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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潮丨汤铭新:"拉美雄鹰"切·格瓦拉在中国

2017-10-12 汤铭新 新三届

        老编的话:今年10月9日,是切·格瓦拉牺牲50周年纪念日。他是一个被称为“红色罗宾汉”的游击革命家,一个被誉为“共产主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者。他深入丛林的游击战术,他对西方世界的挑衅性言行,也让我们看到另外一位伟人的影子。


       切·格瓦拉用他39年的短暂时光,谱写了一部生命传奇。 崇拜他的人说,他像“孩子般纯净,或者说是一个纯粹的人”。他对理想的执着、对乌托邦式美好社会的向往,如同一盏明灯,让一代代的年轻人膜拜追随。在1960年代的全球左翼运动中,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切·格瓦拉也是一个旗帜性的时代英雄。那张由阿尔伯托·廓尔达拍摄的格瓦拉肖像,传遍全世界的大街小巷。在世人眼中,切·格瓦拉已经超越了革命者的身份,成为追求真理、正义的理想主义者的象征,成为拯救人类于苦难的精神偶像。


        批评切·格瓦拉的人则认为:他简单、幼稚、一意孤行,是一个被误读的偶像,迷人魅力背后是一个冷血杀戮者,他希望用核弹轰炸纽约,他教唆刺杀苏联领导人……



原题

在古巴掀起“中国热”的

“拉美雄鹰”格瓦拉



在一次纪念中古建交55周年的活动上,我与古巴驻中国大使白诗德谈到深厚的中古友好关系时,他用形象的比喻、幽默的语气说:“我们古巴和中国有12小时的时差。所以,当中国是白天的时候,古巴是夜晚。那么,就由我们兄弟的中国人民负责看护古巴这12个小时;而当中国是夜晚的时候,古巴是白天,就轮到我们古巴人民在这12小时来负责保护中国。真可谓是与生俱来的兄弟情谊啊!”


的确,中国和古巴可谓是同呼吸共命运的真诚兄弟。对此,我就有深切的感受。


我曾有幸参加过接待古巴高级领导人和其他代表团访华,也陪同我国不同部门的领导人和文化友好代表团访问过古巴,或到哈瓦那参加国际会议。古巴甜蜜爽口的蔗糖、浓郁喷香的雪茄、魅力无比的女排和优美动人的芭蕾舞在中国有口皆碑。而触及中国人民心灵的古巴标识,就是震撼世界的两位伟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

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接见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


几十年来,“格瓦拉热”在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在许多国家的群众集会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的画像和毛泽东的画像并排挂在一起。而年轻人喜爱的T恤衫上,经常可以看到他穿着战服、留着胡子的图像。我也要在此献上这份深深凝聚在心头的“格瓦拉情结”,和全世界,特别是亚非拉数以千万计的崇拜者一起仰天振臂高呼:切,您永远是为追求美好生活、摆脱社会不公和苦难而奋斗的人们的精神偶像!


“毛泽东才是游击战大师,

我只是个小学生”


格瓦拉于1928年出生在阿根廷罗萨里奥市一个资本家兼庄园主家庭。1953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大学毕业并取得了医生资格。他的初衷是想用行医来造福人类。但是,在目睹了印第安人的贫苦生活和疾病患者的困苦之后,他寝食难安,深感不公平的世界非药可医。所以,在阅读了马列著作后,他放弃了优越的理想职业,决心从事革命斗争,以解放苦难大众为己任。他毅然决定奔赴当年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中的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等国家,旨在为贫苦大众的解放探索一条希望之路。当他告别自己的父母和乡亲启程远行时,在火车开动的瞬间,他充满激情高声地说:“一名美洲战士上路了!”



格瓦拉在这几个正经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国度里,看到人民渴望着真正的变革,深受鼓舞。他认识到,若要用医道去造福人类,必须首先发动一场革命,推翻反动独裁统治,从而实现他的革命理想。为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拉丁美洲国家发生根除社会邪恶势力和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社会革命,他将是这场革命的坚定战士!


