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 | 蒋蓉：那些年代，夜晚有多黑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蒋蓉，文革中当过知青、工人。1978年考入四川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在西南农学院（今西南大学）马列教研室任教。1986年到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那些年代，夜晚有多黑

作者：蒋蓉

如今的城市，夜晚，霓虹闪烁华灯璀璨，想要寻找从前月朗星疏，云淡风轻，树影摇曳，安宁静谧——那种日子里的诗，还真是不易。

而我们的青少年时代，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所经历过的——夜的黑，以及黑暗带给我们的恐惧，是今天身处火树银花不夜天中的一代人，不能想象的。

西南师院的正门（大校门）

儿童时代如厕和回家的惊悚

我生长于重庆西南师范学院。这类高等院校，在文革期间被拆分贬至小县城任其自生自灭之前，还是颇受国家重视的。虽不能和部队大院的待遇相比，学院内也算自成体系：银行、邮局、商店、粮店、书店、娱乐场所，一应俱全，加上伙食质量较高的员工食堂和学生食堂，满足生活基本需求几乎可以不离开校园。学院还有幼儿园、小学和完全中学等附属教育机构，子女们在某些重大政治运动发生之前，可以不离开学院直接完成从学龄前到高中毕业的教育。由于优质的成长环境和教育质量，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基本没有障碍。因此，学院的孩子们也有些自视清高，自成圈子。

高等院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但这个地方并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儒雅高洁的世外桃源，这里也有分明的三六九等。学院高层领导很神秘，普通阶层基本不能接近。其它领导干部和普通行政干部间；教授和讲师、助教、职员间；干部、教师和工人间等级差异尺度都很大。

前些年看我兄长的回忆，才知道早在幼儿园时期，他去有教授父亲的小朋友家里玩耍，心灵就受到过等级制度的剧烈撞击：都是西师的教师，都住在西师的校园内，都是租住公家的房子和租用公家的家具，人与人、家与家之间，却有着远远超出他想象的巨大差别。

1950年代，很多教授们住的是如今联排别墅一样的套房，套内有专门的书房、多间卧室、厨房和储藏室，还有我们当时闻所未闻的室内卫生间，卫生间里有坐式抽水马桶。对比我们家居住的夹壁墙平房，没有卫生间，洗澡在卧室里放一只大木盆、或者去学校的公共澡堂；自来水龙头十来户人家共用一个；上厕所要去公共大厕所。教授家的一切，让我哥哥感到不可思议的豪华。

教工浴室男左女右，分单间盆浴、单间淋浴和大池，现已废弃

孩童时期，我属于没心没肺那类人。记得小学期间，我也去同学家玩过。同学的父亲是某个系的系主任、教授，学院分配的也是“豪宅”。他们家有前后两道门，从前门到后门是一条过道，过道两边都是他们家的房间，具体多少间，布局是怎样的，我没看，也没想过要看看。我们一起去的有几个同学，心思都放在了“玩”上。所以我没有像我哥哥那样感到震撼，更没有大开脑洞，由此产生对等级差异强烈的不平感，和为自己的家比别人的家贫寒而自卑或愤懑。这是不是有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意思呢。

我们家在文化村八舍时，居住的房子是前后相连的两间平房，搬到文化村五舍后增加一间，三间相连。厨房在住房对面两三米外，面积很小，是那种竹篱笆编的墙体，上面抹一层黄泥再刷一层灰浆的简易小房子。厨房里的设施只有一个三合土打的灶台，灶台上两个灶孔，一个烧柴，一个烧煤球。因为在食堂吃饭，我们的厨房用得很少，印象也很浅。

文化村一舍，吴宓曾经居住在这里

住在文化村（一舍除外）、团结村（个别户除外）这一档次的多数家庭，是讲师或以下的教职员，因家中没有厕所，解手要去一定距离外的公共蹲坑大厕所。印象中最为恐怖的几个大厕所，一个位于大操场旁边的金刚山上，一个位于我们文化村五舍到十舍的旁边，还有一个位于学生宿舍桃园的背后。小时候进这样的大厕所，精神压力很大。也不知设计师是怎么考虑的，大厕所进门（没有门，就是一个高大的门框）是一条过道，走完过道拐一个弯才能进入厕所，过道的墙面涂得漆黑，弄得跟鬼屋似的。跨进大门洞，压入眼帘的就是一片墨黑，拐进阴森的弯道，会不会撞到披头散发的吊死鬼，或青面獠牙十指滴血的厉鬼？想象着这些不可预知的惊魂时刻，头皮就开始发麻。

