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注备用号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
其他
80年代丨余祥明：高校中青年老师的困窘生活
本文作者
人到中年年难过，
菲薄工资月月光。
抽屉床底垰垰角，
五分镍币度月荒。
这几句顺口溜就是当年我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垰垰角角，kā kā guò guò，川、渝土话，角落的意思，与旮旯同义）
上世纪80年代小说和电影《人到中年》深情地歌颂了以陆文婷为代表的一代中年知识分子忠于人民，热心事业，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的可贵品质；同时也真实地反映了他们收入菲薄、生活艰窘，没有得到相应照顾的境况。
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创作出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唱遍大江南北，毕生却买不起一台钢琴，1990年才49岁就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叹息！
1984年在上海外语学院学习，我学到名词“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Engel's Coefficient）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对消费结构的变化得出一个规律：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推而广之，一个国家越穷，每个国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随着国家的富裕，这个比例呈下降趋势。
用通俗的话讲，“找/挣一个，吃一个”的流浪汉，和“讨一口，吃一口”的叫花子/讨口子（乞丐）的恩格尔系数是一。
70年代末期，80年代我们亲身经历过月月工资月月光的“月光族”生活。
农民就不用说了。到了2000年3月，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还上书国务院总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从50年代初期到70年代中期，20来年，基本没有涨过工资。学徒工3年，每月14-18元生活费。学徒期满，再一年后转成二级工，工资35元左右。年长的工人三级、四级工，工资高些，40-50元。集体商店20多元的职工不少。
年轻人谈恋爱，想买块手表，要几个月的工资，只有“泡菜坛子头抓手表”。这是我们当地俗语，意思是只有天天吃泡咸菜下饭，嘴里面省下钱来，才买得起手表。
70-80年代，高等学校中、青年教师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大家可能了解不多。我1973年9月入学，任课老师大部分都是中、青年教师。年长的40-50岁，最年轻的1965年毕业留校，30来岁，只比我们学生中高66级，67级的同学大6-7岁。
1977年1月我留校任教时23岁，成为系里英语专业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师。我在西南师大学习、工作19年，从青年到中年，比较了解这个年代高校中青年教师的生活状况。
50年代大学本科生定为行政23级，四川省是三、四类工资区，工资52-53元，专科低一级，45元，中专生35元。北京、上海和边远地区属五、六，或更高类工资区，每一类高2-3元钱。
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高校也是自1956年评、定级以后，20多年没有评级提工资。中国人民大学某教授在文章里讲述，他1950年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约60元，1953年从人大调到北京大学，任助教，工资85元。之后，又回人大，1954年，被定级为讲师，工资106元。这个工资25年后，直到1979年才有所调整。此例可窥斑见豹。
我的母校西南师范学院是1950年由民国时期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合并组建，教育部管辖。文革中被下放到四川省，1978年回归教育部管辖。
