“国共合作”后，大家都去帮国民党打天下；国民党对帮他们干事、在党、政、军部门任职的共产党员，有专项经费拔付。虽然是区区小数；也时被刁难。1923年，毛泽东从湖南湘区书记调上海党中央，先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理文书科主任、国民党宣传部代理宣传部长时，就没少为薪水和经费，和国民党大咖叶楚伧、邓元冲们吵吵闹闹。陈独秀有了国共合作政治大舞台，这办了11年的新青年杂志社才停办了（1915年9月15日――1926年7月，共出9卷54号）。《新青年》是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理论刊物。1916年－1920年由群益书店发行时期，最多已达每期16000份；1923年－1927年，国共合作，《新青年》影响力如日中天，发行量就以数万份计了。

长沙的革命者靠卖书为生

毛泽东是第二位大咖。比《新青年》规模更大、盈利更多的是湖南的《长沙文化书社》。《文化书社》是新民学会领导人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十七人发起，得到湖南文化教育界和社会贤达朱剑凡、赵鸿钧、左道斋、易培基、姜洪寰、王季范等人出资赞助，由新民学会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陶毅（陶斯咏）等会员创办。经理易礼容，特别交涉员毛泽东。开办时间是1920年9月下旬，租了长沙潮宗街湘雅医院三间房。湖南省长、督军谭延闿题了书店名，并和湖南文化界名流们出席了开业典礼。

《长沙文化书店》开张半年内，已与全国六十多家书报社、文化团体建立起业务联系，销售新文化书刊200余种；除长沙书店总社外，还在平江、浏西、武冈、宝庆、衡阳、宁乡、溆浦建立了分社；在长沙第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小、楚恬小学、修业学校设立了“贩卖部”，形成了网状连锁营销体系。此外，新民学会会员黄醒在长沙储英源二十三号创设了《健康书社》。这两家书社，既经售包括《共产党宣言》《马克斯基本论入门》《新俄国之研究》等书籍和《新青年》《武汉星期评论》《劳动界》《建设》等进步报刊，也发行社会热门书藉、报刊，实现了宣传、盈利两不误。

经理易礼容是湖南共产主义三人小组成员。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从上海返湘后，首先联系易礼容，三人共同发起建立“湖南共产党小组”。1922年春，中共湘区区委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易礼容任委员之一，分管经济，是其主要职责之一。1923年――1927年，李维汉接任湘区书记期间，易礼容仍是湘区党活动经费筹措负责人。一直到“马日事变”，长沙文化书社被查封前，易礼容和他夫人徐文煊负责的文化书社，一直是湘区党委自筹经费重要源头。除“长沙文化书社”，易礼容还控股了“长沙纱布厂”；1923年春，在安源工人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发行了“红色股票”。这些“自营经济体”，至大革命失败前，都是湘区区委的“小金库”。

易礼容与毛泽东早年的亲密关系，相当于后来周恩来佐毛泽东的“大管家”角色。新民学会会员及其活动影响下的湘藉进步青年，参加共产党分别有三种路径：留法的蔡和森、李维汉、李立三、蔡畅、张昆弟、李富春、贺果、向警予、罗学瓒、劳君展等人是通过赵世炎、周恩来、张申府、刘清扬的旅欧少共、旅欧中共支部这条渠道参加中共的；留俄的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是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办的外国语学社培训后赴苏，留苏后入党的。新民学会留在湖南的这一支，才是毛泽东、何叔衡在1921年－1923年期间，组建湖南共产党小组、湖南党支部、湘区区委时亲手发展入党的，出名的有易礼容、郭亮、蒋先云、柳直荀、夏曦、彭璜、萧子昇、杨开慧、李一凡、毛泽民、李六如等。

在毛泽东亲自培育的这个湘藉团队中，易礼容、郭亮是毛泽东最信赖的左右手。1922年3月，毛泽东、何叔衡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后来增加了郭亮。易礼容是中共五大中央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1927年“马日事变”后，被任为中共湖南代理省委书记、省临时军委书记、“秋收起义”行动委员会书记，负责配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毛泽东上井岗山后几次派人联络，希与易礼容这个大管家接上头。但数次错过。1927年11月，中央调易礼容江苏省委任农民部长；易礼容在国民党全国通缉的157名共产党中名列第13名，屡遭险情，难以接头，遂于1929年9月流亡日本，自此与党脱离了组织关系。