文化村五舍，现已拆除，前面是以前的三层单身大楼

我们孩童时代，怕鬼是所有小孩言谈中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那时，关于厕所遇鬼的传说也广为流传，比如，突然一只猩红的手从墙体里或背后伸到眼前，同时传出一个凄厉的声音：给你一张纸！这种让人惊骇到顷刻就能去和阎王爷会面的传说，经孩子们既神秘又害怕的口口相传，把个人的惊恐传递成了集体的惊恐，如厕对小孩就变得如同下地狱过鬼门关了。不知道大人进出厕所，是否也会后背飕飕地发冷？小孩子们都是战战兢兢地进去，完成任务后基本不是走着出来，而是头也不回地往外逃。然而，比较起来，更大的灾难，是遇到夜晚突发状况，面临的那种胆裂魂飞。

大约在上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大约五点来钟，我突感内急，难以按捺一刻也不能等待，只得横下一条心出门上厕所。

那是冬天，外面是如墨的漆黑和入骨的寒冷，人们都还沉沉地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梦呓，此刻的西师校园安静得就像废弃了千年的古城。那年月，马路上路灯不但稀少，而且若有若无鬼火一般悬在高高的电杆上，除了马路两旁影影绰绰高大的桉树，和远远近近不稀疏也不密集的教师住宅、学生宿舍、食堂等等，一个人影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是成年人出门，恐怕都会揣着几分畏惧。

离我们家最近的那个大厕所除了结构上令人恐怖，还没有一丝光亮，我就是吃了豹子胆也断然不敢进去，只能往想象中可能有灯、感觉上不那么阴深可怖的厕所跑。我就像一个幽灵，游荡在静寂昏暗的校园里，如果此时有另一个人像我一样在校园里蹿，两个“幽灵”突然遭遇的话，估计都会因对方而瞬间倒地。我一路看了七八个厕所，没有一个厕所有哪怕半明半暗的一盏灯，闯进去会不会跟某个未知物撞个满怀？站在厕所门口汗毛一根一根立起来了，不敢再多迈半步。就这样从家里一路小跑，一直跑到了一教学楼，后面就是我母亲上班的三教学楼了，属于中文系。这里已经接近学院的大校门，差不多小半个学院被我跑遍了。

一教学楼外面的草坪

一教学楼是当时西师很气派的教学楼之一，大楼左右两侧有高大的柱子，往柱子下面一站，内心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神圣感。一教学楼前面的草坪，也是学院开展业余娱乐活动的地方。暑假期间，学院时不时会从市曲艺团请来艺人讲评书，丰富学院教职员工和家属们的业余生活。吃过晚饭，孩子们从各自居住的村出来，汇集到一教学楼前面的草坪听评书。评述内容多是三国、蒋介石外传之类，对男孩子们有巨大吸引力，我从来不爱听。我去草坪是想借机出来玩一下，有的时候，母亲会带着我们去一教学楼附近员工一食堂，喝冰镇酸梅汤。那时候，喝一杯冰镇酸梅汤比如今吃大餐更加爽歪歪。

一教学楼的厕所也很有特点，虽然也是蹲式厕所，但蹲坑是白色陶瓷的，墙上还挂着水箱，拉绳拉一下，“哗”的一声冲得干干净净，叫做抽水马桶。和那些大旱厕相比，这里异味不重。最重要的，是每个蹲位还有单独的门，形成一个独立的小空间，感觉上可以隔绝外面的危险物，大幅度降低了黑暗带来的恐惧，心理上有一定的安全感。

那天凌晨，我站在了一教学楼的大柱子下面，神圣感一丝未现，恐惧感一丝未减，面对厕所里面无底洞一样的幽深暗黑，我清楚这是跑遍了小半个校园，能够寻求到的最好结果了，咬牙瞪眼（闭眼睛也是同样效果）一头栽了进去。寒冬腊月天，内衣都被汗水湿透了。