1955年6月,格瓦拉在墨西哥城与菲德尔·卡斯特罗相遇。共同的志向使两人一见如故。他们通宵畅谈形势和革命策略。在卡斯特罗邀请下,格瓦拉参加了正在组建的古巴远征军。


1956年11月25日,82名远征军登上“格拉玛号”游艇从墨西哥湾出发。想到即将投入到一场革命风暴中去,格瓦拉兴奋不已,和卡斯特罗一起,领着大家不停地高唱古巴国歌。不料他们刚一登陆,即遭到政府军的袭击,远征军70人丧生。格瓦拉在战斗中负了伤,哮喘病又复发,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和卡斯特罗一起率余部冲出重围,转移到层峦叠嶂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创建了游击活动基地。



从那以后,格瓦拉和卡斯特罗密切配合,打了多次胜仗并转入反攻,最后于1959年1月4日,一举攻占首都哈瓦那,推翻了亲美的独裁统治,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一时间,在古巴,乃至整个中、南美洲地区,格瓦拉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名声大震,被称为古巴起义军中“最强劲的游击司令和游击大师”,是卡斯特罗的左膀右臂。西方甚至称他为“共产主义的堂·吉诃德”。卡斯特罗对这位亲密战友的评价是:“一个在行动上没有一丝污点,在举动上毫无瑕疵的典范!”但是,格瓦拉一再谦虚地说:“毛泽东才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担任了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和党的领导职务。但是,作为古巴第二号人物,他却不愿接受任何特权。他身体力行,参加义务劳动;孩子生病,不用公车送医院;到商店买东西,让家人像普通人一样排队;需要的时候,同普通战士一样站岗;喜欢接触群众,了解民情;作风亲和,平易近人。这些作风,无不折射出他高尚的情操和纯净的人格魅力。



“是您的游击战思想

指导我们取得了胜利”


我第一次见到格瓦拉是1960年11月间他率领古巴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之时。那一年是中古建交的第一年。当时,古巴是拉美国家中唯一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因此,我国对格瓦拉的访问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分别会见和宴请了格瓦拉,并同他进行了热烈的长谈。


同时,北京和上海分别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欢迎来自加勒比海的古巴人民的友好使者。格瓦拉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极为感动。而更令他激动无比的是,他终于实现了心仪已久的热切期望:一定要见到仰慕已久的中国革命伟人——毛泽东主席。


格瓦拉曾动情地说:“我们非常景仰毛泽东同志。”因为从他年轻时投身革命起,即阅读了许多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和游击战的文章和著作,从中受到深刻的启发,把它称为“来自中国的粮食”。他先是仿效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把斗争重点从城市转移到山区和农村,在那里形成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在根据地建设过程中,他又仿效中国,注意发动群众。他身背药箱,走村串户,为农民免费治病。同时,向贫苦的农民介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



这样,格瓦拉很快就成为起义军中最优秀的政治委员,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在军事行动中,格瓦拉更是灵活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许多战略战术,不断取得成功。这一切使格瓦拉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深的情谊。


因此,当1960年11月19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格瓦拉时,见到这位慈祥而高大的伟人,格瓦拉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一时说不出话来。还是毛泽东先开口说:“切,你好年轻哩!”听到毛泽东温馨的问候,格瓦拉打开了话匣子,先是赞赏中国的绿茶,说:“到了中国品到这么清香的茶,就像是喝到了马黛茶啊!真像是阿根廷的马黛茶!”毛泽东幽默地回应说:“你喝到家乡的茶叶味了,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之后,在谈到古巴革命的发展时,格瓦拉感激地说:“毛主席,您革命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后来我们读到了许多您的文章,受到了深刻的启发。是您的游击战思想指导我们取得了胜利。”


后来,毛泽东又单独宴请了格瓦拉。格瓦拉把自己写的游击战的书亲手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送了他一本签了名的有关游击战的小册子。



“好好记住毛主席的这段话”


在格瓦拉第一次访问中国抵达北京的第二天,1960年11月18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欢迎格瓦拉一行。我陪同古巴青年代表团一起出席。当格瓦拉步入宴会大厅时,他不断向欢迎他的宾客们挥手致意。只见他身穿绿橄榄色军装,足蹬一双黑色军靴,留着潇洒的络腮胡须,身材魁梧,步履矫健,眉宇间透出阿根廷草原高乔人那种特有的刚毅与豪放。


我陪同的几位古巴客人迎上前去,同他握手,向他问好。格瓦拉简短地问贡萨雷斯团长来中国多长时间了,有收获没有?然后,以深邃的目光看着贡萨雷斯说:“中国对青年工作非常重视,你们要好好学习中国同志这方面的宝贵经验。毛泽东主席对青年有一段非常精辟而生动的讲话,说青年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说到这里,他转过脸微笑地问我:“你知道毛主席的这段话的全文是怎么说的吗?”我说:“知道。那是1957年毛主席在访问苏联对中国留学生的一段精彩讲话。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格瓦拉听完后紧紧地握了握我的手说:“谢谢你的帮助!”然后转过脸来用寄予重托的犀利目光对贡萨雷斯说:“希望你好好记住毛主席的这段话,努力把青年工作做好啊!”贡萨雷斯连连点头称是,说回国以后一定好好安排学习和贯彻。