民国时期的老教授、讲师继续在学院各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又从其它学校调来一批教授讲师。外语系的知名教授有吴宓，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1952-54年外语系，1955-57年历史系，1958-77年中文系）；赵维藩，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教授，主任；熊正伦教授，清华学校毕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交通大学、上海法学院英语教授，重庆大学外语系主任等；李峻岳，中央大学毕业，女子师范学院外语系讲师，等等。
50年代中期一些优秀人才从中学调到外语系，如毕业于燕京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刘炽亮；美国西雅图大学毕业的刘美仪；武汉大学毕业，考上中央大学研究生的孙法理；四川大学毕业的江家骏等，担任讲师、教员。
教授工资比较高，资料显示，一级327元，二级272.5元，三级229元，四级196元，五级168元，六级141.5元；副教授与教授工资交叉（最高229元，最低141.5元），讲师与副教授交叉，讲师最高级141.5，其次120元、 100.5元、85元；助教分别为74元、65.5元、 59元、 53元。
教员的工资估计85元、100.5元两个级别。
100元以上的工资，比县委书记工资还高，对孤陋寡闻、没有见过世面的小县城人看来，简直是这一辈子想都不敢想的了！80-90元也是工人的最高级，八级工资，多数人可望不可及！
所以我不谈教授、讲师的生活（我也了解不多），只谈谈助教老师们的生活状况。我们外语系是个大系，除了英语，还有俄语教研室、公共外语（英、俄、日）教研室 、电教室、资料室、办公室。另外，中文系、政治系、体育系的老师也给我们上公共课。
外语系不少老、中、青年教师都教过我们。教我们汉语、政治课的老师很多也是50年代末期60年代初期毕业的老师，当时才三十七八岁，最年轻的老师1965年毕业的，才30岁左右。
因为近二十年没有加过工资，1957年以后毕业的老师工资都是50多元。
中、青年老师们的家庭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夫妻双方都在学校，或者一方在附近学校、单位。不少夫妻只有一个孩子，条件不错。多数家庭还是两三个小孩，与我们县城居民一样，日子过得精打细算。
一种情况是夫妻分居，一方在学校，一方在外地专县任教或者工作。那时交通不便，尽管距离只有几十公里，也只有周末才能回家。每月来回车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钱再分成两边开支，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们上学时可以在学校见到一些人，看似老师，一只手拿根铁丝，戳地上的落叶，放进背篼，回家做饭用，估计政府发放的煤球票不够用。我们同学经常将不用的豆腐票、粉丝票，舍不得用的每个月的二两糖票送给老师。（很奇怪，学生吃食堂，自己没有炉灶，要发豆腐票，粉丝票等。）其它的工业券，用于买肥皂、洗衣粉等日用品，不敢送人。
这时我这才理解，上大学前我在煤站工作的乡镇，区中学教物理的杨老师为什么要从成都四川师院调回。他太太是县城妇幼保健站的医生，他调到区中学就是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便于照顾家庭孩子。
这些老师的妻子和孩子都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口，算好的。夫妻和子女都是城市户口吃商品粮的，再苦再累，毕竟还有个盼头，调到一起。
艰难的是那些自己在学校工作，妻子和子女是农村户口的教师。孤身一人在学校工作，不多的工资，多半寄回家，自己住单身宿舍，省吃俭用，天天吃食堂，油水不足，与我们学生一样脸显菜色，黄皮寡廋。只有寒暑假，才能一家人团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城乡二元化制度，农村人实际上被当做另类。农民，除了上大学、中专，参军提干极少的渠道，终身只能是农民，不能招工，不能提干。还有子女随母的户籍管理政策，使得城人找对象谈恋爱时，尽量不找农村人，不敢娶乡下姑娘，否则子女、孙辈都是农民，永世不得翻身。