这样的强烈刺激幸好只有一次，若次数多了，超过了一个孩子能够承受的极限，怕是精神也会不正常了。那个年代，仅仅为满足人的本能需求，一个儿童都需要经历这样非同寻常的恐怖，实在让人难以忘怀。

一教学楼侧面的大柱子

都说家是宁静的港湾。可是大饥荒那些年，家里很多时候没有电，一到晚上，静倒是超级的静，可从超过正常范围的安静里，衍生出来的却不再是平和的宁静，而是肝颤胆破的恐惧。

那时，许多家庭都买了一种叫做“空气电池灯”的照明用品，勉强解决最基本的需求。所谓空气电池，就是两个比普通一号电池大数倍的电池，放在一个长方形木盒子里，盒子顶端有一个比手电筒灯泡稍大的灯泡，灯泡上罩着一个小碗一样的金属灯罩，还有一个按键开关。这种空气电池灯大饥荒结束后就没见过了。

空气电池灯光线很暗，还赶不上煤油灯或蜡烛的亮度，我们的家庭作业没法在家里完成，停电的时候就去母亲的办公室，完成作业后才回家。也不清楚为什么母亲那时晚上常常都在办公室加班，我和哥哥完成作业后就先回家睡觉。

我们家的门牌是文化村五舍五号。一排房子十户人家，我们差不多处在中间位置，左右都是邻居，前面还有三层高的单身教师大楼，后面有文化村七舍至十舍多排教师住宅，在这样的居住环境里，我们更小的时候也没害怕过。

可是那些时日，到处没有光亮。缺光就缺活力，原先学院里的晚间娱乐活动，都消失了。月黑星稀无灯无烛，家家户户也就没有了响动，哪怕是夫妻拌嘴或者数落孩子的声音，都没有。也许人们吃过晚饭，无事能做就都早早睡下了。屋外的静，静到一片死寂；屋里的黑，黑到伸手不见五指。

我俩站在家门口了。虽然那是被叫做家的屋子，但陷在没有一丝光线的黑洞中，里面的安全性就高度值得怀疑。我们的想象里，从来不缺面色苍白的、披头散发的、张牙舞爪的各种鬼怪，眼前的屋子，恰恰是传说中的鬼们最活跃的场所。我和哥哥打开门，并排站着，谁也不敢先跨第一步。可是，我们也不能站在门口等母亲回来才进屋。磋商的结果，是两个人齐声喊“一、二、三”，同时跨进房门，一起走到书桌边，打开空气电池灯。待屋里有了些微光亮，能够看见每一个角落，才开始洗漱，然后睡觉。

那时的我们倒从来没想过，母亲回来时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妇女，她会不会害怕呢？我们睡觉不能把空气电池灯开着，那个电池是耗不起的。母亲回家的时候，屋里漆黑一片，当时母亲不到四十，一个柔弱的妇女，她是真的不害怕？还是硬着头皮撑着啊？

这个门洞就是我们刚下乡时的公社，里面有公社干部的办公室兼宿舍，也有开会的小礼堂

黑如锅底的乡村之夜

现在，可能很多人已经不清楚为什么把夜比作锅底了。以前农村的锅，不但大，而且长年累月烧秸秆和柴火，烟熏火燎，锅底积满了煤炭一样的黑灰。我也是下了乡，才明白什么叫做黑如锅底的。

下乡初期的我，处于一种极不成熟的状态，对已经开始的独立生活，特别是对那种和普通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既没想过要努力挣工分养活自己，也没想过要好好表现，或许能争取将来有一个好的前程，当然，也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更好的前程。跟当时的好些知青一样，我们一户几个女孩都不喜欢出工劳动，尽可能地寻找各种机会玩。

我哥哥第一次来我落户的生产队探望我时，我们几个头一天去了县城，一直玩到第二天下午在县城吃过晚饭才往回走。从县城出来沿着公路大约走十来里，然后下到河坝，踩着发出“呱唧呱唧”响声让人一身鸡皮疙瘩的鹅卵石，走过这个长达数里的鹅卵石河滩，就是洄水公社场镇。

