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 | 陈蔚：家无隔夜粮，没饭吃啥都“去个毬”

作者简历本文作者
陈蔚，1956年11月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9年随父母从北京下放到河南省周口镇。1975年高中毕业在周口郊区公社插队，1978年考入郑州工学院。大学毕业后回到北京，在建筑设计院以及房地产公司从事技术管理工作，退休前任北京某房地产公司总工程师。

原题

村里的人和事儿

作者 ：陈蔚

在河南农村插队的三年中，让我有机会从一个农民的角度看农民，他们勤劳坚韧，默默地承受苦难，深深的收存愿景。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留在我的记忆里。作为最后一批知青，我非常幸运的在不太晚的年龄搭上了高考这班车。有人说，你们这代人特别喜欢关心政治，我想说，因为当年国家的政治风云，步步左右着我们那代人的人生。共祝愿，祖国好!

1975年-1978年，我在河南省东部的农村插队。上月到郑州出差，意外的见到两个当年的“插友”，近四十年分别今日聚首，聊起来，一些村里的人和事儿还在眼前。

拍摄于1982年大学校园

康队长

这个村只有康、苗两姓家族，队长也是康、苗各一个，苗姓家族人多势大，所以康队长是生产队的副队长。

康队长40岁上下，中等个儿，宽宽的脸膛上气色有些暗黄，牙齿被烟熏得发黑。一双笑眼，无论对谁他都是和气的，是个温暖的人。他在村里辈分不高，端不起架子，有时他给一帮妇女派活儿，姑娘媳妇们叽叽喳喳胡乱支招儿，但他笑嘻嘻的不急不恼，等大伙安静下来，嘿嘿，该怎么着还怎么着。

康队长对我们知青很关照。那年冬天，我和同伴清晨起来做饭，推开门，屋外是厚厚的积雪。天真冷呵，水缸里的半缸水冻成了一坨。昨晚忘记把柴火捡到灶间，这会儿怎么也点不着火。我俩冻得搓手跺脚，熏得泪流满面。远远地康队长走了过来：“咦！看这两个妞，别慌别慌，我去找点儿干柴火。”他从旁边牲口棚里抓了几把草料，用火柴点上捧着小心的吹，火苗起来了。慢慢的，湿柴烘干也着了起来，把水倒进大柴锅，灶棚里渐渐有了热乎气儿。“哎，看这手冻哩，叫恁爹妈看见不定多心疼哩！”本来我们是被湿柴熏得流眼泪，经他一说，俩人倒真哭了。

别看康队长整天笑嘻嘻，其实他的负担比谁都重，他家里有7个孩子！那时候国家已经开始强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他怎么还生那么多呢？

他的大儿子有16岁了，小时候生病造成中度的听力损伤，父母不懂也没能力矫正，渐渐地人显出一些呆来。接下来，就是近乎执拗地生孩子，为了再要个儿子。接连生了5个闺女后，终于等来了又一个儿子。但是，常年的生育、营养不良和重体力劳动，再加上患有肺气肿，他妻子身体早已垮了。孩子生下来没有母乳，家里养了一只小羊，就靠羊奶喂，这个男孩，两岁了还站不起来。

村里传着他家的笑话，说是过节想改善生活，用一个鸡蛋打了一柴锅鸡蛋汤，孩子们先捞，等他和老婆去盛汤的时候，连一丝鸡蛋花儿也没有了。饭罢一数，人头不够，原来还有一个闺女在草垛后面睡着了没喝上。

康队长是大队违反计划生育的典型，为此，党籍差点不保。按规定，超生是要罚款的，没钱就收粮食或家里的东西，大队的治保主任带人到他家一看就傻了眼：三间土坯房，中间的堂屋里有一张破八仙桌，几只瘸了腿的破凳子；东屋两张土改时分的大床，床上铺着几领芦席,分不清被子还是褥子，一堆黑乎乎的破棉套。当头一根铁丝横贯，挂着家里所有人一年四季的破衣烂衫。西间放农具、粮食，囤里只有红薯干。干部们恨恨地啐道：日子过得猪都不如，还生、还生！