50年代，讲师算高级知识分子，农村的妻子儿女还可以照顾解决进城。但是自1956 -1957年以来基本上就没有评职称了，在农村的家属问题就无法解决。遗憾的是工厂、机关、学校，包括我们大学，都有不少这样的情况。
卲老师，1957年俄语专业毕业留校，一直一个人在学校生活。他太太和孩子一直在川西老家，一直到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他评为讲师后，太太和孩子才迁来重庆成为城里人，一家人团圆。整整23年啊！
像卲老师这种情况不少：公外教研室的施老师，63年毕业留校，政治系教我们公共课的刘老师、都是近二十年以后评为讲师，80年代初期才解决了妻子儿女的户口和上学问题。后来得知，这种情况全校每个系都有，而且不少。
他们算幸运的，终于一家人团圆。
我们外语系陈道政老师的命运就悲惨了。他64年俄语专业毕业留校。他在电教室工作，俄语不吃香了，他拼命自学英语。期间他结婚成家，妻子是老家农村妇女。按照当时政策，儿子女儿的户口都在农村随母，他则孤身一人在学校生活。
80年代初期，为了挣得讲师职称，解决家属的农村户口，他白天在系电教室努力工作。因为经济拮据，晚上在外兼任区职工大学的英语课（当时这种机会不多，不容易获得）。同时，他还要照顾在学校上幼儿园的才四、五岁的小女儿。听说为了给在农村的大儿子买部缝纫机以学一门手艺，他在生活上也很节俭。
白天上班，晚上上课，回来还要照顾女儿，备课，其辛苦、劳累可想而知。最后他因积劳成疾及长期营养不良，以致一天晚上他突然昏倒在讲台上，脑溢血，不治而亡。40岁左右，英年早逝，抛下四五岁的女儿及农村的妻子儿子。至死他没有评上讲师，因此家属的农村户口还是不能解决。最可怜的是女儿小芹，很乖的小孩，我们都喜欢逗她。她的命运太悲惨，太可怜！已经与父亲生活在城里一段时间了，习惯了城里生活，父亲突然去世，自己又被送回农村当农民。
此事在学校，特别是家中妻儿在农村的教师中，产生很大影响。中文系傅老师悲愤之余，感叹道：“这就是一个家在农村的中年知识分子的下场——为了全家生活有所改善而付出的巨大代价，但尽管付出了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真所谓是背(孩子)他妈的时！”
一些妻子儿女在农村，即将毕业的77级大学生，不愿重蹈覆辙，宁愿联系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边远地区的学校单位，只要他们能够解决妻儿的农村户口。中文系78级一毕业生选择离乡背井，去了可以解决农村妻儿户口的新疆兵团任教。
70年代末期的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留校和80年代初期77、78级毕业留校的年轻教师都是大龄青年，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二十六七岁，留校的同事从初六八级到高六六级的都有，28到33岁的都有。有的人原来已有男/女朋友，有的是大学同学恋爱，毕业即结婚成家。有的原来对象是农村的，考虑到分居生活的具体困难（任课老师中有不少的前车之鉴），已经友好分手。也有我等未婚单身男女，待聘求偶之辈。
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最初几年月工资35元，1978年底定为40元，80年代初期定为专科学历45元；77、78级大学生52-53元。这点工资，单身汉生活尚可。但知识分子要买书，已到婚嫁之龄要做准备成家。如果还要支援农村的父母，那就显得拮据了。
年轻教师食堂吃饭，都是早饭一两稀饭，一个馒头，一两分钱的咸菜腐乳。中午、晚上三两米饭，多数人两份素菜一毛钱打发了事。两毛钱一份的粉蒸肉，或回锅肉，三五天才舍得买一次。
来自农村的同事在城里找对象有点受限制，因为女方谈恋爱不得不考虑此问题。我陪学校一同事相亲。女方是清华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大型国企的技术员。见面后介绍人回话，因同事家在农村，女方不满意，反而愿意和我交往。我以女方年龄稍长于我为由，婉言谢绝。
也许鬼使神差，也许阴差阳错，也许前世缘分，80年初我和在外地高校任教的太太经人介绍，1981年初结婚。
妻子请假回重庆北碚生产，1982年5月儿子出生。出院时在学校车队租小车接母子回家。还是职工福利，车费5元，说起来也不便宜，我月工资的1/10。四十年后，现在的出租车到北碚市区的任何地方，只要10元，是工资的几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吧！
我母亲7-8个月不休息，存假来照顾月母子。经领导同意，她晚上在隔壁教室课桌上搭铺睡觉，第二天天刚亮就要收拾被褥回我们房间，以免影响学生上早自习。