洄水公社离我们插队的浙水公社还有四十里地，穿过到洄水公社场镇，天上最后的微弱光亮彻底褪去。天上没有月亮，黑如锅底的景象呈现在我们眼前，脚下细长的小路因为长期踩踏寸草不生，泛着微微的白光，在没有手电筒，也没有任何其他照明的情况下，勉强可以行走。一路上，除了偶尔能隐隐约约看见远处农舍豆丁般的光点，不再有一丝光线可以让走夜路的人壮胆。我们几个在浓黑如墨汁的夜色中走过山间和田坎小道，鬼、坏人、野兽或是蛇，各种可能存在的危险让我们非常害怕，但谁也不把这一层说破，都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用大声说笑来掩盖内心的恐惧。

我们居住的小院

大约晚上十点以后终于回到我们居住的院子。长长出了一口气，掏出钥匙准备开锁，发现门锁是打开的，门从里面闩死了，刚刚放松下来的心，忽的一下又被提到了半天空——莫非可怕的事在这里等着我们？谁也没胆量敲门，赶紧跑到隔壁，悄悄敲开邻居的门问究竟。邻居大嫂告知，是蒋蓉的哥儿和一个叫大毛的知青下午来了。这才兴奋地连敲带喊。

下乡头两三个月，劳动的热情和技能没啥长进，但我们的胆量却实实在在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几十里荒郊野外的夜路，几个小姑娘居然走过来了。

我们下乡的山区，农村没有电，多数农民没见过电灯。不过公社所在地——集镇有电，还放过电影，农村相当一部分年轻人都看过电影。乡民们多少年能看一次电影，我不知道。我下乡五年多，总共在公社集镇上看过两次电影。一次是纪录片，片名记不清了，内容是记录某个自然环境很差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学习大寨精神，改天换地取得伟大胜利的战斗历程。另一次就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

公社晚上要放电影的消息，被在公社小学读书学童们带回自己的生产队，就跟过年似的，生产队提前收了工，吃过晚饭天还未黑，我和几个女子（未婚女孩）一起直奔公社。“红灯记”，下乡之前就已经看得倒背如流了，所以还不辞劳苦跑去公社集镇观看露天电影，是为了调剂一下单调的生活。结果，更让我兴奋的，是电影之外的收获。

公社所在地场镇

我们公社地处谷底嘉陵江边，两边都是大山。电影散场后，山民们分别从场镇向两边的山上爬，人们亮起了火把，在两边弯弯曲曲的山路上，呈现出两条长长的火把龙，缓缓地从谷底往上游动，还夹杂着此起彼伏互相寻找的叫喊声。孩童时期看电影“万水千山”中的一个桥段，从记忆深处蹦到眼前：红军准备攻打泸定桥强渡大渡河，夜间急行军，也有一条壮观的火把长龙。我站在浙水公社场镇，抬眼观望两边山壁上见首不见尾的现实版火把长龙，感觉非常震撼，这种场景是城市里电影散场后，绝对不可能出现的，比电影本身好看一百倍。

1970年底，招工的大门在“广阔天地练红心”依然热烈的口号声中悄然开启，原本以为只能扎根在农村“干革命”的知青们，看到了门里透出的希望之光。事实上，招工伊始，年龄比较大脑子比较灵活的知青，就开始为自己奔波，也因此让自己在没有被基层推荐的情况下，活动到了招工名额，离开了农村。与此同时，各种形式的走后门也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底层走后门，当然不能与军队和地方高中层领导干部相比，后者一封信一个电话可以敲定子女的去向——或参军，或进工厂单位，这是底层民众无法企及的特殊资源。底层民众当然也不会坐等，他们开始挖空心思挖掘和笼络各种关系，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子女调出农村。这种状况除反映了当时的腐败蔓延，也深刻说明了老百姓对“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有完全不同的意见，用自己的脚穿过后门回到城市来投了一票。

1972年初，重庆打通煤矿来苍溪招工，我哥哥通过新民六队队长的关系，被公社推荐。那以后，被基层和公社推荐招工的情况越来越收缩，渐渐变得有名无实。1972年下半年，和我同落一户的同学也要回城了。她的父母通过关系，活动到了卫生学校的招生名额。她父亲来了一趟，准备带她在某一天去区里办事，具体办什么事我不知道，只知道和调出农村有关，还知道那天他们天不亮就要动身。