康队长一年到头在队里张罗生产，没听过他抱怨自己日子艰难。在地头儿干活时，我们和他逗开心：

“都说五男二女有福气，你这五女二男也不赖，将来每个闺女娶一个倒插门女婿，就算一人一个月给你5块钱，你就享福啦！”

“嘿嘿，要是一个人给我一拳哩？老汉就趴那啦！”康队长眯着眼笑。

不幸的好人康队长，不知后来你的那些女婿给你钱还是给你拳了？

贫协主任

贫协主任是个老寡妇，娘家姓周。她家解放前是几代的雇农，就是说她家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是个赤贫户。好不容易熬到土改分田分地，算是有了自己的家业，可没几年，老头子撇下一儿一女撒手走了。在农村，没有当家男人的家庭日子肯定艰难，何况还拉扯着两个孩子。50出头的妇人，满脸沧桑的像是陈年的核桃。

周大娘是党员还是队干部，巴心巴肝的爱着党和毛主席。无论农业学大寨，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她都认真的开会听读报，让批林就批林，让批孔就批孔。

近些日子周大娘顾不上“孔老二”了，她的一儿一女现在已经长大成人，说话儿子到了娶亲的年龄。可是相看了好几个姑娘都不成，原因是人家闺女嫌她家太穷。儿子每次相亲回来都一声不吭，换下相亲的衣服就拉起架子车去坡里拉土，家里打算在老房子边上再接盖两间房，垫房基脱土坯都需要土。

看着儿子这样子当娘的心里难受，可家里实在是……思来想去，周大娘动起了换亲的念头。

在当地，要是谁家因为成份高、家境不好、或者本人有缺陷娶不上媳妇，只要家里还有姐姐妹妹，就可以找媒人帮忙，寻找条件对应的人家，用自家闺女换他家闺女，以换亲的方式，成全两家的婚姻。闺女今年也有17岁了，拿妹妹换吧，无论怎样也要让儿子娶上媳妇。

媒人坐在周大娘家里连着吃了两个水煮荷包蛋以后，说：看下啦，商水东边八里庄的一家。

妹妹苗春儿是个黑瘦的姑娘，没读过一天书，平时就寡言少语。换亲的事儿从一开始就没人征求她的意见，别人问她，她也低着头不说话。这种事在我们知青看来，简直太荒唐了，人怎么能像东西一样对换呢？更何况她还没到法定的结婚年龄。为这个我还去问了大队妇女主任。主任踌躇着说，不这那咋弄哩？她家拿不起彩礼钱。岁数小可以等到了岁数再办登记。

听说，等收了秋两家就要办事了。

那天傍晚，我路过周大娘家门口，看见她坐在门槛上抹眼泪，我问：“大娘，咋啦？”

“唉——真叫人难为死了!”她长叹一声，抹了把鼻涕：“啥都说好了，那家的闺女又非得要买件呢子大衣。”

成天价下地干活要呢子大衣干嘛？我不解。“那得多少钱呢？”

周大娘抬起泪眼：“咿，可不敢买呀，那衣裳洗一次得上郑州！”

呀！她怎么还知道呢子要干洗呢？

看戏

省里的豫剧团下乡来演出了。

不等天黑透，几个村儿的人都聚到中村大队部的空场上。一米高的土台子上方吊着六盏汽灯，亮得耀眼。戏码是看过无数遍的《红灯记》，不过，以前看的是电影，或者业余剧团的表演，现在是省剧团的真人。我们知青和村里的几个姑娘小伙儿一起，老早就在土台子前面摆上砖头占据了不错的位置。

开演了，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并不安静。不时有呼老婆唤孩子的嘈杂。遇到耳熟能详的唱段，台下还会出现和声。

戏唱的确实不错，大剧团演员功力好，对比之下，业余剧团那就叫一个胡嗷。曲乐声伴着豫剧宽厚高亢的唱腔，在乡村秋日的夜空回荡。

台上：由于叛徒告密，日本鬼子鸠山来请李玉和“赴宴”，李奶奶强忍悲痛要给儿子斟一碗壮行酒，她站在台口呼唤：

“铁梅，拿—酒—去。”