1931年“918”前夕，易礼容回国，结识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自此加入工运。1943年经朱学范推荐，任中国劳协常委理事兼书记长；1945年，国共谈判期间，易礼容与毛泽东在宴会上相逢，互致关切。1948年8月，被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常务执行委员、劳动保障部长。

1949年，易礼容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出席全国政协，经主管统战工作的老战友李维汉推荐，当选一－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五－七届全国政协常委。毛泽东数次宴请民主人士，都有易礼容出席。易礼容能多年享受上宾待遇，可见毛泽东的恋旧情怀很重。1997年3月28日易礼容在京逝世，享年99岁。

搞了钱才能搞革命

周恩来是第三位大咖。大革命失败，易礼容脱党流亡日本后，另一位原新民学会骨干成员熊瑾玎在周恩来领导下，成为上海党中央直属“自营经营”新掌门人。

熊瑾玎是新民学会早期20余名会员之一，介绍人是其老师徐特立。熊瑾玎，湖南长沙人，生于1886年，是新民学会的“四老”之一。另三位是徐特立（1877――1968）、谢觉哉（1884－1971）、何叔衡（1876－1935）。比其它青年会员大十来岁左右，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萧子昇、周世钊、彭璜、张昆弟、罗章龙、陶斯咏、易礼容、郭亮这一拔青年才俊，当年最大的1893（毛泽东），最小的1901（郭亮）。易礼容、柳直荀是1898生人，比熊瑾丁要小一属。

熊瑾玎在新民学会初建时，有句名言：“要做事，就要有钱”。当时那拨“以天下为己任”“视金钱如粪土”的青年人，皆不以为然。

熊瑾玎年青时当过印刷厂校对工人，小学教员、自治公所乡佐、徐特立当校长的长沙师范教务主任。北伐前的社会职务，是朱剑凡创办的“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的教务主任。周南女中是湖南女革命者摇篮，新民会员19位女会员，周南占13位。出名的有向警予、蔡畅、丁玲、帅孟奇、劳君展、曹孟君、刘昂等湘藉女杰。1921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作为培养革命者的主阵地，这是中共最早的干部学校之一。1922年12月，李达到校任学长。首任事务主任易礼容，教务主任夏明翰，特聘熊瑾玎（一度）为教务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培养了毛泽民、郭亮、夏曦、夏明翰、罗学瓒、陈佑魁、姜梦周、陈昌等优秀干部。

熊瑾玎在这一时期，没有入党。但和以前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的湖南中共组织和领导成员关系密切。1926年春，西山会议派的国民党上海中央在长沙另组建了“临时省党部”和“湖南孙文主义学会”，与共产党主导的国民党广州中央任命的“国民党左派”省党部激烈对抗，中共随即组织“湖南三民主义学会”，与之对抗。罗学瓒、熊瑾玎任常务理事。北伐军进驻湖南，熊瑾玎出任国民党“左派”长沙县财产处处长，受托向工会、农会提供经费。

郭亮

1927年，长沙“马日事变”后，被通缉的熊瑾玎逃至武汉，找到前任湖南省委书记、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郭亮，经郭亮介绍加入中共，在湖北省委领导下工作。湖北省委负责人夏明翰、向警予也是新民学会老人。1928年1月郭亮调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3月28日，被叛徒出卖，杀害于长沙司门口的“湖南铲共法院”门前。同期，中共湖北省委遭破坏，负责人夏明翰、向警予，先后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

1928年3月，熊瑾玎转移到上海与中央接上关系。当时在上海中央工作的李维汉、李立三、任弼时、李富春、刘少奇、特科陈赓等湘籍要员，都是熊瑾玎的多年相知。但直接安排熊瑾玎工作的，是党中央的“大管家”（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军委书记、组织部长兼管中央特科）周恩来。

会计负责做生意搞钱

熊瑾玎被任命为中共政治局机关的会计。这个会计，不仅要记帐做帐报帐，更主要的职责是设法为政治局维持筹措经费，并以商业为掩护，为中共中央常委提供工作据点。

熊瑾玎先开办了一家专营湖南土纱、土布生意的“福兴布庄”。位于云南路与四马路交叉的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紧邻“天蟾大舞厅”的一栋二层小楼的二楼（三大间）。楼主是著名西医周生赉。一楼是周的诊所“生黎医院”。当时“福兴布庄”是中央常委办公和开会的主要据点之一，还存放许多党的秘密文件。为掩护工作，周恩来推荐三位女同志来作“假老板娘”，请熊瑾玎选择；熊选择了刚满20岁的长沙姑娘、中共党员朱端绶。