大约凌晨4点多吧，我起床给他们准备早餐。

我们那里各个生产队都有一定的集体副业，靠江边的有木船搞运输，远离江边的有专人养鸭子。那个年代群养鸭子不是圈养，也没有专门的饲料喂养，养鸭人赶着鸭子到处流浪，当地人叫“鸭棚子”。“鸭棚子”在每个生产队大约会停留一两天，让鸭子们在别人的水田里充分享受免费大餐。

我们在农村几乎没有肉吃，因此特别期盼“鸭棚子”到来。每当“鸭棚子”来了，我们就去扫荡“鸭棚子”的鸭蛋。记得有一次，我们户突然来了两三个知青客人，我们只剩了一碗面粉，擀面条不够吃，又不能怠慢客人吃酸菜稀饭。灵机一动，我们用鸭蛋把那碗面粉调成糊状，煮面疙瘩。见证奇迹的时刻，是在面疙瘩放进滚水后。筷子尖挑起一小坨面糊，放在水里就跟吹了气似的，神奇地膨胀到乒乓球那么大。结果，一个人的口粮，填饱了五六个人的胃，味道还超级可口。

鸭蛋成了我们的常规储备。那天早上，我准备煮荷包蛋，简单方便好吃还耐饿，赶路正好。起床后，我打开储水的黄桶（木头箍的，和水桶一样，但比水桶大很多），蒙了，黄桶已经见底了，鸭蛋煮不成，我只好挑起水桶去井边。

水井离我们的住房不远，但刚刚下乡就听说了一个惊悚的故事：井边的两棵紧挨着的树中间，曾经吊死过一个人。我从井里打好水，一抬头井边那两棵黑麻麻的影子，扑进了我的眼球，冷汗刷地冒出来了，我挑起水桶，慌慌张张往家里一路小跑。

被凿出凹槽的大石头

我们住的院子比路稍高，一块很大的石头斜躺在路上，石头上被凿了两个浅浅的凹槽就充当梯坎了，没有另外修正规的石梯。心慌意乱的我，踩上大石头时，脚下一滑，摔了个嘴啃地。趴在大石头上的我，完全顾不得疼痛，赶紧伸手抓水桶，还是迟了，一挑水泼了个精溜光，一滴也没剩。万般无奈，我只好硬撑着酥软成了稀泥的双腿，又回到井边挑了一担水。这次，强作镇定，竭力压下内心的惊恐，以常规步态挑水回家。煮好荷包蛋，送他们出门后，才又回到床上躺着，让心跳慢慢平息，等待天亮出工。

在农村，我还走过一次仿佛与鬼同行，神经几乎绷断的夜路。那是因为我曾经的“密友”调回城里工作，她说需要办一些事，详情我不清楚。我当时知晓的，只是她得到了调粮食局的名额，但不知怎么又被一个保密的军事单位看上了，那个单位在全县只招了两个人。

那时，我并不知道1971年我被推荐时，她的所作所为（我在“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窗”一文中，有详细描述），所以一直把自己当成她的“密友”。其实，她怎么得到了一个名额，又得到了一个更好名额，我一无所知。在我们连名额的影子都见不到的情况下，她可以挑三拣四，背景确实不一般。面对这么典型的走后门，我没有酸溜溜的嫉妒恨，反而，在她表示希望有人陪她去县城“办事”的时候，毫不犹疑说走就走了。

我们公社不通公路，无论去往哪个方向，都只能依靠自己的11号“自行车”。我们俩头一天去县城，早上出发下午抵达，在县城住了一夜。吃过晚饭，她说要去找“招工老板”谈点事，还特别强调她自己一个人去。这让我心中颇为不舒服，莫非还怕我抢了她的名额？我甚至有些怀疑，自己陪她来县城走这一趟，是不是属于“自作多情”？但我有自尊，没多说更没多问一句。

我一人呆在旅馆里，房间里住的都是知青，好像除我之外，别的人都是为调出农村，在县城里各显神通地活动。

当年的山区农村民居

我从同室一名知青手里，借到一本外国人写的《白求恩大夫》，如饥似渴地阅读，几乎一个通宵，看得泪流满面。这本书展示给我的白求恩，与我们以往在毛选中、课本中读到的白求恩，完全是两码事。他是英雄，却不是站在神坛上的英雄；他是一个人，有血有肉有爱心还有很大的脾气。他的情感方式很独特，生活经历更是我闻所未闻的传奇。牺牲前，白求恩写给朋友、前妻、包括组织的那些信，全都不是我们惯常看到的那种无产阶级大义凛然的口号。在那些娓娓道来充满伤感的诀别词中，有他对所信仰的革命无悔奉献的真诚，也有与朋友同事永别的凄然，还有对离婚妻子绵绵的情意，彻底颠覆了我印象中，那个只有阶级内容的白求恩形象。