台上的铁梅这会儿像是走了神儿，竟然站着没动。

台下骚动起来。有人喊：“嘿，恁奶奶叫你哩！”众人哄笑。

“李奶奶”临场经验非常丰富，她不露声色地接过词儿：“你不去我去。”台下顿时巴掌声笑声一片。

散戏回村的路上，大家仍在兴奋地学着刚才戏里的失误，几乎每人都重复了一遍，还是能让大伙发笑。《红灯记》看得遍数太多了，唯有这花絮才是新的。

有人提议：咱唱花鼓戏吧，分两拨儿，一拨人唱词儿，一拨人唱过门儿好不好？好！众人响应。于是：

“同志们杀敌——”    “楞格里格隆”

“挂了花——”  “里格隆格隆”

“沙家浜就是——你们的家——”“龙格里格里格龙”

……

夜深了，村道上，月光把碎银子散了一地。

地主家的女人

一早儿，苗队长就来吩咐：你们知青组今天中午管干部的饭，叫西平妈过来帮忙，菜一会儿也让她带过来。

镇上和公社的干部下村工作，一般都交粮票吃派饭。平时，队里29户人家挨着排，轮到谁家就去队里保管员那里领粮食。村里穷家薄业的户都愿意轮派饭，干部们饭量小，全家可以蹭着吃顿捞面条。今天这客人好像不比寻常，队里专门把饭派在知青户，特意买了菜还派了主厨——西平妈。

西平家成分是地主。算起来西平爹土改时也就十七八岁，西平的爷爷被定为地主成分，没两年就病死了，西平爹没继承上家产，倒是把个“地主”帽子牢牢地戴在了头上。西平妈是土改前定亲土改后两年才嫁过来的，那时才十六岁。真是倒霉催的，一过门儿就把个”地主婆”的帽子接了个正着。

那年月在农村，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是社会的最底层，谁都可以上去踩一脚。这些人的孩子不能升学、参军、提干、招工，无法正常婚恋，生来就是贱民。

春节是农村最重要的节日，不知从啥时候开始，大年三十下午，各村的“地、富、反、坏、右”及其一家老小，都要被集合到大队部的院子里训话，大意是警告他们：革命群众过年，你们不许搞破坏等等。大队支书一边骂骂咧咧的说着，还时不时走过去扇富农一巴掌；踹老地主一脚（当着他儿孙的面）。从土改到1978年国家取消成分，将近30年在屈辱下生活长大的人，心理上会不会留痕迹？

不扯那么远啦，西平妈来了。

她和村里的其他妇女不太一样。

她把头发一丝不苟的梳到脑后，挽了一个大发髻，露出了饱满的额头。村里的女人大多剪个短发，刮风时横七竖八；出汗时败柳残花。

她身量高也匀称，同样一身粗布裤褂她穿得干净贴切。村里有些三四十岁的娘们儿，不管人前人后，在地头上就大敞着怀奶孩子。

她大眼睛高鼻梁生得女人男相，额头眼角已经皱纹显见。在她的眼睛里，你看不到底层人眼中常见的回避和猥琐，和人说话时，她直视对方。除了干活麻利，遇到个别村民过分欺负她的家人，她会扯着嗓子和人对骂，一副豁出命来抗争的架势。她的丈夫烂眼圈儿、儿子烂嘴角，父子俩全是一副浮皮潦草的长相，见谁都畏畏缩缩的。这夫妻、母子怎么看都不像一家人。

西平妈带来了两条鱼、一斤肉和一些时令青菜，还端来一笸箩大米。炖鱼、炒菜、焖米饭，都是农村不常见的吃食，难怪。

她炒菜炖鱼，我拉风箱烧火，她说“大火”，我就使劲拉，“小火”，我就轻轻推，渐渐地，我看出了门道，不用指令就能协调同步，她偏过头来看着我笑：“这闺女中，灵。”

“你咋会做菜？”我问。

“俺娘死得早，俺舅舅家开饭铺，我在那干过。”她一边麻利的盛菜装盘一边说。“你干嘛嫁给地主家？”我忍不住又问。“……”她抿了抿嘴没有回答。

贵客到了，原来是公社知青办的几个干部，下来检查知青补助款的使用情况。队长陪着喝了酒，宾主尽欢。

洗碗的时候，我说，“剩菜你也带点回去吧？”她摇了摇头，收拾起东西就走了。

第二天，村里有个妇女问我：“剩的肉菜她拿走啦？”我斜了她一眼：“你见她拿啦？我们吃了。”她神秘的凑到我的耳边：“人家看见她相好的吃鱼。”“相好？！”我吃惊地转过头。“不说啦，不说啦。”那妇女摆手走开，一脸暧昧的笑。