格瓦拉这次访华的另一个重要议题是商谈中古经贸合作。中方委派李先念副总理作为代表。谈判进行得非常顺利,双方商定:在1961年至1965年间,中方向古巴提供6000万美元贷款,援建一些工业项目,并在1961年度购买古巴100万吨糖、5000吨镍和铜等矿产品。格瓦拉对中国提供的援助十分感激。周恩来总理说:“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你们有困难,我们应该帮助。不然,就不是革命国家了。”


格瓦拉的中国之行取得了巨大成功。回国以后,他做了许多报告介绍中国情况,号召民众学习中国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格瓦拉在古巴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古巴人民钦佩中国,渴望了解中国,每天到新华社哈瓦那分社索取新华社电讯稿的人排成了长队。



“我们应该像切·格瓦拉”


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依然阅读了许多毛泽东的著作。在他看来,革命尚未成功,拉美大多数国家,包括他的祖国阿根廷,仍然被独裁者或者反动权贵集团所统治。所以,他经常引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不到长城非好汉”来激励自己的革命斗志。尽管肩负繁重的经济领导工作和频繁的外交出访任务,但丝毫没有让格瓦拉忘记他作为一名解放全拉美的国际主义者的理想。所以,当古巴的经济建设开始进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以后,他血脉中的拉丁美洲血液开始沸腾。他耳边常常听到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呼唤,他不能沉湎于“功成名就”,他要继续为拉美的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1967年1月,我陪同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吴学谦赴哈瓦那出席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会议。念及格瓦拉在1965年3月结束了他为期3个月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一系列国家后便销声匿迹,出席三洲会议的许多代表都十分关心格瓦拉的行踪。古巴政府了解到大家的心愿,卡斯特罗在三洲会议上发表的闭幕词中专门讲到了格瓦拉“告别古巴”的情景。


他说:“格瓦拉从参加我们行列的第一天起就时常明确地表示,当古巴斗争完成之日,他就将去另外的地方履行革命任务。我们也常向他许诺,任何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和任何情况都不会使我们要求他留在我们国家内或者阻止他实现那种愿望的要求,而且我们完全忠诚地信守对格瓦拉同志的诺言。”此言刚完,全场报以长时间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全场突然响起了一阵熟悉而合着节拍的欢呼声:“我们可以像他,我们应该像他。像谁?像谁?切·格瓦拉!”这时,群情激奋,全场淹没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



此情此景,令我们这些与会各国代表感动不已。紧接着,古共中央的一位领导人宣读格瓦拉自玻利维亚丛林写给三洲会议的《致世界人民的信》。格瓦拉在信中说:“要发扬真正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人类在无产阶级旗帜下进行的斗争是最神圣的斗争。对一个美洲人、亚洲人,一个非洲人,或一个欧洲人来说,在越南、委内瑞拉、危地马拉、老挝、几内亚、哥伦比亚或玻利维亚等现代武装斗争的舞台上献出生命,同样都是光荣而伟大的……”信刚念完,会场上又一次响起“切”“切”“切”的热烈欢呼声。


会后,我同古巴的陪同官员说了我对格瓦拉崇高品质的感受。这位官员告诉我,1965年10月3日,在宣告成立古巴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大会上,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切已告别古巴!格瓦拉请求辞去他在古巴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军衔和古巴公民的国籍。他愿意为拉丁美洲任何一个国家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而决不考虑个人付出任何代价。他在给卡斯特罗的告别信中表示,他对单一的苏联模式感到不解和失望,对社会主义的前途感到忧虑。因为他发现不少革命者都是在豪华的汽车里、在漂亮的女秘书的怀抱里丧失了往日的锐气。所以,为保持革命者的理想和完美形象,他只能选择战斗,选择一个凤凰涅槃式的壮美结局。



1965年6月,格瓦拉率领一支有125人的古巴游击小分队,开赴非洲的刚果金沙萨地区,想在非洲的心脏地带建立一个“新古巴”。然而,斗争屡遭挫折。格瓦拉便决定在玻利维亚圣克鲁斯省的尼阿卡瓦苏峡谷建立游击据点。


1967年3月,开始军事行动。1967年8月,由于叛徒的告密,游击队的秘密仓库被捣毁,城市中的联络网也遭到破坏。8月31日,遭到政府军的袭击,游击队全军覆没。10月8日,当格瓦拉滑下峡谷准备突围时不幸被铺。次日,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和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乘直升飞机赶到现场进行审讯。格瓦拉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拒不回答任何问题,镇静地说:“我就是切·格瓦拉。你们把枪口对准我吧!革命是永垂不朽的!”