刚满月，妻子被召回学校参加工农兵学员补课考试。（妻子心中永远的痛：没有给儿子喂奶，没有陪伴他度过婴、幼儿时期！）我们只好托岳母帮忙找保姆，将才一个月大的儿子送出请人照顾，每月费用30元，牛奶米粉等费用20多元，花完我们一个人的工资。我每天下课后，去探望儿子。重庆当时还买不到婴儿米粉，只有托人从四川泸州、江苏无锡购买寄回。
我的课多，除备课外还要自学提高，无法照顾好儿子。所以他八个月大时，被送回我父母家，请保姆照顾。
我们夫妻二人分居两地，共用一个人的工资，月月光！
太太所在的四川省南充市，距重庆北碚相距150公里。现在这段距离不算什么，在当时要五个多小时车程，还要提前在北碚长途汽车站买票，每天只有一班车，早上7：30出发，下午13：00到达车站，车票4元5角。南充则每天下午有车回重庆，可以中途下。
分居的三年里，我只去过两次。当时6天工作制，星期六下午风雨无阻的政治学习，特殊情况请假，扣除当月奖金。
外语系当时有部分创收渠道：
1 去外地办英语培训班，收取一定费用；
2 电教室为学生翻录盒式磁带，每盒收费5角；
3 系里彩色电视机晚上在会议室开放，每人收费5分（我住在教学大楼，也经常交费光顾）。
因此每人每月有6-7元奖金。如果周六政治学习我请假，一个月的奖金就泡汤了。团聚一天半，来回车费9元，扣掉奖金6-7元，共15-6元，是我月收入的近1/3。成本太高，只有望而却步！
1984年2月我妻子调到北碚一个中专技校，我也从住了近6年的教学楼搬到新分的两居室住房，结束了住宿教学楼7年的历史，接回在老家威远待了一年，1岁8个月大的儿子，全家人终于团圆了！
虽然教书已经7-8年，我还是助教。经过几次增加，我的工资有50元左右，不固定的6-7元奖金，加上太太的工资，共110多元。太太学校离家十多公里，必须一大早步行15分钟到路口，乘学校的校车上班。学校是企业化管理，教师坐班制，无课也要到校上班。有时辅导学生晚自习，回到家已9点钟。儿子还不到两岁，因此我们从老家请一个亲戚小姑娘照顾儿子。一个月的工资全部用完，下面是当年我家贴在墙上的钱袋（历史文物）。
收入：
工资115元 奖金：不定
支出：
月票、煤12元 （先9元，后来12元）
米、油16元
技校饭菜票11元（太太早、午餐）
儿子水果10元
日杂（牙膏肥皂）5元
保姆费10元
电费2元
菜金55元
其中，菜金55元包含每天儿子吃个鸡蛋。多数情况还是蔬菜为主，上市的窝笋，萝卜，藤藤菜等。猪肉不是天天有，很少有鸡、鱼。一家人从来没有光顾过饭馆。
还不到两岁的儿子，享受的特殊照顾每月只有10元。
太太的学校有时星期天用大客车送教职工到重庆市区购物。午饭时我们在饭店门口徘徊。一顿饭食，5元人民币，工资的1/10，一家人好几天的菜钱。最后，还是决定去面馆吃只要几毛钱的重庆小面。大学教师啊，囊中羞涩！惭愧！
1984年9月学院幼儿园招收年龄放宽到2岁半，每月省下10元保姆费及伙食费。同时我考取上海外语学院助教进修班学习。我用我的工资，太太和儿子用她的工资。
计划没有变化快。特殊情况收入有减少，有时有额外支出。
我在上海学习期间。一天妻子在学校办公室，突然接到幼儿园电话，说儿子失踪了，让她马上回来寻找。妻子心急如焚，向学校请假急忙赶回。幸好，儿子被一老工人送回，安全无恙。原来他和一同学（都只有两岁半）不知不觉走出校门，被老工人发现无大人陪伴，询问后将二人送回。事后，太太请假寻找儿子，被扣掉当月奖金和一天的工资。
我也遇到同类情况。学校有政策，外出学习一年以上，中途可报销一次差旅费，外语系也一直如此。出发前我向系办公室主任胡老师落实了情况。她叫我放寒假前写信再确认。我都照此办理。
谁知，刚换届不久管经费的系副主任Zh老师，却坚决不签字报销，且没有任何理由。他有权，我无可奈何。来回车票将近我一个月的工资，省吃俭用挣回来吧。
同时，全系在册教职工，包括收发室工人，每人可报销50元书籍费。Zh老师以我在外学习为由，不予报销。我虽谈不上嗜书如命，但觉得他过分了。在楼梯间遇到他，我也没有多的话，“Zh老师，我临时外出学习，为啥不可以报销书费？那么，今后我备课查资料，只好上你家了！” 他无言以答，这才同意我报销。
两件事，我莫名其妙，不得其解。当学生3年半，他教我们年级隔壁班，几乎天天见面。后来留校在一个教研室，像对所有老师一样，我一直尊重他，没有任何过节。苦思良久，我才悟出，问题出在我的姓上面。办公室主任胡老师的丈夫，我们教研室的余老师，与Zh老师文革中是对立派，矛盾很深，延续已旧。我留校后就见过他们在系办公室大声争吵。可能是见到我给胡老师写信，又姓余，Zh老师以为我与他们关系好，所以为难我。其实，余、胡老师的家在哪儿我都不知道，除工作外，我与他们没有任何交集。