收了麦子，打了场，粮食归了仓，麦秸也高高的垛了起来。再看人，个个累得脱了一层皮，黑瘦黑瘦的。为了犒劳社员，大队安排了一场电影《地道战》。

院场里，电影放着放着，我觉得身后好像有人陆续起身离开，银幕上不时映着大脑袋晃过。

第二天，接公社通知我离开队里参加集训去了。

回到知青组，伙伴们七嘴八舌抢着告诉我：西平妈出事了！

经过大家绘声绘色的描述和补充，我知道了那天放电影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西平妈和大队的民兵营长早有私情。民兵营长是个退伍军人，生的魁梧健壮，他三十出头已经成亲。平常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男女私通的事情就像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传起这种事儿能激发想象力、给人带来乐趣，也就是娱乐娱乐罢了。但是，队干部和专政对象私通问题就严重了。由于西平妈和民兵营长平日看上去并无交集，虽有风言风语但从没坐实过。

放电影那晚，有人发现他俩钻进了村外的机井站，于是报告了大队治保主任。当即，主任唤上四、五个基干民兵捉奸去了。

机井站在大田中间，麦子收了秋玉米刚出苗，四周很空旷。机井站房有个木格楞窗没有玻璃。几个人压下身来，悄悄地包抄过去贴身在窗下。

屋里面没有亮光，却传出低低的说话声。女：“往地里送粪，回回把最远的地派给俺家。俺就是不服。”男：“别生气了，等明儿天黑透没人了，我帮你拉几趟。”女：“这日子不知道啥时候是个头。”男：“哎--，要是这世界上的人都死完了，只剩咱俩多好。”

屋外治保主任听得这话，气得隔窗骂了进去：“妈了个×！只留着恁俩当人精哩！”民兵们破门而入，捉奸成双。

后来？后来能会有什么好结果呢。

麦收前的日子

麦收的前一礼拜，苗队长带着全体生产队干部在地里转了一圈儿。临了他下了通知：晚上到牲口屋开会，不准请假。

一头骡子，牙口有点老了，一头牛一头驴。这几个牲口是队里最宝贝的家当。饲养员正在拌料喂牲口，苗队长最先来到牲口屋。

“再点个灯，一会儿在这开个会。”说着，苗队长走到牲口槽前。“咋一点儿豆饼也不放哩？打场犁地，眼看就该它们出力啦。”苗队长嗔怪的说。

“拿啥放？你看看还有啥！”饲养员朝墙角的空麻袋扭扭脸。

开会的人到齐了，可谁也看不清谁，人手一根旱烟袋，满屋子的烟雾。苗队长清清喉咙：“别抽啦，开会。”大家静了下来。

“今年的麦子大家都看了，少见的好。地里的好不一定真好，收到囤里才算真好。今儿个，咱就安排安排收麦的工作。”

苗队长身材瘦小枯干，两只眼睛嵌在深陷的眼窝里，探照灯似的聚光。他没有念过书，但说起话来简洁干脆、条理性极强。他开始地里、场里桩桩件件的安排活计。

“场里再添一口大沙缸，灌满水。上场把碾的人，都把烟袋放家里。着一把火，全村人都得扎脖子。”

“苗国平昨个对我说，今年想下地不想上场。”副队长插嘴说。

“大男人不上场叫妇女上？还为去年那点儿工分的事儿，啥出息！我找他。”苗队长在村里苗氏家族属辈分最高的一代人，一言九鼎。

“诸葛亮用兵，粮草得先行，我知道好多家都没啥吃食了。明天早上，妇女都在牲口屋前边集合，学生（指知青）也去。带上剪刀跟我走。其他人还有啥事？没事早点儿歇。”苗队长说着站起身来。