格瓦拉英勇牺牲时,年仅39岁。正如格瓦拉的女儿所说:“我父亲是去完成西蒙·玻利瓦尔(领导拉美获得独立的民族英雄)未竟的事业。”无论今天或者将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压迫、剥削与不公正,熟知或钦敬格瓦拉的人民还会发出同一种声音:切还活着!他的英名将流芳百世!



“他就是当代的救世主”


1995年11月22日,我在玻利维亚的大使官邸收听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当年曾参与追剿格瓦拉的玻利维亚退役将军巴尔卡斯透露了格瓦拉遗骨下葬的秘密地点。广播说,慑于格瓦拉在全世界激进青年和左翼游击队中的巨大威望和影响,为避免他的墓地日后成为他的崇拜者朝拜的圣地,当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玻军方决定将格瓦拉等人的尸体秘密地埋葬在玻东部圣克鲁斯省巴列格朗德市小型机场的跑道下面。


不久后,玻利维亚《现状报》发表了一篇当年曾在格瓦拉战斗的游击区采访的报道,还附有一张在现场拍摄的格瓦拉的遗体照片。有评论认为,那张照片同1500年在意大利画的耶稣像惊人相像,这真是人世间难以想象的巧合。显然,那是因为人们把格瓦拉同救世主耶稣相比拟,因而得出了那样的印象。


到格瓦拉饮弹的实地,去体验壮士昔日的战斗历程,无疑是对英雄最好的怀念。1996年初,我从圣克鲁斯出发,经过3个多小时的艰难旅程,到了这个与格瓦拉英名紧密相连的巴列格朗德市。市长卡勃雷拉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曾在中国接待过格瓦拉,中国人民对格瓦拉怀有崇高的敬意,而格瓦拉对中国也怀有深切的感情。



我告诉他古巴驻玻利维亚大使曾和我讲过一段格瓦拉与中国有关的往事。那时,这位大使是古巴共青团中央的领导干部。她说,格瓦拉在一次光着膀子和他们一起参加砍甘蔗的义务劳动时,对古巴共青团的领导人说:“同群众共甘苦,参加集体劳动,这是我在中国受到的启发。对于肩负领导重任的同志来说,这也是与官僚主义决裂的最好办法。”


卡勃雷拉市长听完后笑着对我说:“中国大使对格瓦拉的特殊感情完全可以理解。我们这里的普通老百姓就说,虽然切活着的时候我们对他知之甚少。但是,他死后我们才明白,他是一个仿效耶稣拯救穷人的好人,他就是当代的救世主。”


1995年11月底,在玻利维亚政府的支持下,玻利维亚、阿根廷和古巴联合组成的专家组,着手调查和寻找掩埋格瓦拉的地方。1997年7月1日,掩埋格瓦拉和另外几名游击队员的地方被找到。7月12日,古巴政府派专机接回格瓦拉等人的遗骸。


1997年10月9日,即格瓦拉遇害30周年,古巴政府为格瓦拉举行了最为隆重的悼念活动和国葬规格的安葬仪式,地点就选在他生前战斗过的圣克拉拉市。圣市数十万群众涌向灵车经过的路旁并在路中撒满鲜花,场面十分感人。卡斯特罗在葬礼上发表讲话,赞扬格瓦拉对古巴革命的杰出贡献,称赞他是革命者和共产党人的楷模。



如今,在格瓦拉被害的玻利维亚伊格拉村竖起了“圣人切”的雕像,村中的一条大街被命名为“十月八日大街”,以纪念格瓦拉殉难的日子。成千上万慕名而来的“朝圣者”不远万里来到这个偏远的山村,他们沿着格瓦拉和他的战友战斗过的路线,参观和凭吊他们居住过的岩洞、营地,并献上鲜花。


1997年10月9日,来自拉美各国的6000多位艺术家、作家、大学生,聚集到巴列格朗德市举行了“纪念切·格瓦拉世界大会”。阿根廷专门拍摄了纪念格瓦拉的故事片,并在国会大厦举行诗歌朗诵会。2003年,在古巴,有4万多人在格瓦拉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格瓦拉诞辰75周年。古巴第4号领导人巴拉格尔发表了热情的讲话。