第二天，“密友”在县城办完事，我们才往回赶，回到生产队，大约是农村吃晚饭的时候，天墨黑如漆了。她并没告诉我任何理由，只说必须当晚赶到区里去，第二天一早办户口、粮食关系迁移手续。其时，我们已经走了六十里路，再赶往区里还得走四十余里夜路。

这四十里夜路不是一般的夜路，路上要经过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松林。我哥哥说过，他们男知青即便是白天路过那片林地，也觉得非常阴森恐怖！黑松林里山风飒飒松涛阵阵，远处，总像有什么冤魂野鬼在呜呜咽咽地哭泣。走在林子里就像走在通往阴间的路上，老觉得有东西如影随形跟在身后，背上飕飕地发冷，全身的汗毛都竖着。半夜里穿行黑松林，男知青甚至本地农民，估计谁也没有熊心豹子胆，把自己放到那个让人魂飞魄散恐怖之中。

我再一次侠肝义胆。

我们爬上山顶，穿越黑松林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走在黑松林里，两个人谁也不敢说话，甚至不敢大声喘气，害怕声音招来异物。我们机械地移动两条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前行（不敢跑，越跑越觉得后面有人追）；我们肩并肩齐步走，谁也不愿意落下半步。爱因斯坦对狭义相对论的通俗解释，生动展现在我们面前——黑松林的边际因我们的恐惧，被拉伸得无限遥远，好像再也走不出去了。

我竖起耳朵，搜索我们脚步声之外的一切细微响动，特别是背后有没有悉悉索索的声音。我埋着头紧盯路面，不回头，也不环顾四周深不可测的黑暗，竭尽全力撑着不让自己雪崩。此刻，倘若有人假扮披头散发身穿白衣的野鬼，怪叫一声扑过来，我敢肯定，我将会没有任何过程就直接躺平挂断，永远留在那片阴风鬼影的黑松林里……

直到看见五龙区街上，星星点点稀疏昏暗的灯光在浓厚的黑幕上，远远地微弱地忽闪，我才听到了自己发出粗重如牛的喘息声，全身的神经“哗”的一下松软垮塌，汗腺瞬间接通，脸上身上顿时汗流如注。

到了区里住进小旅店。深更半夜，不知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知青住在店里，而且都还没有睡觉，一帮人围坐在床的上铺，中间那个正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她讲的基督山伯爵，是那时知青中间口口相传的畅销故事。我没看过基督山伯爵。讲故事的知青口才很好，她行云流水一般讲述故事情节，还有极强的画面感代入感，听故事的一众知青，毫无睡意，看来她们是准备通宵不眠了。我本想加入故事听众的圈子，但刚刚以命相搏穿过了黑松林，所有的精气神和体力都跟随着蜂拥而出的汗水蒸发掉了。疲惫到瘫软的我，在精彩的故事声中，迅速跌入了自己的梦乡。

“密友”走了，去了一个人人羡慕的部队编码保密单位。

我回到了生产队，继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约三年有余。

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把自己放在这种英雄好汉位置上，展现盲目为江湖义气不管不顾的“勇气”。一次类似穿越生死线的惊魂夜行，如今回忆起来，依然后背发冷心惊肉跳。

绿树掩映的农民新居

1980年代开启的改革开放，给当年无电、无卫生饮用水、无公路的闭塞山区，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仅就交通而言：1991年我们第一次回乡的时候，从五龙区到我们公社，修建了简易公路；到2014年再次回去，硬地公路已经贯通了全公社每一个生产队，360度不留死角。去了城里工作落户的年轻人，回家探亲的时候都开着小轿车。

当年吃不饱穿不暖居破屋的山区农民，纷纷建起了新宅子，不少人户建的还是别墅式的豪华住宅。

正如一篇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所指出的：“不否定文革，那是没头脑；想否定改革开放，那叫没良心”！

硬地道路通到了每个生产队

2021年11月23日

蒋蓉专列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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