“牲口哩？牲口咋弄？”眼看要散会，饲养员在墙角喊了一嗓。

“我知道。”苗队长已经走出屋了。

转天一早，牲口棚前热闹非凡，怎么说？一个妇女顶50只鸭子嘛！苗队长带着“一千多只鸭子”奔了麦地。

没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不会真正懂得什么叫青黄不接。那时我们村交过公粮后，按工分大人孩子平均下来，每人口粮大约合一天一斤。这可是粗粮多细粮少还是毛重！没有肉食等副食品辅助根本不够吃。过了秋收，有长达六七个月的时间段，地里没有收获。麦收前是最缺粮的日子，家家粮囤都见了底儿，个别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已经每日只开一餐了。

然而，麦收也是一年中最苦累的时候，那时没有机械全靠人力。顶着毒日头挥镰收割可一点儿也不浪漫。俗称“抢收抢种”，小麦成熟也就是几天的事儿，早了，灌浆不足减产。晚了，热风一吹穗子爆开，全洒地里。这头儿收了麦子那头马上要上肥料、犁地，一场夏雨过后，秋粮就必须种下，否则，误了墒情种子就不好好发芽了。一年辛苦期盼等来的收成，拼命吧！

苗队长带着大家沿着地头一字排开，互相间隔一丈左右，开始并行推进。

原来，在大田里，总会有一些麦穗提前成熟，用剪子剪下收到篮子里，送到场上提前碾压。一个人剪上半天，打下来也不过一碗麦粒儿。就靠着这些早熟的麦子，一户分上几斤，凑合着扛过这段苦活日子。嗨，知道什么是“家无隔夜粮”了吧！还有，这几斤麦子可是要算到今年口粮里的哦。

“你和保管去办个事。”苗队长把我叫到一边。

我和队里粮食保管员把库房囤里边边角角都清扫一遍，又细细的簸过，一过称，71斤绿豆。队长摸了摸说：“原先是想留点，收麦时能给大家熬个绿豆汤。唉，算啦。”这个季节绿豆值钱，他让我和保管一起，到镇里集上卖了，换点儿豆饼回来喂牲口。

作家路遥在他《人生》这部小说里，描写过高家林进城卖馍的窘态，我读了感同身受。事实上，一进集市我就躲到了一边。我是知青，这要让家里邻居、爸妈同事看见我在集上卖绿豆，还不让人笑死了。

集市上有点冷清，麦收在即，农民们顾不上赶集了。等了不大一会儿，保管向我招手，有人来买绿豆。

来人是一位体态丰满的中年妇女，她把一只胖手深深的插进装绿豆的口袋里，掏出一把豆子看。

“多少钱一斤？”妇女耷拉着厚眼皮儿扒拉豆子。

“九毛。”保管答道。

“啥呀？！没听说过这个价。”妇女猛地撩起眼皮。

“九毛一斤，少了不卖。”保管并不理会她的诧异。

妇女一声不吭转身走了。“她不要了咋办？”我担心的问。“没事儿，她一会儿还得回来。”保管向我挤挤眼，定力十足。

接近晌午了，天越来越热，人越来越少。

“这一袋子我都要了。”我一扭头，果然那妇女又回来了。

“恁俩把绿豆给我送去，到家再给钱。”过好了称，那妇女说完径直走了。

“中。”我俩拉起架子车小跑着赶了上去。保管在我耳边小声说：“今天集上就咱这一家卖绿豆。”

穿街拐巷跟着她走了小半个钟头才停下来，她家院门开在一个高台阶上。“扛到院儿里。”那妇女开门走进去。保管扛上豆子跟了上去。

院子很雅静，还种着些花草。那女人从屋里出来，端着一杯茶边喝边把钱递过来。

“大姐，有水没？渴坏了。”保管擦着汗问。

“那边。”她指了指厨房门口的水缸。保管走过去拿起葫芦瓢一通牛饮。

“大姨，钱不够啊，这是60块钱。”我数了两遍。

女人不理我，对着保管说：“我一袋子都要完应该便宜点，你一称一称分着卖也得有损耗不是。”

“大姐你看，这绿豆啊产量低，一亩地也打不了一百斤。割麦天，俺都舍不得熬点绿豆汤喝，还不是因为队里牲口没料喂了，你不差这点儿钱，就别——”

保管低声下气的还没说完，那女人抽出三张一元的票子摔给我，走过去拉开院门，撵鸡似的：“走吧走吧走吧！不中你们拉回去！”