是啊,格瓦拉为了崇高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的献身精神,为了帮助穷苦人打碎压迫锁链而选择浪迹天涯进行革命的英雄气概,他那放弃至高权利和温馨家庭而义无反顾地回到热带丛林去做一名普通游击战士的高尚行为,使他成为超越时空并被世人广泛传颂和敬仰的英雄。正如玻利维亚著名作家奥普佩萨描述的那样,他是一个“点燃朝霞的人”。


原载《湘潮》杂志,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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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误读的偶像格瓦拉:

迷人魅力背后的冷血杀戮


周为筠


核心提示:他在得知美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时,他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



50年前,一个叫切·格瓦拉的红色冒险家倒下,一个风靡世界的神圣偶像诞生了。他头戴红星贝雷帽的桀骜头像充斥在T恤、艺术品、BBS乃至泰森的肚皮上,这个经典造型已是最流行的大众文化符号。他也成了影响历史与潮流的代名词,与革命、乌托邦和青春划上等号。


格瓦拉的故事是以一种煽情方式演绎,曲折传奇中又充满矛盾。在他50年祭日时,世界各地又开始不断上演重复的纪念。现代人已被他魅力折服地无暇探究其真实性,纪念逐渐成为一个被抽空的膜拜。


这个被《时代》周刊称为“最迷人,也是最危险的一个”,迷人自不待言,但“最危险”的一面却被他光环所遮蔽。这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谈及他的作战经验时说,“仇恨是斗争的一个要素,对敌人刻骨的仇恨能够让一个人超越他的生理极限,成为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有选择性的,冷血的杀戮机器。”


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世人就见识到了这位自由战士的狂热。他在得知美国和苏联达成妥协时,他愤恨不已表示,“如果核导弹还在我们手里,我们可以摧毁美国的核心,包括纽约城。我们会走向胜利之路,就算那会使成千上万的人成为核牺牲品……”幸好核武器不在他手里,要不可比本·拉登的9·11要更惨烈。几个月后和苏联领导人米高扬会谈时,格瓦拉不动声色地抽出手枪递给翻译说,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就……


这些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说狠话,他可是一个敢想敢为的十足流浪冒险家,连他老搭档卡斯特罗都这么说,“他的做法就是在最危险的境地里,用最冒险的方法解决问题……”


如果没有他自己写下的日记,我们几乎难以看到一个走下神坛的格瓦拉。那里有这样一段文字:“我觉得我的鼻孔在不停的扩张,因为它闻到了火药的强烈味道和敌人的身体散发出的血腥味。”在这种嗜血的心态下,可以理解他为何革命胜利后也大开杀戒,以专制铁腕镇压异议者和所谓“反革命”。有时杀人并不是他的革命的手段,快成了他的爱好,他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得承认,爸爸,在那一刻,我发现我真的喜欢杀戮。”


1967年玻利维亚政府人员与切·格瓦拉的尸体合影


1959年年初,一位罗马尼亚记者拜见格瓦拉,正好听见格瓦拉向执刑队下达命令,一些人抽搐着倒下。在这次屠杀中,共有600多人丧生。这位受刺激的记者写下一首诗歌,题目是《我不再歌唱切》。其实这次大屠杀基本跟复仇和正义都不搭边,唯一理由是为了防止复辟。


他在掌管卡瓦尼亚堡监狱时,命令手下给所有的人定罪,“要用革命的手段毫不留情地铲除敌人。”那里大概有800个死囚挤在只能容下300个人的房间里,这些人是前政府的宪兵和警察,也有不少平民……格瓦拉负责上诉法庭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是维持原判——死刑。


1962年,格瓦拉发表名为“一个年轻社会主义者应该是怎样的”的演讲,他说:“一个年轻人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当他把子弹射向敌人的时候……”《时代》这样评价说:“和卡斯特罗不一样,格瓦拉显得冷酷也更注重实际。同一个切,可以平静地下令将违纪同志斩首,然后去参加篝火晚会……”


格瓦拉人格无疑是让人崇敬的,然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偏差和刚愎自用,注定使这位身患哮喘仍坚持游击的铁汉要走向悲剧。其实,格瓦拉真正意义在于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辉和坚定的理想主义信念,而不是在革命热情名义制造恐怖地狱。


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1968年,法国的大学生们举着格瓦拉,喊道“要做爱,不要作战!”要求自由进入异性宿舍!从那后,格瓦拉成了一个商标,成了年轻人的硬通货,为的只是一种情绪的表达,一种盲从或想象的理想。


古巴摄影师阿尔伯托·廓尔达拍摄的格瓦拉肖像,成为广为人知的形象之一


原载人民网文史频道,图片选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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