朱端绶曾是熊瑾玎在长沙女子师范学生，来上海之前在汉口互济会工作。朱端绶比熊瑾钉小22岁，党龄却多两年。1928年6月中旬，朱瑞绶住进“福兴布庄”，当起了“老板娘”。同年9月，两人结成革命伴侣。

朱端绶在自传中写道：“楼上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办公和中央政治局开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房，厢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

朱端绶在自传中说：“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思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周恩来极力促成我们，要瑾玎请客。就在1928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四马路‘陶乐春’请了一桌客。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还有李维汉同志。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邓颖超还代表在苏联开会的周恩来，特地向这对新人送上一束玫瑰花。

李维汉

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写道：“这个秘密机关是1927年冬－1928年初建立，作为中央常委开会的地方。房子是租赁来的，由熊瑾玎、朱端绶住守（熊瑾玎任党中央会计）。”“那时，开会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小平（注：邓小平）就在小桌子上记录。这个机关从建立起一直到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后，都没有遭到破坏”。

除了“福兴布庄”，在周恩来布局下，熊瑾玎还以“福兴布庄”为掩护，开办了毛泽民任厂长的“集成印厂”、钱之光任经理的“绸布店”、曹子建任经理的“洋货店”，还当了一家大型布店的大股东、开了个钱庄。这些我党人员掌控的商号，既是党的秘密联络、工作点，也是党中央机关“自营经济”的运营平台，提供了大量经费和物资。“后来，大概由于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央才放弃这个机关”（李维汉《回忆与研究》）。

1931年春，熊瑾玎被迫转移到洪湖苏区，任省苏维埃宣传部长和秘书长。翌年初，洪湖苏区失陷，熊瑾玎夫妻被俘，自称是被红军扣留的商人，且找到证明，被敌军释放，辗转回上海。

1933年春，熊瑾玎在法租界被捕，因宋庆龄出面营救，未引渡给国民党，被判刑8年。经党组织营救，于抗战爆发前夕出狱。

1938年初，周恩来亲调熊瑾玎、朱端绶到重庆，分别任《新华日报》总经理和会计科长。当时重庆纸张紧张，新华社经费奇缺。熊瑾玎设法在产纸之乡梁山县和本地乡绅以秘密投股合伙形式办了造纸厂。所产印刷纸，除新华日报自用，还卖给“新知”、“读书”、“生活”三家出版社；有时，国民党《中央日报》也有求于熊瑾玎。在重庆，《新华日报》的订户达5万份，与《大公报》并列，超过《中央日报》。熊瑾玎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长达9年。首次实现了党办报既宣传又能自负盈亏、为南方局筹措经费的双重目标，讫今也堪称奇迹。

熊瑾玎早年在乡里由父母做主，娶了楠木江家之妇为妻，生有三男四女。1905年出生的三儿子熊笑三，是蒋军嫡系将领。抗战时期，曾随第五军参加昆仑关战役。熊笑三是两个支队长之一。在徐庭瑶、杜聿明指挥下，熊笑三和郑洞国（荣一师），邱清泉、廖耀湘（新22师、正副师长），戴安澜（200师师长），郑庭笈（200师团长）等将军，在广西昆仑关血战中歼灭日军21旅团5000余人，击毙日军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

淮海战役时，熊笑三任军长的五军是国军五大主力军之一，在陈官庄被歼。邱清泉殒命沙场，熊笑三兵败溃逃至香港，后去台湾。1951年在台国防部挂个闲职，后被贬为石门水库管理局专员，1971年退休。熊瑾玎1973年去世；熊笑三在1980年代回到大陆。1987年9月于北京病逝，享年82岁。

建国以后，熊瑾玎年事已高，担任全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1950年代就早早病休了。和当时在京的湘籍旧友李维汉，易礼容、李富春、蔡畅、李立三、陈庚、李六如，南方局董必武、林伯渠等，时有过往。朱端绶在建设部工作，晚年享受副部级待遇，特别受到周总理关心。

1966年初，在熊瑾玎80岁诞辰时，周恩来特地带两瓶邓小平送给自己的陈年绍兴花雕登门祝寿。文革中，周恩来亲笔证明：“内战时期，熊瑾玎、朱端绶同志担任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1973年初，熊瑾玎病危期间，周恩来带病亲去医院看望。朱端绶转呈熊老给周恩来的赠诗“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1973年1月24日，熊因病辞世，终年87岁。

2017年12月5日 北京

蔡晓鹏之页

原载作者公号闲侃江湖，本号获作者许可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