“还差九毛!”我站着不动。保管过来一把拽着我出了院子。

看看天，早过了饭点儿。我对保管说：走，到我家吃饭去。

爸妈正在午休，妈妈一面起身热情的招呼保管喝茶，一面把我叫到厨房：“做炸酱面你们吃吧？”“嗯嗯。”我正抱着凉水杯猛灌。

大半碗肉末炸酱、半脸盆的面条被吃了下去，又喝完了煮面的汤。“恁家这面条太香啦！”保管抹着满脸的汗有点儿不好意思的说。

回去的路上，保管把架子车上的豆饼挪开个空儿说：“你坐上，我拉着走。”

我说：“咱俩换着拉。”

“不用不用，我吃得太饱，跑着得劲。”保管脱了小褂儿拉起车。

平原上的夏收季节，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随风起伏，特别是在晚霞的映衬下，天空大地构成一幅醉人的画面。

麦收，这是农民的劳日，更是农民的节日。你听：

“朝阳沟，朝阳沟，朝阳沟今年又是大丰收，大丰收——”

开—镰—啦—

望风

一收工，大伙儿洗了把脸就都凑到了灶棚里。这时候，再没有什么比蒸馍煮粥的气味更勾人了。小蜜正在烧火，刚下工的小芬嘴里嚷着“饿死啦”一面掀开锅盖，拿着勺子在锅里搅了一把，立刻不满的说：“太稀了，在里边扎个猛子也捞不着一点儿干货！”小蜜一把抢过锅盖重新盖上，使劲拉了把风箱，火苗窜出灶口老高。

去，还是不去？这个问题像锅里的粥一样，在我心里上下翻滚。进入十月份了，玉米灌浆后开始成熟。昨天，有人提议今晚去掰玉米回来烤着吃，此言一出一呼百应。我有点迟疑说：“偷玉米让队里发现了怎么办？”“谁不去谁不吃。”立刻有人干脆的回答。想想也公平，我无话可说。一向和我要好的小玲对我说：“你害怕你就负责望风吧，不用进玉米地。”“——行吧。”我不想被排除在团伙之外，更何况我也实在想吃。

月上梢头，行动开始。大家散开潜入玉米地，我被安排在官道上望风，约定如果有人来查看就吹哨，我说我不会吹口哨，“那就学狗叫。”啧，一时间我觉得自己相当猥琐，为了吃那点儿玉米！

天气不冷不热，月光柔和，官道两旁都是高高的青纱帐，微风拂过，一片沙沙声，那是玉米和高粱在彼此攀谈。我在路边的杨树下站着，东张西望了一阵，鬼都没有一个。靠着树我坐了下来，裤兜里的东西触到腿上。不用掏出来，我就知道那是王强来的信，已经看过七八遍，字字句句都会背了。

因为省报上曾经刊登过我的一封信，陆续收到了十几封读者来信，王强便是其中之一。他与我同一届高中毕业，是在黄泛区插队的知青。经过一年多的相互通信，我们的话题渐渐地超出了作者读者的范围，有了更多的思想交流，他甚至大胆的和我议论时政。有趣的是，我知道他是男的，他不知道我是女的。

这封信上，他告诉我他的理想是当兵，正在为之努力。他随信寄来自己的一帧半身照片，并说：“兄弟，我是这模样的，你什么样子？能寄张照片来吗？”

照片上的青年，阔眉大眼厚唇，留着一头板儿寸，身穿军大衣没系扣子，隐约露出里面的运动衫。也许，是我中性的名字和毫不“娟秀”的字体，使他误认为我是个男生。如果他看到一个女生的照片会是什么反应？想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了。

有人！我突然听到前方有动静。探头望去，远远的两个骑车的人过来了，在三十米开外，他们下了车，一个社队干部模样的人向玉米地走去。切！还顾得上什么吹哨、学狗叫！我早吓得语无伦次：“有人，快出来！来人啦！”干部模样的人被突如其来的叫喊声吓得猛然停住，他退了两步，随后两个人蹁腿儿上了自行车从我眼前冲了过去。