看来，我的无辜受累，源于此。我是“巴斗烧蓑衣”，威远、自贡土话，是对遭受无辜牵连而受到委屈的说法。“巴斗”，也可读 “巴倒”，表示“被动、受到”的意思，因为依附于其他物体，而“一损俱损”，或者相当于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如果真如此，他的心胸不太开阔。当年隔壁班同学讲过，他的性格急，下象棋及课堂上有时爱与学生争论。不过后来90年代初他调离学校，在家收拾行李，我还是主动去看望他。
但是，系主任龙日金老师，没有教过我们，1987年我和同事突然得到通知去北京英国大使馆考雅思，他担心我们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辛苦，影响考试，主动提出让我们乘飞机，火车飞机的差价由系经费负担。我一直都感谢龙老师！
不管怎么样，我们家算条件相对好的：双方家在城镇，父母均有工资，我们不用负担家里。反之，我的父母多年一直在很多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我在上海（1984-1985年）学习、英国留学期间（1987-1988年），他们每月的星期天存在一起，每个月来帮助我太太照顾儿子，每次来都带来不少的挂面、花生，甚至鸡蛋等。
其他中年轻教师的情况又如何？
我家如此，其他中青年教师如何？不敢妄评，只能听他们自己说，以及我们亲眼所见。
我们隔壁是中文系77级留校任教的邹老师一家。他三十四五岁，太太也是学校教师，一个不到两岁的女儿。我们聊到居家过日子，邹老师讲经济拮据，一到月底，有时身无分文，菜钱无着落。只有翻箱倒柜，床底沙发底等垰垰角角，东找西找，在哪个裃裃头找到一个五分的镍币，高兴得不得了，今天的菜钱有着落了！
儿时，大人们 “一分钱难倒英雄汉”的故事，浮现在我眼前！
其它学校的中青年教师又如何？
太太的母校是省属师范学院。也有不少类似情况。
同事贺老师，丈夫陈老师是大学专科同学留校，老家在农村。贺老师先分到外县中学，几年后才带着孩子调回学校。一次我太太有事，临时去他们家。一家人在吃晚饭，桌上没有别的菜，只有一小碗油煎的花生米，估计一人有一二十粒。贺老师不好意思地说，“我们今天吃得比较好......” 一人一点花生米下饭，就称吃得好，这让我太太唏嘘不已，贺老师家生活太苦了！
太太的同事，好友，双方家庭都是城镇户口，只有独生女儿。但丈夫要和几个姐姐分摊母亲的生活费。妻子家在成都，寒暑假一家人回去来回车费，孝敬母亲及弟妹们的人情往来，是很大一笔开支。所以他们很多时候，就是一碗白饭，没有菜蔬。我见过我们县城子女多，经济条件差的家庭没有钱买菜，放点清油在锅里将盐巴炒一炒，喝稀饭时当菜。太太说他们经常都是如此，我没有想到大学教师也经常吃白饭！
60年代本科，80年代研究生毕业，该校外语系主任邹老师说，“我的愿望就是每天能保证有两个鸡蛋。” 我们算了一下，不要说一个人每天两个鸡蛋，就是一个鸡蛋，三毛钱一个，三口人，一天九毛，一个月就要27元，半个月的工资。我们不敢奢望，只能保证两三岁的儿子每天一个鸡蛋。
1982年初，陈老师四川大学数学系77级毕业分配来该校。他的太太和孩子是农村户口，学校无法解决。80年代中期，扬州大学可以解决他妻儿的户口，并安排他妻子的临时工作。他因此调去该校。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家人报到没有几天，下雨天陈老师骑自行车，穿的塑料雨衣被后面的汽车挂住，人倒下被车轮碾死。不过万幸的是他妻儿的城镇户口已经解决，妻子已经安排到学校做零工，逃脱了被送回农村的命运！但是，代价太高了！
工农兵大学生和新三届大学生都有一些人与命运抗争，他们从实际情况出发，考虑今后一辈子的生活，选择与在农村的对象/配偶分手。有的通情达理，好说好散，友好分手。有的拼死拼活，誓死不舍，闹到学校，或诉之媒体，闹得双方势如水火。当事人有被退学的，被处分的，结局是两败俱伤，还是走不到一起。也有大战以后，生拉硬拽在一起的，但貌合神离，婚姻有名无实。也有学校比较开明，当事人比较坚定，最后低调处理，后来婚姻幸福的。
谁知，几年后，城镇户口可以买到，再后来，没有城镇户口、农村户口的区别。90年代以后，工作调动，也是夫妻一起办理，很少有夫妇分居的现象了。
四十年后再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心中时时隐隐作痛，觉得亏欠童年的儿子太多.....
所幸，生活越来越好，希望我们一直沿着改革开放的路前行......
余祥明专列
余祥明：推荐上大学
我遭同队知青诬告
周如福：那时候，乡下人的衣食住行
不想与您失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