玉米地里陆续钻出我的同伴，惊魂未定地问我：“人呢？谁来啦？”我再看她们，玉米棒子在腰间插了一圈，个个像怀胎六月的孕妇，不由笑得说不出话来。

在大家严厉的谴责下，我也回过神儿来了，那分明是两个过路人，或许只是想在路边撒泡野尿。

为了好好享用玉米，晚餐大家都只是喝了稀饭。扒开灶灰，玉米连皮码在灶膛里，火点起来了。第一批玉米几乎都还半生不熟就被分着吃了，第二批才算真正烤熟、烤出香味儿，嗨，那是真叫一个香啊！

“当当、当当当”。队长在敲钟召集社员开会！怎么回事？我们面面相觑。

知青户的房子和生产队牲口屋呈L形布置。牲口屋前面有一块空地，牲口们下工回来一身汗，天天在这里上演”驴打滚儿”。这儿也是队里开社员会的集合地。平日里集合都是在早上，队长分派活儿，顺带交代其他事情。晚上很少开会，要开也多是政治学习，大都安排在晚饭后，无非是读个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社论”什么的。男人们抽烟打盹儿；女人们纳鞋底子传闲话儿；孩子们追打嬉闹。连知青在内，谁也不明白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苗队长有他的一定之规，任你批判什么，总结时他都能给你归到“广积粮”上去，一句话，没饭吃啥都“去个毬”。

今晚都九点多了——这是要干嘛？

人，陆陆续续向这边走来了。“糟糕！快把玉米埋起来。”小蜜低声喝道。大家反应过来，七手八脚的收拾地下，把刚烤熟的玉米用柴草遮盖起来。但是马上，就知道这是徒劳的：那扑鼻的香气早就窜出去告密啦！既然是伸头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索性先快活了嘴吧！大家又连撕带扯的扒出玉米啃起来。

康队长呵呵笑着走进来，艳秋讨好地递给他一穗玉米，他拿起来闻了闻又放下说：“都去先开会吧。”在所有人心照不宣的微笑里，我们十来个女孩儿臊眉搭眼的四下坐定。

苗队长简单的开场白后，现场顿时一片肃静。他把文件递给我：“你来念”。那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宣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

也许是肚子里那些熟的和半生不熟的玉米作祟，那一夜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思绪在脑袋里飘来闪去：

“国家要改变了，我的明天会怎样？”

“王强的信怎么回呢？给不给他寄照片？”

“偷玉米的事儿队里会处理吗？”

不行，明天得去弄点耗子药了，这屋里的老鼠越来越多……

苗国平其人

那时候还没有“帅哥”这个词儿，否则在村里，苗国平可当之。

苗国平三十过半的年纪，赤红脸，相貌略有几分与古书中描写的关羽相似，也生得“身长九尺，丹凤眼、卧蚕眉”。但令观相人不解的是，如此这般的五官，在他脸上却英气全无。问题大概出在他的个性上，按村里人的话，他是个精于算计的“肉乎”人儿。

生产队大人孩子全算上满共129口人，18至60岁的男女劳动力有70人，在这中间，真正算得上庄稼把式的精壮男劳力不过十来个人，苗国平身板结实，无论使唤牲口犁地播种、扬场打麦，所有的农活儿他都拿得起放得下，在队里，他是出勤一天拿13个工分的极少数人之一。

是不是好工匠，先看他干活使用的工具。苗国平的工具修整保养之精细，件件都可以做藏品。比如镰刀，他的镰刀宽度不及常规的一半，只有一指来宽，刃口淬的好钢，轻薄锋利。老榆木的镰刀把，被常年的汗水渍得棕红油润，弯曲的木把是经老木匠精选雕修出来的，极是合手。看苗国平割麦子那真是一种享受，只见他长胳膊长腿的拉开架势，伸手揽住一垄麦子，镰刀不紧不慢的向怀里轻轻一带——麦子齐刷刷顺一侧倒下，麦茬儿低低支愣楞立着，不见一点儿泥土松动。刷——，刷——，听上去节奏并不是很快，但见那麦子已经长长躺倒一溜。不过，这种干法儿只限于“包工”的时候，若是“大拨轰”着干，他磨洋工的技法也多着呢。

翻地的时候，他用的那把铁锨，锨头圆薄，泛着月牙形的寒光，一铲子起出来，泥土像豆腐干似的齐整，绝无拖泥带水。收工的时候，别人扛着、拖着工具急着回家，只有他，蹲在地头，手里拿着一截小树棍儿，剔牙似的仔仔细细把铁锨上沾的泥一点儿一点儿的咔嗤干净才走。因为经常最后离开，顺手捎带点儿什么也是有的。

他从不把自己的工具借人，他有自己的说法：“我伺候好它，是为了让它替我省力。”

在村里，苗国平家的光景比别人要过得好。这不光由于他挣着最高一级的工分，主要还是他精于算计。

除了农忙季节，他很少出满勤。农闲了，公社兴修水利、修路筑桥派下出民工的活儿，一般是一天补助一斤粮食。他总是叫老婆去顶个名儿。他干嘛呢？他有亲戚在公社砖窑厂，在那当天工，一天能挣一块三毛五，当时，市场上麦子一毛五分一斤。他算得清楚着呢。当然啦，砖窑那活儿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扛得下来的。为了外出干私活儿这事儿，队里没少批评他，他也不顶撞，说狠了，歇两天，风头见缓了，再去。

大部分秋庄稼收完了。这两天，一部分社员在赶着收拾红薯窖，另外的男劳力，带着妇女们开始刨红薯。这活儿是这么干的：男人在前面用钢叉把地掘起翻开，女人们跟在后边，把露出的红薯掰干净土，捡到篮子里运送到地头。除去少量的窖藏，大部分红薯直接用刨刀削成片洒在地里晒成红薯干。吃的时候，鲜红薯熬粥，红薯干磨成面蒸馍。红薯产量高，占了全年口粮的近一半。每到冬天，你不管到哪家，饭桌上都是漆黑锃亮的红薯面窝头。当地有句话叫：“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

头天，已经有人向苗队长反映说：苗国平每天收工，都会把堆在地头儿的红薯偷着带几块回家。苗队长黑着脸骂道：“龟孙！”公社驻队的刘干部知道了这事儿，立即提出了一个别致的策划。

放工后，刘干部带着两个民兵又有意无意的杀了个回马枪，苗国平正从红薯堆儿里抱了三个足有人头大的红薯块往他的架子车上装呢，人赃俱获。

按照刘干部的指示：苗国平要连续两个半天拉上架子车，装上他从地里陆续偷的一大筐红薯，由两个知青押着，去各个生产队游村示众接受批判。

进入冬季，照常是挖渠清淤、平整土地一类的活儿。旷野里，工地都插着红旗，大喇叭放送着激昂的进行曲，很容易找到。每到一处，苗国平就把架子车停下，不慌不忙的拿出刘干部给他写好的硬纸牌子挂在树杈上，牌子上写着：

“偷红薯损公肥私，坑集体千夫所指”。

他敲起带来的破搪瓷脸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我是四队的苗国平，我资产阶级思想作怪，偷了队里的红薯……。”社员纷纷聚拢来看热闹。各村的人大多互相熟识，一通的起哄调笑。

有人说：“耶，你真中，那么大块的红薯，一次能抱仨！”

“哎哎，我错了，别学我，别学我。”他略带腼腆的搓着手笑。

苗国平对这种处罚方式并没有表现出抗拒和屈辱，尴尬被他嬉皮笑脸的化解了，甚至在游村的路上还没忘记给家里捡柴火。

第二天晚上，苗国平磨磨唧唧的来到苗队长家。他倚着门框，一脚门里一脚门外跨在门槛上：“二大（二叔），呃——你看哈，你看我这两天的工咋记哩？”队长一家正在吃饭，只听“啪”的一声，苗队长把筷子拍在桌上：“你知道不知道啥叫丢人，唵？还想记工分哩！再给你评个先进你要不要？”

刘干部代表队里公布了对苗国平的处罚：偷拿的红薯全部没收，从口粮里再扣罚等量的红薯。

听罢，他蔫吧了。

很多年以后我想，苗国平这类人，可能真的不适合集体化，若是他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他会精耕细作奔小康。不过——然后呢？他会不会成为新的地主？这或许是毛主席当年推进“合作化”的初衷。可“一大二公”社员连饭都吃不饱。

哎呀，这个问题真复杂啊!

2015年4月23日 

于北京(楼)上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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